前些天在和一个朋友聊博物馆时，得知河北博物院非常低调的开了一个新展《燕赵瑰宝熠中华——冀藏“国宝”文物展》，这个展总共只有18件文物，却集结了河北省7件禁止出境文物中的6件，只有西汉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没有展出。而且河北博物院的10件镇馆之宝中有8件在这里展出，此外，还有定州博物馆的3件镇馆之宝。这个展览什么时候结束，官方也没有告知。我还是在二十多年前去过河北博物院，2013年南区建成后，早就想去看看，这次正好是个机会。6月29日周日，我一天没有课。正好南京博物院的游记马上结束，所以订好车票，预约好门票，便准备出发了。
自从京广高铁开通后，去石家庄只需要四十多分钟，方便了许多。
以前我在石家庄上大学时，一般从讲武城或磁县上火车，基本是每站必停，到石家庄一般都要四五个小时。有一次车晚点了，到达石家庄已经是晚上十点。没有公交车，只好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学校。到学校门口时，碰到一个男生，问我石家庄铁道学院在哪里。原来他不认路，跟着很多人一起走，本来应该往北，结果走错了方向。我留他在我们宿舍住了一晚，让他第二天一早再坐公交车回自己的学校。
29号早晨七点起床，在家煮了一袋方便面，吃罢，让媳妇骑电车送我去车站。7:57发车，8:47到石家庄，之后坐地铁去河北博物院。到博物院时，发现竟然还有人在排队，好在还不到十分钟，便进去了，此时还不到九点半。
河北博物院的前身是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4月，馆址设在保定古莲花池院内。1982年，河北省博物馆迁至省会石家庄市；1986年，河北省展览馆、河北省博物馆合并改建为河北省博物馆，1987年正式开馆。
2012年，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民俗博物馆、河北省文物出境鉴定中心、河北省文物交流中心四个机构合并组建河北博物院， 2013年新馆建成。2014年6月9日，河北博物院揭牌并正式对外开放。
6月29日早晨7:44准备在邯郸东站乘坐高铁前往石家庄。
上午8:45到达石家庄站，准备去坐地铁前往河北博物院。
石家庄的地铁人流量和北上广要少多了，这个时间段每个乘客都有座位。
在北国商城换乘地铁，在这里等待乘坐地铁的人也很少。
9:16到达河北博物院，北广场上的有孔雀花坛，不少当地人带着孩子在广场上喂鸽子。
进了博物院，问清服务员，便直奔特展所在的南区二楼。十点半有场免费讲解，正好有一个小时时间，可以先认真看看这些国宝，然后再听一遍讲解。
有人说河北博物院基本是由1968年发现的满城汉墓和1974年发现的古中山国王陵出土文物组成，十大镇馆之宝中有6件是出自这两处陵墓。而这次展出的18件国宝中也有12件出自这两处陵墓。
在这个展览中的18件燕赵瑰宝，按年代排序分别是：
《燕赵瑰宝熠中华——冀藏“国宝”文物展》的18件文物
《燕赵瑰宝熠中华——冀藏“国宝”文物展》位于河北博物院南区二楼
1.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
1974年10月，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在水利建设取土时发现带有花纹的陶瓦片，随后省考古队进行发掘后，确认了该墓葬竟是2500年前的中山国君墓。可惜一号墓早在战国时期已遭盗掘，墓室曾被大火焚烧，面目全非。失望之际，因为一民工在二层台作业时一脚踩空，发现了一个不与椁室相通的腰坑，里面竟然放置着几百件未被盗掘过的精美随葬品。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以及中山王圆壶上面都有长篇小作文，记录了中山国的重要史实，确认了中山国都和王室世系，相当于一本中山国史记。这三件文物因此成为重磅文物，被合称为“中山王三器”。
中山王铁足铜鼎是中山国第五代君王“厝”的青铜鼎，通高51.5厘米，重60公斤，为九件升鼎中的首鼎，采用铜铁合铸工艺制作，鼎身铜制鼎足为铁制。因为铁足生锈，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大鼎，所以博物馆在大鼎下面做了一个架子来支撑。
铜鼎外壁刻有77行共469字铭文，是目前已知铭文最长的战国青铜器 。铭文主要内容包含三部分：
一、记述中山王“厝”继承王位的过程，追忆相邦司马赒(zhōu)辅佐朝政的功劳；
二、记载公元前314年中山国与齐国联合伐燕，并取得辉煌战果的历史事件，与《史记》的记载惊人吻合；
三、提出"毋大而泰，毋富而骄，毋众而嚣"的治国训诫，警示后世吸取吴国灭亡教训。
铭文兼具历史文献与书法艺术双重价值，其行文流畅洗练，刀法娴熟精准，笔划刚劲挺秀，字体修长优美，展现了战国文字向小篆过渡的特征。
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高51.5厘米，重60公斤，为九件升鼎中的首鼎，采用铜铁合铸工艺制作，鼎身铜制鼎足为铁制。
因为铁足生锈，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大鼎，所以博物馆在大鼎下面做了一个架子来支撑。
铜鼎外壁铭文行文流畅洗练，刀法娴熟精准，笔划刚劲挺秀，字体修长优美，展现了战国文字向小篆过渡的特征。
铜鼎外壁铭文有77行共469字，是目前已知铭文最长的战国青铜器 。
2.战国中山王铜方壶
中山王铜方壶高63厘米、重28公斤，当年由中山王“厝”命相邦司马赒采用从燕国缴获的青铜主持铸造而成，用于祭祀祖先与上帝，并纪念伐燕战争胜利。
壶体呈方形，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有一条龙。在壶的腹壁刻有448字篆书铭文，详细记载了联合齐国伐燕、扩土等史实，填补了战国史料空白。铭文风格和中山王铁足铜鼎相同，笔划一丝不苟，线条下垂，纤细劲秀，布局均匀。字型修长优美，重心偏上，体势秀逸，极富装饰趣味。从刀法上看，其镌刻技巧精熟，线条刻划生动，运刀如笔，得心应手，倾倒了无数爱好者，引得众多书法家和篆刻家纷纷效仿。
中山王铜方壶高63厘米、重28公斤，当年由中山王“厝”命相邦司马赒采用从燕国缴获的青铜主持铸造而成。
壶体呈方形，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有一条龙。
在壶肩四棱上的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似乎面带微笑，为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
方壶上的铭文风格和中山王铁足铜鼎相同，字型修长优美，重心偏上，体势秀逸，极富装饰趣味，倾倒了无数书法爱好者。
方壶的腹壁刻有448字篆书铭文，详细记载了联合齐国伐燕、扩土等史实，填补了战国史料空白。
3.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
同样是中山王陵出土文物，木质案已朽，仅存案座。其边长47.5厘米，高36.2厘米。底部是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托住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角。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整个案座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复杂精巧，无以复加，2011年被评选为河北省博物馆新馆入展文物“十大珍宝”之一。
这件铜方案的造型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有明显不同，体现了戎狄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一般青铜器动物造型多以浮雕或线条为主，这件却以立体的四龙四凤互相盘结，翼尾相接，构成一个内收而外敞的支架，由圆转方，过渡自然，上覆几案，稳定而舒展，突破了以往惯例，极具创造力。
如此超精美的设计，使它被称为桌子界的天花板。此外，它也是考古发现最早的斗拱应用实例。
这张小桌子和现代的桌子高度相差甚远，主要是因为在先秦时期古人还没有凳子、椅子，大家平时都是席地而坐。这种矮小的桌子名为“案”，也叫作“几”,是为了在席地而坐时方便倚靠或是放置物品用的。到了唐代，桌子的高度才和现代差不多，同时也出现了椅子，逐步取代了低矮的坐具。
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也是中山王陵出土文物，木质案已朽，仅存案座。其边长47.5厘米，高36.2厘米。
铜方案座以立体的四龙四凤互相盘结，翼尾相接，构成一个内收而外敞的支架，由圆转方，过渡自然，极具创造力。
铜方案座底部是四只跪卧的梅花鹿，两雄两雌，鹿身装饰斑纹，神态温驯，刻画得惟妙惟肖。
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托住斗拱，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
龙头上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斗拱应用实例。
4.战国中山王十五连盏铜灯
战国中山国王陵出土文物，高82.9厘米，是战国时期出土的最高灯具。其整体造型犹如一棵大树，主干矗立在镂空夔龙纹底座上，由三只独首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四周伸出七节树枝，枝上托起15盏灯盘，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每节树枝均可拆卸，且拼接均为榫卯结构，15盏灯盘的榫口形状各不相同，具有现代工艺品的简易性，令人赞叹。架枝上塑有游动的夔龙、鸣叫的小鸟和顽皮嬉戏的群猴。树下站立赤膊短裳的鲜虞族家奴二人，正向树上抛食戏猴。整个灯具构思奇特、造型优美，人、猴、鸟、龙、虎共处一体，体现了古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灯底座上还刻有铭文两处，共24字，描述了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
考古人员曾将桐油和灯芯准备好，一一点亮，发现因为灯盏较多，铜灯底下竟然没有影子，和手术室的无影灯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想要调解亮度，只需要增减灯盏的数量即可，这种理念，和现代并联开关控制的原理是一样的。
战国中山王十五连盏铜灯高82.9厘米，是战国时期出土的最高灯具，其整体造型犹如一棵大树。
主干矗立在镂空夔龙纹底座上，由三只独首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底座上站立赤膊短裳的鲜虞族家奴二人，正向树上抛食戏猴。
赤膊短裳的鲜虞族家奴体形虽小，表情却很生动。底盘上刻有文字。
树枝上有好几只猴子，姿态各不相同，灯的设计者也真是煞费苦心了。
架枝上塑有游动的夔龙、鸣叫的小鸟和顽皮嬉戏的群猴。每节树枝均可拆卸，15盏灯盘的拼接榫口形状各不相同，可以保证一一对应。
换个角度可以看到站在枝头鸣叫的小鸟
树干上还刻有精美的花纹
5.战国银首人俑铜灯
中山王陵出土文物。高度为66.4厘米，整体造型为一人持蛇擎灯的结构，由三个灯盘组成可燃九支灯烛的复合式灯具。人俑身着右衽宽袖锦袍，发髻整齐束于冠内，乍一看似乎是女性。仔细观察其以银质材料铸造的面部，唇上有两撇明显的胡须，显示此人为男性。因双眼镶嵌墨宝石，所以眼睛格外有神。
作为中山国多元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这盏灯具中人物服饰形制融合华夏衣冠特征与少数民族元素，反映了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战国银首人俑铜灯同样是中山王陵出土文物。高度为66.4厘米，整体造型为一人持蛇擎灯的结构。
人俑身着右衽宽袖锦袍，发髻整齐束于冠内，唇上有两撇明显的胡须，显示此人为男性。因双眼镶嵌墨宝石，所以眼睛格外有神。
人俑左手执蛇尾，蛇口衔一灯盘；下部为另一灯盘内的蟠龙承托。
从侧面看战国银首人俑铜灯
6.战国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
中山王陵出土文物。高21.9厘米，长51厘米，重26.6公斤。猛虎身躯浑圆，色彩斑斓，弓身右曲，整体成 S 形曲线。老虎的三只脚着地，右前爪因抓鹿而悬空，正将捕捉的小鹿送入张开的巨口之中，虎身的平衡借用鹿腿来支撑。老虎的凶猛与小鹿的弱小形成鲜明对比，象征中山国人“逐鹿中原”的政治抱负，具有典型的战国时代风格。整个器形构思巧妙而自然。虎、鹿皮毛斑纹均用金银镶错而成，生动逼真。动物腹下刻有铭文，说明制作时间及官匠姓名。
在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一个长方形接口，可用来安装屏风。一起出土的还有错金银铜牛屏座和错金银铜犀牛屏座，这三件器物搭配着用，能够组合插成夹角大概 84°的曲尺形屏风。屏风扇原本是漆木质的，出土的时候已经烂掉了，不过还是能辨别出原物的形状、颜色和大小。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高21.9厘米，长51厘米，重26.6公斤。
猛虎身躯浑圆，色彩斑斓，弓身右曲，整体成 S 形曲线，正将捕捉的小鹿送入张开的巨口之中。
老虎的三只脚着地，右前爪因抓鹿而悬空，虎身的平衡借用鹿腿来支撑。
从正前方可以看到小鹿的头部，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一个长方形銎（qióng），也就是安装屏风的孔。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位于屏风的拐角处，另外两个屏风座分别是错金银铜牛屏座和错金银铜犀牛屏座，这三件器物搭配着一起用。
另外两个屏风座分别是错金银铜牛屏座和错金银铜犀牛屏座，在古中山国第二展厅展出。
7.战国错金银铜版兆域图
中山王陵出土文物。1974年发掘中山国君墓时，发现一号墓早在战国时期已遭盗掘，只剩下零星文物，其中就包括这件错金银铜版兆域图。只不过当时这张图已经断裂成78块破碎的铜片。后经文物修复专家修复后，发现这张铜版是中山王陵园的平面设计图，上面还有文字，记述了中山王颁布修建陵园的诏令，图文用金银镶嵌。
铜版兆域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陵园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以及四座宫室、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距离。兆域图中使用了两种度量单位——尺和步，采用1：500的比例尺缩制而成，比最早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地图还要早600年，是世界上最早有比例尺的地图。
兆域图为我国建筑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建筑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这件错金银铜版兆域图在公元前313年随“厝”王下葬，那时，各国的兼并战争已越演越烈。18年后的公元前295年，赵国铁骑踏平了中山国都，陵园还未完工，就被一把大火焚毁了，中山王的梦想也被尘封埋葬。
错金银铜版兆域图长96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
铜版兆域上面还有文字，记述了中山王颁布修建陵园的诏令，图文用金银镶嵌。
墙上展出的错金银铜版兆域图的文字及释文
兆域图总体建筑想象图，可惜陵园还未完工，就被一把大火焚毁了，中山国被赵国所灭。
8.战国透雕龙凤纹铜辅首
这件文物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青铜器，1966年在易县燕下都遗址老姆台出土。
铺首是中国古代器物上的附件，汉代以前，铺首被称为“金铺”或“铜铺”。唐代出现“铺首”和“衔环”两个概念，到明代，人们才开始使用“铺首衔环”这一称呼。所谓的“环”，是具有实际使用功用的部件，供敲门使用，同时又有装饰意义。
这件战国透雕龙凤纹铜铺首原本位于宫殿大门上，长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铺首整体是兽首衔环造型，兽首主体为饕餮，宽眉巨目，圆眼吊睛，面露凶色，锋利的牙齿从口角两边露出并上卷，口鼻两边有须。饕餮额部饰有一立凤，两爪各抓一蛇。两蛇又缠绕在凤的左右两翅，双首昂扬相对，似乎因遭到侵犯而准备做最后的反击。铺首两侧各有一条向上攀爬的龙，颈部从上端两侧向前弯曲，头部向前伸，张口露齿，虎视眈眈地看着下方。尾部盘绕于饕餮双目的左右下角。
铜铺首采用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铸造工艺，通身雕有细密的羽纹和卷云纹。为考古文物中少见器物。由此文物也可以推断出燕下都宫殿规模还是非常宏大的。
透雕龙凤纹铜辅首长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采用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铸造工艺，通身雕有细密的羽纹和卷云纹。
铺首整体是兽首衔环造型，兽首主体为饕餮，饕餮额部饰有一立凤，两爪各抓一蛇，两蛇又缠绕在凤的左右两翅，双首昂扬相对。
透雕龙凤纹铜辅首原本位于宫殿大门上，可以想象当年燕下都宫殿规模还是非常宏大的。
9.西汉刘胜金缕玉衣
1968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兄，西汉中山靖王，也就是三国刘备常挂在嘴边的那个中山靖王。他一生只喜好酒色，不会权谋，53岁时去世。金缕玉衣是他死后穿用的殓服，传说能使人尸身不朽。可惜当年发现时，因为墓中有大量的陪葬酒，还有大量动物的残骸，加速了刘胜尸骨的腐烂速度，只剩下一些枣泥灰。
刘胜金缕玉衣是中国首次发现、最完整的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衣的外观和男子体型一样，分为头部、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犹如制衣工人裁剪缝制的一件衣服。其中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构成，袖筒、裤筒、手套和鞋都是左右分开的。所用玉片大部分呈长方形和方形，也有梯形、三角形、四边形和多边形。最大的玉片长4.5厘米，宽3.5厘米，用在脚底。最小的玉片只有成人拇指盖大小，用来表现手指。玉衣是用金丝将玉片编缀而成，金丝采用“抽拔”工艺制作而成，横断面直径仅为0.08——0.14毫米。
与金缕玉衣相伴的还有鎏金镶玉铜枕、玉九窍塞、玉握和18件殓尸用玉璧，组成一套规格最高的汉代丧葬用玉。玉九窍塞分别塞于人体的眼、耳、鼻、口、肛、阴九窍，旨在使人不泄出精气，所谓“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不过最终还是没能如愿。
据考古学家推算，西汉时期制作这件玉衣，需一名熟练玉工费十余年的工夫，制作费用相当于汉代100户中等人家家产的总和。玉衣陪葬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到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共流行了四百年。
刘胜金缕玉衣是中国首次发现、最完整的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
刘胜金缕玉衣头部没有耳部轮廓，头下有鎏金镶玉铜枕，眼、耳、鼻、口、都有玉塞。
鎏金镶玉铜枕为长方体，中空，两端饰高昂的龙首。龙身齐平，下有龙爪形四矮足。除龙首鎏金外，通体镶嵌玉片。
手部制作难度最大，最小的玉片只有成人拇指盖大小，用来表现手指，手里拿着玉握，源于新石器时代握兽牙的习俗。
两只手里都有玉握，最大的玉片长4.5厘米，宽3.5厘米，用在脚底。
金缕玉衣专门根据刘胜的体形预留了将军肚。
金缕玉衣在当年发现时，因为刘胜尸骨只剩下一些枣泥灰，所以只是有个人形，丝线已经断裂。经修复后，才有今天的样子。
玉衣的两条腿修复前后的对比图
刘胜和窦绾墓中一起出土的还有玉九窍塞、玉握和大量玉璧。
10.窦绾[wǎn]金缕玉衣
窦绾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她的玉衣全长1.72米，由2160片玉片用约700克金丝编缀而成，采用分体式结构设计，脸部雕刻精细且配有耳部轮廓，制作工艺体现了汉代玉器加工技术的巅峰水平。
可能是为了节省费用，这件玉衣的上衣玉片是采用丝织物粘贴技术固定，并没有用金丝编缀。
和刘胜墓一样，同时出土的也有鎏金镶玉铜枕、玉九窍塞、玉握等葬具，完整反映了西汉诸侯王后级别的丧葬规制。
窦绾金缕玉衣的上衣玉片是采用丝织物粘贴技术固定，并没有用金丝编缀。
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镶玉铜枕为U字形设计，两端为高昂的兽首造型，枕身镶嵌玉片并饰以浅浮雕云纹，透雕怪兽纹样。
窦绾金缕玉衣的脸部雕刻精细且配有耳部轮廓，制作工艺体现了汉代玉器加工技术的巅峰水平。
窦绾脸部的玉九窍塞中的眼、耳、鼻、口塞。
窦绾的玉握、肛塞和阴塞。
11.西汉长信宫灯
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窦绾墓中，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此宫灯因曾放置于刘胜的祖母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造型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其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体中是空的，她左手托住灯座，右手提着灯罩，宽大的袖管自然垂落，巧妙地形成了灯的顶部。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作为排烟管道，可以将油烟吸入体中，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宫女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便于清洗油烟。灯罩由两块弧形的瓦状铜板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之中，可以左右开合，以便任意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亮度和强弱。
铜灯灯体的一些部位，有九处刻有铭文，共计65个字。其中有6处“阳信家”字样的铭文，说明宫灯原本是属于阳信夷侯的刘揭家。后来刘揭之子刘中意因参与“七国之乱”而遭到废黜，封国与家财收为国有，宫灯被送入皇太后窦漪的宫殿“长信宫”浴府使用，故又增加了“长信宫”字样的铭文以示宫灯易主。
也有史学家认为这件宫灯也可能原本属于汉武帝的姐姐，卫青的妻子平阳公主，她在历史上也被称为阳信长公主。1981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陪葬坑中也出土了不少带有“阳信家”刻款的青铜器。
长信宫灯灯体通高长信宫灯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造型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宫女左手托住灯座，右手提着灯罩，宽大的袖管自然垂落，巧妙地形成了灯的顶部。右臂与灯烟道相通，可以将油烟吸入体中。
铜灯灯体的一些部位，有九处刻有铭文，共计65个字。其中有6处“阳信家”字样的铭文，说明宫灯可能原本是属于阳信夷侯的刘揭家。
宫女衣角还有“今内者卧”几个字
12.西汉错金银博山炉
1968年出土于满城汉墓刘胜墓，为汉代贵族熏香用具。炉体高26厘米。其器型呈豆状，炉盖形似海上仙山——“博山”，山峦峻峭起伏，山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高层峰峦或骑在兽身上，猎人巡猎于山石间，刻画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狩猎场面。底座以透雕三龙出水造型托举炉盘，底盘和座是分铸后用铁钉铆合，通体饰错金银云气纹。熏香点燃后，烟气可以通过炉盖的山间镂孔逸出，兼具实用功能与装饰性。
这件博山炉的纹饰融合神话意象与狩猎场景，反映了汉代社会信仰与生活方式。作为满城汉墓代表性文物，展示了秦汉时期金属加工技艺的发展水平。
错金银博山炉高26厘米，器型呈豆状，炉盖形似海上仙山“博山”，纹饰融合神话意象与狩猎场景，反映了汉代社会信仰与生活方式。
仔细看博山炉山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高层峰峦或骑在兽身上，猎人巡猎于山石间，刻画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狩猎场面。
13.西汉透雕双龙白玉壁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该璧采用新疆和田白玉雕琢，主体由双龙纹高纽与谷纹璧构成，玉壁两面器表均有排列规律的谷粒状纹饰，寓意五谷丰登、天下富饶。双龙纹纽部分高5.2厘米，采用镂空雕刻，龙首相对呈"S形对称分布，龙首向外昂起，躯干饰鳞纹与扭丝纹，龙眼、鳞片等细节刻画清晰。龙尾部的卷云纹对称地腾起，最终汇聚成一个桃形顶，顶部还设有一个小穿孔，方便穿系悬挂。
谷纹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传统装饰纹样，形似谷粒或蝌蚪，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玉器。该纹样通过剔地浅浮雕工艺形成凸起的弧形圆点，战国时期演变为逗号状，又称蝌蚪纹，象征农耕文明的丰收祈愿，汉代后逐渐简化出乳钉纹，应用数量锐减。
透雕双龙白玉壁采用新疆和田白玉雕琢，主体由双龙纹高纽与谷纹璧构成，玉壁两面器表均有排列规律的谷粒状纹饰。
谷纹形似谷物发芽的卷曲状，尾部带小勾，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玉器。战国时期演变为逗号状，又称蝌蚪纹，象征农耕文明的丰收祈愿。
双龙纹纽部分高5.2厘米，采用镂空雕刻，龙首相对呈"S形对称分布，龙首向外昂起，躯干饰鳞纹与扭丝纹，龙眼、鳞片等细节刻画清晰。
14.东汉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壁
1969年出土于河北定州的汉代中山穆王刘畅墓。是定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高30.5厘米，直径24.4厘米，厚1.1厘米，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最完整的出廓玉璧。
该玉璧采用新疆和田青玉雕琢而成，主体为圆形璧状，璧面浮雕整齐乳钉纹，边缘以素面宽带装饰。玉璧上部透雕形态各异的龙螭衔环钮，左边为龙，右边为螭。作为汉代玉礼器的典范，龙、螭形象象征着沟通天地的神性力量，玉璧整体设计体现汉代"以玉载礼"的思想，通过将神权意象与王权符号结合，强化统治者"敬天保民"的政治合法性。
在写游记上网查询时，发现百度百科和定州博物馆对文物纹饰的描述都是谷纹，而在河北博物院看到的是乳钉纹。又通过deepseek查询，了解到谷纹是战国至汉代玉璧的典型纹饰，形似谷物发芽的卷曲状，尾部带小勾；而乳钉纹仅为光滑凸点。将自己拍摄的照片放大后，发现纹饰并没有谷纹的尾部小钩。又咨询了一位文物发烧友，确认就是乳钉纹。
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壁高30.5厘米，直径24.4厘米，厚1.1厘米，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最完整的出廓玉璧。
玉璧上部透雕形态各异的龙螭衔环钮，左边为龙，右边为螭，龙、螭形象象征着沟通天地的神性力量。纹饰没有尾部小钩。是乳钉纹。
左边是定州博物馆的截图，介绍是谷纹；右边百度百科中也说是谷纹，下面对定州文物的介绍，名称是乳钉纹。实际应该是乳钉纹。
15.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屏座
1969年出土于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是定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高16.9厘米、长15.6厘米，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玉质屏风实物，也是汉代玉器发展中首次实现多维元素整合雕刻的孤例。
玉座屏整体呈现长方形框架结构，由四块新疆和田青玉组件插接而成。两块支架玉片各上下雕刻两条团龙与虎；中间两屏透雕人物、鸟兽纹饰。上屏正中为“西王母”，旁边有羽人、朱雀、狐狸、三足乌等；下屏正中为“东王公”，旁有羽人及熊、玄武等。整个画面将不同时空的神话场景整合在一起，表现出汉代特有的浪漫主义遗风。
这件玉屏座突破汉代玉器常见的单体雕刻模式，器物表面经过抛光处理，边缘处可见用于固定木构件的卯孔痕迹，推测原应配有木质底座。
玉座屏是汉代中晚期盛行的陈设器，之前常见于文献记载，但并没有见过实物，这件国宝出土之后，我们才知道史书上所说的玉座屏什么样。
透雕神仙故事玉屏座高16.9厘米、长15.6厘米，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玉质屏风实物。
玉屏座是汉代玉器发展中首次实现多维元素整合雕刻的孤例，上屏正中为“西王母”，旁边有羽人、朱雀、狐狸、三足乌等，你能找到吗？
玉座屏整体呈现长方形框架结构，由四块新疆和田青玉组件插接而成。两块支架玉片各上下雕刻两条团龙与虎。
透雕神仙故事玉屏座的图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上面有什么。
16.唐代何弘敬墓志拓片
何弘敬墓志铭为我国现今出土墓志铭中最大唐代墓志铭，被誉为“天下第一墓志”，收藏于邯郸大名石刻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因为太大并没有送来原件，只有拓本。
墓志有盖，均为青石质。墓志盖呈顶式，顶面边长0.96-1.00米，底边长1.88-1.96米，厚0.88米。顶面正中篆刻25字“唐故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赠大师庐江何公墓志铭”。四周有浮雕，雕工精美、神态生动。
墓志为正方形，边长1.95米，厚0.53米。表石四侧边的中部雕刻花卉，供养人，上下雕刻波浪，花瓣，墓志镌楷书60行，满行58字，共3800字。单字2.5厘米见方，书法精妙，被誉为“晚唐楷书天花板”。
何弘敬墓志志文虽然以墓主歌功颂德为主，但叙其历史较详，涉及面较广，对于研究晚唐藩镇割据，唐王朝与藩镇边镜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晚期藩镇割的节度使，为不受朝廷管辖的“土皇帝”的历史事实。何弘敬家族掌控河北四十年，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才出现远超皇室规格的墓志。
墓志为正方形，边长1.95米，厚0.53米。镌有楷书60行，满行58字，共3800字，内容以墓主歌功颂德为主。
24年9月8号在邯郸博物馆拍的何弘敬墓志复制品,，是研究晚唐藩镇割据，唐王朝与藩镇边镜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单字2.5厘米见方，书法精妙，被誉为“晚唐楷书天花板”。
17.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
1969年在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属北宋早期定窑瓷器代表作，制作于公元995年，高25.1厘米，腹径10厘米，足径6.7厘米，为现存定窑净瓶之最，被称为“定瓷王”，收藏于定州博物馆。
净瓶造型仿塔式，细长颈饰竹节纹与莲瓣纹，腹部刻仰覆莲纹。莲花瓣向上，为仰莲纹；莲花瓣向下，为覆莲纹。肩部塑龙首流，龙首怒目张口、下颌饰须，釉色乳白泛灰。净瓶原为佛教徒随身携带的净手器具，但此瓶因体型庞大、纹饰繁复，推测为佛前供奉之物。
这件净瓶采用了分段制作工艺，胎质细白坚硬，颈部细长导致烧制难度极高。不知要毁坏多少胎子，才得以出现这么一件惊世绝品。
塔基地宫共出土北宋定窑瓷器55件，其中净瓶20余件，此瓶以其罕见形制与精湛工艺成为定窑艺术集大成者。
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制作于公元995年，高25.1厘米，腹径10厘米，足径6.7厘米，为现存定窑净瓶之最，被称为“定瓷王”。
净瓶造型仿塔式，细长颈饰竹节纹与莲瓣纹，腹部刻仰覆莲纹。肩部塑龙首流，龙首怒目张口、下颌饰须，釉色乳白泛灰。
18.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
1964年出土于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元代窖藏，河北博物院镇馆之宝。
此罐通高41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18.5厘米，开创性地将青花与釉里红两种釉下彩工艺相结合，青花采用进口苏麻离青料，釉里红使用氧化铜为呈色剂，需在1280℃窑温中精准控制还原气氛，烧制难度极大。该器物通体施青白釉，综合运用青花、釉里红、贴塑、镂雕等技法，器身装饰11层纹饰，形成"红蓝辉映"的独特视觉效果。同类完整瓷器全世界仅存四件，而河北博物院这一件是体量最大且保存最完好的孤品，代表了元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通高41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18.5厘米，开创性地将青花与釉里红两种釉下彩工艺相结合。
腹部主体为四组菱花形开光，开光内采用高浮雕技法贴塑菊花、牡丹等四季花卉，枝叶以青花勾勒渲染，花朵与山石使用釉里红涂绘。
盖顶堆塑坐狮钮，盖面饰变形莲瓣纹与回纹
因为展厅里的游客不多，我把18件国宝认真看了一遍，10点半又听了一场讲解，之后又把讲解前没注意到的细节过了一遍，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去其他展厅参观。此时，这个展厅的入口处已经排起了长队。
据史料记载，中山国最早于公元前8世纪，由从欧亚草原迁徙过来的游牧民族——白狄族鲜虞部落建立，因其城中有山，故名中山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曾长期与晋国等中原国家交战，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的心腹大患。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所灭，公元前414年由中山武公复国，公元前407年被魏国占领。公元前380年前后，又由中山桓公复国，建都于灵寿（今平山县三汲乡），因治国有方，一度被称为“战国八雄”之一。公元前323年，魏将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结成联盟，各国国君均称王，以对抗秦、齐、楚等大国。公元前314年，中山王厝乘燕国动乱期间派相邦司马赒率国中之兵伐燕，攻破数十城，扩地数百里，辉煌一时。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307年，赵国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学习中山国及其他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公元前296年，将中山国吞并。
因为西周是被游牧民族所灭，当时社会对“蛮夷戎狄”普遍抱有敌视态度，这也注定中山国被周边华夏民族的国家所不容。尽管中山国也在努力地学习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但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在内的许多正史，也没有为中山国立传，以至于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从此几乎从历史上消失。
1935年，天下大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的田垄被冲毁，村里有个叫刘西梅的人，在挖土修整时，挖出一块有古文字的石头。起初并没有在意，刘西梅将石头运回家中存放了约40年。
1974年，考古人员陈应祺看到此石，向上级做了汇报。当地考古部门把文字做成拓片，寄给了北京的著名古文字专家李学勤。经过研究，李先生断定石头为战国遗物，并认出了所刻之字是“监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翻译成白话就是“负责监管捕鱼的罪臣公乘得和旧将曼，我们现在给王看守陵墓，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可好啊！”。考古学家据此推断：附近应该有战国王陵！
不久后，考古人员发现了中山王厝墓，虽然其主墓室在战国时就已经被盗掘一空，但因为其墓的结构与众不同，旁边有一个不与椁室相通的腰坑，里面竟然放置着几百件精美随葬品。如今，河北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中，有三件便是来自这里。
2019年五一假期，曾经自驾前往古中山国遗址，可惜那时中山王厝墓还没有开放，展厅的展品基本都是复制品，这件终于看到原物，幸甚！
《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主要展出古中山国遗址和中山王陵的文物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遗址鸟瞰图
战国时期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的位置示意图
1935年发现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直到1974年才被考古人员发现，进一步确定了中山王陵的真实存在性。（2019年5月拍摄于中山王国遗址）
公乘得守丘刻石拓片和当年发现刻石的刘西梅老人。
中山王厝墓及出土文物的原始照片
2019年在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遗址博物馆拍摄的照片，里面全部是复制品，现在再看，几乎全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中山王三器之一的中山王方壶高44.5厘米，是厝的儿子为祭祀先王而铸，内容为追颂先王功绩的悼词，同时记载相邦司马赒伐燕战功。
铜圆壶腹部铸有182字铭文，前22行与后37行在结体与笔法上有差异：前22行字形稍显粗俗，后37行则更趋典雅修美。
乳丁蟠虺纹铜鼎出土于保定市唐县北城子战国初期墓，高27.6厘米，鼎身饰有蟠虺纹和乳丁纹，造型独特，是中山国青铜器的重要代表。
蟠虺纹铜瓿(bù)出土于保定市唐县北城子战国初期墓，高30.9厘米，棱脊浮雕六条蜷曲蟠龙，兽首双目凸起，体现北方草原粗犷风格。
蟠虺纹兽首流嵌松石铜匜是中山国贵族墓出土的的一件盥洗用具，其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兼具中原礼制与草原艺术特色。
青铜匜的流水口塑造成兽头造型，双耳挺立，口部张开形成流道；兽睛镶嵌绿松石，颈部附铜环，憨态中透着威严。
络绳纹铜壶的络绳纹直接模仿皮囊捆绑痕迹，适应马背民族储运需求，专为骑马时悬挂设计。
灵寿县出土的铜孔雀饰高9厘米，长6.2厘米，内部中空，与车马构件同出，应为车舆装饰配件，兼具加固结构与彰显贵族身份的作用。
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乡的灵寿古城遗址出土的陶栌斗、陶交互斗和陶水管均保存完好。
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铁火盆重74.1公斤，是迄今为止战国时期最大的铁器，主要是为中山国王族冬季取暖和烤肉所用。
同时出土的大铁釜的形状和用途与现代使用的铁锅相似，用于烹饪食物。釜身和肩部有凸弦纹，可起加固和装饰作用。
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海贝、银贝、骨贝、石贝等
左边是中山图的专有货币——铜成白刀币，币面有“成白”字样，右边是铜空首尖足布币，依照铲形家具的形状制成。
中山王陵出土的铜戟和“二年”刻铭铜戈。铜戈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山国唯一一件刻铭实用兵器。
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金戈鐏，纯金制成，器表饰有两条银龙，龙眼用蓝琉璃镶嵌，龙身花纹细如毫发。
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圆形猎帐中心铜柱帽，近似蘑菇形，上有15个卡球，可以拴索，下部为圆筒状銎，可安插在5米高的大圆柱上。
平山县穆家庄出土的狩猎宴乐图铜盖豆，器表有90个人物，63只野兽，26只鸟和6条鱼。
狩猎宴乐图的展开图，楼内是饮酒的贵族和演奏的乐伎，橉是狩猎图，场面生动。
中山王陵出土的豪华车辆复原品
王陵出土的山字形铜礼器造型独特，呈现中山国青铜礼器兼具草原文化元素与中原礼制特征的双重属性，其主体部分的"山"字结构与底部梯形基座的组合形式，被学界视为中山国王室权力象征。该礼器在墓葬中与列鼎、编钟等中原礼器共同出土，印证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在华夏化进程中保持游牧文化根基的历史进程。
中山王陵出土的铜升鼎，燕赵瑰宝展厅中的铁足铜鼎为首鼎。西周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中山王陵僭越用九鼎，礼崩乐坏。
细孔流铜鼎，腹部有十个细孔组成的流，倒汤时起过滤作用，出土时，鼎内底部还有结晶状的肉羹。
中山王陵出土的嵌勾连云纹铜方壶，壶身镶嵌红铜丝、绿松石，并填蓝漆，工艺繁复。
中山成王墓出土的凤首提梁铜盉，主要用途是盛水、调酒。盉的流口做成一只凤头，口部微张，似在婉转啼鸣，姿态矜持优美。
中山王陵出土的铜扁壶，其中还盛有浅绿色酒液，另一件铜扁壶内有清水。
同时出土的铜圆壶内有墨绿色酒液。
错银镶金铜牺尊为盛酒器具，双眼嵌绿松石，盖钮为曲颈的天鹅。南京博物院也有一件出土于江苏淮安市涟水县三里墩遗址的同款。
中山王陵出土的鹰柱铜盆，盆底有一龟，铜柱在龟背上，柱顶雄鹰可以转动，鹰爪下有两只蛇头。
中山王陵出土的错金银铜神兽可能是镇席之器或扶手
中山王陵出土的错金银双翼神兽可能是镇席之器或陈设品，神兽两肋生翼，獠牙利爪，矫健有力，充满神秘气息。
中山王陵出土的犀足蟠螭纹铜筒形器可能是投壶或温酒器，犀牛与筒身的焊接严丝合缝。
中山王陵出土的青铜云雷纹编钟共31件，跨三个八度，以宫、商、角、徵、羽五声为基础，可演奏战国时期主流雅乐。编钟与成套九鼎、石编磬共同构成礼器组合，彰显墓主遵循周代“钟鸣鼎食”的礼制传统，体现中山国效仿中原诸侯的治国理念。
中山王陵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鼎，饰卷云纹、波折纹和三角纹，腹部装饰六组变形虎纹。
中山王陵出土的磨光压划纹黑陶甗，黑陶表面的光亮花纹是工匠用尖细滑硬的工具在陶胎上压磨而成的。
磨光压划纹黑陶圆壶高52.7厘米 腹径27.3厘米，花纹带之间的器体磨光。形制规整，端庄大方。
磨光压划纹黑陶鸭形尊，鸭头是流，鸭尾是柄，鸭蹼是器足，纹饰精美，造型新颖。
磨光压划纹黑陶鸟柱盘，盘壁饰卷云纹和三角纹，柱顶塑异动的飞燕，简洁而流畅。
中山王族3号墓出土的蝉形玉饰
中山王族3号墓出土的玉杯
中山王厝墓的陪葬墓中出土的龙形黄玉佩是中山国墓葬中最大的玉佩，曲体回首，通体镂雕谷纹。
中山王陵出土的写有字的玉器
中山王陵出土许多写有字的玉器
中山王陵虽然没有出土金缕玉衣，却有玉七窍塞，分别用于眼睛、耳朵、鼻子和口，是汉代玉衣殓葬的前奏。
中山王族3号墓出土的玛瑙串珠扁圆珠以红色为主，夹杂褐、桔黄、灰白等色带。珠体孔道小于0.1毫米，推测使用青铜钻具钻孔。
满城汉墓，又名中山靖王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陵山之上，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
1968年5月23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某部工兵团在满城县城西南约1.5千米处的陵山主峰东坡开凿隧道修建防空洞时，意外发现了满城汉墓的入口。周恩来总理对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做出批示，组织考古专家进行实地调查，并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开始联合发掘。
经过十几天的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墓墓室采用"崖墓"形式，开凿于山体核心，外部仅留狭窄洞口，既防盗又防潮。其墓室总容积达2700立方米，深达20米，由墓道、甬道、南北耳室、中室、后室组成，仿佛一座微缩的地下宫殿。墓中还设有构思精妙的防盗和排水系统，仅墓道就长达51米，全部用石块填砌后灌注铁水密封。
郭沫若在墓室外对墓地的环境、地形进行观察后指出，汉代盛行夫妻合葬，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往往是同墓地而不同墓穴。按照“同坟异葬”的习俗，认为中山靖王墓的北部应该还有一个墓室。
果然，一个月后，考古人员和战士们等原班人马在靖王墓北侧120米处发现了窦绾墓。
两墓出土的随葬品豪华奢侈，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现在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和“错金铜博山炉”等器物。在刘胜墓的随葬品中，还有大量医书简牍、农具模型和兵器，让人们真正见识了古人的“事死如事生”。
满城汉墓在中国考古史上占重要的地位。作为西汉诸侯王、后一级的大型崖洞墓，满城汉墓墓室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墓中出土的文物充分反映了西汉盛世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主要展示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墓中的出土文物。
国家邮政局于2000年10月20日发行了一套《中山靖王墓文物》特种邮票，共有4枚。
刘胜墓出土的炉形铜灯高33厘米，由三足空心炉、灯盘、灯罩、灯盖、烟道等部分构成。设计精巧，造型奇特，灯的各部分均可拆卸。
刘胜墓出土的铜羊尊灯高18.6厘米、长23厘米，羊首昂起且双角卷曲，尾部短小精悍。其背部设有可翻转的椭圆形灯盘。
刘胜墓出土的铜朱雀灯高30厘米、灯体由朱雀、灯盘、支架三部分构成，支架采用榫卯结构与朱雀主体连接，可拆卸便于清洗维护。
窦绾墓出土的铜骑兽人物博山炉由炉盖、炉身、底盘三部分组成，分体铸造后组合成型，炉盖双层透雕工艺形成博山层叠山峦意象。
铜薰炉套装由熏炉和罩笼组成。炉为浅盘形，盘上有盖，盖与盘以活钮连接，方便启合，罩笼为三节菱形网格铜圈铆合而成。
想不到西汉时期的窦绾墓中还有这样的东西，让人大开眼界。
铜器底座可能是桌案的支架或腿，动感十足。满满的楚风。
铜朱雀衔环杯，调和化妆品用具，出土时，杯内尚有朱红色痕迹。
错金银铜豹最初用于镇席，后用于镇纸镇书。
左边是刘胜墓出土的铜鸡首仪仗，用于仪卫的礼仗；右边是铜鸠杖首，汉代官府发给70岁老人手杖用鸠首，寓意进食顺利，身体健康。
大小不一的鎏金铜铺首和银铺首
窦绾的铜印和几枚玉印、水晶印
错金银镶嵌铜骰一共18面，其中16面为数字，两面为“酒来”和“骄”。各面还
考古发掘中首次整套出土行酒令钱40枚，是专门用于喝酒时玩的。
铜书刀和铁书刀是汉代文人必备的文具之一，用以刮削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字错误。
金银医针是针刺经络穴位的医疗用具，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金属医针。
刘胜墓出土金饼40枚，窦绾墓出土29枚，含金量95-97%，重量16-18克，相当于西汉时的一两。
刘胜墓出土的铁戟长度为两米左右，柄已朽坏。右边是鎏金鸳鸯铜戈。
铜剑、铁剑和玉具剑，剑有长短之分，汉代已经普遍使用铁剑，铜剑为礼仪用剑。玉具剑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到玉饰齐备的汉代玉具剑。
刘胜墓共出土了实用弩机18把。弩是由弩臂、弩弓和弩机构成。无须张弦即可瞄准，命中率得以提高，且射程也比弓远。
各式铜勺确保侯爷饿不着
一双银制的筷子，上面有螺纹，可以增大摩擦力。
两件铜钫，容量4斗，重15.8斤，公元前120年从河南洛阳买来的。
铜钫上的铭文是：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洛阳。实测铜钫容量为7.15升，重量为3.75公斤。
蟠螭蕉叶纹提梁铜壶腹径15.7厘米 通高29.8厘米，肩部两侧各有一铺首衔环，环上系卷云纹壶链，每侧四节，每节长4.5厘米。
铜链子壶，盖上有4个等距环纽，钮上各系短链。肩部有4环钮，钮上系长链，适于出行时使用。
鎏金银蟠龙纹铜壶是盛酒器，高59.5厘米，腹径37厘米，重16.25千克。通体以鎏金、鎏银工艺装饰。通壶腹部饰4条独首双身的金龙，间缀金色卷云纹，龙云蟠绕，光彩夺目。从铭文可知，此壶初为楚国所有，七国之乱后被收归朝廷。后来又转赐给刘胜。
鎏金银乳钉纹铜壶，器身饰斜方格纹，格内嵌绿玻璃，方格交叉点设银乳钉，色彩绚丽，华贵逼人。初为楚国所有，后收归朝廷，又转赐给刘胜。
错金银鸟篆文铜壶，周身用纤细的金、银丝镶嵌出鸟篆文字和动物纹带，鸟篆文是篆文的变体，以鸟虫之形组字，似书似画，灵动绚丽。壶盖有文字12字，壶身文字32字。大致意思是用此壶不论盛水还是盛酒，都是一种享受。
石磨直径54厘米，高28厘米，石英砂岩材质，顶部凹圆形柄设计，现存最早完整标本。
刘胜好饮酒，陪葬的陶酒缸有16件，窦绾墓中竟然有17件。缸底残存有粉末状酒渣，如果都装满酒，总容量可达一万多斤。
彩绘陶盆是西汉时期典型的陶制容器，采用夹砂粗灰陶材质，器型以大敞口、平折沿、浅腹、圜底为特征。其彩绘工艺以黑色为底色，结合红、白、蓝三色绘制纹饰，纹饰有鹭鸟、鱼纹及云气纹等。
泥河湾，是位于张家口市阳原县东部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以它命名的泥河湾盆地，蕴含着1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被誉为“旧石器考古的圣地”。这里遗留着东方人类祖先在距今200万年、136万年、10万年及1.1万年前的生活遗存，形成旧石器时代人类童年活动的完整轨迹。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远祖就在泥河湾湖滨繁衍生息。他们用石块打制成简单的小石器，靠狩猎和采集生存。
华北平原西部的保定市徐水县南庄头村东北发现的南庄头文化遗址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约距今1万年前，地球渡过了严酷的冰河期，人类在温暖的气候下走出山洞，来到广阔的山前平地上生活。这里的人们在狩猎和采集之余，开始刀耕火种，收获农作物果实，学会了制陶，进入了原始农业社会。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武安市磁山村一带，这里背靠群山，河流环绕，林木葱郁。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磁山人以锄耕农业为主要经济，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他们用石器砍伐林木，并种植着赖以生存的谷物——粟。他们还学会了用陶器烧饭、盛水、储存食物，在居住的半地穴式草屋旁养鸡、养猪。
石器时代的河北奇异门口是张家口阳泉县泥河湾考古现场的照片
200万年前的泥河湾曾经上演过一群古人围猎猛犸象，并在猎杀后围着大象共享象肉盛宴。
泥河湾出土的纳玛象化石是古菱齿象的类群之一，已灭绝，更新世晚期分布于中国华北地区。
泥河湾遗址出土的石茅头和骨制品
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骨匕、骨锥、骨笄(jī)和骨簇。最右边的骨簇可以绑在箭杆上，射击鹿科动物。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高村乡的北福地遗址，地处于太行山、衡山、燕山三山交界处与华北平原的结合部，这是史前人类的房屋模型。
北福地遗址出土的各式陶面具
想象中的北福地遗址假面舞会
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各式石铲。
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粟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粟，出土时有的粟清晰可辨，但随即风化成灰。
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中国处于商王朝时期。因为自然灾害、政治动荡，同时也为了寻求更优发展环境，商朝曾经五次迁都，现在的河北邢台市在祖乙元年（约公元前1438年）曾一度成为商王朝国都，并持续129年。
2021年，邯郸文旅部门提出“邯郸，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的宣传语。转头，邢台便提出“邢台，一座等了你3500年的城”。抛开抄袭不谈，邢台的建城史确实比邯郸要早500年。
河北地处商朝疆域的北部地区，境内先商与商代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如邢台东先贤、磁县下七垣、藁城台西、卢龙蔡家坟遗址等，均为商代考古的重要发现，是商代文明在北部区域的典型代表。考古发掘表明，河北的商代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用铁、漆器、陶瓷、纺织、医药、建筑、酿酒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河北商代文明展厅在南区三楼
磁县下七垣商代遗址出土的夔纹蝉纹铜鼎高24.4厘米，口径11 .8厘米，整件器物造型稳重，纹饰细腻精美。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饕餮纹铜瓿为盛酒或盛水的礼器，兼具实用与祭祀功能。当地出土的陶范残片佐证已具备完整青铜产业链。
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分布着商代中期居住遗存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玉器。
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骨串饰和骨笄，骨笄以动物骨骼精细打磨而成，表面光滑细腻。
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弦纹铜鼎和羊首铜匕，匕尾铸成羊首造型，双角卷曲，暗示商代河北地区与游牧文化的交流。
定州北庄子商墓群出土的蕉叶纹铜觚高30.8厘米，口径16.2厘米，属商代晚期大型饮酒礼器，印证了墓主的高等级身份。
定州北庄子商墓出土的铜爵是商代青铜礼器的典型代表，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艺与礼制文化。
左边是武安赵窑出土的饕餮纹铜斝，中间两个是定州北庄子出土的带盖铜斝，右边是藁城台西出土的饕餮纹铜斝。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铁制品，距今约3400年。铁刃断失，残存部分的后段夹于青铜器身内。
四面人头形陶器盖出土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是商代陶器工艺与信仰体系的独特见证。无口耳细节，仅突出鼻眼结构，强化神秘感。
西周初期，周武王为加强东北边陲的统治，封召(shào)公奭（shì）于燕地，即现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建立了燕国。公元前222年，燕国为秦国所灭，历42位君主，800余年。存国期间，内忧外患，历经磨难。战国时期，经燕昭王28年苦心经营，据有今冀北、辽东等广大地域，经济发达，繁盛一时，跻身“战国七雄”。
春秋时燕国迁都临易，燕庄公另建上都——蓟（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部）。春秋后期，燕在今易县境内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建陪都武阳城，燕文公时迁都于此，改称“燕下都”。战国时，燕昭王大举扩建，至秦灭燕，燕下都作为燕国都城长达300余年。
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冶铁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铁器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军事等各个方面。当时，燕国冶铁业处于领先地位，采用铸铁可锻化处理技术，出现渗碳钢、脱碳钢制品，并已使用铁范铸器。
西周时，造父为周穆王驾车，因为一日千里从西昆仑赶回都城镐京，平了徐偃王之乱，而被封到赵城（今山西洪洞），成为赵氏的始祖。
前403年，韩、赵、魏正式三家分晋，赵国正式建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赵国与秦、齐、楚、燕、韩、魏并称战国七雄。由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一跃成为关东六国之首。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骑万匹，粟可支十年，傲然雄视天下，常怀吞秦之志。只可惜公元前260年，在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中，赵国战败，40万投降后的士兵仍被秦国军队全部杀害，只有240人因为年纪尚小，被放回赵国。公元前228年，赵国都城邯郸被秦军攻破。前222年，赵国灭亡。
赵人雄健尚武，廉颇、赵奢、庞媛、李牧等名将辈出，齐国田单、燕国乐毅亦曾为赵所用。赵国为“四达之国”，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思想活跃，名士云集。儒家荀子、法家慎到、名家公孙龙等诸子思想传播四方，影响深远。而春秋战国时的各种历史典故后来也成就了邯郸“成语之乡”的美名。
《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和《慷慨悲歌——赵国故事》都在南区三楼，里面展品不多。
在燕下都遗址出土了两件铁胄是目前仅见的先秦铁胄，这是古代将士作战时所戴的头盔，由89块铁片编缀而成。
承德市兴隆县出土的铁斧范一面阴刻“右廪”铭文，证实其属战国官府铸造体系，标志铁器生产已纳入国家管控。
保定易县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中出土的各种金饰件，墓主应为燕昭王时期高级贵族。
保定易县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中出土的嵌绿松石骆驼纹金牌饰和神兽噬马纹金牌饰。
张家口怀来县出土的波曲纹四耳铜鑑直径为82.5厘米，高42厘米，纹饰繁缛奇丽，可用来盛水、存冰或沐浴。
西周礼制规定天子在礼仪活动中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战国时礼崩乐坏，诸侯国王多有僭越。
九鼎盛放牛、羊、豕（猪）、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等九种肉食，八簋盛放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等八种谷物。
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陶方壶是用来盛酒的，在战国时期非常流行。
《慷慨悲歌——赵国故事》展厅入口的浮雕
邯郸市北关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蟠螭纹铜鼎
邯郸市北关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蟠螭纹铜簠(fǔ)，簠是中国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方形器具。
邢台东董村战国墓群出土的彩绘兽形陶盉高26厘米，整体呈兽形。兼具注水、储液、持握功能，属战国高级酒器。
位于保定市西南部的曲阳县是中国石雕艺术之乡，白石雕刻尤为著名。从西汉开始，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走上雕刻之路。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曲阳石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雕刻技艺有圆雕、透雕、镂雕、浮雕等造型门类，技法不一而足。
据考证，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男女俑就由曲阳黄山汉白玉雕刻而成，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曲阳石雕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全国各地建寺修庙、凿山开窟，规模浩大，盛况空前，曲阳石雕由此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一时期，曲阳石雕艺人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雕刻才艺，雕刻出众多的佛教造像。
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曲阳石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曲阳由此成为我国北方的雕刻中心。
元代，曲阳雕刻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技艺高超的曲阳石雕艺人在元大都兴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在皇家宫殿、陵墓和园林的营建中，曲阳石雕艺人们将他们精湛的雕刻技艺尽情发挥，几乎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在颐和园苏州街北岸的两块护岸石上留有“曲阳匠师”的刻字，成为曲阳石匠参与京城园林建设的珍贵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指示下，曲阳十几名雕刻艺人被选调到北京，负责纪念碑浮雕的主雕任务。之后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
曲阳石雕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下午两点半，一位五十多岁的志愿者开始给游客免费讲解一楼的三个展厅，一共讲了两个小时，非常精彩。
曲阳石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个展厅也有一件镇馆之宝，不可错过。
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男女侍俑由曲阳黄山汉白玉雕刻而成，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曲阳石雕作品。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北魏时期交肢弥勒菩萨像残高43-44厘米，造型源于印度犍陀罗艺术，北魏时盛行于云冈、龙门石窟。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北魏昙宗等造释迦牟尼佛坐像和现在寺庙里的佛像差距有点大。
东魏张道明夫妻造阿弥陀佛立像，铭文涵盖亡亲超生、夫妻安康、子女平安三重诉求，反映北朝平民以造像为纽带的信仰实践。
唐县出土的东魏阿弥陀佛新立像兼具北魏清俊遗风与北齐丰润雏形的过渡特征，展现了东魏时期净土信仰的在地化表达。
灵寿幽居寺塔供奉的北齐时期三尊佛像于1996年被盗走佛头，2014年初，有信徒将佛首捐献到台湾高雄佛光山。2016年3月，星云大师经多方了解后，确认佛首来源，无偿捐回大陆。
2016年，已经90岁高龄的星云大师凌晨5点从台湾启程，亲自护送佛首回家。
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的释迦牟尼说法像，顶部倒悬一条遒劲神龙，这种“龙树背龛”样式为邺城独创，融合自然崇拜与佛教宇宙观。
背屏由四株菩提树交叉缠绕构成镂空龛形，从后面看，造型出很复杂。
邺城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北齐菩萨头像五官精雕，被誉为“最美北齐佛头”。低垂眼神规避与观者直视，体现“俯视众生苦难”的宗教叙事。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北齐双思惟菩萨像，一手托腮、一手抚腿、头略低垂的姿势是思惟菩萨的标志。
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北齐胁侍菩萨像身材修长，袒露上身，佩双层项圈，肩有披帛。造型谨严端正，细致精美。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唐代胁侍菩萨立像身材修长，颈佩项圈，跣足立于仰莲台上，服饰华美，身躯丰圆，体态婀娜，潇洒而飘逸。
曲阳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奉侍浮雕由14人组成，侍女手持各种生活用具，衣裙飘逸，充满动感，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另一面是彩绘散乐浮雕有15人，最右边是乐队指挥，下面两个小人是孝子。虽然已经是五代时期，仍然有着浓浓的大唐风彩。
曲阳文物保管所的唐代天王立像
邢台平乡县出土的宋代罗汉像，左为捧盒罗汉，动作似民间献供姿态，体现罗汉“护法传宝”职能向生活场景转化；右边降龙罗汉，右手紧握龙角，展现降服龙患的宗教叙事。
邢台隆尧唐祖陵是大唐皇室祖籍所在地，葬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李熙和三代祖李天赐，陵前石狮昂首挺胸，四肢肌腱强劲有力。
《名窑名瓷》陈列位于新馆一层西北部展厅，面积873平方米，展出文物276件。河北是中国古陶瓷发源地之一和重要产地。北朝时开始烧造青瓷，由于东魏和北齐都在邺城（今邯郸临漳县）建都，在皇族和世家大墓中，出土了一批青瓷精品。唐宋时期出现了邢窑、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四大名窑。元、明、清时期，河北地处京畿，因此元代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得以在河北流传收藏。
邢窑位于今河北省内丘、临城一带， 创烧于北朝，兴盛于唐。邢窑白瓷造型规整，胎质细白坚致，釉色洁白莹润，有“似雪类银”之称，与南方越窑青瓷齐名，形成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
定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始烧于唐，终于元，宋代是全国五大名窑之一，主要烧造白瓷，并为官府进贡宫廷用瓷。
磁州窑位于今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等地。始烧于北朝，宋、金达到高峰，延烧至今。磁州窑产品以白地釉下黑、褐彩绘瓷器著称。纹饰洒脱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山水风景、动物花鸟、人物故事、诗词歌赋、民谣俗曲皆可入画。磁州窑是宋代北方影响最大的民间窑场，影响遍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江西、安徽和广东等地，形成庞大的磁州窑系。
这个展厅除了展示河北的四大名窑的瓷器以外，还有不少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精品出自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的窑藏，说来也是一件奇事。
1963年，河北保定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水灾，永华南路小学教室内积水齐腰，操场变成了一片汪洋，学校的设施损毁严重，第二年进行了翻新和重修工作。5月11日，工程队在挖掘地基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一个竖坑，里面竟是一批精美的瓷器。这批瓷器共计11件，其中包括6件青花瓷：青花釉里红贴花开光盖罐一对、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瓶一对、青花八棱玉壶春小瓶一件、青花八棱执壶一件。此外，还有五件其他瓷器以及绿松石山子、彩绘玻璃瓶、玉片等珍贵文物。
保定元代窖藏出土的这批瓷器造型典雅、工艺精湛、图案丰富多样，堪称元代瓷器的精品，其埋藏者应为当时的官宦显贵之家。这些窖藏之所以遗留到现在，很可能是因为埋藏者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死亡或离乡背井，无法再返回故乡。元青花流传至今的非常少。目前得到公认的元青花全世界不足400件，其中国内只有100多件。因此，保定的这一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成批元代青花瓷。
《名窑名瓷》陈列位于新馆一层西北部展厅，面积873平方米，展出文物276件。
1948年景县北朝封氏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花尊是北方青瓷的极品。器主为北朝名门望族。
石家庄赞皇县李氏家族墓出土的青釉龙柄鸡首壶，“鸡”谐音“吉”，在战乱频发的北朝，鸡首壶的流行寄托了民众对太平生活的祈愿。
邢台内丘县出土的白釉罐是唐代邢窑瓷器的经典代表，邢窑虽非最早烧白瓷，却是推动白瓷成熟并影响后世的核心力量。
唐代白釉小品瓶，邢窑是是唐代烧造白瓷的中心， 是唐代七大官窑之一。邢窑与越州青瓷并称为“南青北白”。
井陉县出土的晚唐五代时期白釉双鱼背壶呈连体双鱼形，上下两端各有一系，可以穿绳提携。
宋代定窑白釉铜口碗。用覆烧法烧造瓷器时，碗口会形成无釉的芒口。常用金银铜等金属片包镶口沿处，以美化器物。
曲阳县出土的定窑晚唐五代白釉凤首壶。凤首壶是受波斯文化影响而流行于唐代的一种器形，常见于金银器。
曲阳县出土的定窑晚唐五代白釉塔式罐高39厘米，以瓷塑塔，融合中土丧葬仪轨与佛教宇宙观。
曲阳县出土的晚唐五代三彩塔式罐高67厘米，整体形似佛塔，底座三层隐喻“三界”，体现唐代塔葬信仰与冥界超度观念。这件瓷器也证实定窑除白瓷外兼烧三彩。
曲阳县出土的晚唐五代定窑三彩凤首壶仿粟特银器中的凤首壶，简化了西亚凤首的鹰喙特征，融入中国凤鸟的祥瑞意象。
井陉县出土的五代时期三彩凤首壶，凤冠采用模印贴花工艺，眼部、鼻梁等细节以堆塑凸起增强立体感，体现井陉窑民窑的洒脱风格。
井陉县出土的晚唐白釉点褐彩塔式罐，点彩工艺为井陉窑独创。胎质略粗但装饰更活泼，凸显“朴中见巧”的民窑气质。
井陉县出土的井陉窑五代白釉塔式罐出土于井陉县唐墓群，兼具舍利容器与高级冥器功能，反映五代河北地区佛教葬俗的盛行。
元代白釉黑彩云龙纹大罐腹部绘三爪蟠龙代表磁州窑从宋金民俗绘画向元代宫廷审美的转型
元代白釉黑彩牡丹纹大罐，牡丹、莲纹等题材源自民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纹饰洒脱奔放，区别于官窑的程式化风格。
献县出土的金代白釉黑彩牡丹纹芦雁图梅瓶采用绘、刻结合技法，花叶、水草等用黑彩绘画，花头和水禽用黑彩涂染，再用工具刻细节。
宋代黑釉刻花梅瓶，磁州窑以“粗瓷细作”闻名，黑釉施于化妆土上，刻花时剔除釉层显白胎，形成“墨玉映雪”的视觉效果。梅瓶在宋代称“经瓶”，主要用于储酒。小口设计便于密封，长腹利于酒液陈化。此瓶出土于中原墓葬，印证了宋元时期黑釉酒器在北方民间的流行。
唐山乐亭县出土的元代白釉黑彩鱼藻纹折沿盘，印证磁州窑在冀东的辐射影响。鱼纹象征“年年有余”，莲纹寓意纯洁，反映民间吉祥文化。
曲阳县出土的黑釉剔花拍鼓造型秀巧，胎体坚薄，具有磁州窑产品风格。
元代白釉黑彩诗文四系大瓶，瓶上虽不是名人题诗写字，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渗透市井趣味，反映元代平民的审美情趣。
墙上有瓶上的诗文：落花时节水流香，送客归来笑一场。不锁草堂取乐去，野雀偷笔学提墙。
宋代白釉黑彩孩儿垂钓纹枕，画面简洁，寥寥数笔将发表的乡村景象和儿童天真可爱的神态表现的淋漓尽致。底部有“张家枕”印记。
宋代磁州窑白釉黑彩孩儿鞠球纹枕。童子正在摆臂伸腿踢球，说明早在宋代足球已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游戏。
保定永华南路小学出土的青花双狮戏球纹八棱玉壶春瓶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钴料，有明显铁锈斑，八棱形制打破传统玉壶春瓶的圆形结构。
保定永华南路小学出土的青花海水龙纹八棱带盖梅瓶，高51.5厘米，瓶身与瓶盖均呈八棱形，整体造型模仿元代伊斯兰金银器风格。
梅瓶纹饰分为三层：肩部与近底部以白地青花绘如意云纹，云头内填绘凤鸟、奔兽、花卉。四条白龙在蓝色海浪中翻腾，别有意趣。
保定永华南路小学出土的元代蓝釉金彩月影梅纹杯。蓝釉描金是元代景德镇创造的特殊装饰技法。先用高温炼制成蓝釉器物，再用金彩描绘纹饰，入窑炉低温烘烤。元代蓝釉瓷器仅存10余件，描金器物更为罕见。
石家庄出土的元代高丽青釉嵌彩飞鹤纹梅瓶高46厘米，此瓶之技术源自10世纪至14世纪的高丽国，其最大特点在于青釉下的镶嵌工艺。
明代洪武釉里红折枝菊纹菱花口盘口径45.9厘米，釉里红发色不够鲜艳，呈晦暗的粉红色。
明代永乐青花折枝三果纹梅瓶高度28.8厘米，符合明代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的造型特征，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钴料绘制。
明代宣德白釉矾红彩八宝纹香炉高10.4厘米，釉色白如凝脂，矾红彩发色纯正鲜艳，代表了明早期景德镇官窑釉上红彩的最高水平。
明代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碗口径19.4厘米，胎质坚硬致密且洁白，釉面光润，青花发色蓝中泛黑，呈现宣德时期典型艺术特征。
明代弘治黄釉碗口径18.2厘米，胎质坚硬致密，胎色洁白，上施黄釉光亮娇嫩，底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青花双圈楷书款。
清代康熙黄釉大碗，内外通施黄釉的碗仅限皇帝及皇太后使用，体现了严格的宫廷等级制度。
清代雍正五彩方瓶以红、黄、绿、紫、黑为主色，釉上彩料玻璃质感强，发色浓艳纯正。独创“双勾填彩”，青花细线勾勒轮廓，釉上彩料精准填色，浪涛纹等细节每平方厘米达37条笔触，微观构图极致精细。
左边是清代雍正霁红釉玉壶春瓶，右为道光红釉长颈瓶。釉色因烧制工艺差异可呈现鲜红、醉红、宝石红、积红及霁红等不同色调。
清代乾隆蓝釉描金博古纹天球瓶，高51.5厘米，蓝釉与金粉交相辉映，典雅而庄重。器形硕大，造型端庄，是乾隆时期的大型陈设用瓷。
清代乾隆冬青釉葫芦瓶，景德镇御窑厂仿制宋代民窑的青釉瓷器。色泽清澈明亮，葫芦多子，寓意多子多孙。
清代嘉庆锦地描金花卉纹瓶高31.9厘米，通体以粉彩描绘各种盛开的花卉色泽艳丽。描绘的金彩弦纹使其愈显金碧辉煌，华贵典雅。
清代光绪锦地粉彩花卉纹盘，锦地开光技法融合中西审美：细密地纹受欧洲洛可可风格影响，开光内写意花卉延续中国文人画传统。
壁画是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自古及今，盛衰有时，不绝如缕。其中北朝时期的壁画艺术水平非常高，只不过因为正逢乱世，持续时间不长，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河北省境内陆续发现了-批北朝墓葬，其中东魏茹茹公主墓、元祜墓，北齐高洋墓、高润墓、高孝绪墓，均有壁画出土。这些壁画，胡汉交融，奇幻瑰丽，惊世骇俗，独具异彩，上承大汉遗风，下开盛唐先声，用线自由飞动，挥酒自如，有满壁风动之感，展现了北朝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
虽然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高洋墓都是在邯郸，但邯郸的博物馆也只是复制品，河北博物院的展厅里竟然有北朝壁画的部分精品原件，非常珍贵。
1987年考古发掘高洋墓时，墓室结构已遭破坏，壁画直接暴露于外部环境中存在进一步损毁风险。为避免文物受损，考古人员决定将壁画整体揭取，运往河北省博物院保存，确保免受自然环境侵蚀，并便于长期展示和研究。
据说壁画展厅以后还会有汉、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历代壁画在本馆轮换展出。值得期待！
北朝壁画展厅主要展示北齐高洋墓和东魏茹茹公主墓的壁画，部分是精品原件。
北齐高洋墓壁画部分原件，虽然已经有损毁，但依然可以看出其精美程度不一般。
高洋墓壁画是迄今发现北朝时期面积最大的壁画，展现了北朝时期绘画艺术的高超水平和巨大成就。
高洋墓的墓道两边各绘由53人组成的仪仗队列，共106人。人物众多、场景壮阔、气势恢宏。
高洋墓壁画上除了汉族官吏外，还有大量的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官吏，这也是当时多民族融合的缩影。
北齐高洋墓出土的陶俑数量达1805件，仪仗队列与墓道壁画《出行仪仗图》形成立体仪礼空间，再现帝王卤簿规制。
东魏茹茹公主墓道西壁壁画高5.74米，宽22.53米，绘有14人组成的仪仗队列。博物馆里只展示了复制品。
茹茹公主墓道尽头上方的壁画
参观完南区的三层楼所有展厅，又去北区简单看了看，二楼的一个展厅是《抗日烽火——英雄河北》，主要是通过图片介绍河北省在抗日战争期间可歌可泣的故事；另一个展厅是由河北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主办，廊坊博物馆、河北省工艺美术协会协办的“华彩珍蓝——河北珐琅艺术展”，汇聚190余件套明、清、民国时期的珐琅文物珍品和当代珐琅艺术品，从历史、工艺、用途等多重视角，展示珐琅器的发展历程与传承新生。三楼的一个展厅是河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天下长安——唐代文物精品展”，以唐代长安文明为主题，精选陕西、河北出土的220件（组）唐代代表性文物，从不同视角再现大唐盛世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灿烂文化，值得一看。一楼的一个展厅是河北博物院联手上海科技馆精心打造的“鲸奇世界”，展示关于鲸豚前世今生与未来的科普知识；还有一个展厅是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河北博物院和几家图书馆共同主办的“册府千华·文脉华章——冀藏古籍文化展”，因为闭馆时间已到，所以没时间参观。
北区的《抗日烽火，英雄河北》为常设展厅
狼牙山五壮士雕像
北区f二楼的《华彩珍蓝——河北珐琅艺术展》联合承德和廊坊博物馆，精选了明清民国及当代的珐琅艺术珍品100多件进行展出。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的铜鎏金珐琅太平有象。大象背驮大吉葫芦形瓶，瓶内插云头如意。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的铜胎掐丝珐琅瓶，下面是铜鎏金三狮足，狮形双耳，瓶身饰有竹、梅、缠枝花卉纹。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的铜胎掐丝珐琅狮钮轴镇，狮尾上扬，回首张口，生动鲜活。
清代铜胎画珐琅开光风景纹盖杯属宫廷茶酒具或文房陈设器，反映清代贵族生活雅趣，浓缩了帝王对江南意境的向往。
河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天下长安——唐代文物精品展”，在河北博物院北区二楼15、16展厅开展。
唐代的各种三彩罐和瓶。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三彩院落为唐代随葬明器，是反映长安都城居住文化的重要实证。
三彩女俑造型丰腴端庄，身着半臂短襦与柿蒂纹长裙的装束，手持器物或鸟类，釉色以黄、绿、白为主，间施珍珠纹等装饰。
西安何家村窑藏出土的人物纹金杯具有明显的粟特风格。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莲花形银器，底部有孔，可能是吸杯或盛香器具的盖子。
昭陵博物馆的白陶舞马，形体矫健，姿态优美。舞马表演起源于西方，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原。
西安长安博物馆的飞天造像门楣，一般用于塔或墓室通道的入口处。飞天原是印度佛教的音乐舞蹈之神，多为男性。传入我国后逐渐演化为女性柔美灵动的形象。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铜观音像，面部丰润，神态安详，体态丰盈，腰肢微扭，极具女性柔美气质。
唐代的壶、瓶、杯
咸阳市长武县博物馆的彩绘背行囊胡人俑，一副行旅胡商的模样。
昭陵博物馆的彩绘釉陶截物骆驼
素面银执壶，又称“胡瓶”，最早出现在波斯地区，传入中亚地区后，装饰图案及形制发生变化，实用功能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鎏金芝鹿纹三足银盘，器形硕大，纹饰疏朗，凸起的花纹鎏金，使浮雕效果更加突出，极具盛唐金银器雍容华贵的风貌。
今年六一，河北博物院与上海科技馆联合主办的“鲸奇世界”展览将在河北博物院北区1、2号厅开展。
距今260万年前的第四纪的宽吻海豚头骨化石
海豚头部切片，额部明显隆起处可以聚集放大声波和调节方向，遇到障碍物，声波反弹回来，通过上下颌骨接收信息。
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河北博物院和几家图书馆共同主办的“文脉华章——冀藏古籍文化展”，没时间参观。
河北博物院北门入口的大厅
河北博物院的南区大厅
河北博物院南区有三层楼，中山王国和满城汉墓展厅都在二楼。
从一楼看南区的二三楼及屋顶
河北博物院的卫生间旁边有专门的饮水外
离开河北博物院后，本来准备和同学一起吃饭，不巧同学有事，没能如愿。自己一个人去旁边的先天下商场看看，又步行去北国商城，在燕春饭店下面的肯德基吃了晚饭，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车前往石家庄站。
当年上大学时，因为喜欢听歌、看电影、集邮，所以经常在人民商场和北国商城之间的中山路闲逛。这段路的几乎每一家音像店都曾被我光顾过，每一个影院都曾有过我的身影，北国商城对面的邮局门口摆摊卖邮票的商贩基本也都认识我。四年大学期间吃穿用总共花了大约5000块钱，其中大约四分之一买了磁带，四分之一买了邮票。到毕业时，磁带已经不值钱，而邮票却升值到5000多元……
骑车去石家庄站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想看看以前的火车站变成什么样了。
因为石家庄市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京广、石德、石太等铁路线穿城而过，铁路割裂石家庄主城区的现象越发突出，已经严重影响了石家庄的城市规划和发展。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2009年在铁道部和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石家庄正式启动了“铁路入地工程”，几条铁路在石家庄全部走地下隧道，腾出的空间用于完善地面交通，提供优质的地块资源。火车穿城而过的噪音污染不复存在，城市公共绿地大片的增加，相应的商业和住宅也将随之兴起。
以前的火车站并没有被拆除，而是被改造成为石家庄解放纪念馆。看着火车站的这些变化，回想当年自己坐着绿皮火车到石家庄站后，周边人来车往的热闹场景，不由得感慨成分。
本来因为准备和同学吃饭，购买了晚上22:25的最后一班高铁。骑车到石家庄站时，刚刚七点，不打算再多耽误时间，所以改签了19:42的G2069次车。
候车时，正在低头看手机，没想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张老师，你怎么在这里？”原来是一个同事也坐同一辆车回邯郸，于是我们聊了一路……
河北博物院对面的广安街所处的区域是CBD商务区。
河北博物院旁边的北国先天下商场
影乐宫曾为北方最大影视娱乐综合体，高峰期贡献全省30%票房，曾经我还在此看过《星球大战前传》，如今却干不下去，正在整改。
曾经的铁道线，如今成了大片的绿地。
上大学期间，曾经多次在这座石家庄火车站上下车。
曾经的石家庄火车站现在已经成为解放纪念馆
字数14000多，累并学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