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驾新疆万里行十二魅力南疆之新疆最南端和田市与和田博物馆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最南端，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南靠昆仑山，北接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节点，连接敦煌、且末、莎车，通往中亚、印度。
和田古称“于阗”，于阗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个大国，历史悠久，曾是西域佛教中心。于阗国汉代时纳入中国版图，跨越汉唐直至宋代，历经十三个世纪。
除此之外，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精绝国、皮山国、渠勒国、戎卢国、扜弥国等国都在和田地区及临近区域，留下了灿烂的历史与文明。

我们从莎车县自驾来到和田市，在和田市停留两天，游览了被誉为“和田的喀什老城”的民俗风情历史街区。

和田玉名扬天下，来到和田当然要感受一下当地的玉石市场。

约特干遗址为古于阗国（前2世纪—11世纪）的重要城址，大约1006年于阗国消亡，约特干故城被埋于黄沙之下。
19世纪末约特干故城被西方探险家如斯坦因重新发现，后人依照历史文献复建了约特干故城。
我们前往约特干遗址参观，想象一下千年前西域大国的繁荣景象。

和田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丰富，介绍详尽，展示了和田地区自旧石器以来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众多于阗国与精绝国的精美文物，仿佛带人穿越了千年历史时空。

当然还要品尝和田地区的瓜果与美食。

我们在喀什入住位于市中心的和田印象精品酒店，房价190元一天，双早。

第三天上午，我们从和田市出发，沿着沙漠公路580国道，驾车约5小时，行驶424公里，从南至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兵团第一师驻地阿拉尔市。
道路两边是浩瀚无垠的沙漠，人工治沙造的草方格与胡杨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

由于市区车辆众多，且餐馆等处很难停车，我们有时打车出行，车费大约8元。
和田是一座沙漠中的城市，空气中弥漫着细细的浮尘，出租车司机说和田经常会有沙尘暴。

虽然有浮尘，但整座城市给人市容整洁的印象。

我们来到位于老城区的和田团城，这里是和田民俗风情历史街区，因传统维吾尔民居呈“团结块状”聚集布局，故称“团城”。

团城里的建筑具有浓郁的南疆维吾尔建筑风格和生活气息，成为和田的新地标。

团城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曾是和田古城的核心居住区，目前我们看到的团城已经经过保护性改造，与喀什老城相比，和田团城显然更具有现代特色。

团城街头各色商铺林立。
看到很多售卖地毯的店铺，门口挂着的地毯图案精美，感觉厚实、柔软。
和田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鼻祖”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手工艺品之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维吾尔族地毯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田地毯又称“于阗地毯”，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与波斯地毯、土耳其地毯并称世界三大名毯。
和田地毯融合了中原、波斯和西域文化，被赞为“一块和田地毯，半部丝路文明史”。
这家店铺的地毯招牌是艾德莱斯，令人联想到维吾尔艾德莱丝绸，大概二者有一定联系。

和田地毯图案多为伊斯兰几何纹样、石榴花、巴旦木等西域花卉，被誉为“铺在地上的艺术”。
地毯在维吾尔族家庭中象征财富与地位，是女儿出嫁时必备嫁妆之一。

位于团城街头的这家奇浅抓饭非常受欢迎，里面坐满了当地人。
在我们用餐期间，一直有外卖小哥来取抓饭。

我们点了抓饭和馄饨。

抓饭的米饭颗颗饱满晶莹，羊肉十分鲜嫩入味。

馄饨的馅料细腻嫩滑，汤汁鲜美。

说到和田，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被誉为“中国国玉”的和田玉。
和田玉的发掘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和田河出产的羊脂玉和墨玉名扬天下，是中国玉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石产业是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来到和田当然要感受一下当地的玉石市场。

我们打车来到远东国际原石市场，看到露天市场里一排排的玉石摊位，摊位上摆放着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石头。
不知道哪块石头里蕴藏着温润的和田玉？

基本每个摊位前都有顾客在挑选原石，也有一些人手里举着两三个手机，不知是在对什么人进行现场直播。

摊主不停地向石头上喷水，以保持石头的润泽。

挑选玉石肯定是技术活，挑好了是宝，挑不好就会赔钱。
有买家用手电筒照射石头，精心挑选。
我们就看个热闹。

也有一些摊位售卖加工好的玉石产品，让人眼花缭乱。

各种各样的玉石产品看起来很漂亮，就是不知成色如何？

市场里有店铺专门进行玉石鉴定、切割、加工。

从门外看一眼正在加工玉石的现场。

市场里也有餐厅。我们来到金驼岭餐厅，装修很有维吾尔特色，迎宾小姐兼职舞蹈表演和收银，十分热情。

金驼岭餐厅专做新疆菜，我们点了肉串、薄皮包子、拌面和白菜炖豆腐。

肉串鲜嫩多汁，薄皮包子肉馅鲜美，最喜欢的还是白菜炖豆腐，来到新疆能吃到白菜炖豆腐感觉很舒服。

玉石市场外有很多水果摊，水果比喀什便宜。
我们买了哈密瓜、和田大枣和当地的一种绿色桃子，清香脆甜。哈密瓜5元一公斤，桃8元一公斤，大枣8元一公斤。

和田拥有最适合红枣生长的碱性沙化土壤，还有充足的阳光及富含矿物质的冰山雪水资源，个大、皮薄、核小、肉厚、维生素C含量丰富的“和田玉枣”久负盛名。
我们在内地吃到的都是干的和田玉枣，在和田我们吃到了新鲜的和田大枣，口感脆甜。

来到和田的游客都会选择游览约特干故城。我们驾车位于和田市西约10公里的约特干故城，城外有停车场。
和田约特干故城地下6米深处深埋着于阗古国的都城约特干。
于阗古国是我国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历经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至北宋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
于阗古国共经历十三个世纪，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属国王朝，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迹。

于阗是古代西域著名的佛教王国，被誉为“佛国于阗”，在佛教东传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佛教约在西汉末期（公元前1世纪）就已传入于阗，早于中原内地。许多梵文佛经先传至于阗，再由僧人带入中原翻译。
传说释迦牟尼曾预言此地将成为佛教圣地。
法显、玄奘西行时均驻留于阗求法。
东晋高僧法显（5世纪）西行取经时，曾赞叹于阗“尽皆奉法，僧众数万”。
唐玄奘西天取经归国途径于阗国，在于阗停留了7个月，在当地传授佛法，并补录渡河落水时丢失的佛经。玄奘西行求法往返17年，行程5万里，他将取经途中见闻撰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其中记载了于阗古国，描述其“气序和畅、飘风飞埃”。

约特干遗址为古于阗国（前2世纪—11世纪）的重要城址，
大约在公元993-1009年之间，于阗与喀喇汗王朝爆发宗教战争，约1006年于阗国消亡，佛教遗迹多埋没于沙漠，约特干故城被埋于黄沙之下。
19世纪末约特干故城被西方探险家如斯坦因重新发现，在此挖掘出大量佛教文物，包括佛像、壁画残片、陶器等。
我们在和田博物馆见到了很多特干故城出土的于阗国文物。
后人为纪念约特干故城，在原址上重建了故城，给了人们缅怀的想象空间。

维吾尔语“约特干”意为“被子”，因遗址被厚厚的淤泥覆盖如覆被而得名。
英国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斯坦因曾写过《沙埋和阗废墟记》，记录了他第一次来和田，故城城墙角下沙水环绕的景象。
重建的约特干故城外城墙再现了斯坦因描述的景象。

于阗作为西域佛国，对佛教东传起到桥梁作用，其艺术、经典和僧侣深刻影响了中原佛教。虽然最终因历史变迁而消失，但于阗国在丝绸之路上留下的佛教文化遗产仍被世人铭记。
专家认为遗址下层可能埋藏有更早的汉代建筑，但目前因保护技术不成熟因此尚未大规模发掘。
约特干故城见证了佛教在于阗的兴衰，是研究西域佛教艺术与丝路文明的关键遗址。

重建于阗故城时，依据汉唐时期有关于阗的史书、佛教典籍，考古发现的于阗时期城墙、寺院、民居等遗迹，出土的壁画、雕塑、钱币等实物，确定了于阗城的方位、规模及建筑特点，为建筑风格与故城布局提供了依据。
建造时采用了当地传统的夯土、木构架等土木建筑技术与材料，保持了故城历史风貌。

从故城紧急疏散示意图可以看出故城的城市布局，虽然有很多商业设施，但仍可看出大致的城市、街道与功能分区。

重要的建筑有七凤塔、七凤楼、玉阗昆仑、尉迟王族馆等，均是依据史书记载而建。
七凤楼金册殿是国王李圣天处理朝政之处，殿堂高大威严，彰显等级地位。
七凤楼因尉迟王室向往大唐而修建，史书记载：“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

登上城墙，遥望故城的七凤塔、七凤楼、玉阗昆仑，不禁遥想千年前的于阗故城是何等繁华景象？

一队中学生来到故城参观。
他们在一组雕像前停留，听老师讲述两千年前的历史。
这组雕塑描述的是我们进疆以来听到最多的历史人物定远侯班超。
雕塑描绘了班超领命回朝时，途径于阗，于阗人民抱着班超坐骑马腿，深情挽留。
班超在于阗上书朝廷，被获准督守西域，镇守西域各国。

班超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经营西域的核心人物，成语“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均出自班超的军事生涯。
东汉时期朝廷重启西域治理，班超“有志不在年高”，年过40岁毅然弃文从武、投笔从戎，追随大将军窦固出征匈奴，开启军事生涯。
班超以少量兵力、卓越的外交智慧和军事才能，屡建奇功。
公元73年，班超率36人出使鄯善国，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夜袭匈奴使者营地，迫使鄯善王归附汉朝。
他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先后使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喀什）等国归汉，重建西域都护府。
班超善于联合亲汉的西域各国，对抗匈奴势力，“以夷制夷”，稳定汉朝对西域的统治。
班超经营西域长达31年，收复50余国，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管辖，重新打通“丝绸之路”，被任命为西域都护，获封 “定远侯”，因功封于定远（今陕西汉中镇巴县），象征“安定远方”。
后世将张骞与班超并称为“西域双杰”。
班超年迈时上书汉和帝请求返乡，最终获准返回洛阳，不久病逝，享年71岁。

约特干故城犹如打开了一卷被黄沙掩埋的史书，令人看到千年前的于阗古国。

和田博物馆是一座集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原是三级博物馆，2024年8月被认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和田博物馆新馆由北京援建，建筑风格给人简约大气的感觉。
和田博物馆免预约，凭身份证安检后入馆参观。周一（法定节假日除外）闭馆。

走进博物馆大厅，就看到大型壁画“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是国宝级文物、国家一级文物汉代织锦护臂，是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虽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被收藏在新疆博物馆，但它代表着和田地区灿烂的文明与历史，其复制品在和田博物馆的展出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

和田博物馆的展出以和田历史文化陈列为主，通过文字、图片、文物、多媒体等，展示了和田地区自旧石器以来的悠久历史、文化和发展与变迁。
和田博物馆的文物介绍十分详尽，在我参观过的博物馆中难得一见。

大约一万年前，和田已有远古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他们以天然洞穴为居所，制作、使用打制石器，进行狩猎、捕鱼和采集。

打制石器（14件），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采集自民丰县恰克塔遗址。
恰克塔遗址位于尼雅河上游乌鲁克萨伊河与恰克塔萨伊河交汇处以南的山前台地。出土的细石器有刮削器、雕刻器等，加工技法较为成熟。
制造、使用这些打制石器的就是万年之前的“和田人”。

石权杖头（6件），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权杖是我国古代贵族或掌权者用以标识自身权力及地位的长棍型器物，大多数权杖可能因使用木质而难以留存，只留下石质或铜、玉等材质的权杖头，中部有安插柄所用的孔。

距今4000年左右，和田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人们逐渐掌握了陶器制作、青铜冶炼、木器加工等技术，建造了居住房屋，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扩大了食物来源，开始出现墓葬，原始宗教开始发展。

青铜权杖头，夏至商代（公元前2070-前1046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青铜铸造而成这种带有銎孔的青铜器需要使用范铸法进行制作，是青铜铸造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青铜兵器，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感觉有些像弯刀。

青铜刀（11件），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青铜刀是新疆地区青铜器时代至铁器时代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器类之一。这些青铜刀形制多样，有环首刀与直柄刀，刀体有的直背有的弧背。环首铜刀大概是随身携带的工具，用于切割物品、宰杀牲畜或进食；直柄铜刀可能用于剖割、食用动物肉的工具。

青铜茅，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銎骹式矛，与常规矛相比，此类矛制作难度较大，但杀伤力弱，故推测大约是礼仪用器。
新疆地区仅采集过1件此类矛。

青铜斧（3件），分别为夏至商代、夏至西周、西周。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斧是一种砍伐、加工木材的工具，也可作为武器。

青铜带柄镜，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镜身与镜柄连铸，柄末加横饰，较为罕见。镜背面有4组由直线和两侧放射状斜线组成的“叶脉状”
纹饰，柄部有小短线组成的平行折线纹。

人面纹青铜饰，夏至西周（约公元前2070年-前771年），征集。
青铜饰为中空棒状，上部装饰有人头像，人面狭长、高鼻、留须，头带帽。学者推测这件青铜饰为箭杆末端的装饰，即可用来搭弦拉弓，也可标识所有者的身份。

包金青铜冠饰，商至周代（公元前1600-前256年），征集。
冠饰呈倒“T”字形，横向弧形带的两端及立板上端各有一大一小的钻孔，应是头戴时用于固定。
冠饰上由篦点组合而成的菱形纹。
这件冠饰的主人应是首领级的人物。

祖形石杵（2件）周代（公元前1046-前256年），征集。
杵是粮食加工工具，与臼配合使用，用杵舂捣，使谷物脱壳。
杵用“祖”的形状，表达了男性生殖崇拜。

和田地区的采玉业在青铜时代已有相当的发展，进行玉石的开发利用。

玉刀，夏至西周（约公元前2070年-前771年），征集；
玉斧（5件），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玉刀以青玉磨制而成，弧背，单侧开刃，刃部较为锋利，大概用于日常切割。
玉斧以青玉磨制而成，整体乘梯形或圆角长方形，表面磨光，短边开刃，刃部锐利。较大的玉斧可配以木柄组成类似斧头的砍伐工具，较小的玉斧可能用于切割绳索、动物皮肉或手持工具。

玉猴，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征集。
玉猴以白玉雕成，造型为一只蹲坐状的大猴，怀中抱着一只小猴，肩部骑着一只小猴，寓意“辈辈封侯”。
玉猴设计颇具匠心，生动有趣。
唐代时和田地区玉器的雕琢工艺水平还很低下，专家认为如此精美的玉猴可能出自中原的玉器工匠。

和田地区的古代陶器很有地方特色。

陶罐，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采集自策勒县。
这件夹砂红陶圜底陶罐应是煮饭器具，腹部饰有一周4道弦纹组成的连续折线纹。

彩陶残片、陶钵（2件）、陶罐（5件），商末至春秋（公元前1100年-前476年）。采集自和田县流水墓地。

三耳陶罐，汉至晋代（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采集自于田县喀拉墩古城。
这件陶罐造型独特，在三个附耳之间附加一组雕饰，较为罕见。

红陶人像，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策勒县。
泥质红陶手工捏制而成，表现出一对相拥的男女，用针剔手法表现出二者的面部与毛发，生动形象。女性面带微笑，男性须发卷曲。

泥塑人头像，唐代（618年-907年），征集。
这是一个男孩头像，感觉男孩很开心的样子。

和田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得很多几千年前的有机质类文物保存完好。
和田博物馆拥有大量珍贵的有机质历史文物，令人看到灿烂的古代文明。

毡帽，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征集。
保存完好的毡帽用米白色厚毡制成，帽檐一周用红色毛线竖向锁缝，帽檐下两侧各穿缝一根粗毛绳系带，帽左侧插四支羽饰，上部缝缀约六圈红色的合股毛绳和两只伶鼬，伶鼬的头部并垂于帽前。
这个帽子与罗布泊小河墓地出土的毡帽形制与装饰完全相同，专家据此推测小河文化人群曾在和田地区生活。

对比一下我在新疆博物馆看到的毡帽，出自岩羌县小河墓地。毡帽左侧插有四支羽饰，上右侧缝缀约两只头部并垂于帽前的伶鼬。
这只毡帽与上面的毡帽十分相似。

草编篓，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征集。
陶罐，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征集。
草编篓编制的很细密，上部有褐色线绳。
陶罐有乳钉纹与刻划纹装饰。

草编篓，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采集自克里雅河北方墓地。
黍饼（2件）夏至西周（约公元前2070年-前771年），征集。

四千年多前的草编篓至今保存完好，看起来编织的细密，形状美观。
三千多年前的黍饼仿佛已经石化，依然令人联想古时和田人的农耕生活。

穿靴干尸小腿，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征集。
干尸仅存膝盖以下部分，足登长筒皮靴。
皮靴看上去美观、结实，由靴底、靴面、靴后跟三块牛皮缝制而成，靴腰中上部使用棕色毛绳扎紧，靴正面涂红线，并捆扎羽毛装饰。

木人，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征集。
木尸用原木雕刻而成，有头、身、腿、足，无上肢，上身有简略的右臂雏形，左脚有皮靴留存。
面部凿有眼窝、鼻梁和嘴。
推测墓主因某种原因尸骨无存，用这件木人代为下葬。

木人，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征集。
这件木人只有人形，大概也是代为下葬的木人。

嵌人面像木杖，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征集。
木杖棍状，上粗下细，上部镶嵌“骨雕人面像”，中部捆扎褐色鬃毛和毛绳。
整件木杖富有神秘色彩，大概是持有者某种身份的象征。

木雕人面像，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年-前1500年），采集自克里雅河北方墓地。
这个木雕人像很生动夸张，眉弓发达，眼窝凹陷，高鼻，长方形大嘴。

人物纹木雕住，战国至西汉（公元前475年-公元25年），征集。
木雕在原木上雕刻出3个裸体人物，两个站立一个躺着，三人均雕有圆形头部轮廓，但没有表现面部。人物的脖颈较长，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手掌夸张地向外张开。
上方左侧是一位女性，另两位是男性，每人都突出地表现出生殖器，大概是生殖崇拜的表现。右侧男性头戴尖帽，大概是赛人。

动物纹木雕柱，战国至西汉（公元前475年-公元25年），采集自克里雅河北沙漠。
这根木柱大约是个建筑构件。木柱表面错落有致地雕刻出犀牛、鹿、藏羚羊、大角羊、狼、骆驼、豹、马头和裸体人物形象。

木雕的动物、人物形象细腻而夸张，很有表现力。

鹿纹木桶，战国至汉代（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彩绘花纹木桶，战国至汉代（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采集自克里雅河下游。

连体双鸟木雕，汉至晋代（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采集自洛浦县山普拉墓地。
2只鸟背向、身体相连，造型独特，眼睛、喙、冠羽、羽毛雕刻生动细腻。
这件木雕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双头连体鸟在印度佛教与东方神话中各有传统，佛教中称“共命鸟”，在佛教经典中具有善、恶两种意向。
中原地区早在距今7000-8000年间的河姆渡文化中便有刻绘有双头连体鸟图案的骨匕。先秦有比翼鸟的记载。东汉时期比翼鸟的形象由并飞双鸟演变成连体双头鸟。

精绝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个小国，位于民丰县境内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尼雅河流域，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节点和绿洲城邦。精绝国是鄯善的附属国，东汉后期在西域动荡局势中，精绝国逐渐衰落，大约在3-4世纪后被废弃。
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尼雅河流域发现精绝国遗址，被誉为“东方庞贝”。遗址内有佛塔、民居、墓葬、文书、佉卢文木牍、钱币等大量珍贵文物，见证了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绿洲文明。

著名的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就出自精绝国故地尼雅遗址。

汉代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东汉至三国（2世纪中期-265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这件国宝级文物真品藏于新疆博物馆，和田博物馆展出的是高精度复制品。
织锦护臂为男性墓主的护膊，以锦为面，白绢包缘。织锦以蓝、红、绿、黄、白五色织出，上面有五星图、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祥禽瑞兽，花纹间织有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祈瑞文字。表达了汉晋时期天象占星术和祈求强盛吉利的意愿。
这件护膊用锦时中原织物，经纬线密度远大于普通汉魏织锦，是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讨南羌”锦冥衣裤，东汉至三国（2世纪中期-265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讨南羌”锦冥衣裤材质为汉锦，出自典型的汉代织锦工艺，色彩以红、黄、蓝等为主，纹样可能包含云气、瑞兽等汉锦常见元素。织锦上清晰可见“讨南羌”铭文。

由织锦复原图可知，“讨南羌”铭文全文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东汉中后期，西北羌患频繁，朝廷多次派兵征讨。此锦铭文表达了祈求军事胜利、激励士气。
汉代文字锦存世极少，是汉代丝绸艺术的代表性文物。
汉锦出现在西域，印证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经略（如设立西域都护）以及丝绸作为赏赐、贸易物资的流通。

“元和元年”锦囊，东汉（25-220年），破案追缴。
“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年号（公元84年），这是目前发现唯一汉代有纪年的织锦。
锦囊主要用“元和元年”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鹿纹锦制作，白绢提袋。如此珍贵的锦囊是身份、权贵的标志，一定用于收纳贵重物品。

盛羊头木盆，汉至晋代（公元206-公元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木雕像（2件）东汉至晋代（25-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感觉这两件木雕刻画的是女性人物，虽然没有面部刻画，但身形婀娜，好像正在做着舞蹈动作。

彩绘佛像壁画，东汉至晋代（25-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残存的壁画上佛像的眼睛给人突出的印象，仿佛能够看透世间一切。

雕花木柜门，东汉至晋代（25-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木柜门上部雕着一人一牛，下部雕着一条霸气十足的龙。

玻璃来通，汉至晋代（公元206-公元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来通时一种酒器，用途是把酒也从瓶子里注进去。

“君宜高官”铭文青铜镜，汉代，（公元前206-公元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此镜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典型的汉式铜镜，为圆形县钮镜，柿蒂形钮座，其外围8个内向连弧纹，弧纹相交处内侧各有一小圜圈纹。柿蒂叶间填有“君宜高官”铭文，但字迹有些模糊。
铜镜与丝绸在古代西域均为贵重的奢侈品，大多为朝廷对西域各国贵族的赏赐。

青铜弩机，汉至晋代（公元206-公元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下图很直观的演示了弩机的使用方法。

佉卢文“关于马的裁决书”木牍，东汉至晋代（25-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楔形木牍残片反面写有佉卢文属国王喻令，内容是鄯善国王关于马的诉讼裁决书。
在尼雅发现的佉卢文简牍中，有很多记录与马有关，表明马是精绝人饲养的主要牲畜之一。

佉卢文“离婚判决”木牍，东汉至晋代（25-420年），采集自民丰县尼雅遗址。
这份木牍记录了鄯善国王阇梨王晚期统治时期，（约335-383年），丈夫詹毗罗在灾荒年与妻子五爱离婚，大概由于当时没有签署放妻书，王庭下诏令两人重归一家，在族长的见证下签署放妻书，完成离婚的手续。该契约明确规定了离婚双方子女赡养权和财产分配，遵循“谁提出离婚，谁就放弃一切”的原则，詹毗罗净身出户，其子女和财产都归于五爱。
此原则同样见于古印度、中亚粟特地区的离婚案例中。
这份木牍展现了精绝古人的民俗与法律。

佉卢文“賒酒帐”木牍，东汉至晋代（25-420年），征集。
佉卢文“賒酒帐”木牍记载了一众人名，以及他们分别借酒的数目。
文书最后写到，该账目送给大力王子，此后众人要归还利息。
这件木牍令人看到精绝人生活的一个侧面。

位和田地区的于阗国是古代西域著名的佛教王国，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是丝绸之路南道的核心枢纽。其历史跨越汉唐至宋代，在西域有着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张骞通西域后，于阗与汉朝密切往来，属西域都护府管辖。
唐代时唐太宗时设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于阗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
宋代时于阗与归义军、喀喇汗王朝并存，11世纪初被喀喇汗国攻灭。

和田博物馆藏有众多于阗古国精美文物，令观众得以一窥千年之前古国文明。

汉祛二体钱是古于阗国货币，汉祛二体钱包括小马钱、大马钱及骆驼钱三种，一面为马或骆驼图案，外圈一周为佉卢文铭文，记录了发行钱币时在位于阗国王的名号，另一一面是汉文铭文，故称汉祛二体钱。汉祛二体钱是于阗国吸收汉朝钱币和希腊-贵霜钱币特点铸造而成，是新疆地区最早铸造的钱币。

汉祛二体钱（5枚），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征集自洛浦县。
汉祛二体钱的铸造流行标志着于阗地区商业贸易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桃花石汗铜币（16枚）宋代（960-1270年），征集自洛浦县。
喀喇汗王朝（840-1212年）持续长达370余年，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诸方面对我国古代西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喀喇汗王朝首领自称“桃花石可汗”。喀喇汗王朝在疏勒国和莎车国地区铸造了大量钱币，其中重要的一类钱币类型就是“桃花石汗铜币”

约特干出土的陶器雕饰精美，被认为是于阗国制陶技术的巅峰。

陶塑人像（7件），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和田县约特干遗址。
约特干先民创作的人像雕塑，均为泥质红陶手工捏制，采用竖刻、横划、点刺等针剔技法刻画出人物的毛发、胡须。陶塑人像具有高鼻深目、须发卷曲的特征，部分女性陶塑的发型与唐代中原地区陶俑中年妇女的发型基本一致。有的人像手持圆筒状物或乐器琵琶。
每个人物的表情都很生动，不知雕像描绘的是否就是约特干人呢？

陶骆驼（2件）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和田县约特干遗址。
红陶烧制的骆驼以写实手法表现出双峰骆驼的五官、鬃毛、毡鞍及驼峰上搭载的货物，告诉后世于阗人饲养骆驼，并将其用于丝绸之路的货运贸易。

陶牛贴塑（共3件），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和田县约特干遗址。
贴塑是粘贴于陶器之上的装饰形象。
陶牛贴塑说明在唐代于阗国，牛是常见的家畜。

人首牛头陶注水（复制品）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和田县约特干遗址。
我在新疆博物馆见过这件文物的原件。这件虽是复制品，却依然十分精美。
注水是饮酒器。中空的器身上半部为一个带着高帽、高鼻深目的人头像，下部为一双角直立的牛头，牛张着的嘴为流。
这种风格的饮酒器西方人称为“来通”，起源于小亚细亚及地中海地区，后广泛流行于中亚地区，这件陶器应是于阗人仿制“来通”的作品。

印花大陶罐，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策勒县乌宗塔提遗址。
硕大的陶罐制作较为粗糙，罐身饰有波浪纹、印花三角纹和方格纹，是于阗陶器的一种装饰技法。

三耳陶罐，唐代（618年-907年），征集。
这件陶罐陶质细腻，装饰精美繁复。在三耳连接处、口沿下方及腹部贴塑花卉图案，在颈部贴塑人物图案，这种陶器的装饰工艺是约特干遗址的典型风格，因而专家推测这件陶器出自约特干古城。

于阗文“裴捺卖庄园”木牍，唐代（618年-907年），破案追缴。
这件木牍以于阗语书写，是一则房屋土地买卖的契约，契约内容是裴捺及其儿子耶摩赐出卖一座庄园给勃罗南迪和思略，这座庄园带有围墙，有2座门楼，还附带一块土地，共计600文。
契约遵照于阗语文献中契约的书写方式，并有于阗国王尉迟曜11年（777年）的纪年。

于阗文“清福买奴”木牍，唐代（618年-907年），唐代，出自和田地区。
此件木牍写有2件关于人口买卖的于阗语契约。
前者的契约记录了于阗人维杰里花2500穆立向盼福里购买一名叫泉儿的女子。
后者的契约记录了于阗男子清福向遮加勒以1400穆立购买了一名叫炫彩的女子及其儿子阿尤勒。

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3件），唐代（618年-907年），征集。
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是唐朝镇守于阗时时期使用的文书类型，这件木简是当时于阗百姓向守军或峰铺驿站缴纳粮食或驼驴饲料的账簿，一端有钻孔用于穿绳，将其绑在粮食袋上。

《兰亭集序》临写本，（复制品）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墨玉县麻扎塔格戍堡。
唐代于阗地区共发现4件《兰亭集序》临写本，这件与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件残片可缀合成一件。
这件残片可看到书写者反复书写“经”字，说明这是一件练习书法的“习字帖”，残片书写流畅，猜想大约是在于阗地区的中原人士所写。

青铜人像饰，唐代（618年-907年），征集。
这件青铜人像饰十分精美，工艺复杂，造型生动，充满想象力与创作力，是于阗国工匠“善冶铸”的最好例证。

底座呈八边形束腰鼓状，座上立着四个人像，每两人共用四肢。人物头戴圆帽，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裤，双手托举透雕片装饰。

连体双鸟木雕，汉至晋代（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采集自洛浦县山普拉墓地。
2只鸟背向、身体相连，造型独特，眼睛、喙、冠羽、羽毛雕刻生动细腻。
这件木雕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双头连体鸟在印度佛教与东方神话中各有传统，佛教中称“共命鸟”，在佛教经典中具有善、恶两种意向。
中原地区早在距今7000-8000年间的河姆渡文化中便有刻绘有双头连体鸟图案的骨匕。
先秦有比翼鸟的记载。
东汉时期比翼鸟的形象由并飞双鸟演变成连体双头鸟。

刺绣毛布残片，汉至晋代（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采集自洛浦县山普拉墓地。
刺绣残片以毛布为地，将红、黄、褐、蓝等色毛线用锁针绣法刺绣成神兽纹样。
这件绣品反映出汉晋时期于阗文化对中原刺绣工艺和草原文化因素的借鉴与吸收。

人物纹栽绒毯，隋代（518-618年），出自洛浦县比孜力佛寺遗址，破案追缴。
比孜力佛寺遗址是阗国佛教中心之一，该遗址出土了魏晋至唐代的壁画、雕塑、织物等文物。
比孜力佛寺遗址共出土5件栽绒毯，这些毯子大概用于佛寺的装饰或祭祀活动，毯子的图案展现了中亚、西亚及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
毯上以人物为中心，辅以辅以几何纹、莲花、忍冬等植物纹，符合佛教艺术中“曼荼罗”式布局。
众多人物可能是供养人或贵族，人物形象生动，服饰兼具西域与中亚风格。

人物纹栽绒毯，隋代（518-618年），出自洛浦县比孜力佛寺遗址，破案追缴。
这件毯子中心人物处织有于阗文，意为“苏摩（灵汁）献给萨波梅里”。
于阗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关键节点，栽绒毯的佛教元素印证了早期西域佛教艺术的本地化进程。
栽绒毯采用打结栽绒技术（类似现代地毯），绒毛致密，染料可能使用西域本地植物矿物，色彩鲜艳，显示出高超的纺织水平，是新疆早期地毯的实物代表。

于阗国是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佛教在此兴盛长达千年，尤其在南北朝至唐代（公元5世纪至8世纪）期间，佛教在于阗最为兴盛，寺院众多，高僧辈出，成为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
法显在《佛国记》称其“尽皆奉法，寺塔僧众甚多”。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其“伽蓝有百所，僧徒五千余人”。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于阗文佛经和文书，证实了于阗佛教的繁荣。
于阗的佛教艺术（如壁画、雕塑）融合了印度、波斯和中原风格，影响深远。

彩绘泥塑佛像，三国.魏至晋代（220至420年），采集自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
佛像眉眼细长，高鼻梁，面带微笑，身着佛衣，右手施无畏印，给人温婉慈悲的感觉。

青铜坐佛像，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策勒县达玛沟。
这尊佛像是克什米尔铸造，具有典型的克什米尔-吉尔吉特风格，底座上有3行半梵文题记。
这种风格的佛像曾在阿里古格王国皮央佛寺遗址发现，表明吐蕃时期，在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于阗与西藏西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于阗佛教对吐蕃佛教产生影响，因此西藏佛教艺术存在于阗风格。

贴塑化佛和彩绘千佛，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墨玉县库木巴拉特佛寺遗址。
这是一件残片的两面。一面是彩绘贴塑化佛，另一面彩绘千佛，佛像均为坐姿。千佛是大乘佛教艺术中的常见题材。在佛教艺术中通常表现为在佛像背光或莲花等佛教圣物中显出的小佛像。
彩绘千佛。

彩绘贴塑化佛。
利用佛寺主尊背光绘塑化佛的做法是5至8世纪于阗十分常见的佛教艺术形式。

千佛像壁画，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策勒县达玛沟2号佛寺遗址。
画面上半部为坐姿千佛，做佛之间由浅粉色六瓣花朵间隔，下半部为骑马行出行人物。

彩塑石膏贴塑飞天，南北朝（420年-589年），采集自和田县盖乌伊力克遗址。
飞天形象健壮拙朴，这是西域民族化的印度式飞天造型。

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唐代（618年-907年），采集自策勒县喀拉墩佛寺遗址。
画面给人温润典雅的感觉。观音头戴花冠，宝璔垂肩，额际绘有一只竖眼，眉眼细长，长耳垂肩，耳缀莲花耳珰，左肩下垂一串石榴花。颈部戴着一条串珠项链与一条宝石花形项链。手部残缺。靠近观音左肩外侧绘出两朵带梗莲花，盛开的莲花上有一尊坐佛。
8世纪后，随着唐朝在西域势力的巩固与加强，中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开始全面影响西域，这幅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是首次在于阗地区发现，被认为是唐代密宗传入西域的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