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毗邻秦咸阳城国家遗址公园
交通：乘坐🚇地铁4号线至秦宫站，步行八百米左右，也可在地铁出站口右侧乘观光车5分钟抵达，3元/人。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以集中展示秦汉文明缘起、发展、贡献为宗旨的博物馆，重点展示了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奠基作用。
202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馆，博物馆依旧由张锦秋先生主持设计，建筑总体以北斗七星布局，主馆区七座建筑各自相对独立且以廊道相连。既有中轴对称的恢弘大气，又兼具着不对称布局的自由之美。
下图来自网络，可以直观到北斗七星的布局
通过横桥直达筑在高台之上的“玉衡星”主馆二层平面，以最亮的“玉衡”星为中心布局，“摇光、开阳、天权、天玑”四星对称排列，按“枢为天、璇为地”的理念，将“天枢、天璇”两星布置在“斗身”位置，再通过不同标高的复道将七星相连，复道采用透明玻璃幕墙，使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展览分上下两层，由8个部分组成，展出文物732件（组），90％是首次展出。其中包括汉代古船、先秦漆猪、错金杜虎符等珍贵文物。
这一组大型青铜雕塑长74米，高9米，以大手笔的艺术风格，以春秋战国五百年的纷争为背景，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载体，以千古一帝秦始皇奠定两千年中华大一统制度根基为中心，塑造了秦汉文明的源流之魂。（图片从左至右：变法君主秦孝公、六世余烈秦昭襄王、千古一帝秦始皇、变法功臣商秧）
下图还能看到秦国两项最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秦昭王后期（约公元前276年至251年）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穿凿泾洛的引水工程郑国渠，两项工程使成都成为天府之国，关中成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秦穆公，他东服强晋，西霸戎夷，是春秋五霸之一。但秦国当时仍实行的毁灭人才的殉葬制度，贤臣良将都被拉去殉葬。穆公死时就用了177人殉葬，其中就有非常有才干的子舆氏三位大臣（奄息、仲行、针虎），史称三良殉秦。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秦穆公人设坍塌，秦国也被中原各国看成是野蛮落后不开化的蛮夷，中原诸侯会盟也不带秦国参加。史记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所以，秦穆公死后三百年，秦国寂寂无闻。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虽说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没与四位风云人物并列，而是将雕塑像刻画在侧面。
雕塑中还有很多细节刻画，如李斯书写通行天下的货币——半两钱、秦国调兵的虎符等。仰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雕塑画面，穿越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仿佛穿越回沧桑厚重的大秦帝国。
进入秦汉文明主题展厅，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天下同一”四个大字，大禹定九州的世界山海经地图高悬在上，秦汉时期中国版图的变化置于当时的世界格局之中。“秦订制度，汉拓疆土”，我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王朝体系沿袭秦朝制度，汉朝开拓的疆土基本构成现在中国的版图。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都是在秦汉时期完成的，千年来这种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不管朝代如何更迭，我们现在还能称为“中国人”、“汉族”。阐释了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各种制度奠基时代的重要性。
⭕“制”启华夏
秦汉以开创性的制度，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中国版图的确立，“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创建，“儒学”成为政治思想的主体，以及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都是在秦汉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以新的政治制度为根基，中华民族凝聚力量，奋进崛起，同时放眼世界，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使中国迈向强盛、自信的新时代。
秦、汉大事年表
历经春秋战国500余年的风雨，秦始皇初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西汉王朝继承并发展完善，到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贯彻，基本确立了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发展 2000余年的政治体制。新制度的创建，是秦汉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深刻影响社会其他层面发展的核心力量。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旧秩序的逐步瓦解，各诸侯国为争霸安邦，纷纷开展变法，进一步加速了新秩序的建立。
“以能任官”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的传统，郡县制普遍替代了分封的采邑制；
明确废除井田而实行土地私有制，释放生产力；
以“履亩而税”的实物税制取代了“籍田以力”的劳役税制；
各国普遍重视法治，颁布法典；
实施兵制改革，增强军队战斗力。
【大变革时代】
秦汉制度萌发于春秋战国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为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各国变法蓄势待发。这是一次关乎建立何种文明的最为普及的社会实验。
以多媒体互动装置“大变革”。窗扇，配以强力的阻尼设计，紧闭而难开启，拉开了列国变法的艰难和遇到的各种阻力，而唯有秦国变法彻底扫除旧弊，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制度创建。
“大一统”制度的创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时代，是“大一统”产生的条件。从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开始变革起，晋文公、楚庄王等各国相继实施变法强国策略，秦国历经秦穆公、秦献公的锐意改革和秦孝公任用商鞅两次变法直接推进了统一的进程，秦始皇初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西汉王朝继承并发展完善，到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贯彻。
春秋战国变法大事年表
各国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封建化运动。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奴隶主贵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废除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通过变法使封建制度得到确立，由奴隶制引起的社会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秦国的锐意改革】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历经三十余代国君的奋发图强，秦国最终成为一方霸主。以秦献公、秦孝公为首的国君主张变法图强、锐意改革，极大地推动了秦国东进的进程。秦献公迁都栎阳、废除人殉制度、建立商市，同时编制户籍、推广县制，改变了秦国“国乱兵弱而主卑”的局面，他是战国时期推动秦国富强崛起的重要前驱。秦孝公任用商鞅两次变法，确定了以“法”为本的治国方略和经济建设举措，使秦国日益壮大，迅速崛起。
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
1. 发布垦草令——开垦荒地
2. 再次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
3.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4. 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
5. 以暴力推行新法
6. 进一步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7. 普遍实行县制
8. 迁都咸阳
9. 按人口征收赋税
10. 统一度量衡
战国 蟠虺纹铜钫
战国 蟠虺纹铜鼎
战国 “廿五年”嵌错云纹簋
战国 鎏银夔凤纹扁壶
陕西咸阳乾县新阳公社出土
战国 蟠螭纹铜豆
战国 绹索纹铜 钅和（hé）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
秦的统一创立了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打下基础。秦汉以来，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以察举制为中心的选官制度逐步满足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已初步显现。
【官僚体系的构建】
♦皇帝制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维护个人权威，确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创立皇帝制度。皇权至上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多年。
♦三公九卿制
作为中央执政集团中枢、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三公九卿”，辅助皇帝管理国家大事。汉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不断加强。汉武帝时期出现的“中外朝制度”，表明了皇权对朝臣管控的加强。秦汉官僚体制确立了中国历代王朝官制的基本格局。
战国·秦 “徒府” 铜印 （01）、“器府”铜印（02）
1964年陕西西安高陵耿镇出土
战国·秦 “少府”铭银器
1974年陕西西安临潼上焦村15号墓出土
汉 “军司马印”铜印（09）、“立节将军章”铜印（11）
魏晋 “殿中司马”铜印（10）
♦郡县制
秦统一后，国土广袤，分天下三十六郡（之后陆续增至四十八郡），郡置守、尉、监诸官职，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郡的下级单位是县，秦县的数量达到一千多个。郡县制，是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成为后来历代王朝中央政权控制地方行政的基本形式。
秦四十八郡
东汉十三州
各地太守章封泥
♦察举制
秦自商鞅变法后就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为兼并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汉初，一系列的选官制度和监察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汉武帝时期，大体完成了由“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变，开创了献策上书为郎的选官途径，使察举制逐步成为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能力主要依赖于皇权的控制力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遵循法家思想，制订了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并在全国推行。秦法制主要包括“事皆决于法”“法令由一统”以及“轻罪重刑”等方面。
睡虎地秦简《徭律》（复制品）
原件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西汉时期，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秦的法律思想，主张将“礼”教和“德”化与刑罚结合起来使用；他们沿用秦制的律、令、科、比四种形式，并将其规范化，使之成为此后较为稳定的法律的基本形式。汉武帝时期，采用“春秋决狱”的判案推理方式，对整个封建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础，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汉“长安狱丞”封泥、“备盗贼尉”封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长达500余年的割据纷争局面，完成了统一。之后，秦军南逾五岭一统南越和西瓯地区，北击匈奴拓地至阴山。汉武帝即位后，继续向南北拓展，先后设置河西四郡、西南七郡、东北乐浪四郡，使汉代的疆域空前辽阔。秦汉两代400余年间，早期的核心区域（包括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中下游部分等）的版图基本奠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秦代的疆域】
秦始皇统一之后，继续向北、向南扩展，兴师30万、移民、设郡县，开拓疆土，使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回归线以南），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 跪射俑
秦 铠甲武士俑
步兵俑（3D打印）
战国 错金杜虎符（镇馆之宝）
1975年西安市南郊沈家桥村出土
符是古代朝廷用于传达命令、调动军队的一种特殊凭证，通常作虎形，故称虎符。符分为左右两半，右半符留在京师，左半符颁发给屯驻在外的军队。需调兵时，由朝廷使者持右半符前往，军队长官将右半符与左半符验合后，军队即按使者传达的命令行动。
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秦国杜县的兵符。全符由左右两半合成，这件是左半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符面有错金铭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才社。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
右符在君王手中，左符在地方长官手中，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必须左右两虎符合在一起方可，榫卯结构，也是“符合”一词的由来。
骑兵的鞍马须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云梦奏简《秦律杂抄》记载：“募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不如令，县司马貲二甲，令、丞各一甲。先赋募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貲二甲，法（废）。
这段律文清楚地说明了鞍马选拔的标准：马高要在1.33米以上，奔驰和系羁要听从指挥，否则，有关人员将受到处罚。马匹备齐后，再从入伍的士兵中选拔骑士，骑士入伍后须接受考核。马匹被评为下等的，县令、丞、司马要受到处罚，主管的县司马则会被革职永不录用。这说明秦代对骑兵用马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
从云梦秦简的有关律文中可以看出，秦军的鞍马，主要来源于官府的厩苑，县司马掌管对军马的调教与选拔。因此，军马的优劣与县司马有着直接的关系。秦向来以养马著称，秦王朝时期，养马业更盛，中央和地方都有养马的厩苑，以为骑兵和战车提供马匹。
秦 陶鞍马
秦国的强大武力与士兵的勇猛作战密不可分。士兵们披盔戴甲，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严格的训练，使他们具备出色的战斗技巧，加之无与伦比的严明纪律，使他们能以出色的战斗力和无畏的精神征服众多敌人。
秦 铜矛（01）、铜铍（03）
春秋 铜矛（02）
秦 石铠甲及石胄
K9801 陪葬坑出士的铠甲，可以分为三大类：
人用的札甲（用较大长条形甲片制作的铠甲）、鱼鳞甲（用小片甲片制作的铠甲）和马用的石马甲。这些用于陪葬的铠甲，均用青石甲片和铜条编缀而成，其形制和编缀方法与实用铠甲一致。甲片有长方形、舌形、等腰梯形、直角梯形、圆形等多种形制，用扁铜条将其联缀在一起，除了可以保护士兵的胸腹、后背和腰肋外，还方便他们做出挺胸、弯腰、举臂等动作。
与铠甲一同出士的还有石胄，用来保护士兵的颈项。所有石胄都由一整片圆形顶片和若干板瓦形或等腰梯形不带弧度的侧片组成。石铠甲和石胄的出土，为研究秦国的用甲制度、秦军的装备，以及蕴含于甲胄里的秦代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物证。
秦 铜剑
1974年陕西西安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出土
弩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远射程兵器，具有射程远、命中率高和杀伤力强的特点，成为各国军队重要的武器之一。弩的出现，促使车战时代的结束，引领了以步战为主，车、步、骑协同作战的新时代。秦国先进的弓弩，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弩兵方阵，就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
战国 铜镞
秦 铜弩机
秦 铜殳
1974年陕西西安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出土
【汉代的疆域】
汉武帝继位后，改变了对匈奴忍辱妥协的方针，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公元前127年，派卫青收复河南地（河南之战）；
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河西之战）；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分两路出击，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漠北之战）。
汉武帝时代的疆域空前辽阔，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
汉代的武备，在秦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迭代，无论是防御的铠甲还是利兵利器，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型铠甲材质更为坚固耐用，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汉代改进了弓弩、长矛、剑等武器，使其更加精良。
汉 鎏金铜弩机
陕西省咸阳兴平茂陵附近出土
战国 长弧三穿铜戈
汉 云纹带銎铜钺
云南昆明石寨山出土，1975年云南省博物馆调拨
钺是一种古代兵器，圆刃或平刃，安装木柄，持以砍斫。盛行于商代及西周。后来，在保留部分实用功能的同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
汉代甲胄复原图
西汉 彩绘陶持盾武士俑
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
西汉 彩绘陶骑兵俑
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
西汉 彩绘陶执盾军吏俑
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
⭕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
为加强管理，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建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最高军政中心。骑都尉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在“护鄯善以西南道”基础上“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即总护西域三十六国，成为中央任命管理西域的最高长官。
都护的职权——任免都护府的属官，代表中央王朝给地方政权的官吏颁发印绶，管辖西域屯田，对西域诸国进行督察，并及时向朝廷报告，经中央批准可征调西域驻军及诸国兵，同朝廷专使一道处理重大事件。
东汉 “归汉义羌长”铜印
西域三十六国（沙盘）
秦汉时期，三晋文化、楚文化、齐文化、燕文化、秦文化等多种区域文化，经数百年的融汇与交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汉王朝以华夏族为主体，吸纳了周边各部族的人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融合成为一个人数庞大的族群——“汉”族，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
【秦汉移民与乡土观念】
秦汉时期，政府大规模向各地迁移人民的行为，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和意图。政治上，通过迁徙豪强、高貲（zī）商人、豪猾吏民、惩处罪犯，达到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军事上，通过移民实边，缓解同周边各族之间的矛盾；经济上，通过移民，躲避灾害、解决了财政困难。
【从区域融合走向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构成了汉代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意识；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传统，也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秦汉王朝，开启了中华民族从区域融合走向文化认同的新征程。
【《史记》中出现“中国”的含义分类】
《史记》中出现“中国”一词多达百余次，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族”“汉族”“文化”等涵义，但主要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或采用历史文献的记载，或采用当时人的说词，或以著书者叙述的形式，用“中国”一词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多次，分别用来指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秦朝、汉朝以及历代中原王朝等国家政权。
夏、商、周
华夏王朝
中原各国
统一秦朝
多民族西汉
汉 文字瓦当
汉 “永奉无疆”瓦当、“长生无极”瓦当
1956年王耀堂捐、1954年刘汉基捐
汉 “延年益寿”瓦当
1956年王耀堂捐
汉 “富贵万岁”瓦当
汉 “亿年无疆”瓦当
1953年西北文化局移交
【国家祭祀体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秦汉时期国家祭祀体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时期秦国所具有的广立神祠的传统。战国晚期，秦的畤、庙、祠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区。秦统一后，原六国山川祭祀及齐地八主祠也被纳入其中央祠官的管辖范围。
汉初，承秦旧制；至汉武帝时期，虽对国家祭祀进行了重大改革，但主要手段仍以在全国广修神祠为主。这种广布神祠的祭祀形态，直至西汉末年南郊郊祀制度的成立，才得以真正被改变。这种改变，也深刻影响着东汉以来人们对国家祭祀的认知。
汉 琉璃耳塞（01）、 玉眼罩（02）、 玉鼻塞（03）
汉 玉肛塞
1956年陕西西安东郊汉墓出土
玉汉 琉璃婵
西汉 蒲纹女玉人（07）、蒲纹男玉人（08）、玉人（09）
汉 玉猪
1956年陕西咸阳南上召村出土
东周 玉磐
1975年马同存交
春秋 龙纹玉璧牌
1974年陕西咸阳户县（今西安鄠邑区）出土
战国 青玉龙形佩
汉 谷纹玉璧璜
陕西西安北郊龙首村电讯六分局工地出土
战国 玛瑙环
1956年陕西西安灞桥红旗公社出土
新石器时代 玉璧
汉 谷纹玉璧
汉 青玉圭
1953年陕西宝鸡渭滨郭家村出土
⭕《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
“封禅”是古代一种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封”表示祭天，“禅”表示祭地。
《史记·封禅书》叙述了古代传说中七十二位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动。《汉书·郊祀志》在《封禅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汉武帝至王莽时期有关郊祀的内容。
⭕秦王朝的国家祭祀
以神祠为主题，这种传统来源于秦国。秦统一六国后，将齐、楚、晋等祭祀也纳入国家祭祀范畴，这样秦朝的国家祭祀中既有秦人传统的陈宝、雍四畤，也有关东地区的八主祭祀，以及燕齐方士的求仙传统，来源不同的祭祀传统得以整合，统一国家的祭祀体系首次建立。
汉武帝在秦始皇及汉初诸帝的基础上大兴建设，摆脱了秦及战国的旧框架，剔除国家祭祀中异质、矛盾的因素，建立起统一而宏大的祭祀体系。他立泰畤—后土祠创建汉家郊祭，经营云阳泉宫，使之成为汉王朝、尤其是关中地区最大的祭祀中心，封禅泰山、修建明堂、大兴仙人祭祀，以泰山为中心辐射带动了山东半岛祭祀环与五岳祭祀，他还改造了雍五畤祭仪，并打通中回道，通过雍地控制陇西、北地。藉由这三大祭祀中心，中央得以控制散布于全国的众多神祠。
⭕秦汉时期的山川祭祀
秦统一后，始皇从天下山川中选出“名山”十二、“大川”六，分为“崤以东”与“华以西”两部分，辅以祭祀规格略低的小山川，构建出一套统一的山川祭祀体系。汉初承秦制，自武帝中后期至西汉末期。“五岳四渎”从礼书中走出，逐步进入国家祭祀的实践中。
长期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物资匮乏以及生产力的大大下降，严重阻碍了战国时期社会的发展。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确立，中央政府全面掌控国家发展的经济命脉，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小农经济支撑下的国家经济发展渐入正轨，国库日渐充盈，为汉武帝时期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蓄力，国力增强，成为汉王朝打开国门眺望世界的重要保障。
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政策。统一货币，在全国推行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币制的统一，克服了以往币类多样导致的使用与换算困难，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的交流。秦代外圆内方的货币形制，一直沿用了2000余年。
此外，秦始皇颁发诏书，统一度量衡，在全国通行由国家作的标准度量衡器，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 空手布（01、02）
战国 “明”字刀（03）
战国 “襄平”平首布（04）、“陶阳”平首布（05）
战国 “邰”字平首布（06）、平首布（07）
【先秦时期的货币】
先秦货币，即秦始皇统一之前的货币，包括原始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等。货币的发展，从商周先民使用天然海贝做货币，到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的出现，再到秦始皇统一的方孔圜形钱，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国国土广袤，先秦时期各地区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铸造的货币形态也各有特色。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使用布币；以游牧、渔猎为主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使用起源于削刀的刀币；南方的楚国，使用蚁鼻钱以及金版。圜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是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态。秦统一后，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通行，结束了中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统一货币】
秦朝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了统一货币：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将通行货币统一为两种，即上市黄金和下币铜钱。同时，改黄金的单位为“镒”，一镒为二十两；铜钱是铸有“半两”二字的圆形方孔钱，俗称“秦半两”。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群臣，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
战国 “郢爯”金币、“郢爯”明币
1972年安徽省博物馆调拨、陕西西安北郊郭家村出土
【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后，不同的制度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秦王朝以秦国原有的度（长度）、量（容积）、衡（重量）为标准，并在商鞅曾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统一诏书，制成统一后的标准器发布全国，而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被禁止使用。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商鞅方升、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两诏铜椭量等等，都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
“高奴禾石”铜权（衡器，相当于现在的砝码）（镇馆之宝）
1964年陕西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
“禾”是指此权为秤谷物所用；“石”秦时衡制，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此权重30.75千克，折合计算可略知秦制一斤重256.25克。
秦昭王三年（前304年），这件铜权作为标准衡器发送到高奴（今陕北延川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权被调回校正，并加刻始皇廿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以及“高奴石”三字后，重新发还。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此权再次从高奴送回检定，加刻二世元年诏书。然而尚未及发还，秦亡。铭文内容显示出秦在度量衡制度上的延续性。
战国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制农具得到改进，种类不断创新。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政体的确立，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技术随之进步，铁犁牛耕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也催生了精耕细作生产模式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率，促进了农业的长足进步。
【推广牛耕】
牛耕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之前难以实现的深耕，在秦汉时期成为可能。西汉中期以后，牛耕在关中及黄河下游地区获得大范围推广；东汉时，牛耕在关中、山东经济区基本普及，并呈扩散状向北、西、南推广。
汉 陶牛（小）
陕西咸阳泾阳大堡子墓地出土
西汉 彩绘陶牛（大）
汉景阳陵博物院藏
汉 “上林农管”瓦当
1953年西北文化局移交
汉 彩绘陶囷
汉 陶仓、彩绘陶仓
汉 陶仓
陕西西安北郊福临门出土
汉 彩绘铜套碟
1972年陕西西安灞桥砖瓦厂出土
汉 铜灶、陶灶
汉 陶灶
汉 带盖套盒、陶罐、陶盒盖
陕西西安北郊福临门出土
与秦汉农业相关的出土简帛（牍）
【铁农具的普及】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逐渐在农业生产中得以使用。西汉以后，铁制农具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农耕工具的主体，为“民之大用”。秦汉帝国的强大，离不开农业繁盛，而农业的快速发展与铁制农具的普及关系密切。铁制农具的发明和推广，是我国农业生产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汉 铁钁、铁铲
1975年陕西长安韦曲公社出土
1973年陕西咸阳永寿监军公社西村出土
铁农具的应用，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划时代的变革；牛耕的普及更是中国农用动力的一次重大革命，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汉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使地方势力扩张，中央政府无力有效调控货币的生产，诸侯贵胄私铸货币盛行，币制混乱阻碍了经济发展。汉武帝经过多年经营，不断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政府的执行力，经过数次币制改革，实现了铜料国有，不仅禁止私人铸钱，而且有效遏制了郡国铸币，并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所有。五铢钱作为汉代法定货币最终确立下来，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扫清了障碍。
【郡国商贾私铸货币】
自汉高祖刘邦建国始，便“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从而揭开了民间大量自由铸币的序幕。汉景帝时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实行郡国铸币。私铸货币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以轻代重、以伪乱真、大量铸造伪币的乱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由郡国商贾操持货币，使其富比天子，威胁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
汉 铜锭
1955年陕西西安西郊皂河明渠出土
【统一标准铸五铢】
“五铢”钱，因货币表面有“五铢”两个篆字而得名，是汉武帝时期最终确立的币制，由中央政府设置的水衡都尉的属官——锺官、技巧、六厩三官统一铸钱，三官都是管理铸钱的官署，它们既是铸钱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官办的铸钱工场。由中央统一铸造的五铢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通行全国。
汉 五铢钱（135枚）
汉 “五铢”钱铜范
【中央集中统一铸币权】
多次币制改革后，汉武帝决心由中央集中统一铸币权。元鼎四年（前113)，中央政府设水衡都尉机构，专执铸币，严禁郡国私铸，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的货币，工艺水平高、铸造技术规范，工序也比较复杂，货币币值与重量“重如其文”，伪造者不易仿造，从根本上制止了伪钱的泛滥。中央政府统一铸币权，稳定了国家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武帝的数次币制改革】
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汉武帝下令废除实行了35年之久的四铢“半两”钱，推行三铢钱；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废三铢，再行四铢“半两”；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废四铢“半两”，重行三铢；
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再行废除三铢，更请郡国铸造五铢；
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除伪钱，颁行赤仄钱；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统一货币，确立五铢钱制。
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先后进行了6次货币改革，使汉王朝的货币制度得以最终稳定下来。
汉 金饼
陕西西安谭家乡、陕西咸阳三义村长陵等地出土
汉 金饼、“田”字金饼（02）
1979年陕西西安阿房宫高低堡子出土
1971年陕西西安郊区先锋公社出土
【王莽的币制改革】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土地被兼并，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
初始元年（8)，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新朝建立后，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新政，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但其前后四次的币制改革，最终导致了“农桑失业，实货俱废”的局面。
新朝 错金“一刀平五千”铜钱
汉初，延续秦朝的政策，由民间经营盐铁的生产与销售，故煮盐、冶铁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时期，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朝廷在盐、铁产地设置盐、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严厉禁止私煮、私铸，违令者处以重罚。盐铁官营，使国家独占了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之利，出现“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的景象。
【盐铁计划】
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外用兵，对内滥肆封赏，大兴土木，使汉初70年的储积为之一空，造成财用不足的局面。当时，冶铁和煮盐业全部由豪富权贵之家操控，富累巨万，但“不佐公家之急”。元狩三年（前120）御史大夫张汤上书，请求“笼天下盐铁”。汉武帝于是起用盐铁大商出身的孔仪、东郭咸阳等人，在时任治粟都尉桑弘羊的主持下，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将盐铁经营权由民间收归官府。
四川博物院藏的汉代制盐画像砖拓片
图中左下角有一盐井，井上竖架，有四人成双站于两层架上，引绳提取盐水，绳上有滑车，盐水顺着竹筒流到锅灶内，灶口一人在烧火，其上有二人背柴。画面上群山层层环绕，山中有禽兽、树木和射猎者，生活气息浓厚。这块画像砖上将汉代的井盐生产情况，以及烧盐工人的劳动生活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
汉 “齐盐鲁豉”铭双联釉陶罐
西汉 铁釱（dì）
1972年陕西咸阳红旗公社阳陵刑徒墓地出土
均输法与平准法，是西汉时期实施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商品收购和转卖的政策，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从而有效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中央政府在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下设置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入长安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易地出售，再经辗转交换，将关中所需货物运达长安。平准官利用均输官所存物资，根据“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原则，实现调剂供给、节制市场、平衡物价的作用。
均输平准之法的实施，使得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市场价格的同时，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行为，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汉 陶马头
1950年陕西咸阳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汉 彩绘陶马头
1954年刘汉基捐
田庄是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营地产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生产形态，有着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是能够自给自足地进行生产生活并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经济实体。
在东汉宦官与外戚相继专权、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情况下，田庄成为有些农民的庇荫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虽然它在国家与自耕农之间起着缓冲两者利益冲突的作用，但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对依附农民的剥削和奴役也不断加重。
【完备的田庄防御体系】
田庄不仅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东汉时期，政局不稳、战事频仍，豪强地主拥有的私人武装，由依附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称为“部曲”或者“家兵”，主要任务是看家护院，后来转变为豪族镇压农民起义和佣兵割据的武装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田庄演变为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坞壁。
汉 各种“部曲”铜印
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壁画《宁城图》，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完整的东汉时期的地主庄园图像资料。墓主人是一位护乌桓校尉，是驻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壁画中有城垣、城门、衙署等内容，其中宁城南门外武士持戟列队、身着胡服的人物形象徐徐入内的场景最为突出。整个幕府分为堂院、营舍和庖舍3个部分，堂屋为高大的庑殿式房屋，墓主人端坐堂上，堂下艺人在表演乐舞杂耍，身着胡服的人物伏拜觐见，周围环立官吏武士，场面喧嚣隆重。营舍位于幕府后院，是幕府中管理军务的机构所在。庖舍位于幕府的东南角，掌管幕府厨饮之事。
东汉 釉陶骑马俑
【自给性的生产模式】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通过购买、兼并或者私下开垦土地的方式，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土质和生态环境，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以及各类经济作物，形成了聚族而居、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使得田庄内部的生产生活实现了自给自足。
汉 釉陶井
1956年西安市文官会移交
汉 彩绘陶跽坐女俑
1985年陕西省考古所调拨
汉 釉陶案
【多样化的经营内容】
田庄经济的产品结构，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包含农、林、牧、副、渔多种生产内容。农业生产是田庄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种植的粮食种类多样，畜牧业发达。手工业是田庄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织染业、酿造业、粮食加工业、制药业以及冶铁业等。
汉 绿釉骑羊俑、绿釉陶猴
1953年西北文化局移交、1957年蒋宗彝捐
汉 绿釉陶猪
陕西西安岳家寨出土
汉 铁猪
汉 铜猪
汉 绿釉陶猪圈、绿釉陶磨坊、绿釉陶羊圈
甘肃出土，1988年西铁分局乘警队移交
东汉 釉陶鱼雁陂池
东汉 釉陶碓磨坊
汉 绿釉陶羊圈
陕西西安郊区出土
东汉 绿釉陶磨坊
1959年陕西渭南潼关吊桥乡出土
东汉院落
春秋战国时期，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讨论，促生了百家争鸣。秦王朝强权政治导致的后果，促使汉王朝的统治者进行深刻反思，调整国家管理思路。汉初，统
治者崇奉黄老，无为而治。汉武帝时期，尊崇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集权国家的统治思想。太学兴一起，经学普及，广开学路推动文化传播，这些更使儒家思想根植于民心。儒家政治的发展与确立，使儒家“入世”成为必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及教育思想空间活跃的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支撑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逐渐崩溃，原来“学在官府”“官师合一”“致教一体”的教育体制，便失去了其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支撑。于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私学骤兴，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学在官府】
西周统治者对文化教育极端重视和高度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学在官府”主要表现为官师不分，国学、乡学教师皆由士以上的现职官员或退休官员担任，他们大多既有教职又有官职，有的还享有爵位。“学在官府”还表现为政教一体，教育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分，为官的人掌握学术，以官府为传授基地，教授子弟，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贵族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庶人和平民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礼记·王制》节选：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有教无类】
春秋以降，随着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深重，统治者根本无力顾及学校教育，旧贵族沦落民间，文化职官携带文献典籍和礼乐器具流落四方，造成学术文化扩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官学衰微没落，私学勃然兴起，冲破“政教合一”的枷锁和“礼不下庶人”的樊篱，将教育对象由贵族阶层扩大到平民百姓，促进了学术文化向民间的转移。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不仅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挑战，而且思想领域亦群情激荡。各国竞相改革，士人四处游说、讲学，促使思想家们开始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探索。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面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展开了辩论，形成了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四方学者云集，议论时政，交流学术，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是百家争鸣的重要阵地。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禁止不利于统治的各种言论的传播，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独尊法术，禁止儒学。从此，“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胸）以听其上”，留给士人的政治空间急剧压缩，战国时代从容择主、睥睨权势的自由已经丧失。“禁私学”和“”以吏为师”成为官府强制推行的政策。吏师合一，由官方完全垄断教育事业，客观上有利于秦的文化专制统治。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在关于郡县制的御前辩论中，丞相李斯批判儒者遵行古制、实行分封的主张，他建议：除秦官定的史书以外，其他历史记载都予以烧毁；除博士官所掌握的以外，天下所有私人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者，都必须交地方官员烧毁；有敢私下讨论《诗》《书》的，处以弃市之刑；焚书令颁下三十天仍然拒不遵行的，罚作筑守边城的劳役；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这就是“焚书”事件。
始皇迷信方术，欲求长生，方士侯生和卢生不满其专断，相约逃亡。始皇定其“诽谤”之罪，并疑心咸阳其他诸生亦妖言惑众，故将所谓相关者460余人坑杀于咸阳，史称“坑儒”事件。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秦朝在文化教育方面，以西周时期的“官师合一”“学在官府”为蓝本，奉行法家“壹教”思想，焚毁民间藏书，禁绝私学，明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即由“法官”“法吏”承担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秦王朝重“法”而轻“学”，把思想文化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并在中央设置“奉常”作为列卿之一，分管教育及其相关事宜。
汉初，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董仲舒在继承孔孟学统的同时，大量吸收阴阳五行、黄老刑名之学，其倡导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适应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统治需求。儒家学说被立为正统思想，其忠君守礼的观念成为“大一统”政权的精神支柱。从此，儒学在思想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为历代王朝所推崇，影响深远。
【罢黜百家】
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盛行，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也都较为活跃，并不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的重大文化改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但也强调了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对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传统的形成，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萧规曹随”——曹参实行黄老无为而治
“黄老帛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
《淮南子》——主张政令宽松，与民休养生息
【国家政治】
⭕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五经崇拜与神圣化：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是儒家作为思想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有两种力量把《五经》一步一步推向神圣的地位。一是汉家政权的提倡，以“经”取士、把广大的士人引导到读经的轨道上；二是儒生们不断编造与《五经》有关的神话故事。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五经》逐渐被神化，这是儒家政治观念的经典化与社会意识化的体现。
《升太平》
“天人三策”确立了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是中国文明从“升平”迈向“太平”的关键过程。本展项为观众营造特定空间，调动情绪与观众共情，感受儒学在秦汉时期成为主流学派后，中华文脉由此获得的春日照拂。
第一策：天人感应——重点谈天人关系与性命之理
第二策：更化改制——重点阐述要使用贤材
第三策：独尊儒术——劝告汉武帝要效法儒家所倡导的古道
东汉时期，经济生活祥和安定，统治者的政治风格也与前代迥然不同，他们主张“修文”“崇德”“宣教化”，使儒学的文化权威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统治者重视经学及经学教育，扩建太学，官办儒学教育进入发展高峰期；士大夫中出现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在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经学在民间兴起，蒙童教育进步，不少熟悉典籍文献的知识女性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官方著作】
《白虎通义》———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著作。
《熹平石经》——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儒家经典刻石。
各地方发现的儒学题材画像砖、画像石
【创建太学】
“太学”一词西周时已经出现，但更多的是贵族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的场所，还不是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的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时期，太学中学习的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开设了《易》《诗》《书》等专门课程。博士弟子也从汉元帝时的千人，发展到王莽时期的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力前所未有。
【经学世族的兴起】
东汉中期，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一方面“显传学业”，形成了学术的垄断；一方面“俾匡时政”，把握着政治强权。这种由经学世族兼而成为学术群体和政治集团的情形，即儒学文化对专制政治施加影响，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
西汉中期以后，部分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期，部分豪族不断士族化。虽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经学传承对豪族儒化和士族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
具体表现：经典复出、经典传承、门派林立
【儒学教育在民间】
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其民间形态也不断通过民众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经学的普及，乡学的发展，使得儒学文化慢慢根植于人们的内心，儒家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向基层社会渗透，儒家经义中的礼乐风俗、忠孝仁义、道德伦常等，一直影响着民间的生活方式。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和知识女性的出现，是当时突出的文化成就，也是儒学教育在民间最直观的体现。
⭕普及方法
文翁兴学——创地方官学之先河
杜甫诗文：“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槐市——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
刘禹锡诗文：“槐市诸生夜读书，北窗分明辨鲁鱼。”
⭕具体体现
儒家思想深入民心——历代统治者在发展官方儒学教育的同时，也重视以礼化俗。儒家思想从高文典册深入到乡约、里范、族规、家训，成为寻常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准则，内化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言行。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神童故事”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神童故事。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普及，“神童故事”集中涌现，这是社会文化繁荣和民间教育进步的结果。社会普遍重视读书和学习，是神童较为广泛出现的文化和历史因素。
【儒学的发展】
国之显学，百川入海。2000余年来，从士之思想到民之圭臬，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从百家争鸣、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到魏晋玄学、儒释道交融、宋明理学，再到近代儒学的沉浮变迁，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历经了时代的砥砺与磨难，在与各种学说交融、共存和碰撞中，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铸造出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春秋战国
“仁”“礼”“民贵君轻”
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提出“仁”，主张“礼”。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儒学，将其发扬光大。
♦西汉
“大一统”
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新儒学。
♦唐代
“文以明道”
孔颖达：整理儒家经典，修订《五经正义》。
韩愈：重建儒学道统，倡导古文运动。
♦北宋
程颢、程颐
二程倡导天理论，认为天地万物得天理而“常久不己”，提倡“顺理而行”的政治哲学和“安于义命”的人生哲学。二程之学后来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前者大成于朱熹，后者为陆九渊所发扬。
♦南宋
“穷究天理，克服私欲”
朱熹：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床哲学家二程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明代
“知行合一”
王阳明：心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心学的精神内涵包括“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
♦清代
乾嘉学派：治学注重证据，文风朴实，以惠栋、颠震、钱大昕等人为代表，在训诂、考据、音韵、文字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箱，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公羊学派：乾嘉以降，清朝国势日益衰颓，西学东渐，思想界发生变革，今文经学复兴。其中公羊学异军实起，在魏源、龚自珍等人的推动下，发展成一股经世思潮。康有为托孔子改制之义，宣传维新变法。
♦近现代
现代新儒学：晚清至民国初年，虽然儒学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但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儒家思想。“新儒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文融下产生的。
【学堂内外的女性】
东汉时期，儒学教育空前普及，全社会普遍重视经学的传授。家学的兴盛，促使知识女性开始出现。除了规范礼仪之外，经学也是她们学习的重要内容，如明德马皇后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和熹邓皇后十二岁通《诗》《论语》等，体现出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在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记载。女子教育史上的许多重要观念和制度，都在汉代得以形成。
典型人物：蔡文姬、班昭
【儒学在世界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学说跨越山海，向四方传播，为中华文明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儒学成为东亚、东南亚地区多个国家共有的文化基础。通过经典译介等方式，儒学也被传到了西方，为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蒙注入了精神动力。
♦儒学在朝鲜半岛——公元前1世纪，《论语》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在韩国文字被创制之前，《论语》一直以汉文在此传播，中国同朝鲜半岛在儒学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1290年，安珦从中国将《朱子全书》的抄本带到朝鲜。从此，理学思想逐渐成为朝鲜半岛上儒学教育、研究和践行的核心内容。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实行以儒立国的指导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朝鲜地区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儒学思想家。
♦儒学在日本——日本最早通过朝鲜半岛接触到儒家文化。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携带《论语》等书东渡日本。5世纪，百济又多次派五经博士入日传授儒家经典。遣唐使返日后，儒学在日本得到全面发展，统治者将儒家的纲常礼教用于治世实践，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儒家思想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儒学的本土化。江户时代，儒学摆脱了从属于佛教的地位，进入全盛时期。
♦儒学在东南亚——越南是儒家文化进入东南亚诸国的第一站。秦汉时期，越南统治者已经以诗书化训民俗，以仁义固结人心，儒学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上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儒学在东南亚更广泛的传播。19世纪开始，儒家文化伴随着大量移民，来到今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学在欧洲——从16 世纪末开始，大批西方传教士开始钻研儒家学说，翻译儒家经典，促进了儒学在西方的传播。17、18世纪，儒学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借助儒学阐释启蒙思想和社会理想。19世纪，西方汉学兴盛，再次出现了译介儒家经典的热潮。
♦被翻译成其他语种的儒家经典
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紧随而来的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大沉淀、大创新的时代。“书同文”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了中华文化一脉传承的基石；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史学、文学、哲学、目录学、堪舆学等取得了丰硕成果；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充分体现了社会安定祥和。社会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促进国家文化力量的彰显，也为汉武帝时期打开国门传播文化思想创造了条件。
“书同文”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字政策。秦始皇为巩固统治，一方面废除与秦文不同的六国文字，焚烧古代典籍。另一方面编写正字课本，规范文字书写。他确立了小篆的通行字体地位，限制隶书的使用范围。
“书同文”政策，保障了政令畅通，提高了行政体系的工作效率，稳定了新生政权；“书同文”也消除了战国时期汉字形体混乱的隐患，统一了汉字的笔画、偏旁，为汉字的笔画化和直线化奠定了基础；“书同文”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的传播翻开了新篇章。
汉初，统治者依然实行了严格的汉字律令。汉字书写不正确或不标准的官吏，甚至会因此遭到罢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对比】
♦齐系文字
主要指齐国文字和鲁国的部分文字，这两国字又影响了邾、滕、薛、莒、杞、纪、祝、任等小国。鲁国文字简质拙朴，齐国文字则整齐美观。齐系青铜器铭文严整纤细，异体字繁多。
陈曼簠铭文
♦燕系文字
燕国位于华北东部，国力较弱，偏安北方，其文字呈现出富有自身特色的北方风格。战国早期青铜器铭文结体方整，朴实谨严。晚期则用笔简率。
平阴都司徒印文
♦晋系文字
晋系文字主要涵盖晋国（后分裂力韩、赵、魏三国）以及郑、卫等小国的文字。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战国时期的中山王诸器铭文等均属此列。晋系青铜器铭文的字体结构修长，笔画纤细精劲，富有装饰美。因为文字异体、任意繁简、偏旁挪动等现象较为常见，三晋文字的辨识难度较大。
栾书缶铭文
♦楚系文字
流行于湖北、湖南地区，后期传播至长江下游、淮河流域乃至黄河下游部分地区。春秋时期的楚系文字字体颀长，较为规矩。战国时期文字风格发生变化，字向左右开张，往横势发展。
楚王酓(yǎn)铭文
♦秦系文字
字形规范稳定，书体变化不大。金石题铭所用文字多为正体大篆，手写文字中异体字很少。总体来说，秦系文字较其他四系而言变化较少。
秦公簋铭文
秦 “廿六年”铜诏版
1989年陕西西安市公安分局移交
上阴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诏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不统一而混乱不清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统一起来。对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物证，同时也对研究秦时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秦 峄山刻石（拓片）
汉 熹平石经（拓片）
秦汉时期，学术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司马迁和班固开创了史书体例的先河；散文、汉赋佳作绝唱频出，富于生气、反映时代生活的乐府民歌到处传唱；目录学和堪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书·艺文志》堪称秦汉时期学术成果的指导手册，网罗各类典籍，并将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这是中国图书“六分法”的基础。对学术成果的整理和对天地规则的认识，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庞大而复杂的零散知识中建立秩序和系统的决心。
【史学的发展】
秦至汉初时期，史学的思想主题是“过秦”——对秦的覆灭做出合理解释，并为新政权提供历史借鉴。从汉武帝开始，政治上空前的统一要求史家阐发“大一统”之义，“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吸收了先秦以来的诸子学、史学以及人们对自然的各种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而“成一家之言”。东汉时期，“宣汉”成为史学的主旨思想。班固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作为其书写的目的之一，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汉 龙纹铅饼
汉 铜蒺（jí）藜
汉 “元始五年”铜灯
陕西西安汉城遗址出土
汉 “平阳家”铜鼎
陕西咸阳泾阳出土
【文字的兴盛】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秦汉时期，形成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和社会结构，也奠定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散文是古代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谏逐客书》《过秦论》《论贵粟疏》等，都是卓有见地的政论散文。赋，是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在汉代发展到巅峰，诞生出如寓寄感慨的《鵩鸟赋》，辞藻华美的《上林赋》和简短言志的《归田赋》等诸多名篇。乐府诗是由主管音乐的官署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多是文人歌功颂德的诗歌或者采集来的民歌。其中，民歌记录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并具有相当的思想性与艺术价值。
汉 铜灯
汉 雁首铜壶
汉 绿釉陶魁
汉 铜虎镇
陕西西安临潼吴口镇出土
汉 彩绘陶立女俑、彩绘陶跽坐女俑
汉 黄釉陶锺
陕西西安西郊小土门出土
汉 绿釉陶锺
陕西西安郊区出土、陕西咸阳永寿永太公社孟村大队出土
汉 青龙纹瓦当
陕西西安西郊小土门出土
东汉 绿釉陶伏鹿尊
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8号墓出土
“麀鹿濯濯，来我槐庭。
食我槐叶，怀我德声。
质如湘缛，文如素綦。”
——公孙诡《文鹿赋》
“鵩（fú）似鸮，不详鸟也。”——贾谊《鵩鸟赋》
汉 绿釉陶鸮、褐釉陶鸮
【哲学的使命】
秦汉时期的哲学，是历经先秦时期的百家动荡后，综合形成的中国化思想模式，是“大一统”格局下的产物。士大夫阶层正努力建立一个与“大一统”的人间秩序互为表里的认知体系。先秦时期的多种信仰，经过与方术的整合、重组，最终形成了深入人心的神道系统。秦始皇、汉武帝希求的长生不好，普通人相信的生死轮回，都是他们对生死的哲性思考。人们对长生的不懈努力，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 “东井灭火”陶井栏
1953年前金石书画学会移交
汉 左右门柱画像石
陕西榆林绥德出土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董仲舒《春秋繁露》
汉 黄釉陶樽、绿釉陶樽
汉 七乳神兽镜、“上大山”镜
汉 七乳神兽镜、羽人博局纹镜
【目录学的兴起】
目录学是整理各种图书、概括其内容，梳理学术流派，确定图书类别，编制目录的学问。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目录学的成果，去了解已经失传的古籍。
《别录》——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由西汉学者刘向编写。刘向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并校勘异本，且每校完一书，就梳理其篇目、编撰其内容提要，最后集成《别录》二十卷。
《七略》——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是刘向的儿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写，将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为后世书籍的分类提供了范式。
【堪舆学的蓬勃】
堪舆一词出自《史记·日者列传》：“堪，仰观天；舆，俯察地。”堪舆学是研究天地的学问，天文与地理都属于它的观察范畴。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称：风水学。这门学科，为人类的基本营建活动——住宅与坟墓的吉凶趋避，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南。
秦汉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四时、四方、天干、地支、律令等表明了时空与方位，阴阳、五行、八卦阐释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秦汉人眼中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堪與学著作，既有讲述地理知识体系的《青囊经》，也有记载神异故事的《山海经》等一类的著作。
♦宅法与铺首
宅法是风水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人的命运和住宅联系在一起，指导人判断住宅的凶吉，并避免居住的禁忌。在秦汉时期的堪舆学说中，“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书》中记载，门的修建必须祭之以牲，并且依据方位的不同配合不同的颜色。由于门对吉凶的影响，有避邪寓意的铺首应运而生。铺首是大门上衔门环的底座，有云龟蛇形、螭形、龙蛇形等。
♦魂瓶
趋吉避凶的方法是堪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衍生出了厌胜、符镇等一系列解除之术。两汉墓葬中出土的镇墓之物，是当时堪舆理论盛行的实物例证。魂瓶的主要作用是约束亡者，除去各种灾殃，确保冢墓的安宁，以庇佑子孙后世。
魂瓶中常装有与五行相对应的“五石”（慈、礜、雄黄、曾青、丹沙），以增强镇墓的效果。
广大之美，是秦汉审美文化的精魄。“大一统”时代孕育出的博大眼界、宏大胸襟和雄大气魄是秦汉艺术生发的土壤。体型高大的秦兵马俑、规模庞大的汉陶俑群彰显了秦汉的气概。简练稚拙、大气传神的画像石昭示了秦汉的气魄。高亢乐曲和奔放舞蹈传递了秦汉的气息。艺术，亦是时代的无字史书。
有赖于发展成熟的写实风格和生机勃勃的民间趣向，秦汉艺术呈现出大而不空的扎实面貌。在“事死如生”观念下孕育出的墓葬艺术，成为我们了解秦汉生活的重要渠道。
【秦风汉韵】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秦汉时期物质生活的繁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技术的进步，促使具有实用功能的器物，在美学表达上也拥有了更高的自由度。本土与外来、宫廷与民间、自然与超自然等要素，进一步丰富了秦汉艺术的主题与表达形式。洗练的线条、明快的色彩、富有生气的形体，塑造出独属于秦汉的风韵气象。
先秦漆猪
陕西宝鸡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憨态可掬的猪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富足与幸福。不仅展现了先秦时期的精湛漆器工艺，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漆猪那平躺酣睡的样子，四肢舒展，神态悠然，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宠物猪仔”般的惬意与自在。
汉 “赵氏”铜鼎、“清河”铜鼎
汉 云纹瓦当
♦色彩
色彩是视觉最鲜明的表达。强烈色彩之于眼，一如铿锵节奏之于耳，让人无法忽视。
秦汉时期的色彩，风格厚重、艳丽。受五行五色理论的影响，“金、木、水、火、土”对应的“白、青、黑、赤、黄”成为广泛使用的装饰色彩。
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五种“正色”代表了构成宇宙自然的基本要素，因此拥有了比其他颜色更为崇高的地位。
汉 彩绘陶壶
陕西西宝北郊尤家庄出土
汉 彩绘陶盒、彩绘陶壶
陕西咸阳泾阳大堡子墓地出土
汉 绿釉陶鼎、黄釉陶鼎
汉 陶耳杯、陶釜
汉 绿釉陶灯、黄釉陶灯
汉 黄釉陶樽
♦形体
当器物脱离实用功能，其形体就寄寓了更多精神层面的意义。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明器雕塑，体现出秦汉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取向。孔武有力的武俑、娴静坚定的女俑，昂首长嘶的战马和活泼生动的家畜，共同构成了统一安定、开拓、繁荣的秦汉时代图景。
汉 彩绘陶男立俑
陕西咸阳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汉 彩绘陶男立俑
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
汉 彩绘陶女立俑
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移交
汉 黄釉陶马
汉 彩绘陶武士俑
陕西咸阳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乐舞之美】
青铜时代的终结，宣告了先秦最具代表性的“钟磬之乐”的衰落。六国的灭亡，导致了旧时的礼乐失传。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初的乐官世家，对宫廷雅乐“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但这并不代表秦汉是个乐舞衰微的时代。《乐府诗集》云：“自汉以后，乐舞浸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进了艺术的南北融合，“北狄乐”张扬着狂放健朗的时代色彩，“楚舞”长袖中蕴含着婉约的优美韵味。新生的乐舞形式，具有鲜明的感性化、世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贵族宴会上，回荡着助兴的乐曲，舞者婀娜多姿；乡间田头，反映现实生活的民歌口口相传，流淌至今。
“角抵百戏”是两汉盛行的一种集乐舞、杂技、幻术、俳优等为一体的大型表演样式。
汉 《乐舞百戏图》拓片
沂南县北寨汉画像石墓博物馆藏
自左而右分为四组：第一组杂技人物，有飞剑跳丸，额上顶幢，幢上有三人倒立，七盘舞；第二组乐队，有击鼓，吹排箫，吹埙，鼓瑟等，另有击建鼓，撞钟，击磬者，八音齐全；第三组是鱼龙曼衍之戏，有走索，龙戏，鱼戏，豹戏，雀戏，奏乐者六部分组成；第四组为马戏，戏车，夯杵舞。
拍照回来，发现相机内存卡故障，好多照片故障打不开
不论是哪个时代，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助动力。秦汉时期，科技成就耀眼，相关学科体系形成，多项生产技术趋于成熟，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中央政府管理下的大型工程不仅体量浩大，而且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造纸术、天文历法、医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那个时代所展现出的发展动能，是国家强大实力的充分体现。
“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制造体系和生产标准，为大型工程建设提供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和保障。秦汉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都城建设、宫殿修筑发展迅速，先后建成了规模空前的战略性交通干道和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各类推动生产和生活进步的工程也随之兴建。
【大型宫殿的兴建】
秦汉时期的宫殿建筑多为高台建筑，是一种由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西汉已有的多层建筑，在东汉时期不断优化，建筑的屋顶形式更加丰富。砖与砖结构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式样新颖的垒砌新技术和新的砖结构建筑形式。
咸阳宫是秦汉时期宫殿建筑的典范，是秦都咸阳的核心建筑，由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组成，是秦廷议事和举行朝会的地方。因受渭河北移的影响，遗址受到严重破坏，其整体布局目前还不明确，但在一号宫殿建筑遗址中发现的各种大型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充分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
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遗址初步复原图及复原透视图
秦 陶排水管道
陕西咸阳秦咸阳宫遗址出土
秦 铺地砖
陕西咸阳秦咸阳宫遗址出土
【万里长城的修筑】
万里长城是古代土工建筑技术的重要成果，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秦汉长城多采用夯土版筑技术筑成，它的修建反映了当时规划设计、测量、建造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高超水平。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对于陆路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秦代已出现了楼船，橹、舵、布帆的发明与应用，促进了汉代船舶制造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陆路、水路交通的繁荣，促使交通运输系统不断完备。
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的空前发展，为后世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道路与桥梁
秦汉时期出现了几种特殊的道路形式，有实现立体交叉的复道，有两侧筑壁以保证通行安全的甬道，还有以“阁梁”方式跨越险阻的阁道等。复道、栈道这种道路形式，随着桥梁建造技术的发展而出现，到了秦汉时期，已经有了梁桥、拱桥、索桥等多种形式，其中最负盛名的桥梁是长安附近的渭河三桥。
♦制车
秦汉时期，随着车辆制造业的进步，一些传统车型得到改进。适应不同运输需要的新的车型，也陆续出现并逐步得以普及。诸如四轮车、双辕车、独轮车等车型的出现和普遍应用，对后代车辆形式的多样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山东嘉祥洪山出土汉画像石制作车轮画面
东汉 车马出行图画像石、车马出行图画像砖、人物车马画像镜
2000年陕西榆林绥德出土
【大型水利工程】
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在规模、技术和类型上都有了重大发展。农田水利工程的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向西北、西南等地区扩展。水力机械如灌溉水车、水排等新发明，均位列世界前列。
都江堰渠道工程
♦水利建设的普遍
水利工程的发展，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建设，促进了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提升和水田面积的扩展。水田陶模型在长江以南的两汉墓葬中较为多见，有｛蓄水池陂(bēi)塘｝、沟漕（应是农渠）和稻田等多种形制，生动地展现了水利设施建设的普遍性。
汉 绿釉陶陂池
水车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称“翻车”。翻车的主体部分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取水部分的车桶、大小龙头轴、刮水板、率钉、夹耳（龙骨）；二是由人操作的扶手支架和脚踏板等。
脚踏翻车整体结构及名称示意图
汉 陶水车
【矿产冶炼的系统工程】
秦汉时期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生产工具和兵器铁器化、冶铁技术的进步以及炒钢、百炼钢和铸铁脱碳钢技术日趋成熟。其中，炒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日益成熟是秦汉时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一大标志，东汉利用水力鼓风冶铁，大大提高了冶铁的质量。随着工具的全面铁器化，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也大幅提升，农业生产全方位发展。
汉 铸钱铜炼渣
汉 四神博局镜、“尚方”铭四神博局镜
汉 铜弩机
造纸术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西汉时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的蔡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完善造纸术，“蔡侯纸”的出现，是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转折，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现象。此后，造纸术传到了世界各国，促进了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展出西安灞桥出土的灞桥纸，比史料记载蔡伦造纸提前了200年。
早期人类活动中由部落族群中的巫医担任医师的职责。
商朝的伊尹通过对药物的煎熬去害，将单味药演变为现在的复方药，开始出现最早的中医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医学家扁鹊在《难经》中确立中医诊断学，及“望、闻、问、切”，阴阳五行进入中医理论。
先秦时期《黄帝内经》提出的“阴阳五行学说”“重视脏腑”“经络”三大特点，正式确立了中医体系的基础。
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奠定了中医辩证基础，临床医学理论得以发展。
《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秦汉时期两部著名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记载了运用勾股定理做天文计算的方法，及采用复杂的分数算法以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九章算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汇集了从先秦至汉代的算学发展历史，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方法的形成与数学体系的确立。
算筹，是中国古代常用的计算工具，也叫算、筹、策、筹策、算子等，应用十分广泛。古代的算筹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的。算筹记数遵循十进位值制，不仅使用了先进的记数法，而且有一套表示未知量和代数式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代数符号的功能，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陕西旬阳出土西汉算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秦汉时期的人们，已经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有了深层次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先进的生态意识。其中山林保护意识、“时禁”意识、“天人合一”思想便是其最重要的反映。这些意识的形成，客观上指引了人们的生态行为，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了自然生态平衡，对秦汉时期的生态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时，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生态职官，对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进行相关保护，制定了相对完备的生态保护措施。
【山林意识】
【环保律令】
汉 彩绘雁鱼铜灯（镇馆之宝）
1985年陕西省神木县店塔村西汉墓出土
外形是一只伫立回首衔鱼的鸿雁，雁眼圆睁，颈部修长；大雁张开的嘴里还衔着一条大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
整个油灯采用中国传统的鸿雁衔鱼的艺术造型，灯体是由雁头、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组成，灯盘和灯罩能够转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明暗度和照射角度。之所以称其为“环保灯具”，是因为雁的腹部盛有清水，灯被点亮后产生的烟，会顺着雁的颈部进入雁的腹内，最后溶于水，从而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科学巧妙的设计体现出古人的聪明才智和环保意识。
汉 “时令”瓦当残片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成果突出。天文学体系逐渐形成，许多天文观测技术趋于成熟。不但形成了历法体系，出现了天文仪器和天象记录，更发展出了天文学派，出现了多个伟大的天文仪器的发明家。
【天文学体系的形成】
《太初历》《三统历》《史记·天官书》和《灵宪》等天文著作的出现，多种天文仪器和天象观测手段的发明与运用，以及各种天体结构理论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古代独特的天文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天文机构
汉代设有专门机构——太史，负责天象的观测与记录、每年历书的推算等工作。
东汉苍龙星座图
♦天文记录
秦汉时期，对天象的观测和理解也有所进展。人们对于五星聚合、日月食等特殊天象最为关注。《汉书·天文志》记载，汉高祖刘邦因“五行聚于东井”，被认为是“汉皇帝受命之符也”。
靖边杨桥畔渠树壕壁画墓星象图
♦汉历法中的岁星纪年方法
我国古代很注意对五大行星的观测。历代天文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五大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编制历法的时候，还要同时计算五大行星的行度。
古人就将天赤道带均匀地分成十二段，使冬至点正处于一分的正中间，这一分就叫星纪。由西往东依次为“十二次”，将每年木星所在的“次”记录下来，就成为自然的纪年资料。
♦汉人描绘的彗星图像
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上有关于彗星的原始描绘。书中共有31幅彗星图（其中2幅残缺），这些图呈现了不同类型彗星的彗核和彗尾，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收集几个世纪的观测资料。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关于彗星图像的文献记载。
展区墙面上设置了一面“星空墙”，用手触摸就呈现星象地图。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中，都是“观象授时”的时代，古人为方便观测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转，便将黄道赤道附近的星座选出28个，作为标志，就是二十八星宿。
二十八星宿又衍生出四象，左东方青龙，右西方白虎，后北方玄武，前南方朱雀的说法，古代人民用这四象和二十八星宿及北斗七星来判断季节，北斗七星的斗转星移一圈正好是365天。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通过北斗七星又把一年分成24节气。
《二十八星宿星形图》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并将之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先秦两汉时期的哲学家创立了这一思想，后代的哲学家将这一思想发展成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最高、最完整的表现，弥补了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不足。
国运昌盛，经济繁荣，秦汉王朝与域外世界逐渐展开了大规模、全方位的交流与互动，从草原丝路、陆上丝路到海上丝路，域外多彩的世界进入了中国的视野，中国多姿的生活也吸引着域外人口的迁入，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新格局打开了。自此，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始终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和合融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秦建国之初，地处西陲，与戎狄接壤，这为其与西域及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考古资料表明，秦很早便经由西戎与西域地区有了文化接触，并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吸纳了各种因素。早期秦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来自欧亚草原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甘肃东部、新疆北部与阿尔泰一南西伯利亚地区之间，始终存在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孕育与产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战国 透空双鹿纹金牌饰、双鹿纹金牌饰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早在商代就已经开始。战国晚期，秦地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运用宝石镶嵌、珠化、掐丝等细金工艺的黄金制品，这些工艺大多源自西亚，体现出战国晚期秦国与欧亚草原之间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是早期中西方物质文明交流与传播的集中反映。
战国 神兽金饰
1957年陕西榆林神木纳林高兔村出土
这件神兽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尾似蝎形状，四蹄立于花瓣形托座上。神兽的两只抵角是由各8只小鸟组合而成，而且尾部也是由1只小鸟构成。这种勾喙蹄足神兽是战国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装饰纹样，圆雕的勾喙蹄足神兽目前只发现这一例。根据神兽金饰底盘上的小孔，学者们推测可能是匈奴族首领帽上的冠饰。
战国 银卧鹿
1957年陕西榆林神木纳林高兔村出土
两汉时期是开启中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时代。古代中国与西方的陆路和海路交通格局，大致形成于这个时期。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史称“凿空”。汉武帝平定南越，灭卫氏朝鲜，建立汉四郡，开辟了通过南海、印度洋航路与西方交往的海上通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汉王朝开始联通世界。
汉 鎏金铜蚕
安康市石泉县出土
鎏金铜蚕出土于陕西石泉县，制作精致，造型逼真，国内罕见。蚕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说明当时人们通过蚕桑生产已熟悉蚕的生理结构。
鎏金铜蚕是体现汉代养蚕缫丝业兴盛和中西丝织品贸易繁荣的代表性文物，也见证了2000多年前先辈们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汉代是我国纺织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第一个发展高峰。除了满足国内丝织品市场的供需外，两汉边市的开放和发展，更加促进了汉朝与边境诸族贸易的发展，促使中原地区的丝织品不断运往周边地区进行销售。
汉王朝赏赐“来朝”“进献”的周边部族的物品，也多以丝织品为主。汉代仅丝织品的种类就有锦、绣、绮、绢、缟、绛、缣（jiān）、罗、纨、绨、䌷、素、练、纱、缎、缦等数十种，加工工艺十分复杂，较前代有了较大的提升与突破。当时的富人也以穿着“襄邑锦绣”为时尚。因此，汉代的丝织品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远销大秦、琉球、天竺、朝鲜等欧亚各地。
汉代古船“丝路一号”
这条古船是罗马地区以外首次发现应用这种榫卯连接的船体，是“丝绸之路”两端文化互鉴的见证。
出土于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采用榆木、圆柏、槐树等木材打造，长9.71米、宽1.98米、承载量约为3到5吨，由16块船板拼起组成。
这种大量使用木榫板、木钉并联船板的技术在我国乃至东亚尚属首次发现。这艘古船不仅展示了古人的高超技艺、秦汉时期与世界各国交往交融的历史，还是千年来中西方丝绸之路往来交流的见证。所以，它被命名为“丝路一号”。
汉 胡人形釉陶烛台
汉 绿釉孔雀灯
陕西潼关汉墓出土
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拓展了汉王朝统治者的政治视域，汉王朝所构建的"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政治秩序观念，得以在更为广阔的政治地理空间背景下被重新型塑。海陆丝绸之路，不但连通了欧亚大陆的文明版图，更让汉王朝在古代世界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大宁
至此秦汉文明展六个单元全部参展结束，以“中国大宁”简单四个字做结束语，与序厅的“‘制”启华夏”相呼应，让观者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大宁”来源于一枚西汉时期的“瑞兽博局镜”，镜子的铭文中有“中国大宁子孙宜昌”的字样，意思是祈盼中国和平安宁世世代代日益昌盛。
“城与陵”主要以雍城、栎阳、咸阳、长安四处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为依托，结合古今城市与人居环境演变，探讨中国人独有的家国天下与国家认同理念，展示秦汉王朝国家工程的选址理念、政治格局、设计思想和精神追求，阐释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受赐岐以西之地。秦人正式立国，坐拥沃土，肇启霸业。在长达五个世纪的艰苦创业中，他们曾选择四山之间、五水之汇的雍地建城立都近三百年，并以此为基，蓄势崛起。雍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秦国沿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执政国君最多的一座都城。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城市布局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典范；长林丰草，鸢飞鱼跃的生态环境是泰国物阜民丰的保障。雍州积高，神明之隩（ào），秦汉时期以雍地为核心的祭祀文化盛行，雍城也是国家举行最高祭天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
自秦襄公在西犬丘被封诸侯，止秦始皇于咸阳称帝，秦先后有“九都”，雍城系其中第六“都”，也是其八次迁徙过程中建置时间最长、功能设施最为完备的正式都城之一。秦选择以雍城为都，则使秦国逐渐从早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国逐步走向地缘政治的王国与帝国的强盛之路。
1️⃣雍城遗址
位于宝鸡市凤翔区南郊，总面积51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区、国人墓地、郊外建筑遗址组成，是目前全国多处东周列国都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考古勘探与发掘表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梯形，南北最长处3420米、东西最宽处3490米，由城防体系、城内道路、城内外水系、城内建筑基址和聚落等遗迹现象构成。郊外建筑的使用一直延续至秦汉时期，诸多重要礼仪活动如秦始皇登基时的加冕典礼、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多位皇帝亲临雍城的郊祀活动等也都在此进行。
2️⃣水系统
雍城城址周边水系发达，城址利用天然水系和地形特点构建城市防御和城市水系；城址东、西、南以白起河、凤凰泉河和雍水河等自然河流围绕构成天然屏障和城市水源，这些自然河流与城址西北处的大沼、东南部的湖泊（现为东风水库）和城内外东南、西北向贯穿城址区的古河道及堰塘遗址共同构成秦雍城的水系统。城址防御体系由城墙、豁口和内、外城壕构成；城址内部发现的道路和古沟壕遗迹明确了城址内的道路交通和城内水系；城址内还分布有多处高等级宫庙建筑基址、“市”遗址、朝寝遗址、多处聚落遗址和灰坑、墓葬等遗迹现象。
3️⃣宫寝与宗庙
经过多年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在雍城城址内的姚家岗、马家庄和铁沟﹣高王寺三个地点相继发现大型密集的宫殿建筑遗址群，与《史记》记载的“太寝”“高寝”“受寝”分别建立对应关系。另外，雍城南郊的雍水两岸、千河东岸及雍城东郊和南郊也分布着众多宫殿建筑。
春秋 铜构件一组
宝鸡凤翔雍城遗址姚家岗窑藏出土
1973年5月至1974年1月，凤翔姚家岗陆续发现三处窖藏，出土铜构件共计64件，分为十个类型。构件内有朽木遗存，说明这批构件与木构结合使用。窖藏中的构件摆放整齐，保存基本完好。通过观察发现，构件有上翘、开裂等明显的使用痕迹。且很多构件变形损坏，已无法使用。这处窖穴可能集中堆积废弃金属制品，便于日后统一回收熔炼，二次利用。
用途推测一：安装在宫殿枋木的转角处、壁柱或门窗上
用途推测二：乐器架装饰用
位于宝鸡市凤翔区南塬，总面积约21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国国君陵园区，分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部分。目前已钻探出49座大墓，据平面形制可分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七个类型。根据陵园内的兆沟设置，可分为14座分陵园，每座由数量不等和类型不同的大墓有机地组成。陵园大多坐西朝东，仅十四号陵园坐北向南。
栎阳古城是秦汉时代的重要城市。公元前384年，献公当政。随后将秦都从雍城迁至栎阳，置于河西争夺战的前沿阵地，显示出秦人收复河西的决心。孝公即位，任用商鞅变法，为秦国再次崛起注入生机。公元前383﹣前350年间，献公和孝公在栎阳展开了一系列的变法与改革，夺取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自秦徙都咸阳至秦亡的一百四十多年间，栎阳作为秦都咸阳的门户，既是交通要冲、军事重镇，又是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之一。秦末楚汉相争，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之都城。汉王二年，刘邦率军进占关中，也曾以栎阳为都，整顿军队，向东挺进，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栎阳古城遗址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先后确定了三座古城。三号古城勘探发现了北面和西面的城墙、院落、手工业生产区等遗迹和大型建筑等遗址。试掘出土的建筑材料时代特征明显，上承雍城，下接秦咸阳。发掘者认为该处夯土遗存是秦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为文献所载的栎阳建筑遗存，时代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早期。
一号古城南北约2480、东西约1900米，时代为秦汉时期。二号古城南北约3800、东西约3100米，时代为西汉中晚期。栎阳城遗址范围内分布多座古城的原因，当与石川河泛滥改道对城市的破坏有直接关系。
栎阳城遗址的墓葬大多分布在城址附近，城东南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区，东北为秦汉时期大型墓葬区，西北为汉太上皇和昭灵皇后陵墓。高祖七年，长乐宫成，刘邦徙都长安，太上皇仍留居栎阳。高祖十年（公前197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万年陵陵园平面近方形，太上皇陵居于中心，夫人墓位于太上皇陵西北，陵园内还发现建筑遗址、外藏坑等遗迹。
战国 小狗墓葬（复制品）
栎阳城遗址出土（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道）
小狗的葬具为一个灰陶水管，两端无堵挡物。内置一只骨架完整的小狗，令人意外的是，狗尾和腿骨后面，发现了31个小陶俑。陶俑头呈三角形，面部不清，身体瘦长，下着小喇叭口裙，最高在10-11厘米之间。由于在这座墓的周围未发现其他墓葬，所以专家推断它是一座埋葬小狗的独立墓葬。从现有资料看，给小狗修建墓葬并且陪葬小陶俑的情况，这种宠物小狗墓在秦汉考古中尚属首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墓葬形式。
战国 冲水式厕所遗迹
这个厕所遗迹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尽管厕位上部结构因晚期遗存被破坏而不存，但其设计与现代使用的冲水式厕所相似。专家指出，这一发现表明2400年前统治阶层对卫生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
咸阳位于九嵕（zōng）山之南、渭水之北，地处水陆津要，四方辐辏。公元前350年，孝公徙都于此，自惠文王至庄襄王，秦都咸阳从渭河北岸向渭河以南扩建，形成北宫与南宫的格局。“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结束自春秋以来数百年的动荡局面，建立了统一王朝。秦始皇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开始建造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城”，举天下之形势，择帝都之正位，以“象天法地”的大手笔在山河间建庙、营城、立宫、凿池，并以都城为中心，外筑长城，内修驰道，建立全新的文化信仰秩序，奠定了“天下人居”的基本格局。咸阳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都城，影响至今，泽被后世。
1️⃣都城咸阳
咸阳为都，历九世，共144年，包括渭河南、北两大区域。经过50余年的考古发掘，渭北区的空间布局基本明确，自西向东依次发现手工业制作、府库、官署、宫殿等不同功能的大型建筑40余处。渭南区自1933年始展开阿房宫的考古调查工作，逐步确定了阿房宫前殿等建筑遗址的年代与范围，揭开了阿房宫并未建成的真相。秦咸阳的规划建设经历了从“一国之都”向“天下之都”的转变，对后世都城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2️⃣秦代道路遗迹
展出道路截取自秦咸阳城宫殿官署区最西部的一条南北向主干道。目前确认长度约500米，东西宽28米，距现地表深4.1-4.3米。路面较平，踩踏层厚度0.16-0.3米，呈青灰色，局部有严重水锈。路基为黄土夹杂细沙的混合土，质地坚硬，零星见有碎小灰陶片、骨块等遗物。路面发现多组车辙印痕，总体呈东南至西北斜向，间或有交错。辙印宽约3-5厘米，深约2-9厘米，可辨识的同轨辙痕间距为1.5米左右。同时伴有密集的、大小不一的行人脚印和大型动物蹄印。
3️⃣秦都咸阳地区象天模式
咸阳城将天象布局与地区空间格局联系起来，使地面人工建筑在空间位置和功能内涵等方面与天空中的星辰相呼应。这一规划以极庙为中心，将渭河两岸宫室、陵墓、苑囿等建设项目作为整体，显示出大一统时代背景下，都城作为天下之中乃至宇宙之中的崇高地位。秦始皇的设想如能实现，以极庙为中宫天极，宫观苑囿与天空中的星象相比附，环绕四周，将是一幅天地交辉、群星灿烂的壮阔图景。
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史的脉络看，秦咸阳“象天法地”的理念是继《考工记》“匠人营国”和《管子》“因地制宜”思想外的一个创新，对后世都城规划实践影响深远。其后的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唐长安城、元大都、明清北京等，都有关于象天设都的记载。
春秋 虎钮铜錞于
秦 “齐园宫当”瓦当、云纹瓦当、莲花纹瓦当
4️⃣南宫阿房
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多而宫廷小，遂决定在丰镐之间、周王旧都营建新朝宫。因宫殿尚未竣工，故暂称阿房宫。秦始皇胸中有一个宏伟的规划，他要以阿房宫为中心建筑宫殿群，作阁道和复道将从阿房到咸阳间绵延三百余里的离宫别馆相连，从而构成一幅鼎盛帝都的画卷。然而考古发掘最终证实了历史文献里关于“宫未成而秦亡”的记载。
5️⃣百工居肆
手工业作坊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咸阳的手工业作坊多分布在渭北区北部和西南部，由中央、市府和民营三类构成，包括冶铜、铸铁、建材、制陶、琢玉、骨器等作坊。手工业作坊区附近多设立“市”作为管理机构，其衙署称“市、亭”，职责主要是检验商品、收取商税和管理市场。
咸阳城北区手工业遗存分布于东北及西南两个区域。西南区为东北区提供制骨、冶铸、制陶等生产所需原料及陶质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隶属内史机构。东北区手工业制作均与少府所辖机构有关。从产品流向看，东北部为宫区及皇室贵族服务，西南部除为宫区服务，更多流向商业贸易，这体现出咸阳城手工业分工与管理模式的细化。
秦 饼形铜料、方柱形铜零件、熔烧铜器
1962咸阳渭城遗址出土
秦 兽面纹铜陵件
1962年咸阳渭城遗址出土
秦 铜合页
1962年咸阳西郊四五厂出土
秦 兽面纹折角铜零件
1962年咸阳渭城遗址出土
秦都咸阳城以渭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区所知与手工业制作有关的遗存，涉及制陶、制骨、制石及金属冶铸等不同产业，分属东北部“宫殿区”和西南部“长陵车站手工业作坊”。通过对这些遗存的梳理，可以看到不同地点、相同产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有助于了解咸阳都城北区的布局。
东北部是指咸阳北塬台地，即“宫殿区”周边。该区域的手工业遗存分布于夯土建筑群四周，大体可分为三个主要地点：
胡家沟至聂家沟：紧邻“宫城”西墙外，以台地南缘最为密集。有数量较多的陶窑；制骨遗存丰富；有府库类建筑等。
府库遗址位于秦都咸阳城宫区以西的胡家沟塬地。其中出土石磐上多见“北宫乐府”“左终”以及“宫”“商”“角”“徵”“羽”“右八”等反映音阶、所属、编序等容的刻文，确定了秦置北宫并设乐府的历史事实。
牛羊沟至刘家沟区：位于“宫城”北墙外。调查发现地面有大型磨石、散落的石甲片；勘探发现灰坑、踩踏面、烧土、夯土建筑及水沟；试掘了一处石甲片制作遗存，出土了石质遗物六十余千克，包括制作甲片的原料、坯料和废品，还有编缀甲片的铜条以及钻、刀等金属工具。目前唯一能与石铠甲对应的产品只见于秦始皇陵陪葬坑。
柏家嘴区：位于整个“宫城”最东部，此地或为兰池宫所在。手工业遗存只有制陶一类，据推测该区域窑址数量似在49座以上，但只明确3座与秦有关。窑室内填土含较多的秦筒瓦、板瓦和陶器残片。发掘者推测这是烧制砖瓦和陶器的秦窑。
秦 铜洗
1962年咸阳渭城遗址出土
秦 “咸亭”铭陶罐
秦 “杜亭”铭陶罐
1953年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坡头村出土
从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改“公”称“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改“王”称“帝”，历时105年。在这105年里，先后有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及秦王政六位君王继位，其中除秦王政荣膺“始皇帝”外，其余五位以“王”入葬，即所谓“秦王陵”。截至目前，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在咸阳塬、临潼骊山西麓韩屿村、长安神禾塬及西安韩森寨4处6个地点发现、确认秦王级陵墓7座。
汉 铜銗（hóu）镂
1959年咸阳市文化馆移交，咸阳石桥乡出土
战国 龙形玉佩
咸阳出土
汉 铜鐎
1959年咸阳文化馆移交，咸阳石桥乡出土
汉 彩绘陶跽坐俑
1956年咸阳苏家村出土
秦 陶罐
1953年咸阳长陵出土
秦人徒都咸阳后，经考古勘探确认的陵区主要包括咸阳秦陵、临潼秦东陵、韩森寨陵区、杜东神禾塬及临潼秦始皇帝陵。咸阳秦陵位于咸阳城西北部，包括“周王陵”（旧称）、司家庄、严家沟战国晚期大型陵园三座。临潼秦东陵亦称芷阳陵区，位于骊山西麓台塬上，发现战国秦陵园两座。尤其是秦始皇帝陵，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央集权国家统治者的陵园，其规模之大，埋藏之丰，均为中国古代帝陵之冠。
汉 “上林”铜灯
1952年李宏容捐
秦—汉 “上林”瓦当
汉 花纹瓦当、云纹瓦当
空心砖
秦始皇陵陵区面积达60平方公里，陵园位于陵区中部，呈南北长方形，方向坐西面东，面积212.95万平方米。帝陵以内外城墙为界隔，内层是中心区，有秦始皇地宫及供其灵魂起居生活的寝殿和休息闲宴之处的便殿，供其御用的乘舆、御厩、府库，还有后宫人员，全然像生前所居的宫城。中区在内外城之间，有府库、武库、宫廷厩苑，供其娱乐的百戏、珍禽异兽及认官等园寺吏舍，其地位次于中心区。外区为外城垣以外，其东侧有象征着守卫京师的宿卫军——兵马俑坑，和象征着京师厩苑的百余座小型马厩坑。北侧有大型的府库、珍禽苑等。西侧为石料加工场、砖瓦窑场及修陵人墓地等。新近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秦始皇陵规模和内涵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是无与伦比的。
回纹砖
榫卯砖
秦 陶跽坐俑
1976年秦始皇陵园马厩坑出土
秦 箕踞姿陶俑
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丞相萧何、将作少府阳成延负责营建新都，至此拉开了汉长安城长达二百多年的建设史。汉长安城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中时代最早的一座四面各置三座城门的都城。这种形制对其后历代都城城门设置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长安城周长约25015米，面积约34.39平方千米。随着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城墙、城门、宫城、宗庙、社稷、武库、市场、手工业作坊区及重要的离宫、苑囿等遗迹逐渐显露，成为再现这座古代世界著名大都会的重要物证。
汉长安城的营建大致经历四期。汉高祖时，在秦兴乐宫基础上修建长乐宫，并营建未央宫、武库、太仓、大市等。惠帝时分段修筑汉城城墙，起长安西市。汉武帝大兴土木，修建章宫、桂宫、明光宫、增修北宫，拓上林苑，凿昆明池。至西汉末年，王莽拆除建章、承光等十余所宫观，修建王莽九庙、辟雍，重修社稷坛，扩建太学。
1️⃣长乐宫
长乐宫前身为兴乐宫，兴建于秦昭王时代（公元前306﹣前257年在位）。为便于兴乐宫和咸阳宫之间往来，秦始皇还修建了贯通渭河两岸的横桥。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关中，九月，以兴乐宫为基础改建，并更名为长乐宫。汉惠帝时，移居未央宫听政，长乐宫仅供太后居住。经考古勘探，长乐宫周长约11023米，面积约6.77平方千米，发现有道路、宫室建筑等重要遗迹。
汉 鸟足龟座铜灯
1985年咸阳旬邑马栏农场出土
汉 “长杨宫”行灯
铭文：“长杨宫铜行灯一，重一斤十三两，神爵二年造。”
区别于其他平稳放置的“摆件”灯，它可以通过长柄“端着”行走照明使用，是一件实用的照明工具。这件铜行灯设计精巧，造型别致，其表面可能经过精细的打磨，展现出汉代工匠们卓越的技艺。铜行灯的发现，为观众揭开了西汉长杨宫生活的一角。
汉 铜鸠车
1956年西安北郊上水腰村出土
汉 人形铜镇
城固三里桥出土，1959年城固文化馆拨交
汉 云纹铜染炉
1982年西安东郊三殿村汉墓出土
汉 “长安”铭铜鼎
1956年王耀堂捐
铭文“长安共（供）鼎，高鼎一合共重十八斤八两，容一斗，第八。”
汉 “太初中私官”铜锺
肩部刻铭：太初二年造，第十中私官铜锺，容十斗，重四斤。
底部刻铭：中私
汉 鎏金铜勺
汉 多子格铜鼎
1956年户县（今西安鄠邑区）天桥公社丈北村出土
2️⃣皇家苑囿
上林苑是西汉皇家园林，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扩建，苑内不断修葺、增建宫观，其功能也由最初的狩猎，发展出游乐、生产、水利、朝政、外交、驻军、祀神求仙等多种职能，成为汉代皇家苑围建设的鼎盛时期
3️⃣礼制建筑
人居环境的建设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息息相关。两汉之交，王莽在长安城南郊修建明堂、辟雍、宗庙等礼制建筑。明堂用于告朔行令，辟雍用于行礼乐、宣教化，太学用于讲习射礼，灵台用于占星云吉凶。
汉 “长宜子孙”七乳神兽纹镜
汉 “长宜子孙”连弧纹镜
汉 “尚方”方格铭神兽镜
汉 “长相思”蟠螭纹镜
1957年蒋宗彝捐
镜铭：家常 贵福 益寿 乐未
汉 “见日之光”草叶纹镜
1956年商洛丹凤汉墓出土
镜铭：见日之光，长毋相忘
汉 “长相思”草叶纹镜
1956年西安郊区汉墓出土
镜铭：长相思，毋相忘，常贵富，乐未央
汉 “铜华”连弧纹镜
汉 “常乐未央”铭文镜
西汉 “常乐未央”铭文镜
镜铭：常乐未央，长毋相忘
西汉自高祖刘邦称帝至王莽篡汉，先后有15位“皇帝”在位。除刘恭、刘弘、刘贺、刘婴外，其他11位皇帝各自营建帝陵，史称“西汉十一陵”。
西汉帝陵以咸阳原为主陵区，自西向东依次分布有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白鹿原有文帝霸陵、杜东原有宣帝杜陵。
汉 “长乐未央”瓦当
1956年刘百训捐
西汉 “汉并天下”瓦当
1956年刘百训捐
西汉 彩绘陶獬豸
1955年西安东郊西光厂汉墓出土
自20世纪初至今，帝陵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不仅确认了陵区位置规模和陵园形制布局，还勾勒出西汉帝陵制度由草创、确立到嬗变的历史轨迹。
皇帝和皇后陵墓同莹不同穴，从地面上看，两家并立，形制相同，大小有别。帝陵形制主要由陵园、封土、墓穴、门阙、寝园、陵庙、外藏坑、道路、陪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园寺吏舍、修陵人居址等十余部分组成。
长陵平面图
汉 皇后玉玺
1968年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梁家沟出土
印面为正方形，白玉质，通体晶莹润泽，螭虎钮，四侧刻有云纹，印面刻有阴文篆书“皇后之玺”四字。
⭕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
考古发现正式，西汉帝陵的建舍设是对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模仿。这种模仿不是一丝不苟的照搬，而是一种概念化、理想化，具有象征意义的模仿。
汉长安城与汉阳陵陵园平面布局图对比
汉阳陵陵园平面布局图
汉 连璧纹陶棺
1956年西安市文管会移交
汉 “利后子孙千人”陶棺
1958年陕西省博物馆收购
汉 “冢上大當”瓦当
1956年王耀堂捐
汉 “万岁冢當”瓦当
1956年王耀堂捐
汉 黄釉陶锺
西汉 彩绘陶武士俑、彩绘陶镇墓兽、彩绘陶骑士俑、彩绘陶毛驴
汉 青釉瓷瓿
汉 褐釉瓷钫、青釉鸟纹瓷锺、青釉瓷瓿
汉 双鱼纹铜鉴
1991年安康市博物馆调拨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生巨大转变。帝王对永生的渴望，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与设计，不仅体现了“事死如生”的丧葬礼仪制度，还更多地表达出专属那个时代的对生命永恒的热烈追求和极富东方色彩的浪漫情感。
⭕忙碌的羽人
羽人是汉代艺术中常见的形象，他们耳朵又尖又长，身披羽衣，持仙草、驭瑞兽，穿梭在云崖之巅，往来于仙庭人界，总是忙忙碌碌，来去匆匆的样子。结合图像与文献可知，羽人肩负三项神圣使命：
◇接引升仙，赐仙药。
◇行气导引，助长寿。
◇奉神娱神，辟不祥。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汉代墓葬中有很多车马出行的图像，所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其中一部分用以表明墓主的官职或墓主其他生前经历；而另一部分则是对送葬行列或是想象中灵魂出行场面的描绘。
东汉 中柱石（最两侧）
1990年清涧文管会调拨，折家坪乡贺家沟出土
东汉 门楣画像石
绥德县博物馆调拨
画面主题为一组向西前进的车马出行队伍。最前方为七组导骑，接着是飞驰的轺车，车前有两护卫。
轺车后为辐车，辐车前有三组护骑，后有四组护骑。车马队伍的最后为一组转身骑射狩猎的形象。
东汉 左右门扉画像石
绥德县博物馆调拨
门扉上饰朱雀、辅首衔环
东汉 左右门柱画像石
1990年清涧文管会调拨，折家坪乡贺家沟出土
画面分上、下两格。外栏饰卷云纹，间以怪兽、鸟、鹿、虎、熊、奔兔等。内栏一仙人（东王公）端坐于仙山神树上，左右有羽人跪侍。神树树干间填刻鹿、狐、飞鸟和仙草。树下是突兀的山峰。下有一执慧门吏头戴平巾帻，身着长襦大袴，面门站立。下格刻博山炉，炉盘内插两株与炉齐高的仙草。
1953年西北文物考古清理队在咸阳市底张湾建设施工时发现一隋代墓葬，出土文物一百五十余件。墓主独孤罗，云内盛乐（今蒙古）人。为隋使持节大将军凉州总管诸军事凉州刺史。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六日终于其位，终年66岁。
隋 彩绘陶侍女俑、彩绘陶拱手俑、彩绘陶捧物俑
1953年咸阳底张湾独孤罗墓出土
北周 彩绘陶武士俑、彩绘陶文吏俑
咸阳底张湾出土
北周 彩绘陶双人俑
咸阳底张湾出土
北周 彩绘陶镇墓兽
咸阳底张湾出土
北周 彩绘陶人面镇墓兽
咸阳底张湾出土
汉 陶塑动物俑一组（陶鸡、陶鸭、陶鸡、陶羊、陶猪等）
《范子计然》载：“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西汉高祖七年，萧何在营建新都长安的同时始造太仓。大国之事，千头万绪，太仓作为国有粮仓，受纳天下租谷。
战国 陶囷（8、9、10）、彩绘陶囷（11）
汉 “华仓”瓦当（4）
秦 “囷”字铭陶囷（5）
战国 铜铧
汉 铜铲
⭕粮食稳，天下安——汉代粮仓
汉代御史大夫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他提出薄赋敛，广积蓄，以实仓廪的建议。景帝末年至武帝初年，由于社会安定，连年丰收，出现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的景象。汉代粮仓的贮存情况大致分三种：
1️⃣由于不同种类的粮食，收获期不同，保存条件不同，贮存期限不同，需各自立仓。汉墓出土的陶仓外壁常写有“黍”“大豆”“小豆”“大麦”等字样，与仓内盛装物相对应。
2️⃣“种仓”有别于普通粮仓。带字陶仓中常见“黍种”“稻种”“粟种”等，说明精挑细选的种子是单独设仓保存，且存放条件较高。
3️⃣米与谷分别立仓。谷脱壳后称米，两者储藏条件和时间各不相同。《唐书·食货志》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的记载，而汉代既已如此。带字陶仓上常见“白米万石”“黍米万石”等。
汉 褐釉陶囷、红釉陶囷、绿釉陶囷
从“城与陵”展厅出来，穿越大厅，直奔“技与美”展厅。
“技与美”通过对秦汉时期的房屋营建、抟土制陶、冶炼铸造、凿木刻石，或者吹拉弹唱、歌舞百戏等诸项技术展现，揭示当时的艺术家们如何通过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形式，表达情感、思想和审美追求。“技与美”展讲了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技术的进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艺术的发展也会助推技术的提升。秦汉时期的书写与绘画是形与色的外在表达，乐舞与香气是身与意的内在体验。
一件艺术作品必须激发出欣赏者的想象力。秦汉时期的书写与绘画是形与色的外在表达，乐舞与香气是身与意的内在体验。观众毋需凭借所谓专业知识，只需怀揣想象力，调动所有感官，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秦汉艺术与技术之旅。
三万年前，山顶洞人用赤铁矿粉涂抹自己的佩饰；三千年前，周人赋子颜色以人文涵义，并设专职官员管理染色生产；秦汉政权更迭，国色在黑红间幻化。
中国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观念，青、赤、黄、白、黑，五种基础色彩就能体现季节轮回、朝代更替、五行方位和人生百态。中国人通过生命之色来言说历史，用颜料来记忆它，用仪式来展演它，用生活来实践它。
利用各种矿物颜料给器物着色的方法称为“矿物染”。《尚书·禹贡》中描述了九州各色土壤矿产，如冀州白壤，兖州黑墳，徐州赤埴墳，梁州青黎，雍州黄壤等，另徐州特产五色土、荆州丹砂等，可见时人对不同色彩的矿物和土壤认识较深。西汉时期工匠们主要使用的颜料有朱砂、铅丹、赭石、磷灰石、石青、白云母、紫色硫酸铜钡等，并掌握了使用两种以上颜料调制不同颜色和色调的方法。颜料的颗粒均匀细腻，附着力、覆盖力和着色力强，充分说明其粉碎、研磨工艺精湛。
秦汉时代是中国建筑装饰艺术突飞猛进的时期。髹五彩、刻文章、裁金银、缀珠玉，举国家之财力，穷山海之珍异，尽百工之绝技，集天下之能事，饰之髹之，经之营之，举凡各种工艺技术之成就，莫不用于宫殿装饰。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曾经灿烂辉煌的楼阁宫殿已经无存，只余典籍中的片言只字和考古发掘的陶楼与壁画残块，留给我们遐想与追忆。
东汉时期，伴随着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望楼高耸。栋宇森罗的庄园大宅开始盛行。《后汉纪》讲述了梁冀殚极土木的场景。“梁柱门户，铜沓紵（zhù）漆，青琐丹墀（chí)，刻镂为青龙白虎，画以丹青云气。”这些细致逼真的汉代陶楼使我们得以窥见精致奢华的贵族豪宅。
彩绘陶楼、绿釉陶仓房、彩绘陶仓
西汉 彩绘陶翼兽
2020年西咸新区大堡子村墓地南1区91号墓出土
翼兽是汉代常见的艺术题材，通常以老虎、狮子、犀牛等猛兽为原型，再为其添加一副可翱翔万里的翅膀。这两件翼兽通体以白色颜料打底，用黑、红、紫等颜色描绘鳞片、羽毛等细节纹饰繁密却不显枯燥，色彩靓丽而不失风雅。
彩绘陶盒、陶鼎
西汉 彩绘陶盒
2020年西咸新区大堡子村墓地出土
西汉 彩绘陶鼎
2020年西咸新区大堡子村墓地出土
伴随着髹漆、制陶、金工等工艺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的生活用器也姿多彩，精美绝伦。陕西作为四大生漆产地之一，漆器的加工技艺毋庸置疑，概因地理环境影响，考古出土且保存完整的漆器数量极少。金属加工秉承古老工艺，在镶嵌、错金银、鎏金等方面更是炉火纯青，色泽艳丽的彩绘陶自不必多言，釉陶以其优美的造型、丰富的釉层及别致的色彩彰显出代制陶业的水平。
汉 彩绘陶钫
1956年王耀堂捐
汉 绿釉陶囷
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汉墓出土
战国 错金铜器座
1965年在陕西省供销社废品库
看起来很像现代的细长高脚杯，銎部是杯身，加上一个大喇叭形底座。器座表面的金、银丝卷云纹，线条纤细如毫发，婉转灵动，充满了战国汉代的古韵
西汉 鎏金云纹铜案足
1982年西安东郊红旗公社三殿村汉墓出土
汉 酱釉瓷锺
西安博物院调拨
西汉 错银兽蹄形铜镦
2003年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处移交
秦汉时期，伴随着丝织与印染水平的提高，服饰的色彩也绚烂起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列出39种织物的色调，马王堆汉墓出土织物染料有红、黄、棕、绿、蓝、紫等36种颜色。染色用的原料有植物，如茜草、蓝草、栀子等；也有矿物，如朱砂、云母等。除传统的线染、匹染外，绞缬染、蜡染、印花、敷彩等先进技术也广泛运用。西汉中央还设有主管织物染色的机构，《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有“暴室”，主掖庭织作染练之署。
汉 彩绘立俑
西汉 彩绘立俑
1950年咸阳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西汉 彩绘投射俑、彩绘舞蹈俑
1950年咸阳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西汉 彩绘立射俑
1950年咸阳韩家湾狼家沟出土
西汉 彩绘着衣式女俑
1986年西安新安砖厂汉墓出土
考古发掘的陶俑脸庞也残留一抹秦汉色彩。汉代女子先以研磨细腻的米粉施于面部，令玉颜凝白无瑕。再涂抹红蓝花制成的胭脂，脸颊处的红晕似朝阳初升，欣欣向荣。唇妆流行大红色唇脂，式样多以“樱桃小口”为主。眉形种类较多，方眉、远山眉、峨眉、八字眉等，以石黛描画。司马相如《美人赋》云：“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
着衣式陶俑原本装有木质手臂，身着丝麻或皮革之类的衣物。两千多年过去，这些陶俑的手臂、衣物腐朽无存，变成“裸体”的模样。着衣式陶俑表面有彩绘，面部及躯体为橙红色、灰色或黑色头发、眼睛为黑色。
《说文解字》记载：“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虽然学界对“八体”的名实尚未统一，但这些名称却揭示了秦汉书写的两种工具：软性的毫颖和硬性的刀锋。秦汉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形成的重要阶段，真、草、隶、篆字体完备，点、横、撇、捺章法有度。线条流转，锋毫辉映，拉开了后世书圣登场的序幕。
陶仓是秦汉时期墓葬中最普遍的一种陶器模型。仓盖上常常用墨书写粮食的种类与容积。从考古遗存可知，如“粥米”“小麦”“黍栗”等品类较为真实，但容量如“万石”等则不免夸张成分，体现了汉人现实与想象世界的交融。当然，与朱书陶瓶上“黄神”“如律令”，甚至符篆等宗教色彩浓厚的文字不同，陶仓上的文字更具烟火气，让人不免想起粮店米铺的招牌。
汉 黍粟囷
1962年西安东郊洪庆汉墓出土
汉 “粥米”囷
2000年征集
汉 “小麦”囷
1962年西安东郊洪庆汉墓出土
受书写载体和速度等客观因素影响，篆书的书写笔画和字形逐渐发生变化，隶书因而产生。八分是隶书中的艺术书体，特征是重心平稳，取左右分布之势，突出挑画和捺画，提按明显，斜画紧结；横画有起笔、运笔、收笔三个过程，所谓“一波三磔（zhé）”“蚕头雁尾”为其典型特征
汉代流行用朱砂在陶瓶或陶罐上书写镇墓文字，这类器物也被称为解殃瓶或魂瓶。瓶上文字起笔露锋，行笔自如，字体秀劲。目前能看到的汉代碑刻、简牍、金文、砖瓦等，多以篆、隶为主，而陶瓶上接近行楷的汉人真迹就显得尤为珍贵。如果说书法艺术始于飘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那么篆、隶、楷、行、草，不同文字形式在汉代的普及与发展则为后世的“繁花似锦”提供了丰厚的艺术滋养。
1995年，为配合陕西卷烟材料厂厂区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对其西安北郊经济开发区纬二路西段北侧的征地范围内进行考古钻探，发现5座东汉晚期墓葬。这10件朱书陶罐均出土于5号墓中。罐的肩部用朱砂书写1-3字不等，共计20字。字迹清晰，秀劲优美，结构匀整，是研究汉隶难得的实物资料。
封泥是古代抑印于泥，用以封缄的遗存。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秦汉封泥，大部分是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中所得，还有一部分出土于汉长安城遗址。这些封泥除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也极具艺术性。柔软的胶泥在印章钤盖力度和角度不同时，都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块面与线条形成强烈的觉反差，增强了印面的艺术感染力。
印章，古代用作身份凭证和行使职权的信物。秦汉时期的印章不仅是了解职官制度与宗教文化的重要物证资料，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清代徐坚，善丹青，精篆刻。他评价秦汉之印，壮如鼓剑，细如抽茧，坚卓如山岳，婀娜如风柳，密如棋布，疏如晨星，断如虹收，联似雁度，放如纵鹰，收如勒马，厥状非一，其妙莫穷。而刻印之秘诀，先章法，后刀法。前者为形，后者为神。故此，他临摹泰汉官私印数千方，并以为治印之终南捷径。
篆刻兴起于先秦，盛行于汉。秦汉时期印章采用篆书入印，材料多以铜为主，也有金、银等材质。古人镌刻印章用刀如用笔，以刀代笔，刻出平直方正、刚劲奇峭、凹凸有致的文字线条。书写与镌（凿）刻的结合，在方寸之间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
西汉 陶文缶
2021年西咸新区大堡子村墓地南Ⅳ区5号墓出土
西汉 “常宜侯君”铜牌饰
1973年咸阳窑店三义村出土
正面刻铭：大利
背面刻铭：常宜侯君
西汉 “长宜子孙”铜熨斗
1980年陕西省文物商店拨交
战国 “雕阴”铜鼎
1973年孔祥贞捐
亢音高歌，为乐之方。气若浮云，志若秋霜。若俯若仰，若来若往。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东汉博毅在《舞赋》中用生动细致、华丽优美的语句为我们记录了汉代乐舞的实况。歌女们佩戴杜若，行走间暗香浮动。她们微启红唇，引吭高歌。舞女们艳若春花，清如白鹤。曲缓时，身姿轻柔，宛若栖歇的燕子；曲急时，舞袖翻飞，又如迅疾的鹄鸟。曲声落、舞影歇，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仿佛定格在了汉代乐舞俑上。
乐舞俑（仿制品）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栗家村清理发掘墓葬27座。一号墓面积最大，墓主为女性，年龄在35-40岁之间。墓中出土器物220余件（组），其中就包括了这组汉代乐队。乐队成员共12人，2名乐师分别敲击编钟、编磬，2名负责吹奏和弹奏。另外还有歌者4人，舞者4人。栗家村汉墓的这组乐舞俑被放置在墓葬东椁箱南侧，与陶礼器相邻。“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让我们得以窥探到墓主人生前钟鸣鼎食，宴乐歌舞的生活场景。
香料的故事是一团散着香气却头绪万千、难于梳理的历史乱麻。中国用香习俗源远流长，先秦时期以燎烧兰、蕙、萧、桂、芷为主，秦汉时期沉、檀、乳、甲等香料自西域传入，以至“香气闻长安四周数十里中”。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使用熏炉、香球、香囊、香枕等多种香具，又以博山炉为最，是山林观与神仙信仰的一种表达。
一草一木
乃夺乾坤之秀气
一干一花
皆受日月之精华
文案及摆放非常意境，仿佛置于袅袅仙气之中，令人流连忘返。
汉 鸟盖龟身铜熏炉
1959年西安北乡刘家堡村出土
西汉 陶熏炉
2021年西咸新区大堡子墓地南I区93号墓出土
东汉 铜行炉
1964年西安市汉城徐家村出土
⭕博山炉
汉代仙道思想盛行，出现了博山造型的香熏炉。炉盖模拟海上仙山，山峦重叠，山间錾刻神兽和仙人形象，装饰有云雾、流波等仙境纹样。炉盖出烟孔经过设计，熏香时云烟袅袅上升，山石影影绰绰，视觉与气味共同塑造出飘渺隐逸、亦幻亦真的微缩仙境。
鎏金银竹节熏炉
1981 年陕西省兴平市茂陵一号陪葬墓南一号陪葬坑出土
通高58厘米，重2.57 公斤。炉身鎏金鎏银，盖如仙山层叠，器有金龙腾海，山海相拥，云雾缭绕，气象万千。
炉盖为博山形，透雕层峦叠嶂的山峰，并用金银加以勾勒，宛如一幅秀丽的山水画。山峰上有若干个小孔，可供香气溢出。
炉柄呈竹节形，共分五节，上面刻画出竹叶枝杈。炉柄上端围铸出三条蟠龙，龙身呈“S”形，龙头向上承托起炉身。
炉盘和炉盖分别铸成，以子母口扣合。炉身下腹部刻划出十个三角形连成一圈，每个三角形之内雕刻兽纹。上腹部装饰一圈纹饰带，浮雕四条龙，底色鎏金，龙身鋈银。龙呈张口嘶鸣状，龙首回望，身子在汹涌的波涛中若隐若现，身上的鳞片清晰可见，整体造型充满张力，栩栩如生。
九条龙位置不同，形态不一，使“龙”这一想象中的动物幻化出不同形态，彰显出非凡的皇家气韵。
盖铭 35字： 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宫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
座铭33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
底座呈圈足状，高7厘米，上面镂雕两条昂首张口的蟠龙咬住炉柄。
汉 绿釉陶博山炉
东汉 柿蒂座铜博山炉
1954年西安八家巷十七号叶健捐献
汉 铜博山炉
1954年西安市北关红庙坡中建砖瓦厂汉墓出土
汉 铜博山炉
1952年咸阳市礼泉县人民政府送交
东汉 “雒阳武库东卢”铜博山炉
1971年宝鸡凤县出土
炉盖口沿刻铭：雒阳武库东卢重三斤
炉身口沿刻铭：重二斤十四两
汉 凤鸟座铜博山炉
1952年原陕西省博物馆收购
东汉 人乘龙座铜博山炉
武功县出土，宝鸡市博物馆调拨
可以摸的仿制博山炉
人生诸事，大多需要严肃面对，难免使人精神紧张。然而艺术却恰恰相反，不管是创造艺术或是享受艺术，这一过程都如一场愉快的游戏，给大家带来精神上的松弛和心灵上的滋养。
秦汉艺术是历史的，也是现世的。它植根于古老文明的沃土，不仅体现了时代风尚，也蓄积着文化的力量。秦汉之美不是孤立的，在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与文化认同下，层级有序的管理机构、频繁往来的交通贸易确保了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技术与艺术犹如鸟之双翼，相生相伴，从遥远的过去飞向更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