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位于山西五台县豆村镇东北的佛光山中,三面环山,西面地势低洼,寺庙因地形而建,坐东朝西。整个寺庙分为三个院落,建在梯田式的寺基上,现有殿、堂、楼、阁等一百二十余间。佛光寺现存布局是“会昌灭法”后形成的。寺建于佛光山腰,坐东向西,东、北、南三面环山,唯有西向低下豁朗。
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年至499年),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北魏孝文帝因在此地见到佛光的祥瑞,遂建寺名曰佛光。隋唐时期,佛光寺已经成为五台山的著名佛教寺庙,其名字常见于相关传记。
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和唐代题记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誉为“四绝”。1937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经过艰苦探寻,发现了这座被遗忘的唐代木构建筑,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朝木构建筑”的论断,并将其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
佛光寺位于五台山南台西麓佛光山中,在一处东、南、北三面小山环抱,向西开敞的山坡上。寺内主要轴线为东西方向,现存寺院建筑分布在由西向东逐层升高的三层台地上。
由山门入内,左为金代文殊殿,右为清代伽蓝殿及后建的佛光寺文物管理办公室。
山门前立唐乾符四年(877)经幢一座。
向前上一个小台阶,来到二层,左手边为明代香风花雨楼。
之后上一个非常陡峭的台阶,来到三层,迎面所见为东大殿及殿前唐大中四年(857年)经幢。东大殿左侧清代万善堂,右侧清代关帝庙,右后角落立北魏祖师塔一座(佛光寺内最古老建筑)。
到了佛光寺的停车场,沿着斜坡爬上去,就可以看到佛光寺的入口!原来的天王殿
佛光寺山门兼作天王殿,五开间硬山顶,明间上悬匾额,正中蓝底金字“ 大佛光寺 ”四字,右侧小字纪年:“ 光绪三十四年中秋月糓旦 ”,左侧书“ 住持比丘僧澄泽立 ”。
梁思成佛光寺考察记录中称“ 原有山门毁于光绪年间 ”,则此山门应为光绪末年,即1908年中秋前重修,其时主持为 澄泽。
山门朝西挂一新匾,红底金字,上书“佛光寺”,在天王殿正对面,有一照壁,写着佛光寺三个字。
文殊殿位于佛光寺前院北侧,建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坐北朝南,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八架椽,单檐悬山式屋顶。殿内当心间佛坛上有金代彩塑7尊。
文殊殿东侧次间匾额,题字为“丛林第一”。此匾额右侧纪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月吉日”,左侧落款“代州知州牛任大题”。
南面明间,补间斜栱下悬一匾,蓝底金字“清风远播”。据张峻崚《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版门题记研究》中的记录,此匾额为明弘治十二年(1499)所制。而依据碑记,文殊殿曾在弘治年间重修,则此匾正是这次重修的记录。
文殊殿西侧次间匾额,题字“古今一照”,右侧纪年“康熙六十年(1721)七月吉日”,左侧落款为“邑人张纮题”。
从网上资料得知,背面还有一个匾额,北面明间斜栱下匾额蓝底金字“佛光古刹”。右侧三行小字:“奉/旨特用山西钦赐金貂御品今蒙/特题文林郎知五台县事兴宗谨”,“献”字在题字上中。左侧纪年为“雍正四年(1726)岁次丙午孟夏吉旦”。如下图(图片来自网络)
文殊殿东、西、北墙面上绘制有明宣德年间罗汉壁画259尊。壁画原有面积约122.4平米,受损面积21.88平米,现存壁画101.35平米。罗汉衣纹以墨色勾勒,兼以深红或青蓝等色。服饰多着僧袍,内穿僧祇支,色彩有红、白、黄、绿、青、赭,各色相间,分明显著,红色较多,力求变化。
壁画中特别珍奇的是吹奏乐器的罗汉,有吹笙的,有执如意的,有带小锣的,有拿小鼓的,还有其他打击乐器。壁画虽然局部表现了佛教乐器,却是五台山地区现存寺庙中唯一体现这种题材的壁画。
文殊殿内佛坛供文殊菩萨骑狮像等塑像七尊。彩塑文殊七尊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殊菩萨骑狮位于中间,东西两侧为胁侍菩萨,均面南而立。左前为牵狮人于阗国王和圣老人,右前为善财童子和佛陀波利。
佛坛中央文殊菩萨骑狮像,高约4米。青狮高2米,四爪蹬地,腿部肌肉隆起,右腿向前迈出,头部转向左侧,双目圆睁,张血盆大口,脑后和颈上绿色的图案化卷毛,脖间佩项圈,挂鲜红穗缨。狮背披锦垫,上置仰莲宝座。文殊右腿盘曲,左腿垂下,跣足踏莲花蹬,结半跏趺端坐其上。
文殊全身贴金,头戴花冠,耳后小辫结花抚于双肩,面相饱满圆润,弯眉似镰,下巴圆突,神态端庄。穿圆领上衣,胸前有从衣领翻出巾帛叠涩,比较别致。肘部袖边呈火焰形,双肩披帛。胸腹间玉带束扎裙裾,外饰璎珞。右手微举,左手在下,双手持如意。下身着裙裾及衣带敷搭于莲台。
上图左一为佛陀波利。佛陀波利面红耳赤,额头突出,皱眉瞪眼,瞳孔外露,耳朵如真人比例大小,鼻梁呈鹰钩状,双唇紧闭,穿红色僧袍,僧衣厚重,纹饰简单,袍服右侧衣角提起掩于腰带,腰系绳带,腹部腰带携带经书,僧衣左衽,异于汉族之右衽,体现了佛陀波利来自异域特征,双手合十于胸前。似正在默念佛经,向佛之心昭然。
上图左一为佛陀波力。
上图左侧第一位为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塑造的娇小、稚气,高仅1.03米,约为文殊四分之一,双手作拱于胸前,目光注视前方,清澈透明,炯炯有神,头顶扁平,似乎还没有发育完整,幼小年龄油然而生,上身穿肚兜,戴项圈,披帛带,下身着红色短裤,膝下束扎,臀部扎腰围,跣足站于莲台之上,童子肌肤细腻白皙,身体圆润,天真可爱,憨态可掬。
上图右侧第一位为牵狮人。牵狮人,胡人长像,棕色面孔,上唇八字胡,下颌山羊胡,浓眉,两眼圆瞪。头戴鹰嘴状尖帽,穿紧袖短袍服,扎胸巾,玉带束白色腰围,小腿白色细腿裤,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右手抬起作牵引状,左手握拳,形象生动,体态昂首挺胸,强壮有力。
上图右侧第一位为牵狮人。
文殊殿的建筑最大特点采用减柱造,“明七暗三”形制。原本内应有12根金柱,为争取最大内部空间,仅用了4根金柱,四椽栿的重量由内额承担,又内额连跨三间,前内额巨大达到75x53cm,后内额则采用了类似桁架结构,重量由内额通过侏儒柱和棹幕枋叉手分给由额。
后内额(梢间、尽间)
柱头铺作:五铺作单抄单下昂,里转三抄。
前檐明间和次间铺作:五铺作双抄,里转双抄
琉璃脊刹
文殊殿外石碑
文殊殿对面,为伽蓝殿!“伽蓝”之名来自于梵语的“samghārāma (सँघाराम)”,也音译作“僧伽蓝摩”“僧伽蓝”。“僧伽”指僧团,“阿蓝摩”意为“园”,原意是指僧众共住的园林,即寺院。“伽蓝神”就是守护寺院之神。
佛光寺的伽蓝殿,明崇祯时(公元1628-1645)始建,清康熙(公元1661-1722)年间重修。面阔三间,悬山顶屋面形制,木构架保存完整,檐檩、额枋、斗栱均施彩绘,平面略近正方形。
殿内还有十八神保护伽蓝,即美因、梵音、天鼓、叹妙、叹美、摩妙、雷音、师子、妙叹、梵响、人音、佛奴、颂德、广目、妙眼、彻听、彻视、遍视。十八尊伽蓝神泥塑,造型生动,神态各异,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泥塑艺术作品。
上图右一为一尊为老人像,并不在十八伽蓝之列,给孤独长者像,因其向佛陀捐赠给孤独园作为说法道场也被列入伽蓝圣众之列。
檐下施单昂三踩斗拱,柱头科伸出桃尖梁和耍头,平身科有耍头和撑头木。
檐下满绘清代彩画,柱头绘龙头,两须下垂,鼻环悬铃。额枋绘旋子彩画,明间方心为二龙戏珠,次间则用双凤戏牡丹。斗拱上也有彩画痕迹,拱眼壁绘有龙凤,彩画规整精细。
梁上可见康熙壬辰年(1712)重修此殿以及光绪年间金装佛像的记录
在文殊殿和伽蓝殿中间的道路,矗立着唐乾符经幢。唐乾符经幢立于唐乾符四年(877年),幢身八角形,通高约五米,其形态完整,是晚唐经幢的代表实例之一。
幢座为八角束腰须弥座,束腰八面各雕刻伎乐一龛,虽已风化,但仍能辨认出有持笛吹笙者。
束腰上下为肥厚的仰覆莲瓣,双层圆形仰莲承托着八角形幢身。幢身刻陀罗尼经,后有幢之建立年代:“唐乾符四年岁次丁酉七月庚子十九日戊午建立毕”,后有施主女弟子及寺主僧众姓氏
幢身之上有宝盖刻流苏,八角出狮头,口衔璎珞,宝盖之上立八角短柱,短柱上线刻佛像,其上则是八角攒尖形屋盖。屋盖之上有八瓣山花蕉叶,其中四瓣较大,四瓣较小。山花蕉叶之上是覆钵,其上出仰莲、宝珠作顶。下图是林徽因旧照。
继续前进,爬上平台,往前就是东大殿。
唐大中经幢立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这是五台山现存最早的唐代经幢,也是判断佛光寺东大殿建造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幢身八角形,通高2.84米,最上方的宝盖及幢顶已缺失不存。
经幢最下方为八角形土衬石,上置须弥座,每面镌刻壸门,中有狮形兽蜷伏其中,形态各不相同。往上有覆莲宝装莲瓣,束腰刻六只狮子,头背承托三重素仰莲瓣。其上立八角形幢身,刻有陀罗尼经及序,上为八角形柱式华盖,各面雕璎珞、串珠、流苏及红樱等图案,每角饰有蝴蝶结垂柱。华盖之上是八角矮柱,四正面各刻佛像一龛,佛像坐姿手印各不相同。不幸的是,最上方的宝盖及幢顶已缺失不存。
这座经幢对于林徽因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幢上的题记也是判断佛光寺东大殿建造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八十年前那激动人心的发现,梁思成在报告中归功于林徽因的“远视眼”:
工作数日,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者左右共四梁。但字迹为土朱所掩。梁底距地两丈有奇,光线尤不足,各梁文字,颇难确辨。审视良久,各凭目力,揣拟再三,始得官职一二,不辨人名。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证。
两座唐代经幢刻的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除经文外前面还有序言,讲的是西僧佛陀波利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 来到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幻化的老者,问他是否带来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回答没有,老者说没有这部经即使见到文殊菩萨也认不出,于是佛陀波利返回西方,永淳二年(683年)再次回到东土,持高僧大德翻译的译本再入五台山,从此不知所踪。
佛光寺东大殿自大唐留存至今,但它也是在1937年才被重新发现,并回归建筑学界的视野,推翻了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代建筑”的论断。
林徽因先生依稀看到距离地面七米的梁底有着“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墨字,与殿前经幢上的“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碑记一致,经幢上刻有建造时间“唐大中十一年”。“佛殿主”的名字书写于梁,刻记于幢,那经幢的建造时间“唐大中十一年”应与大殿建造时间相同。就算不是同年兴工,经幢的建成也是在大殿完工的时候。
佛光寺东大殿是建筑群中的最主要建筑,位于三级平台的最高处,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
佛光寺东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屋顶样式为庑殿顶,平面用金厢斗底槽形式。
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木构,唐代壁画,唐代塑像和唐代墨书题记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唐代四绝”。
佛寺礼拜仪式主要有右绕和叩拜两种形式,右绕是指僧人或信徒手持信物,沿顺时针方向绕行佛塔或佛像的仪式。叩拜是用“五体投地”等礼拜仪式。
东大殿在唐大中时期是以右绕礼拜为主的空间。佛坛(宽6050mm)占据内槽(宽8820mm)三分之二以上的空间,使得殿内空间狭窄,加上扇面墙尚不存在,僧人和信徒主要以右绕佛坛礼拜为主。
宋金时期在主佛坛两侧和后侧增设了扇面墙。元至正时期右绕被叩拜礼拜所取代,对佛坛前方空间进行了拓宽调整,把殿前的门板位置从前内柱移至前檐柱,改造成叩拜礼拜的空间。明宣德时期,右绕礼拜再次兴盛。在左、右、后墙内塑五百罗汉,在扇面墙外侧新绘白描菩萨图(后来被涂刷遮盖)。
在内槽左、右、后拱眼壁处也新增了壁画若干,殿内空间被改造成右绕与叩拜并重的复合空间。
佛光寺东大殿殿内的空间设计与改造,是根据礼佛的功能需求而变化,由右绕空间,改为叩拜空间,再到复合礼拜空间并保留至今。(下图来源见水印)
东大殿内内仅在前后槽、内槽栱眼壁和明间佛座背面等处残留零星散落的小幅壁画。依照柴泽俊先生的统计,殿内壁画共计二十二幅,合计面积为61.68平米。这些壁画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始建大殿之时,之后历代也多有增绘补绘留存。
东大殿中最显眼的一处壁画位于前槽北次间外侧栱眼壁内,高69厘米,长约450厘米。这一处位置应称为“额上壁”更为准确,即相邻柱头铺作之间为一整体的带状壁面,栱眼壁则指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之间的类三角形壁面。此处壁画为“弥陀说法图”,构图分为三组,中间的一组以阿弥陀佛为中心,阿弥陀佛着袒右肩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莲佛坛之上,双手结说法印,头光身光刻画火焰纹,工巧细致。
阿弥陀佛两侧置胁侍菩萨五尊,这些菩萨头戴花冠,项佩璎珞,身姿微曲,飘带自两肩垂下,或捧物,或合十,或作吉祥印。佛坛前绘博山炉一尊,两侧画手捧莲花,呈半蹲的供养菩萨各一。
观音和大势至菩萨上部各有飘逸翱翔的两尊飞天,流云中有聆听法会的菩萨、弟子端坐其间。南端一列为供养人三名,梁思成先生称“其中之一,权衡短促,嘴的两旁出胡须,与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同一格式,画脸和胡须的笔法,还含有汉画遗风,如营城子墓壁所见。”
弥陀说法图正好在殿内阿弥陀佛一组塑像的头顶之上,壁画上佛像的布局与主佛坛佛像的布局一致,中间是阿弥陀佛,旁边是四尊胁侍菩萨,前面两尊供养菩萨。
前槽两稍间外侧栱眼壁各有一幅“卷草图”,一处完整,一处略有残缺。
花叶肥大不见枝条,卷草以细劲的赭笔描道,青色地,主叶为绿,辅叶用青,又间以粉红、黄褐小叶,线条流畅,色彩生动。
对照《营造法式》,这两处卷草图应为五彩遍装海石榴华铺地卷成做法。其实,这两处严格意义上应归入彩画范畴,而非壁画。两处彩画在建筑上左右对称,虽纹饰造型略有差别,但依构图规律和色彩配置上判断,应是同一时期绘制。梁思成先生判断“可能也是宋代的彩画”。
在前槽明间、南次间外侧栱眼壁内,各绘有一幅“圆光形佛像图”。每幅绘八个圆光,每圆光内各绘佛像十躯。圆光下作长方框,内写佛号。佛皆结跏趺坐,主色为青绿。
还有别的壁画,但是看不到!具体位置如下图(网络,具体看水印)
佛光寺东大殿佛像雕塑创作于公元857年(唐大中十一年)。殿内佛坛横跨5间,雕塑35尊佛像,气势十分宏大。佛坛正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塑弥勒佛,右塑阿弥陀佛;左梢间塑骑象普贤菩萨,右梢间塑骑狮文殊菩萨。释迦牟尼前站阿难、迦叶,三佛前各塑4位胁侍菩萨、两位供养菩萨,佛坛前塑两尊护法金刚。35尊佛像主次有序,尊卑有别,各具神态,各尽其职。精湛的艺术,迷人的神态,磅礴的气势,为世所罕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唐代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显示了唐代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塑像在唐以后数次重妆,色相和服装纹饰都有改动。三尊主佛及两尊菩萨像重绘后,对佛像进行龙袍加身并沥粉贴金,衣饰风格重妆为清代式样。
正中主佛释加牟尼佛一铺7尊位于东大殿当心间。中间主像释迦牟尼佛通高5.3米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须弥座上面相庄严,眉毛弧弯,唇厚颐丰。
释迦牟尼佛左右所塑二弟子像为阿难和迦叶一老一少,神态生动自然
右次间主像阿弥陀佛一铺7尊这尊阿弥陀佛与释迦佛、弥勒佛同高。发髻为直束髻,面相方圆嘴角微向上翘,露出含蓄的微笑颈部有两道蚕节纹,头略作俯视状表现出阿弥陀佛的庄严与仁慈
阿弥陀佛两侧胁侍菩萨像身材健挺高挑,体态修长窈窕所著服装也十分华丽、多彩而浪漫
右梢间文殊菩萨一铺5尊文殊一、胁侍立菩萨二、“拂林”一、童子一。文殊菩萨脸型丰圆适中舒眉展眼,神情安祥,体魄健壮精力充沛,凝睇平视充满了自信的神情
左次间弥勒佛像一铺7尊弥勒佛与释迦佛像同高。螺髻,面相刚毅沉着眼若纤月,眉作半弧鼻翼丰满,威严肃穆躯体魁岸,两肩宽厚。
弥勒佛两侧胁侍菩萨像,高约4米身体微向前倾,上身半裸面相丰满圆润,修眉弯曲眼睑低垂,半闭半睁系典型的唐代女性化菩萨形象。
林徽因看的同一座塑像,可以发现实际是很高大的。
左梢间普贤菩萨一铺5尊普贤一胁侍二、“獠蛮”一、童子一。普贤菩萨通高4.8米头饰繁密华丽的蔓冠,长发披肩面庞丰腴,秀眉凤眼,端庄慈祥神态隽逸超塵,目光下视好像俯瞰大千世界
其次在普贤菩萨前右侧塑一韦驮坐像和东大殿施主宁公遇像
东大殿的两梢间佛坛的两个前角各立一尊护法天王像,高4.1米两像遥立对峙,披甲执剑瞑目怒视,威而不恶,壮而不怖具有我国唐代武将的风度另一方面使人感到道场森严佛法不可侵犯
北次间题记: 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林徽因“素病远视”,在测绘数日后,她第一个敏锐地读出月梁底部若干题字,终于揭开了大殿建造年代的谜团,并且确认大殿佛坛南面端坐的女施主塑像,就是“上都女弟子宁公遇”。
大殿的施资者女弟子宁公遇像,其面部饱满,衣着入时,其像藏在佛像的后面。(图片见水印)
《五台山寺院造像稽考》一书通过梳理有关碑碣墓志与史志文献后指出,宣宗一朝曾担任神策军右军中尉等要职的王元宥,应为重建此殿的主要功德主,而此殿重建时的“送供人”与重建后的“殿主”宁公遇,或是王元宥的未亡人。王元宥拥有的显赫家世、显耀职位、良好政誉,以及祖籍为太原望族的身世,足以使之列为重建功德主。其妻宁公遇,在唐宣宗敕令重建此寺此殿时,不仅将亡夫所遗巨额资财悉数捐献,使之成为此殿重建的功德主,且亲自送供上山,使自己成为此殿重建的资财送供人,甚至在殿宇重建完成后,仍滞留寺院,充当殿主,以虔诚佛教信徒的姿态,为佛法僧“三宝”朝夕服务。
东大殿门板背面上有不少古人的墨书题记,反光严重,很多拍不清。上面这个写着:四川叙州府南溪县汶阳乡三教寺僧昌仁于万历廿七年季春上浣游台踰此书为验耳陕西西安府景胜寺僧宗理游台到此南京凤阳府隆兴寺僧性怀游台至此。意思是425年前的春天,即万历廿十七年,四川、陕西、南京的三位僧人同游五台山佛光寺。
很多反光都看不清楚,但是很有意思。古代版的到此一游。
佛光寺建筑群现存最早的建筑。外观两层,上下层均为单檐。
塔的外观原有土朱色的额枋、人字拱等构件图案,后逐渐随表面脱落,修缮时全部用白灰涂刷。
祖师塔最下层为塔基,由逐级收分的六层青砖砌筑,青砖上再起三层台阶,上砌须弥座。塔身下层为六角形龛室,西面开门,门上饰火焰形券面,其余五面为素墙。塔身上层实心,西面砌假门,门两侧两面各砌假窗,其余三面为素墙,转角处用束莲倚柱装饰。塔身上下层檐各用三层砖砌仰莲挑出,塔刹以二重仰莲为座,上置六瓣覆钵、莲瓣和宝瓶,顶端冠以宝珠。祖师塔下层简洁,上层华丽,造型奇特,为国内现存古塔中的孤例。
在佛光寺祖师塔南侧,还有一座经幢式塔——绁空大禅师觉灵(塔)。这座经幢塔高约7米,上下共4层组成。第一层为须弥座,造型精美;第二层为八面刳棱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第三层为圆柱形,上刻塔铭“绁空大禅师觉灵(塔)”,第四层幢身如葫芦造型,中间有束腰,刻有“一佛二菩萨”造像;塔刹则为一宝葫芦。其上铭文显示,其建造年代为明正统九年(1444)。
“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关羽作为中国民间普遍信仰的神,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关帝庙随处可见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南侧,紧挨着祖师塔,有一座五开间的配殿,正是关帝殿。这座关帝殿和东大殿北侧的万善堂一样,为清代补建。
忘了拍外观了,网上图片,来源见水印。此殿虽为五开间,但只有明间和次间作为供奉关羽之所,两梢间则另开门,并不相通。前廊西侧留有壁画,一手持笏板的年老官员模样,服饰用墨线,脸部涂色,却不知所画为谁。
两次间窗下坎墙上也有残存绘画
明间门上悬匾,上书“浩气参天”,清嘉庆七年(1802)旧物。
进殿内,正中为关羽金身,着带甲锦绣龙袍,端坐于台上。台下两侧各两尊塑像,除常见的关平和周仓之外,另有两名文士像,不详为何许人。
两侧壁上各绘画轴,一边为松下双鹤,一边松下却是两只骆驼,还有一人藏于骆驼之后,这画寓意有点难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