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市博物馆坐落于西城区文化园区，北临月湾湖公园、群艺双馆，东临宝塔山路，与古城遗址公园隔水相望。
市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分为陈展区、观众服务区、文物库房等。
占地10100平方米的博物馆以中国古书最原始的形态承接了书文化的延续。建筑外表皮采用古铜色装饰铜板，将历史的厚重感融入建筑本身，使整个建筑充满大气、沉稳的神韵。在古卷上，雕刻着篆书、甲骨文、楷书等中国文字史上的代表字体，体现了“说文解字”对中国文字发展历史的总结。
现有珍贵文物2181件，一级文物2件，二级文物112件。通过石器、陶器、瓷器、青铜器等文物，市博物馆展示了漯河一万两千多年的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示漯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辉煌历程。在各个展厅将分布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漯河地区的历史文物。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水泽漯土——漯河古代文明展》根据历史沿革，分为汝颍晨曦、南北汇融、人文荟萃、走向繁荣、沙河舟楫、百年记忆六个部分，展出珍贵文物2200余件，展示了漯河九千多年的历史，贯穿了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至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脉络，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多彩。
（距今约9000～3900年）漯河地处中国自然环境南北交汇地带，气候宜人。淮河支流汝(今沙河)颍二水穿境交汇而过。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经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大岗旧石器遗址的发现，见证了约二万年前人类在这里的游猎生活。
距今约9000年的贾湖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以卓越的智慧创造了辉煌的远古文明。以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付庄遗址、郝家台遗址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早、中、晚期的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绵延，见证了原始社会南北不同族群在淮河流域的交集融合。漯河古代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贾湖骨笛，出土于中国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约7800至9000年，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乐器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被称为“中华第一笛”，这一发现将中国音乐文明起源的时间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提前到距今八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贾湖骨笛的发现过程
在六十年代初期，朱帜是舞阳县原来博物馆馆长，由于它因被华为右派下放到贾湖村进行劳动改造，在改造过程中，朱帜无意中发现有红烧土、红陶片等东西，作为曾经的博物馆馆长，对文物的敏感度自然使他非常关注，然而，由于当时的情况限制，他并没有深入了解进入探索。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一场湖水将贾湖村掠过，并对不少建筑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无奈的天灾过后，修建家园和修筑堤坝也自然迫在眉睫，然而，在修复堤坝时候，朱帜再次发现了石器和陶器，再次的发现令朱帜很意外，这才开始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赶紧向河南省文物局进行了汇报，这次引起了相关人及考古界的关注。
贾湖骨笛的发现过程
贾湖骨笛的发掘并没一次性发掘，而是历经多年的勘察后进行多次挖掘发现。
1983年至1987年，贾湖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
1986年的发掘中，首次发现了两只基本完整的骨笛M78。
1987年，又发现了完整的骨笛M282，这支骨笛有七孔。由于这种骨器之前从未见过，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像笛子，有的说像箫。因暂时无法找到音乐专家鉴定，这两支骨器被编号M78-1和M78-2，初步命名为“穿孔骨管”。
值得注意的是，从1984年至2001年间，总共有30多支截取仙鹤(丹顶鹤)尺骨(翅骨)制成的骨笛在贾湖遗址被发现。这些骨笛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音乐文化、制作工艺以及社会生活的宝贵信息。
贾湖骨笛的“真面目”
贾湖骨笛主要用鹤类尺骨制成，长度和大小差异显著，有的只有数寸长，有的则长达数尺。其钻孔数量不等，常见的是5孔和7孔贾湖骨笛，这些孔分布在骨笛管身的同一侧，呈现出椭圆形或圆形，骨笛的笛身往往弯曲多变，常见的有S型和Z型，这种造型不仅美观，还有助于调节音色和音高。
在造型方面，贾湖骨笛表现出精美细致的特征，其表面常常雕刻着各种图案，如龙、虎、鹰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充满浓郁的艺术气息。经过测音，贾湖骨笛能发出6声或7声音阶，展示了古代先民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卓越创造力。
贾湖骨笛的历史变迁
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贾湖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这种骨笛。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骨笛和笛身零部件来看，当时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这些骨笛不仅形状规整，而且音孔设计合理，显示了先民们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
秦汉时期，其制作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音色和外观都更加优美。到了唐宋时期，贾湖骨笛已经成为宫廷和民间乐曲演奏的重要乐器，深受士人和乐师们的喜爱。
在现代，贾湖骨笛依然被视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吸引着无数音乐爱好者和学者去研究、去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贾湖骨笛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有实际的音乐价值。经过现代音乐家的研究和改良，贾湖骨笛已经可以吹奏出多种现代乐曲，如《梁祝》等，这种跨越时空的音乐交流，让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文化的力量。
总的来说，贾湖骨笛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它见证了华夏民族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承载着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今天，我们更应该珍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其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和乐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行参观下，也可以到贾湖遗址去寻觅下曾经留下的印记，相信您一定会收获满满!
1987年，考古人员在舞阳北22公里贾湖村东侧的贾湖遗址中发掘出甲骨契刻符号，引起学术界关注。它比以往发现的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或图形要早一两千年。其中一些符号形体已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字字形极其相似。
发现的契刻符号
目前掌握的契刻符号有17例，其年代大多都在距今7500~8500年间。其中刻在龟甲上的9例，刻在骨器上的3例，刻在石器上的2例，刻在陶器上的3例。
结构特征
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由笔划为基本书写单位构成的，笔划走势和框架结构是它的基本特征。汉字的组合方式是拼合式，先由笔划组字根，再构成合体字。从汉字的组织结构上看，它是由三个层次组成的。第一个层次是笔划，如点、横、竖、撇、捺、勾、折等。第二个层次为合成字，这些构件就是字根，目前电脑操作中的五笔字形输入法，就是以这些字根来拆字的。第三层次为合成字，如由三点组成水旁，再加“工”，即组成“江”字。三级结构是汉字的独有的特性，贾湖刻符和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和现代的汉字一样，从书写特征看也有三个结构层次。
书写特征
贾湖契刻与商代甲骨文均是用锐利的书写工具，把字刻划在质地坚硬的甲骨等物体上，笔划遒劲，撇折有矩。与现代汉字相比，书写的特点也基本一致，如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里后外等等。因此也可以说，贾湖刻符是现代汉字书法艺术的源头。
契刻符号与文字起源的关系中原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文字的诞生则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8000年前的贾湖契刻与36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从笔势还是笔划组合等方面鉴定，都能确定它们之间有着承上启下的关系。从文字发展阶段来看，殷墟甲骨卜辞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我国的文字起源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为探索我国文字起源时间问题提供了极为可靠的证据。可以说贾湖契刻符号应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
李学勤先生等人在国际考古刊物撰文认为，贾湖遗址龟甲契刻符号表示了与原始礼仪或祭祀活动有关的特定含义，经长时间的使用最后进入到文字系统。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则指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通过对这些符号的破解，我们得以一探数千年前古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状态，了解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辉煌。然而想要破解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很多精熟殷商甲骨文体系的古文字学家都曾尝试进行破解，提出了很多说法，然而至今没有统一的释读方案，因此至今学术界还无法完全确定贾湖契刻符的真实含义。
文字起源文字起源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界的重要课题，对文明起源研究也有重大意义。除了贾湖契刻符外，还有很多对于研究文字起源的重要考古出土实物，例如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遗址出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文陶片，江苏高邮市龙虬庄遗址出土距今约5500~5000年的陶文陶片等等，大量刻划符号的研究和释读，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文字多文化谱系起源和发展历程的研究工作进程。
贾湖酒的来历可以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前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公里的贾湖村。从1983年至2013年，河南省考古所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进行了八次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骨笛、契刻符号等。在这些考古发掘中，专家们从陶器残留物中分析发现，贾湖人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方法。他们使用果汁、液体蜂蜜和粳米等原料，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发酵，最终酿造出了贾湖古酒。
贾湖酒的酿造方法和成分：贾湖人在温和的气候下，将果汁和液体蜂蜜放入陶器中发酵产生酒精，然后加入粳米继续发酵，最终酿造成了贾湖古酒。这种酒中含有稻米、山楂、蜂蜡等成分，并且在含有酒石酸的陶器中还发现了野生葡萄籽粒。
贾湖酒的文化影响：贾湖酒不仅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还对现代酒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2007年，美国特拉华州角鲨头啤酒厂推出了一款名为“贾湖城啤酒”的啤酒，灵感源自贾湖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的麦酒配方。这款啤酒一经上市就受到了广泛欢迎，成为美国市场的热门产品。此外，贾湖酒文化园也因传承9000年的贾湖酒文化而得名，成为集白酒科技研发、生产酿造、销售服务、储藏品鉴、文化展示为一体的工业旅游园区。
历史背景
单孔玉铲出土于新石器时代口，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种玉铲不仅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工艺水平，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玉铲的出土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文化寓意
单孔玉铲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具有多重文化寓意。首先，玉铲的制作工艺精湛，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工具的重视。其次，玉铲在古代社会中可能具有象征意义，可能用于宗教仪式或社会活动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此外，玉产出土也展示了古代先民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卓越创造力，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
甑，在古代主要的作用是蒸饭，其功能类似于现在的蒸屉，即利用高温水蒸汽来蒸制食物的炊具。《孟子•滕文公》记载：“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齐民要术•作酱法》记载：“用春种乌豆，于大甑中燥蒸之。”《说文•瓦部》曰：“甑，甗也。”其注曰：“按甑所以炊蒸米为饭者，其底七穿，故必以箅蔽甑底，而加米于上，而餴之，而馏之。”
甑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把蒸气用于加工食物上，其既可蒸熟植物性食品，也可蒸熟肉食品，扩大了人类取得熟食的途径，其开创了后代千百种笼蒸食品的先河，是烹饪史上一个新的突破
甑的形制像盆或罐，底有数个小孔，孔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等多种形状。目前考古出土的甑与文献的记载基本相吻合，但是形制种类要比文献记载更加丰富，材质也不同有铜甑、陶甑等；均为侈口，有敞口翻唇或直口无唇；形状像盆或罐，有的两侧有耳，深腹，腹略收小；底部有孔，但孔数不一，有的为五孔，也有的超过七孔，也有的甑在近底部的壁上也开有孔；有的甑无底，另加箅进行蒸食。
在使用时，甑一般与釜或鬲组合使用，甑放在釜或鬲的口上，甑的底部垫箅子，箅子上放食物，口上加盖盖子。蒸制食物时，对鬲或釜中的水加热产生高温水蒸汽，水蒸气穿过甑底部的孔上腾至甑腔内，将腔内食物蒸熟。用甑来蒸制食物，由于其底部有孔，所以只能蒸制像米、粟之类的固态食物。
如果说用釜加工食物是直接利用火的热能，谓之煮；甑则是利用蒸汽来加工食物，谓之蒸。煮和蒸这两种加工食物的方法，虽然都产生于陶烹时期，但其效果却并不相同。蒸能保持与煮同样的温度或略高一点，并且仅使食物吸收少量的水分，这样能更多地保持食物的原形和原味，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蒸对食物的营养也有更多的保护作用。甑的出现具有烹调工艺、食品结构和食文化发展上的革命意义，它的利用使以往的一釜而煮一并而食的传统，改变为主食、副食一分为二的状态。蒸的方法的问世，饭(干饭)也就出现了，干饭使人们更易于充饥，更耐饿，而且外出携带方便，这就为远古时期人们较长时间的外出活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夏、商、周时期
（公元前2070～前221年）夏、商、周时期，漯河地区是中原与四方诸国交流的重要枢纽，南北交集、东西融汇。夏初此地即设方国，商王朝的强盛带来了青铜文化的发展和繁盛。两周时期，群雄并起，列国逐鹿中原。
漯河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西向东分布着东不羹城、胡城、裴城、郾城古城、召陵故城等城池。桓公称霸，率八国诸侯召陵会盟，联军伐楚，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国联合作战。漯河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见证着夏商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汇融的过程。
蟠螭纹铜鼎：口微敛，平沿，附耳，深腹，圜底，下为三蹄状足。鼎耳、腹部满饰蟠螭纹，腹中部最大腹径处有一道凸出的綯索纹，鼎足上部饰兽面纹。该鼎造型宏大，纹饰精丽，为春秋战国时期铜鼎中精品。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鼎是最重要的器类。商周时期，鼎为炊煮或盛放肉食的器皿，主要用于祭祀和宴飨等重要场合，是奴隶主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实际上鼎就是今天煮饭煮肉用的锅，不同的是锅底下有三足，足中间可以直接架火炊煮，他是从远古时期的陶三足鬲、三足釜演变而来的，最初只用于烹煮食物，后来主要用于祭祀和宴飨，成为重要的礼器，被认为是可以沟通人神，具有某种神性的铜器，是各级贵族的专用品。
蟠螭纹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中国青铜器上的装饰。螭是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张口、卷尾、蟠屈。有的作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一般都作主纹应用。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到汉代，随着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崩溃，鼎已经失去代表身份地位的意义，逐渐转变成一般人饮食生活的用品。
召陵之盟发生在春秋时期，有两次，第一次是前656年，齐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国与楚国的会盟。春秋初年，楚国发展起来，向中原挺进，与齐抗衡。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等八国军队攻溃楚的盟国蔡国，陈兵楚境，以楚不向王室朝贡相质询。楚为避齐锋，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也看到楚国强大，无隙可乘，即与楚在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订立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召陵之盟是齐桓公“尊王”的又一次胜利，其霸主地位更加巩固。
第二次是前506年，晋国召集中原18个诸侯国，会盟于召陵，讨伐楚国。晋国召集的18国有鲁国、刘国、宋国、蔡国、卫国、陈国、郑国、许国、曹国、莒国、邾国、顿国、胡国、滕国、薛国、杞国、小邾国、齐国等，随后攻打楚国。
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前202～公元581年）漯河地区占据汉王朝中原腹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代大一统观念，确立了数千年汉民族文化的主流地位。“五经无双”的许慎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字典，“殿中无双”的丁鸿让爵位于弟、忠义炳著，“颍川四长”的陈寔、韩韶以高尚德行闻名于世。
拥有汝颍之险的漯河地区，自古就是两军交锋的军事重镇。西汉末年昆阳之战中光武帝刘秀到漯河搬救兵才得以以少胜多，“受禅台”和“受禅碑”记述着汉魏政权和平交替的史实。这一时期遗存和墓葬中出土的各类文物，印证出昔日都邑乡村的繁盛，汉风遗韵，可见一斑。
灰陶匜。《礼记·内则》中提到“鸡初鸣，咸盥漱”，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经有晨起盥洗漱口的卫生习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洗手非常方便,水龙头一打开便有水流出,那么在中国古代没有水龙头的时候人们是怎么用流水洗手的呢?我国作为礼仪之邦，早在千年前，“洗手”便逐渐演变成一种礼仪流传下来
泥质灰陶胎，轮制成型。敞口，一侧出流，对侧口沿有一轻度内凹。浅腹，小平底。素面无纹饰。
匜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流行于西周和东周时期。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瓢，前有流，后有鋬（pàn）。为了防止置放时倾倒，匜的底部常接铸有三足、四足，而无足的底部平缓一些。早期匜多为青铜制，汉代以后出现金银器、漆器和玉器。值得注意的是，匜除了主要用于盥洗之外，也可用作酒器，如春秋时期的“鲁大司徒元匜”的铭文中就自称用作饮器。
匜音同“仪”，是中国先秦时代礼器之一，用于沃盥之礼，为客人洗手所用。《礼记》有言：“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这段话翻译过来蕴含着丰富的含义——洗手，是用的流动水。
客人来了，家中主人长者（通常是掌事的男主人）要亲自为客人端水，从上面倒下来用以洗手；而晚辈则要在下面端着空容器接洗手后的弃水。这一礼仪，被称为“沃盥之礼”。除了祭祀、宴飨时要举行沃盥礼外，古人在婚礼、葬礼时也要举行沃盥礼，象征着尊贵、洁净之意。其他文献和诗歌中也有相关记载，如清代孙诒让《周礼正义》：“沃盥者，谓行礼时必澡手，使人奉匜盛水以浇沃之，而下以槃承其弃水也。”
猪圈 灰陶猪圈的设计精巧，双厕的设计更是体现了古代建筑师们的巧妙构思。通过这件艺术品，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状态。
立这件灰陶猪圈不仅是汉代建筑的杰作，也是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许慎(约58年-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召陵区)人，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词汇学家，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被称誉为“字圣”。
许慎少年时就博学经籍，二十岁左右任郡功曹，后被举为孝廉。建初八年(83年)，许慎进京求学，拜师贾逵，并出任太尉南阁祭酒。担任太尉南阁祭酒期间，与贾逵、刘珍、马融等校书东观，教授小黄门孟生和李喜等人，并开始写《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著述。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写成《说文解字》定稿。之后，许慎就在家乡及附近村庄授经教书。约桓帝建和元年(147年)，许慎卒于家中，享年约九十岁。
许慎博览经籍，得大学问家马融赞赏，时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许慎一生著作颇丰，但存者甚少，《说文解字》一书奠定了许慎“字圣”的地位。《说文解字》是学界公认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它开创了新的编排体例，确立了字典的基本形式和基本规范，使众多汉字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和编排，趋于条理化、规范化、系统化。可以说，它开创了中国字典的先河，为后代字典的编纂[zuǎn]树立了典范，奠定了基础。
受禅台，也叫曹丕受禅台。坐落于今许昌市西南17公里处的临颍县繁城镇。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迹，是中国唯一保存至今的禅让活动场所，更是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宛如一颗璀璨的历史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古老的光芒。
它始建于公元220年，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汉魏交替之际，这里见证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在此登基称帝。这场政权的更迭，堪称我国封建社会中极为独特的一幕，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血腥的厮杀，以一种和平过渡的方式，悄然改写了历史的篇章。
追溯受禅台的来历，时光需回溯到公元220年。这一年的二月，叱咤风云一生的曹操溘然长逝，曹丕顺理成章地继位魏王。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精心谋划着一场关乎天下归属的大戏。
一方面，曹丕暗中指使手下近臣，巧妙地利用当时麒麟、凤凰现身的自然现象，大肆宣扬所谓的“天命所归”之说，为自己代汉称帝制造舆论声势。另一方面，他又纵容华歆、李伏等群臣，联合起来对汉献帝施加压力，步步紧逼，迫使汉献帝不得不做出让位的决定。
汉献帝在群臣的胁迫下，无奈地同意了禅让之举，遂下达禅让诏书。然而，曹丕却故作姿态，前三次皆“惶恐”地拒绝了这份诏书。直到第四次，在群臣看似“逼迫”实则“恳求”之下，曹丕才终于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诏书。
为了向天下昭示此次禅让乃是汉献帝的真心之举，在司马懿的策划下，曹丕决定在公开场合举行一场庄重盛大的禅让仪式，并且要选择一处风水绝佳之地，兴建受禅台，以彰显这一历史性时刻的神圣与庄严。
那么，最终为何会选择繁城作为受禅台的建造之地呢？这是因为汉代的繁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北邻颍河古道，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亦是重要的水旱码头，交通十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曹丕亲信司马懿的屯兵之处，军事力量雄厚。此外，繁城还流传着诸多祥瑞传说，据说此地曾多次有凤凰栖息、麒麟出没，被视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于是，曹丕便充分利用司马懿驻扎在此的14万部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历时数月，精心筑成了这座受禅台，以备即将举行的受禅盛典之用。建成后的受禅台巍峨壮观，台高20米，长宽约30米，占地面积达13亩。整座受禅台按品级分为三级台，每级设有27层台阶，三级共计81层台阶，蜿蜒而上直通顶端。当时，台顶靠北部建有宫殿式建筑，楼阁林立，石栏环绕，气势磅礴，尽显皇家威严。
公元220年农历10月29日，这是一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日子。受禅大典在受禅台隆重举行。台下，30多万部队排列整齐，彩旗随风招展，锣鼓声震耳欲聋。在一片欢呼声中，魏王曹丕在众大臣的簇拥下，挟汉献帝一同步入受禅台台顶。与此同时，匈奴、南单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方势力纷纷派遣使臣前来朝贺，数万人齐聚于此，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正式称帝，史称魏文帝。自此，大汉王朝400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此进入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
如今，历史的烟云早已散尽，受禅台只剩下一座巍峨的土丘。但撩开现世的喧嚣，我还是感受到了历史根须在这块土地上的蜿蜒游动。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经1800多年的风雨洗礼，如今的受禅台早已不复昔日的辉煌。曾经那高达20多米的巍峨台子，如今只剩下9米多高。或许是因为颍河河道的淤积与掩埋，又或许是经历了多次的自然坍塌，它的身躯逐渐变得矮小。而一条小河自西绕台南缓缓而过，最终奔颍河而去。在数不清的地面河流之中，它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就如同这个受禅台一样，历史在这里短暂地停留，简单地抒情之后，便又继续奔腾向前，留下的是无尽的感慨与思索。
在受禅台前，矗立着两通古碑，分别是《受禅表》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它们犹如两位沉默的历史老人，静静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往事，具体而详实记载了魏公卿将军劝进以及汉献帝禅位于曹丕的历史经过。
这两通碑皆由司空王朗撰文，尚书梁鹄手书，侍中钟繇镌刻。由于撰文内容精妙、书法技艺高超、镌刻工艺精湛，故而被誉为“三绝碑”，成为魏汉政权交替的重要历史见证。
受禅碑也就是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碑高3.70米，宽1.19米，厚0.33米，上刻公卿将军们呈给魏玉曹丕的奏章，力劝以曾代汉，建立魏国之事。
相国安乐乡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诩、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节行都督督军车骑将军□□臣仁、辅国将军清苑乡侯臣若、虎牙将军南昌亭侯臣辅、轻车将军都亭侯臣忠、冠军将军好畤乡侯臣秋、渡辽将军都亭侯臣柔、卫将军国明亭侯臣洪、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镇西将军东乡侯臣真、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杨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征南将军平陵亭侯臣尚、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徐州刺史镇东将军武安乡侯臣霸、使持节左将军中乡侯臣郃、使持节右将军建乡侯臣晃、使持节前将军都乡侯臣辽、使持节后将军华乡侯臣灵、匈奴南单于臣泉、奉常臣贞、郎中令臣洽、卫尉安国亭侯臣昱、太仆臣夔、大理东武亭侯臣繇、大农臣霸、少府臣林、督军御史将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领军中阳乡侯臣楙、中护军臣陟、屯骑校尉都亭侯臣祖、长水校尉关内侯臣凌、步兵校尉关内侯臣福、射声校尉关内侯臣质、振威将军涅乡亭侯臣题、征虏将军都亭侯臣触、振武将军尉猛亭侯臣当、忠义将军乐乡亭侯臣生、建节将军平乐亭侯臣圃、安众将军元就亭侯臣神、翼卫将军都亭侯臣衢、讨夷将军成迁亭侯臣慎、怀远将军关内侯臣巽、绥边将军常乐亭侯臣俊、安夷将军高梁亭侯臣昺、奋武将军长安亭侯臣丰、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臣褚等稽首言：
臣等前上言，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因天命以固请，陛下违天命以固辞，臣等顽愚，犹知其不可，况神祗之心乎！宜蒙纳许，以福海内欣戴之望。而丁卯制书诏臣等曰：“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臣等伏读诏书，于邑益甚。臣等闻《易》称“圣人奉天时”，而《论》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禅代。是以唐之禅虞，命以在尔；虞之顺唐，谓之受终。尧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禅；舜知历数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禅，奉天时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汉朝虽承委末陵迟之余，犹务奉天命以则尧道，是以愿禅帝位而归二女。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达节，尚延陵之让体，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详者轻，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犹为陛下陋之，殁者有灵，则重华必忿愤于苍梧之神墓，大夏必郁邑于会稽之山阴，武王必不悦于高陵之玄宫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请。且汉政在奄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虚。当此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武王亲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栉风，为民请命，则活万国；为世拨乱，则致升平。鸠民而立长，筑官而置吏，元元无过罔于前叶，而始有造于华裔。
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隐，视之如伤：惧者宁之，劳者休之；寒者以暧，饥者以充；远人以德服，寇敌以恩降。迈恩种德，光被四表。稽古笃睦，茂于放勋；网漏吞舟，裕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期，人神并和。皇天则降甘露而臻四灵，后土则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菟，咸素其色；雉鸠燕爵，亦白其羽。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珍祥瑞物，杂遝于其间者，无不毕备。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鱼乎！”微大魏，则臣等之白骨既交横于旷野矣。伏省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授天地之瑞应，因汉朝之款诚，宣万方之景附，可谓信矣著矣，□矣裕矣，高矣丘矣，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民命之悬于魏邦，民心之素于魏政，卅有余年矣。此乃千世时至之会，万载壹遇之秋。达节广度，宜昭于斯际；拘挛狭行，不施于此时。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辄营坛场，具礼仪，择吉日，口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礼，须禋祭毕；会群寮于朝堂，议年号，正朔服色，当所以施行，臣谨拜表朝堂。臣歆、臣诩、臣朗、臣仁、臣若、臣辅、臣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郃、臣晃、臣辽、臣灵、臣泉、臣贞、臣洽、臣昱、臣夔、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凌、臣福、臣质、臣题、臣触、臣当、臣生、臣圃、臣神、臣衢、臣慎、臣巽、臣俊、臣昺、臣丰、臣褚，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受禅表碑高3.70米，宽1.10米，厚0.30米，详细记录了黄初元年（220年）冬十月二十九日，见证了，曹魏篡汉的事实。两碑并列，立于镇内的献帝庙旧址上，碑呈圭形，额有穿，没有华丽的装饰。
黄初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受禅于汉。往上考察宇宙的法则，往下考察前世的典范，有文字记载的帝王遗事，有利于天下的事没有比禅让之德更为显耀的，美好的事物没有比承受帝位更为显赫的。因此《尚书》上说要“进入山林，经受考验”，《论语》里称“天命在你身上”。经过二百多世，将近三千年，尧舜禅让的事情，今天仍然存在。公平看待皇权交接的崇高仪礼，这是帝王高尚品德情操的体现。因此立碑，用来宣扬道德风尚。
皇帝体察天道刚健的美好，继承虞舜的天下。九种美德已经完备，敬事节用，照临四方，经天纬地，深谋远虑。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体。到继承王位，如同先皇兴起享有国家那样，安抚百姓，以醇厚的道德教化黎民。推崇从宽治国，实行和乐平易的管理措施。发扬前辈的功业德行，像春天的阳光那样广播恩泽。打开内宫的仓库，发放积存的钱粮。朝廷大臣内宫眷属，都得到了丰厚赏赐；包括众多奴仆，也都得到钱粮周济。振兴先辈留传下来的功勋，继承几乎衰绝的世事。那些废寝忘食勤勉工作的大臣，得到佩戴金印紫绶爵位的赏赐；那些幼小的孤儿，也因先人的福泽得到抚养。再小的善行也会得到表彰，再小的功劳也会被铭记。
汉代印章是漯河市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之一。汉代印章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时候印章代表着官方、文人以及贵族身份的地位，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阶层和政治制度。其制作工艺精湛，印章上的图案和文字非常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将军章,是汉印中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它是汉官印中武将们的专利品,故称“将军章”。将军章的制作方法是凿制,也就是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这是由于军事活动频繁,武将调遣大多因军情紧急而必须立即拜封,印章便只能仓促凿成。甘旸在《印章集说》中言:“凿印以锤凿成文,亦曰镌,成之甚速……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拜封,故多凿之,以利于便”。将军用“急就章”，官职高的两凿成文,印章比较规整,官职低的一凿成文,则简单随意。
殿中都尉银印 汉
将军章较铸印显得无拘无束,自然天趣,锋芒毕显,荒率挺拨。印文凿刻刀痕明显,线条生动,简炼有神,笔尽而意无穷。有时歪歪斜斜,信手拈来,即兴而作。然其稚拙中寓精巧,真率而绝去雕饰的意趣,给后世的篆刻家以极大的启发。
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成熟的鼎盛时期。其影响深远,经久不衰,至今依然是篆刻家们所追摹的典范。汉官印分铸印、凿印两种,一般文官多用铸印,军中在急需时的“急就章”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则采用凿制,印文以白文居多,书体是由小篆演变而来的“缪篆”,这是一种从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文字,结体方中寓圆,按六书稍作增减,改小篆之形式,不改小篆之笔法,近隶书体势,而不用隶书之磔法。一变秦印之柔媚为苍劲有力。汉官印总体艺术风格浑厚古朴,外拙内巧,端庄凝重,平正自然,落落大方。但亦不乏粗放雄伟,瘦劲峻峭和奇崛苍茂一路风格的,正是它的多姿多彩,使印章艺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隋唐、宋、元、明、清时期
（公元581～1911年）隋唐宋元时期，汝水大盛，成为重要的天然屏障。唐末裴度在此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南宋岳飞抗击金兵，展开“郾城大战”。
元代引汝、澧二水入沙河，明代曾采取一系列移民措施，活跃了中原腹地经济，漯河双河汇流，舟楫便利，水陆通达，客商云集。经济的繁荣使开办官学、建立书院、集友结社等人文之风勃兴，名仕乡贤辈出，历代文人骚客亦在此吟诗作赋。
晚清时期，沟通南北的平汉铁路穿境而过，漯河告别了昔日乡集古渡的旧面貌，迈上了近代城市发展之路。
彼岸寺碑，又称“彼岸寺经幢”“龙塔古篆”，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实验中学院内，是北宋时期的古文物遗存。
彼岸寺碑为北宋景德年间刻立，为明清郾城八景之一。彼岸寺碑通高12.18米，由底盘、基座、篆文碑、造像碑、顶等构成，除顶部为砖石结构外，其余构件均为青石雕琢对接而成。底座雕刻以佛教故事为主。底盘内刻海浪波涛和游龙腾蛟等。四周的海岩上刻有亭台楼阁、高山流水、苍松翠柏、仪仗出行、西天取经等图案。基座取“须弥山”之意，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八根透雕蟠龙石柱支撑的正方形浮雕巨石，雕刻着四大天王神像。下层是八面体浮雕的天龙八部形象。彼岸寺碑主体部分是一方体模棱大青石，上镌“重修许州郾城县彼岸寺铭”。彼岸寺碑每面上部均有一个大龛，下有57个小龛，每排19龛，共三排。各个大龛内造像不同。八棱千佛造像下为仰莲座。仰莲之下亦为八面，壶门内雕有伎乐仙人，即宋《营造法式》中的嫔伽。彼岸寺碑上有一庑殿式护碑石盖顶，雕有仿木质结构屋檐形状的石椽、石瓦和麒麟、云中仙子等。彼岸寺碑是宋代一处罕见的大型佛教艺术石雕，为研中中国古代石建筑、雕刻艺术以及书法、佛学活动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2006年5月，彼岸寺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真武帝鎏金铜坐像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
民国（公元1912-公元1949年）
花瓶的底款也是极具历史价值的。底款上刻有“洪宪年制”四个字，这不仅是这件观音瓶的年代标识，更是民国时期特殊历史背景的见证。洪宪年制，指的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的年号，虽然这个年号存在的时间极短，但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这件印有“洪宪年制”底款的花瓶，无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工艺方面，也展现了民国时期陶瓷工艺的卓越水平。从胎质到釉色，从纹饰到造型，都体现了匠人们的精湛技艺和匠心独运。尤其是那细腻的胎质和光滑的釉面，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这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件凝聚了匠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这件民国瓶，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见证了民国时期陶瓷工艺的辉煌成就，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风貌。对于收藏家来说，它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它更是一件值得细细品味和欣赏的艺术佳作。
总之，这件民国洪宪款胭脂红釉瓷瓶是一件集艺术、历史、文化、投资于一体的古玩艺术收藏品。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和心灵，让人们在欣赏它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
白釉双龙尊
唐代（公元618—公元907年）
哥釉贴塑龙纹瓷瓶
清代（公元1644—公元1911年)
刺绣，古代称为针绣，是一种使用绣针和彩线在纺织品上刺绣花纹的手工技艺。起源于战国时期，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刺绣在2006年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刺绣艺术，堪称中国悠久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一颗璀璨明珠，深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这门艺术，常被称为绣花或扎花，巧妙地以绣针引导着五彩纷呈的丝线，在绸缎、布帛等各式材料上舞动。每一针、每一线，都经过精心刺缀，将彩线巧妙地固定在织物之上，形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纹样或文字。这种以针线为笔，以织物为纸的独特创作方式，便是我们所说的刺绣艺术。
清代，刺绣艺术迎来了其最为辉煌的时期。为了满足皇室对奢华生活的追求，清宫廷特地在南京、苏州、杭州设立了江南三织造局，并在宫廷工部设置了专门的“绣作”。帝王、后妃们的刺绣服饰、佩饰，以及仪仗所用的伞、旗、幢等，都需先由宫中造办处的如意馆画师绘制纹样，经过审批后，再送往江南三织造管辖的三处绣坊进行精心绣制。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刺绣都成为了女性必备的技艺。
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清代圣旨，共两幅，每幅长约2米，宽约33厘米。
漯河市博物馆珍藏有两幅清代圣旨。其中一副是袁世凯的后人所捐赠，是因为袁世凯的叔叔袁三甲功劳卓著，道光皇帝追授他的母亲郭氏、原配陈氏、续妻陈氏为一品诰命夫人的圣旨；另一幅是清光绪年间封张永青之包署父母的诰命。
铜镜并不是纯铜的，而是含铜合金，有圆形、方形、柄形等多种形状。铜镜正面光滑明亮用以照面，背面往往是含有美好寓意的纹饰。”
漯河市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始自战国、终于明代，以汉代、唐代和宋代最多。其中二级文物共13件，包括汉代铜镜9枚、唐代铜镜4枚；一级文物1件，为唐代铜镜。名为“马踏莲花镜”的一级文物在所有藏品中格外显眼。这面铜镜呈葵花形，正面略凸，背面内凹，中央饰一圆纽，直径23.2厘米、边厚0.6厘米，器质厚重、造型优美、构图别致，属于唐代标准器。
据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一面铜镜发现于齐家文化墓葬中，距今已有4000余年。战国时，铜镜制作水平飞速发展，铸制出的铜镜轻巧耐用、纹饰精致、线条流畅，一扫之前的质朴风格。汉代是铜镜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铜镜除了有纹饰，镜背铭文还富有人文情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趋向。因此，汉镜历来受到重视。
到了唐代，铜镜发展迎来繁荣时期。唐代铜镜不仅以题材新颖、纹饰华美著称，而且铸制手法先进、合金比例科学，还创造了金银平脱、螺钿等特种工艺镜。不少唐代铜镜出土时仍保持较好的光泽，镜面依稀能映出影像。唐代铜镜以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飞禽花枝镜等为代表，呈现了浓郁的盛世气象。
明清时，虽然铜镜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却是江河日下，
8枚被称为“湖州镜”的特殊铜镜，铸造于南宋时期的湖州（今浙江湖州）。这类铜镜多为葵花形，一般都是素背，背上铸有商标性质铭记，如“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当时，湖州镜远销全国各地，广东、四川、内蒙古等地都有发现，甚至流传到朝鲜、日本。湖州镜虽然造型简单，却是商业繁荣的印证
五子登科铜镜
铜镜的价值不仅在于精美的装饰艺术，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工艺水平。
马踏莲花铜镜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文物。这面铜镜名为“马踏莲花镜”，是一级文物，葵花形，正面略凸，背面内凹，中央饰一圆纽，直径23.2厘米，边厚0.6厘米，器质厚重、造型优美、构图别致，属于唐代标准器。
历史背景
马踏莲花铜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这一时期的铜镜以题材新颖、纹饰华美著称，铸制手法先进、合金比例科学，还创造了金银平脱、螺钿等特种工艺镜。不少唐代铜镜出土时仍保持较好的光泽，镜面依稀能映出影像
艺术价值
马踏莲花铜镜不仅具有精美的装饰艺术，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工艺水平。其构图别致，展示了唐代铜镜的盛世气象和工艺水平1。
五山铜镜 福寿家安铜镜
明代铜鎏金凤冠 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贾堂村贾咏夫人墓出土
贾咏夫人墓出土只剩下框架，点翠和绸质物都无存。
精美绝伦院落
繁荣的商业重镇
北舞渡镇位于漯河市舞阳县北25公里的沙河南岸，古称定陵，有着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据史书记载，明、清两代，这里的商业经济达到鼎盛时期，山陕商人云集此地，镇临汝水（沙河），西通汝洛，东下江淮，南连荆楚，北通郑汴，江南百杂商货，沿海芦盐水产由此吐吞中转。曾有“北舞渡日进斗金”、“九门九关小北京”、“拉不完的赊旗店（社旗县），填不满的北舞渡”等赞誉，是当时豫中重要的商业集散地。由于历史积淀，北舞渡名优小吃甚多，如胡辣汤、卷子馍、罐装素馅水饺、羊肉烧麦、油酥火烧、糯米元宵等远近闻名，其中胡辣汤要算是北舞渡最有名的小吃之一了。
传说糊辣汤曾治好了明代著名清官于谦的伤风。“粉身碎骨浑不怕——于谦纪念馆”纪念文选记载：于谦做河南、山西两省巡抚，驻节开封。有一年他过生日时，正好在郑州视察，便按节俭惯例，找到了一家“胡记”饭铺，喝了一碗热辣辣的汤，度过了生辰。这别具风味的生日食品，使于谦深深地记住了它的佳美滋味。
有一次，于谦出巡山西归来，路过郑州，由于路途劳顿，公务繁忙，染上伤风病了好几天，也不见好。一天晚上，于谦突然想起了“胡记”的汤，就派人去买。“胡记”的掌柜一听是尊敬的于巡抚要吃，就放足佐料，精心制作。于谦吃过之后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身轻体健，伤风竟不知不觉地痊愈了。于谦就封了白银十两，答谢胡掌柜的治病之恩，并建议该汤以胡姓命名，从此这个汤就变成了“胡辣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漯河是侵华日军北支那派遣军 2971部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在豫侵华日军的主要指挥机关所在地。当时，侵占河南的日军把漯河作为指挥中心，所辖范围包括西南至老河口、南阳、方城、叶县、舞阳，南至信阳、驻马店，北至许昌、郑州，东至周口等地。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把漯河确定为全国的15个受降点之一，即第五受降区，委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为受降长官。1945年9月中旬，刘峙率第一二二师，由湖北驻地抵达漯河，长官部设在美国医院，顾问组及外事处设在红十字会，副官处设在山西会馆。经筹划，于9月20日上午，在山西会馆举行受降仪式，刘峙主持受降。日军第十二军团司令官鹰森孝(中将)在漯河作为第五受降区的日军指挥官，带领所辖侵华日军第一一五师团、第九十二混成旅团、骑兵十三警备队以及其他配属单位官兵，共计31560名日军官兵在漯河无条件投降，鹰森孝代表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双手托献战刀。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漯河驻军各部长官和8名美国顾问组成员等参加了受降仪式。受降仪式结束后，驻漯日军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今民主路)日军军需仓库和竹木街日军兵营向受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物资的庆典移交手续。在日军等待遣返回国期间，漯河当局令日军用被炸房舍的瓦砾，将竹木街至寨东北门一条弯曲狭窄的土路加宽取直，铺筑宽8米、长约700米的路，取名“受降路”。
为纪念日军在漯河投降，漯河商会号召各商号捐资修建抗战纪念亭。漯河镇各大商号和商民积极响应，第五战区司令部指派秘书长负责筹办，请郾城知名人士郭尚武、李幼敬设计，又从洛阳请来巧石工匠，于1945年秋动工兴建，次年完成。刘峙从郑州专程到漯河参加落成剪彩仪式。受降亭仿郾城龙塔古篆造型，为六角形，亭内四面石碑对称为正方形，碑高2.4米，宽0.7米，青石、红柱，青瓦结构，碑文由漯河润芳斋的田金富、侯中祥镌刻。
受降亭旧址位于源汇区漯河火车站广场北侧，高约6米，底座面积约8平方米。亭的四周有石狮护守，亭中为正方形石碑，正面碑文为“受降亭”3字，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委员、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戴季陶)所题,其余3块为“受降亭记”“抗战祝胜词”和“建亭记”，分别由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院长居正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题词。1947年受降亭毁于战火。
受降亭损毁后，其4块石碑也相继丢失，仅受降亭主碑“受降碑”残碑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现存中州纪念馆。
一头毛驴引发的故事~
牲畜市场袖筒议价是一种独特的交易方式，买卖双方在袖筒里通过手指的比划来传递价格信息，神秘而有趣。漯河牲畜市场的袖筒议价还要从一头毛驴说起：
清宣统三年春（1911年)，赵双，一位中年男子，骑着特色毛驴漫步至沙河镇。这头毛驴除眼肚皮是白的外，其余毛光油亮如黑缎子面一般，再加上花笺红缨子、金黄的铜铃铛，谁见谁啧啧称赞。没出南阁门就有几个人问：老兄，这头毛驴卖不卖？中年人一愣：卖不卖？不卖！不卖！
他原计划前往“三义和”药铺，却被街市的繁华吸引，转而前往邻居刘显甫的粮行。在得知粮行生意不好时，赵双提议利用刘显甫家宽敞的空地开设牛行，刘显甫初感犹豫，其子刘怀却热情赞同。赵双分享了自己在周口牲口市的见闻，认为开牛行成本低，回报高。
经过几日思考，刘显甫最终被说服。农历三月十四日，漯河首家牛行“天顺长”开业，刘怀任掌柜，赵双及他人协助。牛行迅速吸引周边农户，生意兴隆，令邻里艳羡。
随着时间推移，“天顺长”后更名为“天顺祥”，掌柜换为刘栓紧，再传至其三子刘少亭，此时已至1935年，牛行业迎来黄金期。刘少亭精明能干，更与前任掌柜刘怀结缘，娶其女为妻，续写牛行的辉煌篇章。
一个姓氏的高光时刻
在龙王庙街，“天顺长” 的南边有一家 “交泰炉房”，掌柜的是刘太庚。他的大哥刘长耀，身为源汇寨商务会的领导人之一，德高望重，是个和善且颇具威信的长者。老三刘冬平日里帮着大哥二哥处理些杂务，老四刘翰臣则是个有学问的人，在私塾任教。
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兄弟四人从禹县迁来此地。刘冬一直没有正式的职业，看到隔壁刘怀的牛行生意红红火火，心中也萌生出开一家牛行的想法。经过弟兄们的商议，在1911年9月，他们挂起了 “德太成” 的招牌。刘冬担任掌柜兼管账，牙纪是夹河里挂刀营的胡旺，其余的伙计如刘太发、刘太顺、刘盘珠、刘盘玉、刘盘欣等，都是刘冬的侄子或叔伯兄弟，一家人齐心协力，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然而，民国七年（1918 年），刘冬不幸离世，“德太成” 便由其四弟刘翰臣接管，这一管就是 40 年，直到 1951 年成立农民服务所。1919年，舞阳人刘发祥开了第三家牛行 “共和义”，他的得力牛牙纪王老九，外号王大个，为人精明能干。这三家同姓不同宗的刘家牛行，在民国初年率先办了起来，为当地的牛市交易增添了不少活力，被称为 “三刘鼎立”。后来，又陆续添了几家牛行，其中滑县人劳任申开的 “振兴和”、长葛人赵子杰开的 “大兴和” 以及叶县马大少和张军开的 “三义兴” 都颇具名气，这些牛行沿着街道一直往南延伸，构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商业风景线。在那个年代，牛行里的袖筒议价为牛行的交易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色彩。
一位英商刺激了牲畜市场
1921年春夏，一位名叫安子钦的英国商人带着“英商华蒙公司”的招牌来到了中国漯河。他通过源汇寨商务会的介绍，与“共和义”牛行掌柜刘发祥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以高价收购符合标准的菜牛，即所谓的“磅牛”。这些磅牛的标准是体重加上废料（包括粪便、肠胃食物）过磅达到800市斤。
安子钦的到来，无疑为漯河的牛行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带来的磅秤设在刘发祥的牛行内，一旦有牛符合标准，便当即付给银元现钱，这种现钱交易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的牛贩前来交易。
随着安子钦的收购行为逐渐深入，漯河的牛行数量也大幅增加，牲畜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被收购并装车押运至天津，再乘船运往国外。有时由于火车装载量有限，牛行还会派人赶着牛群前往山东的东昌府接收点，再转往天津。
此外，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大昌株式会社也在漯河展开了磅牛的收购活动，虽然标准略低于英商，但也进一步推动了漯河牲畜市场的发展，打开了牲畜贸易的内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