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安众多博物馆里的王者，确实很难预约，最近算是淡季，周末仍然预约不上，于是工作调休预约周五参观。早起出发3号地铁至大雁塔站A出口，步行约十分钟，八点五十左右抵达，馆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九点正式开始入馆。
PS：
1.必须是在预约选择的时间段进入
2.博物馆外有自动存取的行李柜，馆里无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西安大雁塔的西北侧，筹建于1983年，1991年6月20日落成开放，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里程。
这座馆舍为“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唐风建筑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浑庄重，融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于一体。馆内收藏文物上起远古人类初始阶段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万年。
陕西地处中国腹地、黄河中游。兼有黄土高原的苍莽豪迈、关中平原的广阔坦荡和秦巴山区的巍然雄奇，独特的自然环境为陕西古代文明的演进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秦中自古帝王州”，先后有14个王朝在此建都立制，历时1100余年。尤其是周、秦、汉、唐数朝，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西汉凿通西域，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至唐代海纳百川、博大包容，京师长安成为当时万邦崇仰、八方辐辏的国际大都会。在此，中外文化交流融汇，其灿烂光华举世瞩目。
辉煌灿烂的陕西古代历史，造就了陕西文化遗存的完整性、丰富性和至高性，在诸多方面中送出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高水平。《陕西古代文明》展从本馆170余万件藏品中遴选出3000余件精品，旨在展示陕西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发展、鼎盛的过程。
以距今115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大荔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先民遗存，再现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童年和文明的曙光。
史前时期（约163年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地处黄河中游的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陕西境内发现的蓝田人、大荔人等远古人类遗存及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神木石等早期文化遗址，反映了远古先民在这里形成、演进的过程和生存、发展的状况，再现了陕西史前文明的基本特征和中华民族生机蓬勃的童年。
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蓝田人，距今约有115万年，是亚洲北部迄今已知最古老的直立人。蓝田人已经能够用火，并能打制简单的石质工具。那时，陕西关中地区的气候较今温暖湿润，适于人类生存，人类于此繁衍生息。
陕西洛南盆地分布着数以千计的直立人旷野活动地点和洞穴生活居址，发现了埋藏丰富的早期人类生活遗迹，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各类石器，是目前所知全球最密集的早期人类活动区域之一，为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现于陕西大荔县段家乡的大荔人，距今约20~30万年，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也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早期智人头骨化石，显示出与现代蒙古人种相似的体质特征。大荔人使用的工具以刮削石器为主，也有尖状器和少量石锥、雕刻器等，由此推断大荔人可能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
距今约1.5~2万年的龙王辿（shān）遗址，属于中国细石器工业起源、中国北方旱地农业起源、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遗存。出土的石磨盘、磨制石铲等重要遗物，应是目前国内年代最早的磨制石器，标志着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曙光。
陕西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也曾孕育了华夏民族的诞生，以陕西渭水流域为主要地区的仰韶文化，策动并实现中国史前文化的大融合。龙山时代的陕西，则以超大型城址群落为代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古国时代。
一老官台文化时期一
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渭水两岸、汉水上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氏族聚落。临潼白家、华县（今华州区 ）老官台、宝鸡北首岭和西乡李家村等遗址是陕西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7000年。这时的先民们种植粟类作物，饲养猪、狗等家畜，过着定居的生活。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兼有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制陶工艺比较原始，彩陶尚处于萌芽阶段。
圜底钵
汉中市西乡县李家村出土
三足罐、三足钵
渭南市临渭区北刘出土
带孔石铲、石斧、有肩石锄
汉中市西乡县李家村出土
陶甑（zèng)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陶甑是人类最早利用蒸汽来烹饪食品的炊具，常与陶罐、陶盖配套使用。蒸饭时，先将盛食物的陶甑放置于盛水的陶罐之上，盖上陶盖后在罐下烧火，水烧开后蒸汽通过甑底的孔眼将食物加热蒸熟，为蒸笼的雏形。陶甑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只能吃烧烤或煮制食物的历史。
相当于今天的蒸屉，半坡遗址博物馆也有陶甑的展出及介绍。
船形壶
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镇出土
一仰韶时代﹣
距今约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为繁荣的史前文化。陕西密集分布着两千余处仰韶文化遗址，约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二，处于仰韶代的中心区，并通过尖底瓶、彩陶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逐步向周边拓展，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间的互动与整合。
1️⃣仰韶早期
仰韶早期文化以西安半坡及鱼化寨、临潼姜寨、南郑龙岗寺等遗址为代表。这一时期，带有圆形环壕的聚落普遍形成，农业有所发展，粟、黍等为主要农作物，人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等。陶器制作精良，表面多绘制有写实或抽象的鱼纹、人面鱼纹、鹿纹、蛙纹、三角纹、波折纹、条带纹等，有些陶器表面还发现有各种刻划符号。
人面纹瓶、鱼纹葫芦瓶、人面鱼纹瓶、几何纹尖底罐（21）、双鱼纹尖底罐（22）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细颈壶（19）、漏斗（20）
宝鸡市金台区福临堡出土
戳印纹陶盂、陶罐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几何纹陶钵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高领罐
宝鸡市金台区福临堡出土
贴塑壁虎纹罐
铜川市王家河乡前峁出土
2️⃣仰韶中晚期
仰韶中期以高陵杨官寨遗址为代表，文化分布范围空前，单个聚落的规模普遍扩大，社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工，并形成显著的层级差异，社会发展处于仰韶时代的最强盛阶段。彩陶发达，主要图案有写实或抽象的鸟纹、花瓣纹、弧线三角纹、圆点纹、条带纹等。仰韶晚期关中地区聚落规模迅速缩减，遗址分布也大量减少，是仰韶时代最后的余晖。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居民发明了窑洞式建筑。社会分工更为精细，出现了专门制作陶器的陶工，但陶器制作及彩陶加工都较仰韶中期粗糙。
贴塑蛇纹罐
西安市灞桥区南殿出土
陶釜
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陶灶
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陶翁
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彩陶罐
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尖底瓶、重唇口尖底瓶
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兽面纹壶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人面鱼纹盆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人面鱼纹盆是彩陶的代表作之一。目前所见多用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孩童葬具"瓮棺"的顶盖。陶盆底部留有小孔，先民认为可供死者灵魂出入。内壁绘鱼群围绕的人面，应是当时的一种图腾，或包含着生者对亡者的祝福和长者对晚辈的亲情。
彩陶曲腹盆
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出土
壁画
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 ~ 4000年。此时生产工具及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开始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黄河及长江流域城邑林立，早期国家普遍形成，位于陕西北部的神木石峁等城址标志着这里已经进入古国时代。
1️⃣客省庄文化
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是在陕西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其陶器以单把鬲和高领折肩罐等器类为代表，排房替代了仰韶时代向心式聚落布局。
穿孔玉斧
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出土
白陶鬹（guǐ）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镂孔器座
商洛市商州区三贤乡紫荆出土
陶斝（jiǎ）
商洛市商州区三贤乡紫荆出土
陶盉
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陶盉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2️⃣石峁文化
石峁文化脱胎于陕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并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形成独特的文化面貌。其陶器以双鋬鬲、斝、三足瓮、豆、折肩罐等器类为代表。发现大量石城聚落，以超大型城址石峁遗址为中心。
鳄鱼骨板
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五孔青玉刀
宝鸡市陇县出土
玉刀、玉铲、牙璋
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三足瓮、双鋬鬲
榆林市神木县新华遗址出土
玉鹰、玉璧、玉璜
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延安市芦山峁遗址出土
3️⃣黑皮陶文化
仰韶文化中期之后，汉水上游地区脱离关中地区的文化轨道，出现黑皮红胎陶，陶器的器类也与关中、陕北地区迥然不同。这种黑皮陶文化具有环巴山地区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成为巴蜀文化重要的源头之一。
小陶杯
汉中市西乡县何家湾出土
玉人头
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
骨笄
咸阳市彬县下孟村出土
陶笄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青玉铲
汉中市南郑县龙岗寺遗址出土
鼓形器
商洛市商州区三贤乡紫荆出土
颜料杯、颜料研磨器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陶塑人头像、线刻人面骨器、骨雕人头像、羊头陶塑
汉中市西乡县何家湾出土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出土
先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初步认识了天文、历法等科学规律，也产生了图腾、占卜、祭祀等精神崇拜和活动，并物化为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在文明源起的造物智慧中，蕴含着先民们朴实真切的审美追求和原始神秘的精神信仰。
仰韶文化晚期的很多陶器上刻划着具有一定规律和共性的符号，姜察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有38种，半坡遗址中发现了27种。这些符号显然不是无意识留下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它们与甲骨文、金文有类似之处，可以说是汉字的雏形，对探讨汉字的起源具有一定的意义。
刻符陶钵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
以陕西作为西周王都拥有的丰富遗迹、遗物，展示了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尤其是伦理精神以及青铜铸造技术。
先周（当夏商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尤其是伦理精神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孔子由衷推崇并赞叹道：“郁郁乎蚊子，吾从周”。陕西是西周的王都与政治中心，丰富的遗迹、遗物再现了璀璨的西周文明。
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与夏族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中国上古第一个王朝同时，泾渭流域黄土台塬上的一支姬姓部落，跨入文明时期，逐渐融合成强盛的周族。周人以擅长农业著称，相传周的始祖弃为夏朝的农官，号称后稷，“稷”即谷物之神，后世奉祀为农业始祖。
卜骨
商
咸阳市武功县郑家坡遗址出土
石纺轮、石锛
商
咸阳市武功县郑家坡遗址出土
碳化高粱
咸阳市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出土
陶拍、人面陶埙
商
咸阳市武功县郑家坡遗址出土
袋足陶鬲
商
咸阳市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出土
内单丁板瓦、外双丁板瓦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召陈村出土
周族始祖后稷封于邰（今陕西杨凌区），经营农业；公刘居于豳（bǐn，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部族开始兴旺。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乙时，古公亶父迁居周原，筑城郭，建宫室，设置统治机构。周人积极吸收商人的文化精髓，创造了灿烂的先周文明，并发展成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
铜罍
商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1号墓出土
陶水管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凤雒遗址出土
陶壶
西周
空心砖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赵家台遗址出土
公元前16世纪，商族灭夏，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商王朝，势力范围西达泾渭地区。古公亶父在周原立国，商退守关中东部，但周国仍臣属商王朝，称“周方伯”。在周的四邻，有羌方、井方、鬼方和巴方，这些方国部族与周有纷争，有融合，共同开发着陕西大地。
兽面纹鼎
商
咸阳市礼泉县朱马嘴出土
兽面纹分档鼎
商
渭南市华县桃下村出土
人头纹钺
商
铜川市三里洞出土
兽面纹斝
商
西安市户县侯家庙出土
曲内戈
商
西安市老牛坡出土
透雕羽纹戈
商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1号墓出土
戈是一种用来钩杀的进攻性兵器，古称勾兵。这件戈中间部分采用透雕，锋部卷起，显然不是实用器。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
女丧 （sāng）鼎
商
宝鸡市扶风县任家村出土
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模型
周原遗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建筑基址，主要有凤雏甲组、召陈以及云塘、齐镇建筑基址等。这些大型建筑均建在夯土台基之上，主要由夯土墙、立柱、横梁、椽檩以及施有板瓦和筒瓦的屋顶构成，房基四周有卵石铺成的散水，地下有排水设施。经考证，凤雏甲组建筑是一处由庭堂、室、塾、厢房和回廊组成的大型建筑，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1469平方米，年代为西周中晚期，是周人的宗庙或宫室建筑。
石雕骷髅像
商
榆林市清涧县李家崖出土
垂叶纹贯耳壶
商
榆林市绥德县墕头村出土
羊首勺
商
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出土
形制为半球状勺体，扁长柄。柄端饰一弯角羊首，双目圆睁，作张口嘶鸣状。柄面向勺体方向，前铸一立兽，后铸一猛虎。犬双耳直竖，尾微束，口微张，目视前方。虎体型健硕，立耳，长尾曳地上卷，四肢微屈，张口作捕食状。
龙首纹戈
商
榆林市绥德县后任家沟出土
蛇手匕、马头刀
商
榆林市绥德县墕头村出土
带有典型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匕是商周时期比较少见的短兵器，既可以刺，也可以劈砍，类似于早期的短剑。这件匕可能是餐具或生活用品，匕柄为蛇头形，蛇头吻部突出夸张，整体形象生动逼真，是青铜匕中的珍品。
文文（wén） 簋
商
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出土
乳钉纹壶
商
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出土
飨钺
商
此钺为直内（nà）短身钺，钺身正反两面皆饰卷体夔龙纹。在内的上部铸刻有铭文“郷”字，字形似两人相向跽坐，中间放置食器，作就食状。左边之人还做出伸手取食的姿势。此字通常认为是“郷”，即“宴饗”之“饗”的初字。
夔龙纹爵
商
榆林市绥德县墕头村出土
三羊瓿
商
榆林市绥德县墕头村出土
云雷纹觚
商
榆林市绥德县墕头村出土
兽面纹卣（yǒu）
商
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
人面具
商
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
兽面具
商
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出土
三羊尊
商
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
蛙纹钺
商
汉中市洋县谢村镇范壩村出土
兽面纹四足鬲
商
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
兽面纹罍
商
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出土
—西周时期—
经过百年发展，文王姬昌时，周已是商统治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霸主。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定都镐京。在殷商王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西周王朝建立了更加强大的王权体系。周公制礼作乐，礼制高度发达，对其后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民族也由此以礼仪之邦闻名世界。
周朝有严格的礼制和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宗法制为基础，规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的舆服、礼器和棺椁、葬品各有不同，比如祭祀和宴会所用的青铜器，就有严格的规定。刑罚设有大辟、墨刑、劓（yì）刑、刖（yuè）刑、宫刑、罚金等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用以控制、镇压平民和奴隶。
它盘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它盘圈足下有四个人形矮足。这是四个受过刖刑的裸体男子形象，他们跪坐地面，双手扶膝，肩负重盘，形象生动。
善夫山鼎
西周
咸阳市永寿县畤河出土
鼎内壁铸铭文为一篇册命铭文。铭文对册命时的仪式、册命内容及赏赐物品，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录。据铭文记载，（王三十七年）正月庚戌这一天，周王册命善夫山。善夫山由南宫乎引领进入宫门，面北立于中廷。周王令史奉宣读命辞，册命善夫山为“饮献人”，赏赐善夫山玄衣黹（zhǐ）屯、赤巿朱黄、銮旗等物。
几父壶（1对）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宗仲匜、宗仲盘
西周
西安市蓝田县出土
宗仲匜为典型的“瓢”形，前有长阔槽形流，后为龙首衔沿鋬，鼓腹圜底，四只兽爪形足。口沿下饰重环纹，腹部为瓦沟纹，鋬饰鳞纹。内底铭文六字，“宗仲作尹姞盉”。
宗仲盘方唇，平沿，深腹，前有敞口流，后有龙形鋬，圈足稍高并有宽边。口下及圈足饰横向鳞纹，腹部饰横条纹，盘底铸铭文六字，“宗仲作尹姞盘”。
柞钟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这组编钟共有八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是现存西周个数最多的一组编钟。柞为铸钟主人的名字。
柞钟前四件各铸一篇铭文，后四件合铸一篇铭文，内容相同。大意是说：柞在三年四月甲寅这一天受到周王的册命和赏赐，感到非常荣幸，因此铸钟纪念。
周王朝建立后，仍不断用兵，时常与荆楚、鬼方猃狁（xiǎn yǔn）、东夷、淮夷等国族发生战争。同时，更多的则是与邻邦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相互融汇，丰富了青铜兵器的种类。
五年师旇（pī）簋（其中一只盖已遗失）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
器体设计独特，簋盖有圈足状捉手，腹壁较直，簋为圆形，敛口，垂腹，兽首衔环双耳。器体下有圈足，圈足下有四小足作兽首形，足尖呈上卷的象鼻形。盖面中部和器沿饰两两相随的分尾凤鸟纹，盖面上部、盖下沿、器腹饰直棱纹。
铭文记录了周王在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时的命令，反映了周王命令师旇追击齐国，并赐予他盾牌、戈等武器，以示嘉奖。
铜戟
西周
宝鸡市桑园堡出土
龙纹四穿戈
西周
西安市户县涝峪出土
旟（yú）鼎（🎈镇馆之宝）
西周早期
旟鼎内部内壁共铸铭文4行28字，大意是说：某年八月初，王姜将原赐予师栌的土地收回，转赠给旟，旟便做此鼎纪念。
铭文反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土地占有制形态，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
旟鼎为立耳，三柱足，口沿下方饰有兽面纹，地衬细雷纹，耳外侧饰两条蟠龙。
周文王为向中原拓展，在沣水西岸筑设丰京；周武王继位后，于沣水东岸再建镐京。丰京是宗庙和苑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
五祀㝬（hú）钟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庄白村出土
伯壶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
陶壶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出土
孟簋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
王作仲姬方鼎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礼村出土
器为方形，四角起扉棱。 立耳，平沿，方唇，四柱足。口沿下以雷纹为地，饰双身龙纹，龙身屈曲处间饰圆涡纹。龙纹下饰乳丁纹，柱足上部饰兽面纹。 西周早期方鼎多承商制，浅腹长柱足。内壁铸铭文6字“王作仲姬宝彝”，即周王为其次女所做之器。
伯庸父盉、伯庸父鬲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
伯百父鎣（yíng）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
器物侈口，带盖，盖由一条盘旋的大龙和两条小龙组成，器身束颈，折肩，鼓腹下置短柱足。腹部一侧设斜支管流，另一侧设龙头把。肩部装饰变形龙纹，管流装饰斜角云纹。
铭文“伯百父作孟姬媵鎣”表明这是伯百父为孟姬所作的赠嫁器。
伯百父盘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
一种水器，主要用于贵族祭祀时的净手仪式。盘上的铭文为“白(伯)百父乍(作)孟姬(媵)般(盘)”。“媵”女子婚嫁专用字。“孟姬”姬姓排行老大的女儿。
立簋（复制品）
西周早期
西安市临潼区零口乡西殿村出土
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檀公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周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为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西周推行分封制，大量分封诸侯，作为王室的屏藩。在都城附近的王畿和岐周之地分封着许多公卿大夫的采邑，已知者有周、召、毛、毕、成、郑、西虢、散、弭、芮、微等。另外，陕西境内还有一些异姓国族，已知者有夨（cè）、弓鱼（yú）、杜、褒等。
五祀卫鼎（🎈镇馆之宝）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董家村铜器窑藏出土
五祀卫鼎内壁共铸铭文207字，讲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大意为：周共王五年正月，裘卫想与邻居邦君厉交换土地，于是报告给井（邢）伯、伯邑父等执政大臣。经询问，邦君厉认为土地价值相当，表示同意并立下誓言。执政大臣便命令三司（司徒、司马、司空）等官员实地勘察、划定地界并办理了手续。铭文说明，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实际已属私有且可论价交易，但交易时需要通过王朝重臣，并订立契约、办理手续等。同时这篇铭文中有确切纪年，因此五祀卫鼎是判断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准器，非常珍贵。
史逨角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看的第一眼反映是带盖的爵
。角有盖，盖顶设半环形钮，盖面饰夔龙纹。兽首形鋬，卵形腹，腹深而壁直。圜底，三足外撇。颈部饰简化蕉叶纹，腹饰一周双头夔龙纹。盖与鋬内有相同铭文，皆为六字“史逨作宝尊彝”。“史”可能是官名或族名，“逨”是作器者的名字。
史 臣舌（zhì）簋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圆形，侈口，深鼓腹，高圈足。口沿下饰一周夔纹，夔纹间以兽头相隔。腹部饰大兽面纹，圈足上饰一周夔纹。双耳呈半环形，上端饰兽首，下有垂珥。簋内底铸铭文 4 行 23 字。故宫博物院旧藏一件史（臣舌）簋， 形制、花纹、铭文与此相同，传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出土，与这件应是一对。
伯 冬戈（dǒng）饮壶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白村出土
器圆口外侈，体下部椭方，下腹倾垂。鋬耳如象鼻上卷，高出器口。鋬上饰云纹，器颈部饰以雷纹作地的长尾鸟纹，两两相对。内底刻铭文五字: “伯（冬戈）作饮壶”。若除去双鋬，其形式与西周早期的觯很接近。穆王时期前后，此类象鼻形鋬耳开始较多出现。
伯父车盨（xǔ）
西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琱生豆
西周
宝鸡市陈仓区西离泉村出土
造型独特，通高19.6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4.3厘米，盘深4.6厘米，盘壁有一周圆涡纹突起，旁饰云气纹，粗柄、束腰，饰有鱼鳞纹，上下各有四个对称的镂孔。
铭文“琱生乍尊豆，用享于宗室”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西周中晚期豆的标准形象。在西周时期，太宰是王室事务的总管，掌握中央大权，地位显赫。琱生作为西周宣王时期的太宰，其身份的显要使得琱生豆不仅是一件实物文物，更是研究西周政治、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
殷簋
西周
弓鱼 季卣
西周
宝鸡市竹园沟出土
鹤形饰、铜斗
西周
宝鸡市竹园沟出土
夨伯鬲（21）
西周
宝鸡市纸坊头出土
夌伯觯（zhì）（22）
西周
宝鸡市竹园沟出土
此鼎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董家村出土
此簋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董家村出土
玉腕饰、玉握、牛首金扣环
西周
韩城市梁带村出土
收藏于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师 才食丮（zái） 鼎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强家村出土
“ 才食丮”是作器者的名字。鼎腹内壁有铭文十九行，共一百九十七字，由铭文可以肯定此器作于周共王八年正月，这就为西周铜器断代增添了一 件可靠的标准器。腹外壁和足部，有一层很厚的烟炱(tái)，表明该鼎曾经过长期使用。
散伯车父鼎、散伯父簋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召陈村出土
《周礼》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规制严格。
窃曲纹铜鼎
西周
宝鸡市眉县出土
多友鼎（🎈镇馆之宝）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下泉村出土
多友鼎内壁铸有铭文22行279字，详细记叙了周厉王时将军多友率军在今泾水流域抵御猃狁侵扰的战争原因、过程以及结果，对研究西周军事、周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为西周重器之一。
鼎腹底部附着厚达0.2厘米的墨灰，显然是长时期的炊烹留下的痕迹。多友鼎造型普通，半球形体，立耳环底，器腹较深，三只蹄形足，是三足鼎最为基本的形态，除造型简单之外，铜鼎表面没有装饰精美的纹饰。
师丞钟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强家村出土
通高76.5厘米，甬长25.5厘米，铣间43厘米，鼓间29.5厘米，舞修35.5厘米，舞广25厘米，重90公斤。
体较宽，枚较高，干饰兽面纹，鼓部饰云纹和鸾鸟纹，舞上饰大窃曲纹，篆间饰斜角双头兽纹。
铭文字数，钲间和鼓部左侧共有铭文48字。
铭文大意就是师丞为祭祀先祖，作出大钟，用以祈求长寿多福。但这件青铜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件西周青铜钟，仅仅比现存纽约的大镛钟小一点。
西周时期，商业活动频繁，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周人以海贝为货币，用作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西周的国道称为“周道”，车马和舟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周人善造车，技艺高超，工艺精良。
海贝
西周
宝鸡市竹园沟出土
鲁方彝（器盖）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祝家庄出土
齐国素有经商的传统。齐生鲁据推测可能是齐乙公之子，从事商贾，获利丰厚。他为了纪念父亲乙公，做了这件青铜器。西周金文中有关商贾的资料并不多见，因此该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器状似庑殿形屋顶，下有子口，盖钮亦同，脊上均由扉棱。四坡均饰鸟纹和倒置的外卷角兽面纹，纹饰粗犷，无地纹。
盠（lí）方彝
西周
宝鸡市眉县李家村出土
高22.8厘米，口长14.3厘米，口宽10.9厘米。其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
这件青铜器的铜绿真的好美。
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盖为四阿式屋顶状，中脊、四坡角均置扉棱，中脊正中有一四阿式短柱钮。器身为长方形，腹部两侧置有象鼻上卷状耳，圈足较高，底缘外侈作阶状。器身、圈足四转角置扉棱。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饰穷曲纹、夔龙纹、涡纹等。
内壁铸铭文10行107字，记载作器人“盠”是周王的同宗，周王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和周六师、殷八师的军政和屯田事务，并赐盠衣物、玉佩和车马饰等厚赏，盠因此作器以记其荣宠，颂扬天子恩泽。
铜车饰件
西周
宝鸡市茹家庄（yú）出土
辕首饰
西周
宝鸡茹家庄（yú）西周车马坑出土
此物为圆形，上粗下细。正面为一大兽头，兽头束冠，冠上装饰有云气纹，圆目凸起，高鼻梁，裂口，两腮下垂。
兽头背后蹲伏一个小人，小人面庞宽短，平顶，大耳阔鼻，身着短裤，束宽腰带，文身，长发披在后面，两臂与两腿上各有两道雷纹。小人背后有两只相背回首的小鹿，形象生动。器身有对称圆孔用以施键以固定于辕头。
这个展出方式
，兽形辕首饰比较多见，但是人形辕首饰第一次见。（PS：鉴于本人拍的比较暗，下图来源于网络，很清晰的看出三面镜展示效果）
西周青铜器以其雄浑的造型、古朴的纹饰、丰富的铭文、高超的工艺和精湛的书法而大放异彩，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作为西周王朝统治中心的陕西，自西汉以来就是出土西周青铜器最重要的地方，出土数量之大、种类之全、精品之多，居全国首位，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函皇父鼎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上康村出土
该鼎的造型独特，立耳蹄足，足上部有兽面，腹壁稍外鼓，口沿及腹部饰有大窃曲纹。鼎内有铭文35字，记录了函皇父为女儿或夫人制作陪嫁礼器的事，提供了研究当时礼仪制度的资料。
函皇父鼎的表面呈现出金黄色，这是青铜器本来的颜色。在汉代以前的史料典籍中，青铜被称为“金”，精纯的青铜被称为“吉金”。由于埋藏环境较好，函皇父鼎得以保存完好，展现出其独特的金色外观。
蝉纹鼎
西周
咸阳市乾县临平乡出土
造型浑圆，直口上对称两个直立的厚耳，丰满的腹部下均匀分布三立足，反映了商代铜器厚实稳重的一般作风。青铜器上的蝉纹是盛行于商末周初的一种纹饰，大多为大目，以略呈三角形的图案表示蝉体，有足或无足。
作为殷墟早期青铜器上的唯一的一种昆虫纹饰被用于庙堂之重器上，古代文人墨客对蝉极尽赞美之词。认为蝉具有本性高洁，入土重生，蜕变而新生的特征。
史逨方鼎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父乙壶
商
宝鸡市竹园沟出土
父乙簋
商
渭南市阳郭镇南堡出土
外叔鼎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丁童家村出土
冥车父壶
西周
西安市临潼区零口乡西段村铜器窖藏出土
京叔盨
西周
具有独特的形状和精美的纹饰。它呈椭方形，腹壁平直，两侧有耳状结构，盖顶和腹下各设有四个卷云状的钮和足，展现出优雅而神秘的美感。京叔盨的盖顶和器腹饰有变体夔龙纹，盖沿和器口沿则装饰有窃曲纹，这些细腻的纹饰不仅展示了工匠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和文化内涵。盖内和腹底铸有三行九字：“京叔作宝盨，其永宝用”，这些文字记录了这件青铜器的制作目的。
丰姬卣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刘家村丰姬墓出土
仲伐父甗（yǎn）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仲相父鬲
西周
咸阳市永寿县好畤河村出土
即簋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强家村出土
宰兽簋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段家镇大同村出土
两件，另一件现藏于陕西省周原博物馆。设计独特，造型为西周中晚期方座簋式样。簋的侈口束颈，方唇，有盖，下设方座，平底。簋腹中部外鼓，饰有高突的覆瓦纹，腹两侧有兽首形耳，耳部兽首双角呈螺旋状，下有象鼻状垂珥。方座四面饰兽面纹，云雷纹衬地，方座内顶部有挂铃的索状半环纽。簋盖中央有圈形捉手，周围饰云雷纹衬地的变形兽面纹及高突的覆瓦纹。
簋盖内有12行129字铭文，详细记载了周王在师录宫册命宰兽的全过程，是记录册命制度最完整的铭文之一。
梁其壶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任家村出土
共出土两件，另一件，现收藏于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
椭方形，长颈鼓腹，圈足低矮，下沿有边圈，颈两侧有一对象鼻兽兽衔环耳，口沿内折，平盖，钮作圆雕卧牛。腹部以条带作格，中饰窃曲纹，颈和圈足分别饰兽目交连纹和弦纹，盖顶镂空的莲瓣环带作为装饰。
器口和盖缘共铸铭文 四十五字，内容主要是说此壶是梁其为其祖父所作之器。
垂叶夔纹罍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祖新爵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普渡村出土
四足调色器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这件器物造型独特，方形的身体由四个桶形器组成，出土时桶形器中残留有矿物质粉末，推测是用来调制颜料的器物。
夔纹方座簋、食夫卣
西周
咸阳市泾阳县高家堡出土
夔纹铜尊、兽面纹甗（yǎn）
西周
咸阳市泾阳县高家堡出土
散车父壶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召陈村出土
椭方体，贯耳垂腹，颈和盖缘饰凤鸟纹，腹饰垂鳞纹，圈足为波曲纹。口内壁铭文26字，记载散车父为母作器。
双耳铜杯
西周
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出土
此器共出两件，形制大小相同。器为觚形、敞口、束腰，两侧有镂空双柄，柄上端作鸟尾状，矮圈足，中腰饰有一道凸弦纹，商周金文中无“杯”字，将这件器物定名为“杯”是因其形制。
古代的简约之美。
瓦纹斗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召陈村出土
环带纹鼎
西周
鼎缘立两竖耳，腹微鼓，下承三个兽面蹄形足，足内侧平。腹上部六道扉棱间饰窃曲纹，下半部饰环带纹，腹底中心与三足根部有直凸棱范线，足饰分解式饕餮面，腹内侧有族徽。
此鼎所饰窃曲纹，每组由反向的两个单元构成，两端皆作叉状，内底生出二歧枝，左右两部分不相连。
丙卣
商代晚期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卣盖中部隆起，顶端立一菌状钮。盖面被四道扉棱平分为四部分，各饰半个兽面，组成两个浮雕兽面纹。兽面圆眼鼓凸，大角内弯，尖耳外展，阔嘴咧开，獠牙翘起。
盖沿较宽，紧扣子口。盖面的四道扉棱向下延伸，盖沿扉棱之间饰四只鸟首龙身凤鸟纹。凤鸟圆眼钩喙，翘冠卷尾，长身利爪。
戟耳，其实就是商朝人喜欢的鸮的标志性钩喙。这一对钩喙状戟耳，与盖沿凤鸟纹的钩喙，相互呼应。
日己方彝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看上去像一栋四四方方的华丽小房子，长方形器身，屋顶式器盖。四壁较直，四角有扉棱，器的四面以兽面纹和鸟纹为装饰。庑殿式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屋顶形式。资料记载，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庑殿式屋顶。而方彝可以算是为其可信度提供了一点佐证。
对称之美。器盖顶部有一盖钮，前后两面饰倒置的小兽面纹，左右两面饰A形几何纹。华美富丽，雄伟端庄，具有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圈足不高，下折成台。上部四面各饰两只长尾鸟纹，以鼻形纹为中心，相对站立。它的器盖和内底各有铭文18字，“作文考日己宝尊宗彝，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天”
“日己”为作器者已故父亲的名字。“天”为族徽。铭文大意是天氏为亡父日己铸造祭器，庇护子孙万代。
有意思的点，对比一下盖钮和器身的兽面纹，是不是盖钮就像是器身兽面纹的倒置缩小简化版。
日己觥（最萌青铜器）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觥是商周之际众多酒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种盛酒兼饮酒器。流行至西周中期，为盛酒器。
有个成语“觥筹交错”，就是形容众人聚集饮酒的热闹场面。
通体由盖与长方形器身组成。盖前端为双柱角夔龙头，后端作虎头形，中脊为一只小龙，两侧各饰长尾凤鸟纹。器身曲口宽流，四角起扉棱，曲口饰回首夔龙纹，尾随小鸟，器腹四面饰卷角饕餮纹，圈足饰鸟纹，把手为宽大逶迤的兽尾，饰鱼鳞纹。
纹饰采用浮雕手法，突出于器表，神秘奇特的造型和豪放粗犷的纹饰组合巧妙，是西周青铜艺术中独具匠心的设计。
有时想，究竟是怎样天马行空的“设计师”才能设计出如此造型独特的青铜器。
日几方尊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日己方彝、日己觥以及日己方尊同时出土，三件“日己”铭青铜器铭文、纹饰相同，造型各异。
盠方尊
西周
宝鸡市眉县李家村出土
盠方尊内壁铸有铭文108字，大意为：某年八月初吉，穆公陪同盠在周庙接受册命，周王命盠掌管王室禁卫军西六师、王行、三有司，兼管六师及八师艺，并赐给命服等，是研究西周军事的重要资料。
牛尊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出土
通体作牛形，身躯浑圆壮实，四足粗壮有力，伸舌作流，背开方口设盖，盖钮为一立虎，盖与牛背以环钮相连，可随意开启而不脱落，腹背及足部满饰云纹和夔龙纹。造型雄健生动，纹饰华美流畅，为西周青铜艺术之精品。
这个伸舌，多少有点儿俏皮可爱了
它盉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出土
腹部前后面纹饰由外向内分为三层：最外圈为斜角窃曲纹，中间为重环纹，最里面为涡纹。侧面亦有三条纹饰带：两边为重环纹，中间为窃曲纹。
盉顶上可以铸有双目炯炯、双翅微张的卧鸟。
盉前有一长颈兽头为流，后有回首顾盼的龙为扳手。
盉盖内铸有做器者的名字“它”。盉与盘经常配套使用，商周时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盉用来注水，盘用来承接洗过的废水。
西周时期原始瓷器使用较多。随着纺织技术的提高，丝织品除有平纹绢帛和暗花绸外，还出现了多彩织锦和刺绣。玉器采用线刻、浮雕和圆雕手法，雕琢出璧、琮、圭、璋等礼器及鸟兽虫鱼形象的装饰品，造型规整，栩栩如生。
原始瓷罐
西周
宝鸡市纸坊头出土
原始青瓷至迟出现于商代早期，西周时期数量增加，但瓷器的使用即使在贵族阶级中也是一种奢侈品，一般出土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这件难得的西周原始瓷罐，对研究中国瓷器起源有重要意义。
组玉佩
西周
宝鸡市扶风县刘家村丰姬墓出土
丝绸印痕
西周
宝鸡市茹家庄出土
牛头蚌饰、青玉牛、玉婵、玉兔
玉柄形器
西周
咸阳市泾阳县高家堡出土
白玉琮
新石器时代
刀模、兽头模
西周
宝鸡市岐山县李家铸铜作坊出土
重点展示以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文物，以磅礴的气势和鲜明的军事特征，表现了秦帝国垂范后世的制度文明，以及积极进取、一统河山的时代精神。
秦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秦人是华夏族的一支，曾活动于今甘肃天水地区。周平王东迁后，秦人以陕西为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政治、经济、军事诸制度，垂范后世。以兵马俑为代表的秦代文物，以磅礴的气势和鲜明的军事特征，显示出秦人强烈的开拓意识和进取精神。
西周时期，活动于今甘肃天水地区的秦人因给周王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于秦（今甘肃天水秦亭）。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被赐以“岐以西之地”（今关中西部）。从此，秦人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跻身于诸侯国之列，以崭新的政治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
訇簋
西周
西安市蓝田县寺坡村出土
低体宽腹，矮圈足外侈，盖上有圈状捉手，口沿下有一对衔环兽首耳。通体饰瓦纹。
彩绘陶簋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出土
石鼓（复制品）
以形状似鼓而得名，因其内容记载狩猎之事，又称为"猎碣"。唐代发现于陕西凤翔，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10件石鼓各刻四言诗一篇，与《诗经》大小雅相似，格调也接近《大雅·车攻》等篇。字体近于籀文，是秦国特有的风格。石鼓在文学史、书法史上均有重要地位。
蟠虺纹铜构件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姚家岗出土
豹纹筒瓦
战国
宝鸡市凤翔区徐家湾出土
直径14.4厘米，轮宽0.8厘米，瓦当边轮内饰弦纹，瓦当面浅浮雕一只豹，豹曲身回首作奔走状。豹身饰圆形斑点纹，张口伸舌，双目圆睁，非常凶猛。
战国时期的瓦当纹饰突破了西周、春秋时期严格拘谨的几何纹界线，出现了许多动物纹、植物纹、云纹瓦当，这些纹饰取材于自然现象和现实生活中的场面，加以艺术渲染创作而成，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豹纹瓦当便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
奔鹿纹瓦当
战国
咸阳市三通原出土
各种动物纹饰瓦当
战国
宝鸡市凤翔区雍城豆腐村遗址出土
金泡、金羊饰、兽面金饰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出土
玉襟钩、兽纹铜带钩
战国
宝鸡市凤翔区高庄出土
战国初期，“诸侯卑秦”，视秦为夷狄。秦孝公任用商鞅，于公元前 356 年和前 350 年两次进行变法，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使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囷
秦
咸阳市泾阳县出土
铜辟土
战国
宝鸡市岐山县出土
彩绘陶壶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八旗屯出土
彩绘灰陶花耳陶壶
战国
宝鸡市凤翔区高庄出土
兽首青铜匜
春秋
嵌错螭纹虎耳铜壶
春秋
西安市户县黄堆村出土
八瓣莲花形套口，口沿外侈，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对称的虎形双耳。虎身回首卷尾，口含圆环，呈现出一种攀缘的动感。虎形双耳与器身有明显的铸接痕迹。盖顶中空，原应有盖，已缺失。
羊头车軎
战国
西安市三桥出土
鸟盖瓠（hù）壶
战国
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鸟盖瓠壶呈瓠瓜形，前鼓后曲。盖面立雕一只鹑鸟，鸟嘴处有环扣，可以启闭。鸟盘冠，双翅、尾翎羽毛清晰可见，胸部装饰带冠的鸷鸟。
盖尾部有环，以链条与壶鋬相连。肩至腹部为五道宽带纹与六道蟠螭纹相间，空隙处填以小圆点珍珠纹。八棱形壶鋬在器体凹曲的一侧，鋬两端饰螭首。
重环纹带盖铜鼎
春秋
鎏金铜蒜头壶
战国
宝鸡市凤翔区高庄出土
鎏金铜虎镇
战国
铜编钟
战国
咸阳市渭城区出土
当阳十两铜勺
秦
咸阳市武功县出土
“私官甚匕”鼎
战国
宝鸡市陇县出土
青铜龙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此器系西安市公安局移交，移交时仅存八块青铜残块。经修复人员仔细拼对、粘接、复原为两条盘曲缠绕的青铜龙。龙体中空，头略呈方形，鼓目、翻鼻、张口，身饰鱼鳞纹，尾盘卷为中空的锥体。龙体分铸焊接而成，形体巨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这件青铜龙是战国时期秦国或秦代的遗物。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巨型乐器架的底座。秦文化中有追求浩大气势的传统，在秦统一六国后，这种传统被发挥到了极致。青铜龙正是大一统的秦帝国巅峰时期的作品。这件自遥远的秦代走来的巨型青铜艺术品，见证着秦帝国的强盛，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秦国国君陵园在雍城陵区发现13座，芷阳陵区发现4座。国君称王前使用“中”字形诸候级墓制，称王之后使用“亞”字形王级墓制，普遍使用人殉，殉葬物品丰富，规模宏大。
秦公一号大墓（模型）
春秋
椁木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石磬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玉觿（xī）
春秋
宝鸡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金怪兽、金带钩、金串珠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金花
战国
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原大墓出土
金啄木鸟
1.6厘米，长1.1厘米，宽0.7厘米，重6克，通过放大镜辅助观赏。铸造成型，鸟有大尖喙，圆眼凸睛，旗状的羽冠高高地向后扬起，颈部较短，身上刻画片状羽毛，双翅平展，扇形短尾，腹下双脚做成一中空圆柱，可以插入别的器物。从总体造型看，可能是冠上的装饰物。
瓦当
战国
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原大墓出土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迁都咸阳。此后143年间，咸阳一直是秦国和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城跨渭河两岸，城市布局采用不对称建筑格局，因地制宜，随形就势，规划合理，规模巨大，荟萃六国建筑艺术精华，号称“天下第一都”。
方形圆孔铜建筑构件、矩形铜建筑构件
秦
西安市长安区小苏村出土
方形铜建筑构件
秦
咸阳市渭城遗址出土
花纹方砖
秦
四兽纹瓦当、云纹瓦当、葵纹瓦当
秦
咸阳市窑店乡出土
公元前230～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继承历代远交近攻的策略，采用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以摧枯拉朽之势，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大一统国家的新局面。
新造戈及铜镦
战国·楚
戈的内部有线刻纹饰，胡部有6字错银鸟篆铭文“新造自命弗戈”，应为战国晚期之物。
错金铜匜
战国
宝鸡市卧龙寺出土
旬阳壶
战国
安康市旬阳县出土
圆口，高领，鼓腹，圈足。腹侧有二铺首衔环，颈饰蕉叶纹，腹部与圈足有六道宽弦纹，弦纹之间饰蟠虺纹带。近口沿刻有篆书 “旬阳重七斤”铭文。此壶重1750克，依自铭所示，每斤合250克。此物虽系酒器，因其有示重铭文，故作为参考衡器，具有一定价值。
石质矛范
战国
榆林市五道河出土
范面有凹槽，为合范时以绑扎、不脱落而刻。范首凹槽为对合标记。从内芯看当为矛范。这种矛范的形制多见于东北、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该石质矛范出土于陕北，或为匈奴文物。
虎钮錞于
战国
安康市出土
多地有出土，包括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是巴文化或楚文化的标志性乐器。
①军旅乐器：錞于在古代主要用于战争，与鼓配合使用，用来调动部队进退和鼓舞军队士气。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即指錞于这类青铜器。
②祭祀用品：巴人崇虎，将錞于钮塑成虎形，表达对于信仰的尊重，后逐渐演变为氏族部落祭祀礼仪中的重器。
整体呈椭圆形，上大下小，下口中空，便于发声。顶部常塑有虎形钮，虎身饰有云朵状纹饰，虎口大张，锋齿毕露，虎尾上卷连盘沿。器壁一般较薄，无其他纹饰。
铜剑、铜镞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一号坑出土
铜剑
春秋
宝鸡市凤翔区八旗屯出土
铜剑
战国延安市安塞出土
错金杜虎符（复制品）
战国
西安市南郊沈家桥村出土
原件收藏于陕博分馆秦汉馆，这件复制品像颗巧克力
蟠螭纹提链铜盉
战国
宝鸡市出土
直口、矮颈、扁球体腹。足部为三立鹰形，盉盖上有环形钮，钮上有大小相次的套环连接在提梁上。
蟠螭纹提梁铜盉
战国
宝鸡市出土
铜钲
战国
安康市旬阳县出土
越式鼎
战国
安康市出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等，既强化了皇权，又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同时，秦王朝在文字、货币、度量衡及法律等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统一措施，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私府两诏量
秦
咸阳市礼泉县南晏村出土
体呈椭圆形，外底面略鼓，口沿下部有一圈突棱，短柄中空，可装把。
器外壁的左右两侧，分别刻着两组内容相同的秦始皇诏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器底部刻有秦二世诏“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重卅（sà）斤”铁权
秦
秦代的衡制是以战国时期秦国的衡制为标准制定的。其衡制为：1石=4钧=120斤，1斤=16两，1两=4锱=24铢。
雕阴鼎
战国
延安市黄龙县出土
秦半两、战国布、战国鼻蚁钱
刀币、圜钱、“郢爱”金版
战国
半两钱铜合范
秦
榆林市绥德县辛店乡邓家楼村出土
钱范是浇铸钱币的模具。面、背范扣合严密，范首浇铸口呈漏斗状，范面并列阴文钱模。钱文规整，字形狭长，笔划字口深峻，粗细均匀。现已发现的半两钱范均为正面单范，合范尤为罕见。
秦始皇不仅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众多影响巨大的无形遗产，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神秘莫测、令人遐想的有形宝库——秦始皇陵。位于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原名丽山，其营造始于秦王赢政登基之初，工程之浩大、气魄之雄伟、埋藏之丰富，开历代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对历代帝王陵寝制度影响深远。
铜车马（复制品）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
石铠甲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陪葬坑出土
陕历博分馆秦汉馆和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展出的是带有石甲胄的石铠甲。
彩绘跪射俑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
文吏俑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
几何纹方砖、云纹瓦当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园遗址出土
脊瓦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园遗址出土
夔龙纹大瓦当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园遗址出土
高48厘米，直径61厘米，共两件（一件藏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为秦代的建筑材料，形状呈大半圆形。当面由连续变形的夔纹构成，形态饱满，造型优美。图案左右对称，回转得体，线条遒劲，华美流畅。
铜罐、铜洗、陶灯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园遗址出土
跽坐陶俑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园遗址出土
青铜天鹅、青铜鸿雁
秦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
以汉都长安、汉家陵阙和典型汉代文物，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汉代繁荣的经济、文化、对外开放与交往，彰显其开放进取、开拓强盛的时代风貌。
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盛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丝路起点的长安城日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中国因此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从长安走向世界。汉都长安、汉家陵阙和大量汉代文物，多方面再现了当时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雄浑博大的文化艺术以及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和使用年限最久的都城。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宫室林立、设施齐全、繁荣开放的汉长安城，不但反映了汉王朝在城市营建以及建筑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全面展示了汉代中华文明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与同时期的罗马遥相呼应，分别是东西方灿烂文明和伟大时代的代表。
汉长安城的修建从公元前202年开始，到汉武帝时才完全建成，前后历时近百年。长安城以宫殿为中心，体现帝王崇高地位和为帝王服务的大型宫殿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主要有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等。
绳纹筒瓦、“长乐未央”瓦当
1965年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四神瓦当
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汉代盛行五行思想学说，四神纹瓦当避邪、镇宅的说法。青龙用于东面屋檐，朱雀用于南面屋檐，白虎用于西面屋檐，玄武用于北面屋檐，有着明确的符号性象征。
鎏金铜锺
西安市长安区出土
直口束颈，鼓腹。在器腹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双耳，圈足。器表通体鎏金，以黑漆绘出图案，颈部饰几何纹，腹部饰卷云纹。
在汉代，壶和锺实际上为同形异名之器，都是用来盛水或酒的容器，不过锺又代表一定的容量。《孟子·告子上》赵注：“锺，量器也。”《说文·金部》“锺，酒器也。”
喇叭群女立俑
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都司空”板瓦残片、“右空”瓦当、“衞（wèi）”字瓦当
绳纹带锥筒瓦
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铁剑、铁戟、铠甲残片
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西安市汉长安城武库出土
“事死如事生”，陵墓作为人死后在另一世界的永久栖宿之处而受到特别重视。西汉皇帝即位之初，即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帝陵主要由高大的墓冢及陵庙、城垣、门阙等雄伟壮丽的地面建筑组成，并随葬大量精美的物品，周围大多有数量不等的功臣贵戚的陪葬墓。西汉帝陵共11座，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位于长安东、南外，其余9座均建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东西横亘百余里，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高安万世”瓦当
“泱茫无垠”瓦当——兴平市茂陵遗址出土
“长陵西神”、“长陵东当”瓦当
咸阳市长陵遗址出土
凤纹空心砖
咸阳市汉阳陵宗庙遗址出土
彩绘扁身男立俑、彩绘扁身俑
西安市灞桥区洪庆出土、西安市鄠邑区黄堆村出土
彩绘女立俑、抱盾男俑
西安市唐家村出土
彩绘步兵俑
咸阳市长陵遗址出土
看这三件俑，脑海里萦绕全是电视剧里头套丝袜的劫匪
着衣式彩绘铠甲武士俑
咸阳市阳陵遗址出土
着衣式彩绘骑兵俑
咸阳市阳陵遗址出土
为了满足帝王的享乐需求，长安城郊外还兴建了众多离宫别苑。其间广布山川林泽，蓄养大量珍禽异兽，栽种各种名花异木。位于长安城南的上林苑，周回200多公里，不仅是中国早、最大的动植物园，而且是中国古代皇家园囿的典范。
“上林荣宫”铜方炉
西安市延兴门村出土
应该是烤肉炉吧，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形炉身，其底部有数条条形镂孔而形同箅子。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炉身亦有四条蹄足安放于承盘之上。
上层炉身的平沿上有四十二字铭文。据此可知，此件铜方炉为弘农宫之物。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被征调至上林荣宫使用。文中并记述，此炉长二尺，宽一尺，重36斤，铸造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铸工名叫常絠。上林宫与弘农宫均为西汉长安城内的皇家宫殿。
“上林”铜鉴
西安市延兴门村出土
铜鉴体量硕大，敛口，鼓腹，圜底，双耳。器外壁口沿下刻铭四行二十九字：“上林铜鉴容五石重百卌（xì）十四斤，阳朔四年五月工李骏造二百卌十枚，第廿四。”鉴主要的功能是盛水和盛冰，也可以沐浴、鉴容。这件铜鉴是研究西汉青铜器铸造业的重要实物资料。
“上林”铜鼎
西安市三桥出土
铜鼎外壁与器盖都刻有铭文，器壁铭文分2段，前段为“上林宣曲宫初元三年受东郡白马宣房观鼎，容五斗重十九斤六两，神爵三年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后段为“第五百一十一”。盖顶三钮间刻有“上林第九”。神爵为汉宣帝年号，神爵三年为公元前59年；初元为汉元帝年号，初元三年为公元前46年。
彩绘跽坐女俑
西安市灞桥区姜村（江村）出土
“棫阳”瓦当、“鼎湖延寿宫”瓦当
“上林农官”瓦当——西安市汉长安城武库出土
文字瓦当是汉代瓦当的大宗。汉代瓦当上的文字，少则1字，多则12字，一般为4字左右。其内容或为吉祥语，或为职官、仓储、宫殿、陵寝、关驿之名，涉及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字体多为篆书，文字促长行短、互为辟就、烂漫多姿，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精品。
“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方砖
西安市六村堡出土
“汉并天下”瓦当
汉初，统治者总结秦王朝多欲暴政、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及时调整统治方略，尊奉黄老“清静无为”的理念，简政宽刑，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社会经济迅速恢复繁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国安邦的黄金时代。
彩绘陶锺、彩绘茧形壶
渭南市蒲城县平路庙马家村出土
彩绘陶钫
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出土
青釉辅首衔环双耳锺
西安市北郊车家堡出土
西汉原始瓷，器形仿青铜锺。该器侈口，高颈，鼓腹，圈足。肩部贴饰对称的铺首衔环耳。肩与腹部饰四组弦纹，肩部两组弦纹之间刻划变体的飞鸟纹。通体褐釉，釉色不均，下腹部露红胎，胎质坚硬。此器造型古拙质朴，端庄大方。纹饰流畅简洁，优美生动，是典型的西汉器物，是汉代瓷器中的珍品。
由于普遍使用铁农具与牛耕，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以及大力推广“代田法”等先进耕作技术，汉代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单位面积还是总产量均大幅度增长。同时，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十分兴盛。
西汉王朝高度重视农业水利建设，在全国有34个大中型灌区，仅在关中地区，就修建了著名的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
红陶陂池
汉中市出土
汉代多在丘陵山地和南方地区因地制宜兴建陂塘堰坝等中小型水利设施，陂池即常见的农田水利设施之一。通常的稻田引水灌溉方式有2种：一种是先从稻田的一边将塘水引入，然后从另一边将水导出并依次引入第二、三块稻田；另一种是先将塘水引入稻田的水沟中，然后从水沟中分别引入每块田中，成为“沟灌”。
陶井
西安市长安区子午镇出土
铁铧
宝鸡市陇县出土
绿釉陶囷、彩绘陶囷
彩绘陶仓
“禾、粟、稻、麦、豆”字陶囷
榆林市横山区黑石克村出土
这组陶囷表面彩绘红、黑、绿彩，装饰有云气纹、“山”字纹等纹饰，线条刚劲流畅，腹部分别墨书“麻”“麦”“白米”“糜米”“黍米”“黍粟”“糜黍”“大豆”“盐”“豉”等字。
《说文·囗部》：“囷，廪之圜者，从禾在囗中。”即囷是一种贮粮设施。在考古发现中，也曾有这种自铭为囷的圆体陶器出土，一般作为陪葬的明器所使用。
瓦当
华阴市华仓遗址出土
鹿纹囷、褐釉鸡盖囷、陶磨
延安市富县出土
釉陶动物
绿釉陶猪
西安市灞桥区洪庆出土
绿釉陶狗
渭南市潼关县、西安市灞桥区洪庆出土
绿釉伏羊尊
汉代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许多方面均领先于世界。凭借雄厚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技，汉代制造出了大量既具有极高实用和审美价值，又显示出极高科技含量的手工业制品。特别是雕琢细腻的玉器、光洁精美的铜镜、绚丽多彩的丝绸，堪称汉代手工业水平的代表。
酱釉绿彩云纹陶尊
瓷锺
琉璃耳杯、玉辟邪、玉卧猪
玉雕卧牛
1972年渭南市蒲城县汉代遗址出土
在一整块呈黑色的玉料上，采用圆雕的技法琢制而成。卧牛微抬头，表情安恬宁静，四腿蜷曲，似在小憩，又似欲起，具有十分强烈的写实感。工匠抓住了卧牛的动态特点，用流畅简洁的线条表现四肢的动态，静中有动。通过对牛的嘴、眼神的细部刻画，生动传神地表现出牛安然的神态和温顺的习性。
玉婵、虎纹韘形玉佩、玉璧
西安市东郊出土、1956年西安市西郊出土
龙纹玉佩
西安市八里村出土
麟趾金、马蹄金
西安市闫家寨出土、西安市鱼化寨出土
汉代黄金货币之一。为纪念汉武帝发现“麒麟”、“天马”和“黄金”等祥瑞而铸造，一般重250克左右，主要用于帝王赏赐和馈赠。
金饼
西安市谭家乡北十里铺村出土
亦称“饼金”，汉代黄金货币之一。金饼呈圆形，实心，一面凸起，另一面凹陷。单枚重约247克，最重的达254.4克，直径为5.6cm~6.5cm，总重达54.5kg，纯度95%。金饼表面有黄、张、马、吉、贝等姓氏戳记，共出土219枚，是汉代金饼数量最大的一次发现。
由于汉初政府对商业采取宽松政策，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首都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城市，均为著名的商业中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代的对外贸易也极为兴盛，长安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会。
金五铢（1）、玉五铢（2）
咸阳市华县出土、宝鸡市出土
半两钱（3）、小五铢钱（5）、剪边“五铢”钱（4）、“布泉”钱（6）、“货布”钱（7）、新莽货币（8）
五铢钱铜范、五铢钱石范
渭南市澄城县坡头铸钱遗址出土、西安市长安区郭杜出土
货泉铜范、货布钱铜范、布泉铜范
半两权钱、铜环权
西安市三殿村出土、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出土
“中私官”铜锺
双鱼铜杅
西安市出土
铜杅中间有“君宜子孙”字样，两侧饰以双鱼图案，而鱼又寓意多子多福。
蒜头扁壶
咸阳市武功县出土
“元兴元年堂狼作”铜洗
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1972年勉县红庙乡东汉墓出土
铜甗
宝鸡市出土
“平都”鼎、“家”鼎
榆林市横山区出土、宝鸡市扶风县出土
彩绘车马纹铜镜
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采用三弦钮和圆纽座设计，镜背施以彩色绘画，红绿相间的色彩使得纹饰更加生动。纹饰多用白色细线勾勒，给人一种精细而美观的感觉。虽然色彩艳丽，但落色较多，晕染较重，又给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感觉。
四乳四虺纹镜、连弧纹镜、连弧星云纹镜
“尚方”镜、“宜子孙”镜、四乳草叶纹镜
汉代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注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种类繁多、新颖独特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具，既体现了汉人的智慧与情趣，更反映了汉代雄浑浪漫、充满活力、富于创造性的社会风貌。而造纸术、地动仪、麻醉术等发明则反映了汉代领先世界的科技文化。
鎏金铜辅首
西安市三桥出土
熊形带钩、虎形带钩、鎏金独角兽银带钩、琵琶形兽首错银带钩
馆藏、安康市旬阳县出土
“位至三公”铜镜
铜虎镇
甬钟
“东昏家”铜灯、铁锤、铜牛灯
馆藏、宝鸡市岐山县李家村出土、1974年1月渭南市崇宁公社丑村大队出土
铁灯、雁足铜灯、铜灯
馆藏、宝鸡市出土、咸阳市礼泉县出土
衣食住行永远都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种类丰富的出土实物，不但直观地再现了汉代人衣食住行的主要方式和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而且也折射出时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追求。
双耳铜鍪（móu）、铜盉
咸阳市兴平县茂陵遗址出土、宝鸡市凤翔县出土
青铜灶具、铜臼及杵
馆藏、咸阳市兴平县出土
染器
咸阳市兴平县出土
陶博山炉
西安市西郊劳动路出土
瓷罍
西安市凤栖原张世安家族墓出土
双口鎏金铭刻铜扁壶
三足铜灯
鎏金铜沐缶
敛口、方唇、束颈、鼓腹、圈足，上腹部两侧设铺首衔环双耳。通体鎏金，纹饰细密，器身以八条银制的倒三角形凹带分成八瓣瓜棱形。
凹带上刻铭文，分别为 “元成家沐缶容六斗六升重卅二斤” ，“容六斗六升” ，“第二” ，“尚浴” 等内容。器盖外缘处还刻有 “太后家重六斤十三两第巳” ，“元成家沐缶盖重七斤”，“太后” 等内容。
“家” 在汉代是尊贵的标志，汉代称家的除皇帝、太后之外， 还有太子公主诸侯王等。此器造型工整，铸造精致，凸显皇家之器的尊贵，是西汉时期鎏金器中少见的精品。
彩绘陶楼
陶楼出土于汉代弘农杨氏家族墓地，是杨氏家族生前住宅的再现。杨氏为汉代弘农郡望族，故陶楼反映出豪强地主奢华的生活及当时豪族势力日益壮大、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
秋神“蓐收”画像石、春神“句芒”画像石
神木市出土、榆林市神木县出土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四方神中，东方神又名句芒、春神，主管草木生长及农业生产，西方神又名蓐收、秋神，主管秋收科藏之事。
车马出行画像石
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汉兵马俑
咸阳市杨家湾出土
再现汉初军阵形式的杨家湾汉代兵马俑坑中，代表作战部队的俑坑共10个，骑兵占了6个，表明西汉初期骑兵在军队编制中已成为主要的作战力量。汉代军队编制及作战形式的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应是向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学习的结果。
汉代科学文化成就辉煌，造纸术、地动仪、麻醉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汉书》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史书的先河；汉赋、乐府诗则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灞桥纸残片
西安市灞桥区出土
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绝大多数纤维呈不规则异向排列，平均纤维长度为1毫米左右。原料主要是大麻纤维，间有少许苎麻，经过切断、蒸煮、舂捣及抄造等处理过程，加工程度较低。因发现于西安东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葬中，故名“灞桥纸”。
鎏金铜尺、铜矩尺、铁棘轮、铜合页
汉中市出土、延安市子长县出土、咸阳市礼泉县出土、咸阳市兴平县茂陵遗址出土
象牙算筹
安康市旬阳县出土
铜方鍑
延安市黄陵县出土、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铜鍑、“官”字双耳铜罐
神木市出土
铜狗、铜鹿
战国至西汉
神木市出土
鹰虎相斗纹铜带饰、马形透雕铜带饰
虎驼相斗纹透雕铜带
西安市长安区细柳出土
铜刺猬
战国至汉
神木市出土
刺猬低头缩颈，躯体隆起呈球形，满身饰锥形棘刺，吻尖耳短，四肢瘦小，立于銎上。
鎏金怪兽纹铜带饰、鎏金马形浮雕铜带饰、金马形饰
西安市三殿村出土、馆藏、榆林市横山区出土
出于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使得古代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同包括罗马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大规模交流。通过丝绸之路，汉王朝在向世界各国展示自己灿烂文明和创造力的同时也以其恢宏的胸襟和开放的气度，大量引进吸收域外各种文化精华，极大地促进了汉文化的繁荣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汉代，汉王朝与匈奴时战时和。西汉初期，对匈奴多采取防御战略。汉武帝时取得大规模反击战争的胜利。汉元帝时，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与汉和亲，匈奴人不断内迁，与汉族逐渐融合。遗存至今的各种动物题材牌饰是匈奴最有代表性的遗物，既表现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亦可见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反映了秦汉时期因国家统一而出现的文化融合趋势。
马踏匈奴
石刻中的马，肌肉结实，躯体剽悍肥壮，腿筋劲健，蹄足抓地，一只前蹄踏倒了一个匈奴士兵。而匈奴人则仰卧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双腿蜷曲作狼狈挣扎状，须发蓬松零乱。
骑马捉俘纹透雕铜带饰
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银虎
战国至西汉（公元前475年～公元9年）
神木市出土
金怪兽（复制品）
战国至西汉
神木市出土
原件收藏于陕历博分馆秦汉馆
双驼纹金牌饰
战国至西汉
西安市北郊龙首村出土
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长安至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中外交流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经由这条道路西运的物品以丝织品影响最大，故名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史学家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行称为“凿空”，汉武帝则以“博望侯”的封号表彰了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伟大功绩。
鎏金铜蚕（复制品）
安康市石泉县出土
原件收藏于陕历博分馆秦汉馆
麻布残片
西安市灞桥区出土
丝绸残片
汉
彩绘陶马
咸阳市兴平县出土
这是一只非常典型的，做工精细的汉代马俑。与常见的唐马比起来，整体看上相对矮壮，马脸修长，眼窝深邃，咬肌发达，如同刀刻出的一般有棱有角。马嘴张开，似乎就是在嘶鸣。挺胸曲颈，显得有些颔首，加上健壮的马颈，由此也显出雄壮威风。臀部浑圆，肌肉发达，显出其壮硕。
马尾巴的束法，与唐马也不同。唐代马俑尾巴经常会束成一个梭镖形状的小啾啾，略朝上翘，汉代马俑的尾巴，则常如通这匹马，束成弯折上翘的柱状，短短扎出一个圆头。周身施“绛红色”彩。
希腊文铅饼
1996年征集
鎏金犀牛
1964年汉长安城遗址出土
铜翼人坐像
鹿形透雕铜带饰
黄釉胡人抱瓶俑
1979年西安市汉城乡郭家村出土
以陕西丰富精美的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的文化遗存及宗教文物，表现了民族大融合、佛教东渐以及文化艺术的繁荣与特征。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各少数民族在北方角逐、内徙、冲突、融合，在陕西建都。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在交流和互补中共同进步。丝绸之路依然繁荣。佛教东渐，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三国时期（公元220年﹣公元280年），陕西一直处于魏蜀的军事争夺之中，曹操占有关中，刘备占有汉中。岐山、汉中等地留有许多当年的遗物和遗迹。
铜蒺藜、“正始三年”铜弩机
三国（公元220年～公元280年）
汉中市出土、馆藏
隶书戳记绳纹墓砖
十六国·前秦（公元351年～公元394年）
西安市户县郝家庄出土
陶楼
西晋短暂统一后的130多年间，入主中原的5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过十多个政权，史称“十六国”。其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十六国中的前赵、前秦、后秦、大夏，以及南北朝的西魏、北周政权先后在陕西建都。这是一个与前朝后代迥异的时期，文化风貌别具特色。
持盾武士俑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
彩绘持盾武士俑
北魏（公元前386年～公元534年）
西安市三桥出土
彩绘胡人持盾武士俑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西安市长安区赵超宗墓出土
彩绘武士俑、持盾武士俑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土
贴金彩绘持盾武士俑
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81年）
2009年征集
骑马武士俑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
彩绘甲马武士俑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1953年西安市草场坡出土
“魏率善氐仟长”印
三国（公元220年～公元280年）
1991年岐山县博物馆调拨
羌是居住在我国西北部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汉末群雄争霸，西北诸羌乘机叛乱，曹魏政权对叛乱者，坚决镇压，对归降者则极力抚柔，所颁发的羌印多有“率善”称誉。西晋末年至东晋，北方少数民族趁天下大乱，纷起争雄，自称王侯者屡见不鲜，晋室衰微无力征讨，只好给予虚名以示抚柔。其中仍有部分羌族首领归附晋朝，因此晋羌印遗存较多，金印仅见于王侯印。
“升平十三年”错金泥筩（tǒng）
十六朝·前凉（公元320年～公元376年）
此筩制造于升平十三年（公元369年），制作精致，形制特异，用来盛装封泥。据铭文来看，此筩应为前凉帝王宫中新用之物，外壁装饰的错金龙虎纹带有汉代风格，缠枝装饰则显示出早期西方艺术对姑臧（前凉都城，今甘肃武威）的影响。前凉被前秦所灭之后，此筩应是随其所有者一同被转移到了长安。
这件器物系铜铸，呈竹筒状，下有三马蹄形短足，外饰错金龙虎纹，中有三小圆耳，盖已丢失。器底有错金铭文四十七字。下图来自网络。
铭文记载有该器器名、制造地点、时间、部门、监工官员、错金匠及铸造匠的名字。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西魏（公元535年一公元556年）
1981年安康市旬阳县城东门外出土
此印为西魏名将独孤信之印。印用煤精制成，呈球体8棱26面，其中14面镌刻有印文，分别为“臣信上疏”“臣信上章”“臣信上表”“臣信启事”“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国之印”“独孤信白书”“信白牋”“信启事”“耶敕”“令”“密”。14面印文用途各异，分为公文用印、上书用印和书简用印，是研究北朝印玺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关中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内徙的主要聚居地。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各民族碰撞并融合，创造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此时，丝绸之路依然畅通。
男弓囊俑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西安市草场坡出土
发辫俑、风帽俑、小冠俑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咸阳市出土
彩绘武吏俑、男立俑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1977年汉中市崔家营出土
自东汉中叶之后，朝廷常以招引或强制的方式，将边疆各族内迁，以便实施控制管理并增加兵源和劳动力。到了西晋时，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大量胡族与汉族杂居，促成民族大融合，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排：
仪仗俑、部曲俑、徒附俑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
安康市出土
后排：
彩绘横髻女坐俑、彩绘横髻女立俑、双环髻女俑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
1982年安康市长岭出土
跪起骆驼
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
2009年征集
骆驼俑生动地展现了骆驼起身的瞬间，后腿刚登直，前腿还屈着跪在地上。其雄赳赳的气势、厚密的驼毛以及驮囊和鞍鞯的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无论是腿部肌肉的轮廓还是蹄子的形状，都如同标本般写实，让人感受到工匠们的匠心独运。
载阮骆驼、载丝骆驼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2009年征集、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
西安北郊发现了北周时期粟特人安伽、史君、康业及罽（jì）宾人李诞的墓，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陕西境内，有不少中亚等地区的外国人长期居住，甚至担任官职，并最终长眠于此。
♦安伽墓位于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约300米处。墓主安伽是出身粟特贵族的北周同州萨保，负责管理入华贸易的中亚胡商及袄教事务，居住并葬于长安。
1️⃣彩绘贴金安伽墓石门
石质墓门高2.24、宽1.46米，由门额、门楣、门框、门扉、门礅及门限组成，其中门额、门楣及门框刻有图案。
门楣中部线刻兽头，两侧线刻缠枝葡萄并以贴金连弧纹做兽须。左右门框线刻缠枝葡萄并饰贴金连弧纹。门墩上各有一蹲狮，均张口露齿，颈刻卷毛。
门额半圆形，高66、宽128厘米，正面减地刻绘祆教祭祀图案。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骆驼站立于覆莲座上，背驮仰覆莲上承圆盘，盘内置薪火，火焰升腾。火坛左右上方分别刻对称的伎乐飞天，头戴花冠，跣足，飘带飞扬，右侧者弹奏曲颈琵琶，左侧者抚弄箜篌。飞天下方各有一人身鹰足的祭祀，卷发，深目，高鼻，络腮胡须，似戴口罩，胁下生双翼，长尾上扬，双手持神杖伸向供案。
案为三足，涂黑色，上置瓶、叵罗、盘等器皿，瓶内插莲花等吉祥花叶。高瓶贴金，其他器皿涂白，花叶贴金或涂绿彩。左右侧下角各跪一人，左侧者披发，身着圆领紧身衣，腰束带，左手置于贴金熏炉上；右侧者卷发，头戴虚帽，身着翻领紧身衣，右手置于熏炉上，左手持一方形物。画面阴刻部分涂红彩。
2️⃣彩绘贴金安伽墓围屏石榻
北周时期石质葬具，由围屏、榻板和榻腿3部分构成。围屏内侧刻绘减地浅浮雕贴金图案56幅，题材主要表现墓主人安伽生前出行、宴饮、狩猎、娱乐等场面，画中人物多为胡人。此榻雕刻精细，彩绘贴金，题材丰富，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车马出行图、狩猎图及野宴图。
乐舞图、宴饮狩猎图、居家宴饮图
民族友好交往图、野宴商旅图、居家宴饮舞蹈图
狩猎图、宴饮舞蹈图、出行图
榻板正前方及左右两侧减地刻绘动物头像图案。主要有狮、鹰、牛、猪、龙、鸡、象、马、犀牛等。榻腿前面线刻基本相似的图案，皆兽头人身，毛发耸立，圆睁双眼，张口露獠牙，一足着地，一足抬起，作承托石榻状。
民族融合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精美的手工业品、雄强刚健的“魏碑”书体、神采各异的乐舞俑等。这一时期在雕塑、书法、音乐、舞蹈诸方面的成就，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青瓷盂、青瓷唾盂
西晋（公元266年～公元316年）
宝鸡市出土、馆藏
青瓷狮形烛台
南朝（公元425年～公元589年）
安康市旬阳县出土
青瓷四系罐、青瓷天鸡壶、青瓷六系罐
西晋（公元266年～公元316年）
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
西安市、安康市出土
陶如来造像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西安市出土
汉白玉佛菩萨三尊造像
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
释迦佛造像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佛菩萨三尊铜造像
东魏（公元534年～公元550年）
鎏金佛菩萨三尊铜造像
东魏（公元534年～公元550年）
“神平三年”鎏金弥勒像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西安市西郊出土
十字形高髻女俑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1953年西安市草场坡出土
陶乐俑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1958年西安市三桥出土
骑马吹号俑、骑马击鼓俑
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
西安市草场坡出土
坐姿女陶俑、陶骑马乐俑（击鼓、吹号角、吹排箫）
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
2001年咸阳市平陵M1号墓出土
骑马吹奏俑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1984年咸阳市胡家沟侯义墓出土
彩绘骑马俑
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
彩绘人面镇墓兽（12）
西魏（公元535年～公元556年）
1977年汉中市崔家营出土
彩绘陶牛车
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
2001年咸阳市平陵M1号墓出土
独角兽
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81年）
1952年征集
镇墓兽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
北周佛造像
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
西安市窦家村出土
北周时代长安地区形成了表现地域特征的新的佛像风格，特征为造型敦厚简练，形体健壮饱满，腹部挺鼓，内髻低平。
该尊佛造像属西安博物院馆藏，西安博物院有一个造像艺术专题陈列厅，主要以石刻造像为主、金铜造像为辅介绍长安佛教的基本情况。
通过隋唐时代典型遗存，展示了中国古代最鼎盛时期的文化风貌，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长安，和沟通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以及隋唐文化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而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阶段，国都长安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通过繁盛的丝路，中国与世界广泛交往，隋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这一时期的陕西文物反映出大唐盛世文化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辉煌成就和时代风采。
唐长安城布局呈中轴对称，都城北部正中设置宫城，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宫城、皇城与外廓城有着严格的区域与功能划分，发展和完善了曹魏以来的城市布局，开创了一代都城的新制。11条南北向大街和 14条东西向大街将外廓城划分成棋盘式格局，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范，对当时东亚及中国后世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长安城含光门遗址模型
含光门是唐长安城皇城南面由东向西第三个门。始建于隋初，唐代重修。有3个门洞，上建楼观，北通宫城广运门，南有大街直通郭城南墙内街。唐末中西两门洞被堵封，后被包砌在明代西安城南墙之内。1984年修葺城墙时被发现，经清理发掘并妥善保护，供人们参观。
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复原图
明德门是唐长安城郭城南面正中的城门。初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唐代沿用。城门墩台基址平面呈长方形，黄土版筑，外砌包砖，共5条木构架“过梁式”门道，上部建有高大的门楼。城门内东西两侧有上城楼的马道（即慢道）。城门外侧设有壕沟一道、石龟一个及东西相对的房址等。
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模型
含元殿为大明宫正殿，是唐代皇帝听政及举行外朝大典活动的场所。自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始建至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被烧毁，前后共使用220余年。大殿台基共3层，殿堂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40米，面宽11间，进深4间，殿前有70米长的龙尾道，供皇帝及百官登殿，坡道东侧有翔鸾阁，西侧有栖凤阁，均以飞廊与正殿连接。
鎏金辅首
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
鎏金铜锁
2001年4月征集
鎏金银锁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三彩院落
1959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出土
长方形两进院落，中轴线对称布局，中轴线上有大门、四角覆尖亭、悬山式前堂、假山水池、八角攒尖顶亭子和出檐深远、殿宇舒展的歇山式后寝，两侧是进深较浅的廊房。
这套唐代三彩院落模型雕栏画栋，制作精美，是唐代贵族豪华宅邸的缩影，也是研究唐代民居建筑的极好材料。
莲花纹石柱础
1998年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出土
唐代的十八座帝陵，以长安为中心，呈扇面状分布于关中渭河北岸的平原和山梁上，蔚为壮观。唐代帝陵大多因山为陵，其严格的制度、严谨的布局、完整的结构、宏大的规模，集中体现出大唐王朝的恢弘气魄，为世界陵墓史上的奇观，也对后世的帝陵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兽纹砖
咸阳市礼泉县昭陵献殿遗址出土
彩绘跪拜女俑
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三彩牵马俑及三彩马
渭南市富平县节愍太子墓出土
♦唐贞顺皇后敬陵石椁（局部展出）
贞顺皇后武氏（公元699年～公元737年），又称武惠妃，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死后追赐为贞顺皇后，葬于敬陵。
陵内由31块青石构件组成的面阔3间、进深2间的庑殿式仿木结构建筑式石椁内外遍布珍禽瑞兽、花草树木、仕女人物等图案。尤其是椁板内壁雕刻的21位仕女，身姿丰腴婀娜，服饰飘逸华丽，面妆浓艳娇媚，生动地再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和华美境界。敬陵石椁为已发现唐代体积最大、彩绘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石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2004至2005年间，贞顺皇后敬陵被盗，石椁也被贩卖出境，流失海外数年。后经西安市公安局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合作，终于在2010年4月成功将其从美国追回。
《仕女图》石椁内壁彩绘线刻画
贞顺皇后石椁线刻仕女图（内外）
西安市唐贞顺皇后敬陵遗址出土
红衣男装仕女图壁画
西安市唐贞顺皇后敬陵遗址出土
高髻持如意仕女图壁画
西安市唐贞顺皇后敬陵遗址出土
隋唐时期农业持续上升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大量增长，水利设施完备。曲辕犁、高转筒水车等新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农业的发展，使得“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畜牧业种类较多，发展很快。西北大片草原被辟为牧场，高宗时养马达 70余万匹，标志着唐代畜牧业的兴旺发达。
三彩低头马、三彩仰头马
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黄釉猪、彩绘釉陶子母猪
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
彩绘陶马、彩绘马
西安市郊区出土
唐代的农牧业十分发达，特别是养马业最为兴盛。马在唐代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边赛沙场、生产劳动、游乐出行、商业交通都离不开马。突厥、龟兹、于阗、大食等国进贡的宝马，唐朝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精心养驯。到公元7世纪中叶，高宗麟德年间仅官方养马就达70余万匹，这是古代国家养马的最高数字。
隋唐手工业是中国古代手工制造业的一个高峰。随着市场和需求的扩大，官营、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使手工制造技术较前代有了显著的提高，产量有了明显增加。大量制作精美的丝绸、金银器、三彩器、瓷器和铜镜，展现了隋唐手工制造业高超的技术水平。
唐代是我国丝绸生产的高峰期，丝绸产地分布辽阔，桑蚕丝绸业郡县相连。丝绸产量大、品种多、质量高，出现“十亩百数五匹绢”“家有绫机五百张”的局面。绢帛在全国赋税收入中约占1/3的比例。
丝绸（印花纱、素纱）
丝绸（条纹提花锦）
丝绸（小团花纹锦、动物纹锦）
丝绸（提花绫、素纱）
丝绸（纱绢）
唐代铜镜以题材新颖、纹饰华美著称，造型除传统圆形外，还出现了新颖的菱花形、葵花形、方形等。镜背纹饰有瑞兽、葡萄、鸾鸟、花草、神仙人物故事、八卦等，生动活泼、富丽堂皇，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铸造工艺上，除采用高浮雕式和浅浮雕式铸法外，还出现了螺钿嵌、金银平脱、贴金贴银等特殊工艺。
三彩梳妆女坐俑
1955年西安市东郊王家坟90号墓出土
女俑坐在束腰形座墩上，左手握铜镜（已残），右手似正往额上贴饰“花黄”。简单的动作、简洁的造型，将一位举止优雅，衣华丽的唐代女子刻画得淋漓尽致，形象展示了唐人使用铜镜的情形。
这件陶俑所穿着的服装为唐代经典款式——襦裙装，即上身着短襦，下身搭配曳地的长裙，一条长长的帔帛加以点缀，足配云头丝履或精编单履，一身好看的襦裙装便基本穿搭完毕。
白居易在诗中这样写过：“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三彩梳妆女坐俑所穿着的白色柿蒂纹绿色百褶裙便是如此。
持镜女俑
持镜女俑
♦隋唐铜镜分期：
1️⃣隋到唐高宗时期
这一阶段的铜镜风格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纹饰布局较为规范化、样板化。流行的镜类包括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和团花镜等。形状多为圆形，主题纹饰为灵异瑞兽为主，具有辟邪求祥的意义。
四神十二生肖镜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1956年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
镜背内区装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外区纹饰分为12格，每格各置代表十二时辰的生肖动物图案，是隋唐之际广泛流行的典型铜镜，具有避邪祈福之意。
四神“仁寿”镜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1978年咸阳市永寿县
瑞兽葡萄镜
汉中市西乡县出土
瑞兽葡萄镜是唐代新出现并最有影响的镜类之一，流行于唐高宗、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时期。镜背纹饰高浮雕，形态各异的瑞兽穿梭嬉戏在葡萄藤间，充满了生气。瑞兽是以狮子为原形，经过艺术再创作的特别形象。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它茂密的果实象征着“多子多福”。这类铜镜将来自西方的葡萄、瑞兽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故被誉为“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
2️⃣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
这一阶段是隋唐铜镜的鼎盛时期。铜镜的题材和工艺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流行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雀绕花枝镜、对鸟镜、瑞花镜和人物镜。纹饰从瑞兽向花鸟过渡，形式上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等。铜镜的铭文特别是圈带铭文逐渐消失，体现了铜镜艺术的奔放和活泼。
嵌银瑞兽纹菱花镜
1955年西安市出土
四鸾衔绶纹金银平脱镜
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金银平脱是唐代器物装饰的一种方法，其工艺流程是把金银箔纹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髹（xiū）漆打磨，使纹片与漆面平齐，突显出漆地上的金银图案，以取得华丽夺目的艺术效果。此镜以4只口衔绶带、昂首展翅的鸾鸟为主题纹饰，四周以金丝同心结环绕，贴饰花叶形银片。鸾鸟自古被认为是带来幸福的吉祥鸟，“绶”与“寿”谐音，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题。
双鸾衔枝纹镜
西安市鄠邑区出土
真子飞霜纹铜镜
镜身为八出葵花形，龟钮，素缘。镜钮的下方有水池，池中伸出一枝硕大的荷叶，叶中伏卧一龟，龟身与荷叶形成钮和钮座；钮的上方为云绕山峦及太阳纹；钮的左侧饰一片竹林，林前有一人端坐，为弹琴状；钮右有一鸾凤振翅翘尾，似在树下闻琴起舞。镜的外区有一圈铭文：“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名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
3️⃣唐德宗至晚唐五代时期
这一阶段社会动荡，铜镜艺术也走向衰退。流行的镜类包括八卦镜、卍字镜和瑞花镜。纹饰中出现了许多宗教寓意的图案，如八卦纹和万字纹。形式上出现了亞字形、圆形镜为多。这一时期的铜镜风格标志着唐代铜镜从造型到主题花纹的根本性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文化的转变。
有机会去大唐青铜镜博物馆仔细参观一下。
唐代金银器按用途可分为饮食器、杂器、药具等大类。器型多种多样，纹饰以鸟兽、花草、人物故事为主。制作手法有模冲、钣金、浇铸、切削、抛光、铆接、鎏金、锤揲、錾刻等，许多器物都是综合运用多种工艺制作而成。早期金银器具有浓厚的波斯萨珊风格，之后，从器型到纹饰都逐渐中国化。
鎏金翼马纹银饰片
2010年征集
通体银质，锤揲成形。主体纹饰鎏金，为一对相向飞腾、雄壮矫健的翼马。辅助纹饰为云气化的忍冬纹。翼马也称天马或飞龙马，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瑞兽。这件饰片造型华丽、制作精美，具有典型的盛唐风格。
镂空金蝉
2009年征集
整器用黄金制成，作仿生蝉形。蝉的眼睛由琉璃镶嵌，蝉身及羽翼镂空呈羽状纹。整个器物及纹饰轮廓由细小的连珠组成，工艺精湛，实属罕见，为迄今仅见的唐代蝉形艺术精品。
金杯坯
1965年西安市南郊白庙村出土
这件金杯坯出土于唐长安城延康坊内，与出土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兴化坊仅一街之隔，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金杯半成品和金条原料。推测此处应仅一街之隔，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金杯半成品和条原料。推测此处应是居住于延康坊内的王公贵族的私人金银器制造作坊，为了解唐代金银器制造业提供了新的线索。
鎏金线刻萱草纹银盒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银盒盖面有刻划的细线条构图，外圈为水波纹带，内心为大叶萱草，纹饰上有薄薄的鎏金层，为尚未完工的半成品。从此盒可见，唐代金银器的鎏金工序是先线刻纹饰草样，然后鎏金，再正式錾刻花纹，对我们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纹饰錾刻及鎏金等制作工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鎏金缠枝花纹银盒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银盒是唐代最常见的金银器皿，用途广泛，一般形体较大的用于盛放各种药物、茶、香料等、形体较小的则主要用于盛放女性使用的化妆品。
鸳鸯衔绶纹银盒
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29号墓出土
鎏金铁芯铜龙
1975年西安市南郊草场坡出土
看这腾飞天宇的造型在一众龙形文物中一骑绝尘。飞龙更是集齐了铁、铜、金三种材质铁铸内心，铁上包铜，铜上鎏金在唐代金属铸造工艺品中十分罕见。
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
西安市韩森寨电车二场出土
鎏金蔓草花鸟纹高足银杯
西安市韩森寨电车二场出土
唐代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大批西域香料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香囊成为唐代贵族妇女的流行饰物。
镂空缠枝纹银香囊
2008年征集
共两件，另一件在大唐遗宝展厅展出
这件镂空银香囊顶部设有环链和挂钩，熏球分内外两层，外壳镂空缠枝花鸟纹，内层用轴心相互垂直的平衡环支撑一个小香盂，以圆环转轴和香盂的彼此制约，使香盂始终保持水平，所盛香料不会倾覆。
这件1000多年前的香囊装置原理与近代用于航海、航空的陀螺仪原理相同，其设计之科学巧妙，体现了古代中国发达的科技与工艺水平，令人叹绝。
金银器皿壁面锤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西方金银器和金银工匠进入东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唐代金银器皿在吸收异城风格的过程中加入中国传统美学元素，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鸳鸯莲瓣纹金碗（🎈镇馆之宝）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造型饱满庄重，纹饰华丽流畅，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
共两件，另一件也在大唐遗宝展厅展出
摩羯纹金长杯
1981年西安市太乙路出土
金杯为四瓣海棠形，内底中心装饰摩羯戏宝珠形象。摩羯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龙头鱼身的动物，被认为是生命之本、河水之精，常见于古印度雕塑和绘画艺术中，寺院建筑上尤其多见，随佛教东进传入中国，在唐代被广泛地用于金银器的装饰。唐代金银器上的摩羯躯体更为复杂，形象也更加神异，有的作追鱼状，有的作戏宝珠状。这件金杯应是中国工匠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赤金盆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金盆就是唐代皇官内常用的洗漱器具。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宫中要举行隆重的洗儿会，用金盆为皇子（女）洗身。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作洗儿盆或浴盆。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两件唐代金盆，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彩陶。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铅釉助溶剂的流动，多种颜色交流融合，呈现出浓淡层次，错综复杂，绚丽多彩，以黄、绿、蓝三种颜色为主，俗称“唐三彩”，是唐代制陶业的一项杰出成就。它的出现和发展与唐代厚葬风气有直接关系，多用于陪葬，少部分用于建筑和生活陈设。
♦唐三彩烧制工序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是采用二次烧制方法。第一次在1150℃下素烧，上釉后又在900℃左右的温度下二次烧制。由于釉料中含铅，铅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温度之内釉色会下滑，互相侵润、互相融合，从而呈现出斑驳淋漓、千变万化的装饰效果。
选料➡️制坯➡️烧坯➡️挂釉➡️烧釉➡️开相
三彩三花马
1972年成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三花”是指马鬃经精心修剪后形成三缕堞垛（即城墙上像齿状的矮墙）状的鬃毛。用“三花”来装饰马，是唐代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也是良马和等级的体现。唐太宗陵前的“明陵六骏”，马鬃都被修饰成三花的样子。在唐代绘画和雕塑中，三花马也屡见不鲜。
三彩马
三彩象首杯
1957年西安市南郊唐墓出土
三彩龙首杯没见到，可能“出差”去了
三彩狮子
1955年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出土
这件三彩狮子的造型极为生动，只见这只小狮子蹲坐在施褐釉的方形墩台上，耳朵向后贴在发髻上，前肢力挺，右后肢前伸抬起含在嘴里，仿佛在整理毛发，造型生动活泼、自然可爱，妙趣横生。
黄色、绿色、白色的釉料为狮子增添了丰富的视觉元素，充满生活气息的动作让狮子的形象更加动感。
三彩牛车
1960年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文昌阁附近唐墓出土
三彩束腰盘
1973年渭南市富平县李凤墓出土
三彩碗
1960年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这件三彩碗，敞口、圆唇、深腹、圈足。它胎质洁白细腻，轮制而成，造型规整而别致，纹饰优美，色泽绚丽，制作十分精湛。
三彩七星盘
1999年西安市东郊热电厂出土
三彩盘
1960年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三彩四系罐、三彩罐
1974年2月西安市西郊枣园金家堡金声交、西安市西郊三桥附近出土
三彩花盆
1960年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三彩四孝塔式罐
1970年咸阳市契宓明墓出土
三彩四孝塔式罐仿舍利塔制作而成，为初唐至盛唐时器物，是俗家孝子在佛教的影响下追念祖先、以示孝心的体现。罐体腹部贴塑“董永卖身葬父”“曾子抚琴悦父”“郭巨埋儿养母”“曾子汲水济母”四组人物故事，并刻有相应题记。该罐主题选取的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孝子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树立的至孝榜样，表现出唐人对孝道的重视。
唐代是我国陶瓷业大发展时期。唐中期以后盛行饮茶之风，故瓷类茶具需求量增加，加之对外贸易中瓷器占有重要地位，促使唐代瓷器手工业得到充分发展。其时，河北邢窑的白瓷与浙江越窑的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故有“南青北白”之说。
白瓷双龙柄执壶
唐代资器在实用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造型别致的新器型。此壶即是唐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式样，它在鸡首壶的基础上吸收外来胡瓶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瓷器艺术的表现力。胡瓶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多为金属制品，隋及唐初盛行的这种瓷器造型，显示了中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情况。
白瓷四系罐、白瓷“翰林”盖罐、青瓷四系罐
西安市韩森寨唐段伯阳墓出土
1956年西安市未央区枣园南岭出土
西安市韩森寨出土
秘色瓷碗、秘色瓷五曲花口盘
1987年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
五曲花瓣口，胎体较薄，釉色均匀湿润，光滑如玉，外壁存能结有意大的装饰印痕，此瓷发现于法门寺地宫。揭开了千古之谜“秘色瓷”的神秘面纱。其绝妙的烧制技术、堪称古瓷之珍。
绞胎指用白、褐两色陶土绞揉制坯、使胎体呈现落叶流水般的自然纹理，施透明釉烧制，是唐代始创的陶瓷装饰工艺。绞胎器与唐三彩同属低温釉陶，其别具一格的纹理之美，充分体现了我国陶瓷艺术的民族气息和独特风格。由于绞胎器的制作费工费时，操作难度大，且成品率低，故其产量和品类稀少，极为珍贵。
绞胎贴面水盂
咸阳市杨谏臣墓出土
高5.5厘米，口径3.5厘米。水盂呈扁圆形，小口内敛，鼓腹，小平底。内壁露白胎，胎质坚硬细密，外壁呈现深浅不同的褐色木纹，纹路自然清晰。
绞胎罐、绞胎三足罐
榆林市清涧县出土、馆藏
黑釉凤首壶、黑釉瓜棱形执壶
1955年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1984年铜川市黄堡窑遗址出土
隋唐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市”的普遍设立，标志着商业的迅速发展。长安城中的东市和西市聚集了四方财物和各地商人，是国际性的商品交易中心。唐代赋税制由租庸调法变为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商业税收的出现，则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宣徽酒坊”银酒注
1979年西安市鱼化寨南二府庄出土
“注子”或称“注壶”，出现在中唐时期，后逐渐流行，用于饮酒和饮茶。其造型融合了中西亚带把胡瓶和中国原有注挹器皿的特点，它的出现替代了以前用长柄勺从壶或罐中舀酒人杯的传统，从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代的饮酒方式。
“宣徽”指唐代的宣徽院，由宦官管理，负责郊祀、宴飨、供帐等、带有“宣徽酒坊”铭文的器物当为官徽院或宫延宴飨时所使用的器物。外底錾刻的“字字号”“地字号”代表银碗、银酒注在整套器物中的编号。
“宣徽酒坊”银碗
1958年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背阴村出土
提梁银茶笼
2011年征集
此笼是盛放茶叶的器皿。笼子由盖、提梁、笼体3部分组成，皆用银丝编结而成，为唐代典型器物，十分罕见。至今仅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一件金银丝提梁茶笼与此类似。
银则
1958年西安市后村出土，农业社交
六棱提梁银罐
2008年征集
♦金、银开元通宝都是仿照铜质开元通宝铸造的，并不作流通货币使用，而是作为皇室贵族游戏、厌胜，或是皇帝赏赐臣属所用之物。文献记载，唐玄宗常常在长安城大内的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属，并向楼下抛洒金银钱以作赏赐，形成有名的金钱会。
金开元通宝、银开元通宝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隋五铢、开元通宝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1981年陈尊祥捐、馆藏
三彩钱柜
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唐墓出土
洊安庸调银饼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天宝窟课银铤、岭南道税商银铤、贺东银铤、“建中二年减判银课”银铤
西安市南郊出土、西安市南小巷出土、西安市蓝田县出土、馆藏
隋唐时期的服装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4种。前3种属礼服，沿袭传统的汉族服装，常服则是在北方及西域少数民族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唐代有关服色、纹样、佩饰的种种规定，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新颖华丽、丰富多彩的隋唐服饰，对周围邻国及后代服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彩绘釉陶贴金文吏俑、武官俑
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
文官俑头戴进德冠、上身穿红色阔袖短袍，外罩桶裆，下穿乳白色长裤，足蹬黑色如意云头履，双手合抱胸前，似持笏板，文雅含蓄而不失威严。
武宫俑头戴兜鍪，护耳垂肩，身着明光铠，肩披绿色披膊，腰带以下着膝裙，绿地宝相花战裙长垂至靴面，右臂前屈握拳，似持长柄武器，左臂下垂微屈，似握佩剑。
此俑不同于一般釉陶，其烧制工艺可看作唐三彩的前身。因其以绘画方式作为装饰手法，敷彩、描画、贴金等装饰彩绘工艺复杂繁难，在三彩器出现后就不再生产，故此类彩绘釉陶俑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郑仁泰墓共出土两对，另一对收藏于国博。
彩绘女立俑
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盛唐开始，妇女服装一改“尚窄”之风，由紧身胡服逐渐向宽松肥大的方向发展，并以宽大的衣裙和艳妆丰腴的躯体为美。这种艳丽丰肥之风在官延及贵族妇女中一出现，便立刻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在唐代仕女图及唐墓壁画中，都能看到像上图女俑一般丰腴健康、神态间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和娴雅韵味的盛磨女性形象。
彩绘抱婴女立俑
西安市长安区杜曲出土
三彩女立俑
1955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出土
面庞丰润，红唇微启，娟秀的双眼微眯，下颌微抬，以优美的角度向上仰视。
甜美的微笑中似乎充满着对生活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遐想。站姿优雅，身段袅袅婷婷，穿落地长裙，轻薄的衣裙与丰腴肥美的体态完美结合在一起，衣裙自然流畅的丝绸质感和优美的曲线条，充分体现出唐代女性的柔美、端庄、矜持、风雅和高贵。
唐朝是一个宽容开放的时代，妇女摆脱了礼教的羁绊，可以经常外出，而且穿着、婚姻、表达感情都甚少受限制。尤其是中唐以后，妇女出门不再坐轿，而是扬鞭策马在街市穿行。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骑马女俑形象，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实写照。
彩绘帷帽女骑俑
咸阳市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
彩绘釉陶戴笠帽女俟俑
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
女着男装是是盛唐初期社会流行的一大时尚，一些皇亲贵族女性日常以女着男装的形象出现于公众场合。（3）女俑身穿当时宦官男子的常服，柳眉细目，小口红唇，薄施粉黛，于秀美俏丽中尽显洒脱。
三彩捧方函男装女俑（3）、彩绘戴帷帽女立俑（4）
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西安市郊区出土
彩绘捧物女立俑
西安市裴氏小娘子墓、韩森寨唐墓出土
彩绘女立俑
西安市高楼村唐墓出土
彩绘文官俑
馆藏
三彩文官俑
1984年西安市西郊胶合板厂出土
象牙带钩、象牙笏板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1982年西安市东郊郭家湾罗达墓出土
带钩在古代用于扣披束腰革带或钩挂佩物，材质多为青铜，也有金、银、玉、象牙等，以象牙带钩比较少见。
白玉伎乐纹带板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玉带是指镶缀有玉片的腰带，由带扣、带銙、带鞓（tīng）和䤩(chá）尾组成。带扣和䤩尾位于腰带两端，类似于现在的皮带扣和皮带尾都装饰，带鞓指皮质的腰帶，带銙也称带板，镶缓在鞓上，形状有方形、半圆形等，有的带銙上还有孔或附环用来悬挫物品。
团花鎏金金铜带板
西安市韦洵墓出土
水晶串珠、玛瑙串珠
玉佩、云头梯形玉佩、玉璧形佩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1988年咸阳市底张湾隋王士良墓出土
组玉佩
西安市长安区刘智墓出土
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服饰，在腰部以下的装饰品主要是玉佩和绶，男女均可佩戴，并以玉佩所使用的玉料和绶的尺寸、质地、颜色不同区别等级高低。
彩绘贴金武士俑
征集
彩绘男立俑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渭南市潼关县税村隋墓出土
黄釉武士俑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铜川市出土
彩绘贴金甲马骑兵俑
咸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鎏金铜兽首铰链玉臂环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镶宝石金耳饰、金头饰
西安市咸阳机场贺若氏墓出土
♦唐代妇女流行高智，发式多样，注重头部装饰。特别是开元、天宝以后，由于命妇花钗、官服制度的确立，妇女头饰更加繁复。髻上插梳，露出精致的梳背，就是一种特别流行的饰发之风。“独把象牙梳插头”“镂玉梳斜云鬓腻”等句，不但反映出唐代妇女插梳风尚之盛，也说明了插梳材质之丰富。
双鹊戏荷纹金熟背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贺若氏墓出土
♦唐代金银器中体量较小的盒子主要用于盛放化妆品，有些出土时盒内还发现有脂粉的痕迹。唐代每逢腊日，皇帝要将进贡的香膏、胭脂等化妆品盛放在金银盒中赏赐臣下。此外，唐代还有各种玉、滑石、陶瓷制成的粉盒，材质多样，精美小巧。
鎏金鹦鹉纹云头形银粉盒（左）
鎏金鹦鹉卷草纹云头形银粉盒（右）
馆藏、西安市蓝田县杨家沟窖藏出土
六曲漆盒（21）、银平脱双鹿纹方形漆盒（22）
2000年西安市南郊曲江乡出土
宝相花纹滑石盒（23）
2009年征集
滑石兔（24）、折枝团花纹滑石盒（25）
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云曲纹（27）
馆藏
三彩粉盒
西安市韩森寨、王家坟出土
三彩投壶
咸阳市礼泉县李贞墓出土
三彩埙
西安市南郊出土
铜钹、铜锣
馆藏
骰子、白围棋子
宝鸡市凤翔县棉织厂唐墓出土、馆藏
琉璃双陆子、玛瑙双陆子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西安市东郊长乐路隋舍利墓出土
这组棋子应当为古代一种赌博游戏双陆的用子。双陆起源于印度，曹魏时期经西域传入中原，盛于南北朝至宋、元时期，明清两代逐渐衰落，近代失传。行棋方法及取胜结果与现代跳棋有些相似。
席地而坐是先秦两汉时期古人生活起居的显著特点。当时普遍使用的床、榻、几、案等都很低，床、榻铺席后，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还要在其四隅置镇，以符合礼仪的规定。。孔子云“席不正不坐”。起初的席镇，只是没有任何雕琢的石块，它与席子搭配成为服务古人起居生活的重要物质载体。随着当时上层阶级物质生活的满足，除了实用功能之外，古人追求的席镇则更加精美，并承担着彰显财力、标榜身份的作用。
鎏金刻花铜羊镇、异兽形汉白玉镇
西安市红庙坡出土、西安航空学院出土
羊镇羊的形象逼真、神态生动，安详恬静地跪卧于长方形底座上。羊头稍抬，眼睛大而鼓起，双耳后抿，长长的双角卷成环形自耳后绕过直至颈两侧。鼻孔微张，嘴紧闭。右前腿弯曲跪卧，左前腿平伸向前，蹄轻轻地搭在底座的边沿上。
随着椅子传入中国，人们从席地而坐转为垂足而坐，席镇就逐渐失去压席的功能。
白瓷辟雍砚
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砚为文房用具，用于研墨供书写之用。辟雍砚以形状类似古代太学的辟雍台建筑而得名。自出现后广为流行，形制多有变化。初时有盖，蹄形三足，后足数渐多，器形由矮肥趋于高瘦。直至宋代石砚流行，瓷砚开始逐渐被取代。
黑釉砚、箕形陶砚
铜川市黄堡窖遗址出土、1956年西安市韩森寨段琼墓出土
三彩骑马俑
彩绘吹排箫骑马俑、彩绘吹箫骑马俑
1971年咸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黄釉吹排箫女坐俑、三彩吹笙女坐俑
馆藏、西安市西郊小土门村出土
彩绘釉陶乐舞女俑
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
彩绘俳优俑
宝鸡市陇县党家村出土
“委屈巴巴”的彩绘陶缩脖俑。俳优俑，也叫说唱俑。在古代，俳优指的是艺人，主要以乐舞、说唱、谐戏为主业，表演风格也比较诙谐幽默（呦呦，大家的目光是我的兴奋剂！）
彩绘双环髻女舞俑
1985年咸阳市长武县唐墓出土
这件女舞俑应是一位表演轻柔、温婉、抒情软舞的私宅乐舞伎形象，也有人认为是《霓裳羽衣曲》舞毕“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的舞伎形象。此俑捕捉住舞者飞舞游移之中静止的一瞬间加以雕刻，以形写神，神形兼备，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意境。
陶说唱俑
西安市西郊出土
彩绘打马球俑
西安市长安区韦泂墓出土
彩绘打马球俑
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出土
白陶瓷马、彩绘贴金白陶舞马
咸阳市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咸阳市长武县出土
窖藏车马器（车饰、铜马镫、铜带扣）
1997年11月西安市新筑乡西庄村出土
三彩绞釉骑马射猎俑
咸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三彩骑马驾鹞狩猎俑
咸阳市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三彩骑马带犬狩猎俑
彩绘胡人骑马带犬狩猎俑
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彩绘胡人骑马斗豹狩猎俑
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彩绘带鹰骑马俑
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彩绘胡人骑马射猎俑
咸阳市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俑
西安市长安区出土、2011年征集
彩绘骑马狩猎俑
征集
隋唐时期，国运昌盛，加之统治者的提倡，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得到广泛的传播。传统的道教、佛教备受推崇，佛寺、道观遍布全国，教派和理论有了新的发展。袄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分支）、摩尼教、伊斯兰教等许多西方的宗教也相继传入中国，神衹毕至，使得隋唐宗教文化达于鼎盛。
雕印梵文陀罗尼经咒
1999年5月西安市三桥镇出土
经咒为纸质墨印，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出土时叠装于臂钏内。中心印八臂菩萨，手执各式法器，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右侧有手写墨书“比丘僧少贞”。外围环绕排列18行梵文陀罗尼经。
白玉佛立像
宝鸡市岐山县出土
白石释迦坐像（左上）、释迦牟尼陶造像（左下）、“永徽元年”比丘法律造多宝佛塔、善业泥造像（右下四）
咸阳市礼泉县出土、馆藏
线刻石舍利棺
馆藏
石棺盖面原刻精美繁复的宝相团花，前档为佛祖涅槃图，后档为祭拜舍利塔图。石棺左侧为出殡图，右侧为茶毗（火化）图。
银天王像
三彩塔式罐
三彩净瓶
白瓷净瓶
西安市高陵区出土
♦唐代镇墓俑
唐墓中的镇墓俑通常为4件一组，两件天王俑、两件镇墓兽。天王形象源于佛教中统领一方的护法神，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汉化，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在墓葬中，被视为正义、威猛的象征，为墓主降魔伏妖，驱鬼辟邪，护佑墓主的安宁。
三彩天王俑、彩绘描金半身天王俑、彩绘天王俑
西安市东郊出土、馆藏
三彩天王俑
1959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
彩绘贴金天王俑、彩绘天王俑
彩绘天王俑
三彩镇墓兽、彩绘镇墓兽
西安市西郊出土、馆藏
彩绘十二生肖
西安市郊区出土
在空繁荣的丝绸之路上，无数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使者、商人、僧侣、迁徙者，驾驭着“沙漠之舟”骆驼，穿越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三彩载乐骆驼俑（🎈镇馆之宝）
西安市中堡村出土
『流动乐队』
骆驼背上架着一个平台。上面竟然有八个人！七名男乐手拿着笙、萧、琵琶、竖琴、笛、拍板、排萧演奏。一名女子深情歌唱，骆驼好像在伴唱。这是一支流动乐队，一边行走一边表演，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大唐献艺。当然，一只骆驼不可能载这么多人，这是唐朝匠人使用的夸张手法。
『丝路缩影』
女子梳着唐朝妇女的典型发型，身穿高腰长裙。七名乐手头戴软巾，手持的多是从丝绸之路传入大唐的乐器。这支乐队表演路传入大唐的乐器。这支乐队表演的可能是“胡部新声”。它原本是少数民族乐舞，经过汉族改造后，流行于盛唐。
『唐三彩极品』
这只骆驼高58厘米，人物高11.5厘米，釉色明快华丽。这样大型又精美的唐三彩，保存下来的极少，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当中国的丝绸、茶叶、纸张等源源不断运向西方之时，西方各国的物产也大量传入长安。中外文化在长安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使得隋唐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绿色琉璃瓶
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
西安市东郊隋墓出土
瓶体呈球形，绿色透明。瓶口为管状，中空与瓶身相接，颈部下有一圆台，肩部对称凸起四个三角形，腹部装饰四个突出的圆饼形。底有圈足。根据出土的墓志称，其所在地是当时隋大兴城的清禅寺内，而且出土时琉璃瓶放置在一件米黄色的瓷瓶口沿上，专家推测这件造型奇特的绿色琉璃瓶可能是件由外国输入的瘗（yì）藏舍利的器具。
蓝玻璃盘
宝鸡市法门寺地宫出土
素面银长杯
铜川市出土
三彩鸂鶒（xī chì）卮
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
“鸂鶒”是一种形似鸳鸯的水鸟，现代也有说法，鸂鶒就是鸳鸯。鸂鶒习性也与鸳鸯相近，雌雄鸟常常结伴而游，双宿双飞。鸂鶒自古被当作一种吉祥鸟，唐代有鸂鶒酒卮，宋代有鸂鶒图，明清时七品文官有鸂鶒补子。
这件三彩鸂鶒卮，俯视呈椭圆形，或者蛋形。卮身敞口，曲腹，平底。鸟头部，圆眼扁圆喙，一道深蓝色带状冠从前额延伸至后颈。双翅贴于卮身两侧，蓝色点缀黄白色。鸟胸前则以黄绿色为主。
整器色彩丰富而鲜艳，釉面油润光亮，看上去非常漂亮。器形小巧可爱，是一件三彩精品。
玛瑙长杯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彩绘胡俑头
西安市郊区出土
头扎幞头（又名折上巾、软裹，是一种包裹头部的纱罗软巾，起始于汉代），浓眉深目，高鼻阔口，颧骨高耸，唇蓄上翘的八字胡，下巴及两腮是修剪整齐的卷曲络腮胡。目光深邃，神情凝重，具有明显的胡人特征。
这件胡人俑头，毛发， 骨路和肌肉的刻画极具写实性，具有明显的西方雕塑的特点，而眼部、身子，嘴巴等处细节的夸张，又保留了中国传统雕塑的特征，使得这件胡人俑头表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特色。
白瓷人形尊
西安市东郊段伯阳墓出土
这件白瓷尊，造型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胡人形象，并与尊的结构、功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新颖独特。虽为实用器，却极富艺术气息。胎质坚硬，釉面温润，白中闪黄，造型准确，刻画细腻。是唐代白瓷中少见的珍品。
白瓷胡人头
西安市东郊段伯阳墓出土
头戴卷沿胡帽，浓眉深目，大眼，眼珠采用点褐彩工艺，显得眼睛炯炯有神，大而高挺、弯曲的鼻子下，有两道上卷的八字胡，颧骨突隆，满脸连鬓络腮胡须，嘴角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微微笑意，其外貌特征为阿拉伯人。此器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明亮宜人，釉面有细碎开片。胎色白中微泛黄，胎质较粗。
这件头像是唐代匠师取材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杰作，不仅把人的外形刻画得细致入微，而且把一个初到长安城的西域胡人，所流露出的惊奇、喜悦的内心世界也表达得淋漓尽致，反映出唐代匠师高超的造型艺术能力。
鎏金胡人骑象铜饰片
2000年3月征集
煤精牌饰、胡人伎乐纹骨雕带板
馆藏、2000年征集
白瓷螭柄壶
三彩凤首壶
姜黄釉贴塑人物执壶
西安市经五路出土
酱釉乐舞纹瓷注子
安康市出土
展示了唐以后，作为西部重镇和西北区域中心的陕西，依然独具魅力的文化创造和精神传承。
唐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陕西告别了长期拥有帝都的历史，但作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创造和传承，仍然独具魅力。
自五代开始，陕西成为地域性中心。北宋中期，党项建立“大白高国”，史称“西夏”，领有陕西北部。南宋初，金军攻入陕西，几经激战，陕西人部分为金统治。宋金以秦岭山脉为界，彼此斗争，相互交往，共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
“阜昌通宝”钱、“阜昌元宝”钱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铜川市耀州区出土
“泰和四年”、“使司”盐税银铤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1974年西安市临潼区相桥镇出土
武士俑、三彩力士俑、灰陶军士俑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汉中市勉县出土、汉中市石马坡出土、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武士画像砖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安康市西关出土
彩绘男立俑、彩绘陶坐俑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1955年兴平市出土、宝鸡市凤县出土
彩绘文官立俑、彩绘单腿跪姿俑、跪拜文吏俑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1955年兴平市出土、宝鸡市凤县出土
釉陶武士俑
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
2006年6月汉中市出土，2007年征集
铜象棋子、青釉刻花围棋盒及9枚棋子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馆藏、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鎏金錾花骨柄带鞘刀
辽（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
2009年征集
梵文铜镜
西夏（公元1038年～公元1227年）
安康市出土
鎏金龙凤纹银骨朵
辽（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
2009年征集
骨朵是棍棒类的兵器、刑具，后来只用作仪仗，辽代墓葬壁画中多见手执骨朵的仪卫。考古发掘所见骨朵材质有石、铜、铁、瓷、水晶等，此件鎏金银质骨朵保存完整，纹饰精美，实属罕见。
秧歌舞画像砖
宋（公元960年一公元1279年）
延安市甘泉县高哨出土
陕北秧敬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已有，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其表演形式的主要特点是扭，所以也叫“扭秧歌”，即在锣鼓乐器伴奏下以腰部为中心点，头和上体随双臂大幅度扭动，脚下以“十字步”作进退腾跃的走动，呈现出上下协调、步调整齐、彩绸飞舞、彩扇翻腾的表演效果。
陶相扑俑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渭南市出土
相扑，古作“角觗”，又名“觳（hú）抵”，含有两牛相抵的意思，为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军事体育项目，现代摔跤运动的前身。秦二世迷恋声色犬马，在甘泉宫里以角觗娱乐。汉代更加普及，唐代称其为“相扑”，为群众所喜爱。据《日本书纪》记载，相扑在奈良时代由我国传入日本，后被日本发扬光大，成为其国技。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元设立“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为陕西设省之始。元世祖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在原长安城东建立安西王府。陕西在元与西方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设陕西布政使司，即陕西省，是西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北、西南的重要基地。
幻方铁板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西安市安西王府遗址出土
幻方，又名方阵，也叫纵横图，是将几个数字排列成方阵，纵行、横行和对角斜线上数字总和相等。此幻方是六六方阵，纵横都是6个古阿拉伯数字，纵、横、斜行总和都是111。
幻方铁板是我国数学上最早应用阿拉伯数字的实物，也是13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武士俑、陶骑马俑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馆藏、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耶律世昌墓出土
黑陶马车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西安市曲江李新昭墓出土
马及车均为黑陶质。马高大健壮，头向上昂起，长鬃分披两侧，马鞍上横盖一张花毡。鞍背部还有一横向穿孔，可穿绳与车辕相连。车为仿木结构，两辕端饰龙首，龙颈部有穿绳小孔；车厢顶部隆起似蒙古包，板瓦状车盖，盖沿刻有双层花纹；车厢前面有门，两侧面各有直棂窗，后面封闭。
鎏金文官像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延安市甘泉县出土
黄釉柜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1992年西安铁路公安处移交
万字丈量正册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馆藏
明朝政府记录土地管理情况的账册，绘制于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册中以规范的表格将土地详细登记，画出每块田、地、山、塘、坟等的形状，注明位置，标清四至，量出丈尺，写明主人姓名，并编上字号。明政府将土地丈量账册与记户丁为主的黄册相结合，以征收賦税。
光绪乙亥乡试题纸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清光绪时期陕西乡试题纸，清代科举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级，制度周密而复款。乡试每3年在京城及各省城举办1次、每次考3场，题目皆取自《四书》《五经》、以八股取仕、如遇皇帝万寿、登基、大婚庆典及生阿哥之类喜事，可增加1次乡试，以示皇帝对臣民的恩赐，称为“恩科”。此试卷卷首有“光绪元年乙亥”字样，其时正值光绪帝登基之年，故试卷中标有“恩科”2字。
象牙裁纸刀、象牙萝卜、象牙白菜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馆藏
萝卜衬以稀疏的茎叶，使作品不显单调，增加了造物的情趣；白菜上部茎叶繁茂，造型生动，形态逼真。
萝卜和白菜上还各立一蚂蚱，似正在咀嚼鲜嫩茎叶，但似乎又怕自己被意外袭扰，双腿弯曲，准备随时逃走。蚂蚱的出现使得两件牙雕作品更具故事感与生活意趣。
湖州薛镜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征集
“西安省永兴庆”银锞及瓷罐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1994年6月西安市红缨路出土
出土时装于褐釉瓷罐中，共104锞，重21.53公斤。正面略凹，砸印戳记“西安省永兴庆”，有的加盖官估、陕公估等不同文字。清代以银两为法定的本位货币，各地设有银炉和公估局，自行铸造和鉴定宝银。
彩绘仪仗俑群
明（公元1363年～公元1644年）
西安市长安区简王井村
这批仪仗俑共出土300余件。墓主人是秦简王朱诚泳。俑群表现墓主出行仪仗，陶俑原本手持各式各样表示其身份的物品，如旗幡、乐器、花灯、团扇等，今已腐朽不存。不过幸好在他们的脚踏板下用墨书写着各自的站位、所司职务等，为我们了解这批仪仗俑的分工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代仪仗陶俑的出土，弥补了陕西陶俑在这段时期的空白。
作为曾经的帝都所在地，陕西拥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世代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名门望族，文脉绵长。
“蓝田四吕”均在北宋朝廷担任要职，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颇有贡献。知永兴军府事的吕大防在其任职的元丰三年（1080年）移京兆文庙和府学于“府城之坤维”；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于元祐二年（1087年）移《石台孝经》于“府学之北墉”，为西安碑林之创始者；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著录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是现存最早的古器物图录，为金石学、中国文物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吕大钧则是关学学派的著名人物，所著《吕氏乡约》是关学道德礼教的代表作。因此，这批出土于吕氏兄弟家族墓地的文物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政和元年”铭三足歙砚
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
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砚底刻有楷书铭文：“政和元年十一月壬申，承议郎吕君子功葬，以尝所用歙石砚纳诸圹，从弟锡山谨铭之日：‘为世之珍，用不竟于人，呜呼！’”据考证，砚主人吕峌，字子功，是吕大防之子，而为此砚作铭的堂弟吕锡山为吕大忠之子。这件石砚是推断这批文物年代的依据，对研究吕氏家族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青釉银釦刻花花口钵、青釉银釦执壶
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
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青釉刻花花口瓶、青釉刻花瓶
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
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螺托盏
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
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
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
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石盘呈乳白色半透明状，对光可见大理石纹理，石质光洁莹润。敞口、浅腹、平底，作三十六棱花瓣形，犹如盛开的菊花。器壁轻薄适度，棱线分明，曲线流畅，菊瓣规整，富于韵律美。盘心主体纹饰采用浅浮雕兼细线雕琢技法表现龙纹图案，双龙聚首对视，身躯弯曲翻腾，全身满布菱线鳞纹。龙唇上吻翻卷，龙角短粗，颈、腿须毛虽宽厚仍不失飘拂感，肢爪粗壮厚实，龙脊、肢爪等处的定位钻孔不加修饰，龙尾舒卷如鱼尾。龙身空隙填以细阴线波浪纹衬地。四周饰舒卷自如的缠枝忍冬纹作为辅助装饰纹样。
朱雀铜熏炉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63年）
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出土
黑陶仿礼器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西安市长安区刘黑马家族墓出土
雅俗衣冠
衣冠服饰，官民有别，是区分身份等级的标志；历代改易，反映了时尚观念的变迁。受理学影响，宋代服饰质朴淡雅。元代蒙古人服饰多受汉人影响，但也保留瓦楞帽、窄袖袍、革靴等民族特点。明代恢复传统，又出现乌纱帽、瓜皮帽、官服补子等变化。清初强制改冠易服，满族装束通行天下。
抱球童子俑、带荷叶帽童子俑、襁褓童子俑、站立童子俑、洗澡童子俑、抱鱼童子俑
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西安市西大街出土
拍手童子俑、击鼓童子俑、睡卧童子俑、沐浴童子俑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1965年、1978年咸阳市旬邑县出土
釉陶牵马骑马俑
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
2007年征集
彩绘俑（后排）
女立俑、拱手女立俑、持物男立俑、髡（kūn）发男立俑（前排）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馆藏、1956年西安市南郊出土、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出土、1998年10月西安市东桃村出土、西安市郊区出土
彩绘陶俑、戴帽袍服男立俑、灰陶男立俑（后排）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西安市曲江池西村出土、2009年征集、1960年西安市东郊沙坡出土
捧粉盒女侍俑、色目人俑、卫士俑（前排）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出土、1965年西安市西北大学出土、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出土、西安市南郊出土
彩绘仪仗男骑俑（后排）
彩绘仪仗男立俑、彩绘仪仗女立俑（前排）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北街明镇国将军朱公镀墓出土
描金骨梳
宋金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西安市长安区出土
包金木梳、葫芦形金耳坠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西安市凤栖原出土
翠笄、玉镯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馆藏
蚌雕配饰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1992年西安市新城公案分居移交
镂空春水纹玉佩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1992年5月西安市韦曲二中马宗援送交
翠扳指、翠戒指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馆藏
珊瑚串饰、青玉鹭鹫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这件珊瑚翡翠朝珠，周长142厘米。朝珠由108颗镂空的珊瑚和四颗等距间隔的镂空翡翠佛头串成。一翡翠佛头下还垂一葫芦状佛头塔，并联以如意形背云。
朝珠是由佛念珠衍化而来，是清代官服特有的佩饰，因是上朝时佩藏的珠饰，故称“朝珠”。清代朝珠多以蜜腊、珊瑚、琥珀、绿松石、水晶、沉香木等世间珍物为之，珠数108颗，与佛念珠相同。
耀州瓷因产于耀州（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而得名，是古代名瓷之一。始于唐，盛于宋、金，元代逐渐衰落。耀州瓷以青色为主，以刻花、划花、印花装饰手法为特征，题材丰富，器型多样。
青釉堆塑龙纹瓶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1974年咸阳市彬县出土
青釉刻花牡丹纹玉壶春瓶
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青釉刻花缠枝莲纹玉壶春瓶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青釉凤首执壶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青釉八梭执壶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咸阳市出土
青釉带盖执壶
五代（公元907年～公元979年）
铜川市黄堡镇出土
碗范是瓷器作坊使用的一种工具，具有成型与印花一次完成的功能。碗范萌芽于晚唐，发展于五代，成熟于北宋中期。
宋代碗范上的纹饰内容丰富，寓意吉祥，广泛取材于自然、生活，大多雕刻精美，宛如一幅幅“妙笔丹青”，大有书画讲究的“意到笔不到”、“画尽意在”之妙，展现了宋人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
缠枝莲双鱼纹碗范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铜川市黄堡镇出土
缠枝菊纹碗范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造型呈伞状，有中空内腔，边轮残。胎质细腻泛红。范壁一周刻缠枝菊花纹样，范顶刻团菊纹。布局繁密富丽。菊花古有“隐逸”之喻，诗赞其“霜寒色更鲜”，借喻人不畏艰难，不畏权贵之傲骨正气。
青釉碗、洗、盘
宋金时期
青釉印花五足炉、青釉刻花套盒器座（右下）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
青釉方鼎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西安市蓝田县出土
青釉狮座灯盏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1972年铜川市耀州区出土
青釉刻花三足鼎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1960年西安市蓝田县出土
镇馆之宝之青瓷提梁倒灌壶也“出差”了，下次来再看。
时代的审美取向与物质生活的发展关系密切，相互影响。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细节和精雅的追求日益突出，且不同时期受统治者民族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纷呈异彩。宋代崇奉沉静典雅、平淡含蓄的美学风范；元代的审美观念则多豪放、粗犷和刚劲；明清两代在文化艺术上承袭宋元，继续发展。
捧字画、捧琴、捧砚、捧书函女立俑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黑釉“油滴”碗（🎈镇馆之宝）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渭南市出土
“油滴”是宋代黑釉瓷的特殊品种之一，特点是乌黑的釉面呈现出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似一滴滴油珠，晶莹瑰丽。这种窑变形成的结晶体是釉层中的氧化物经高温发生分解所致。“油滴”碗出土较多，但如此釉面漆黑、油滴莹润的大口径“油滴”碗并不多见，堪称瓷中瑰宝。
三彩盘、三彩碗、三彩碟（盘）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西安市建院出土、2001年榆林市清涧县师家园十里铺村出土
黑釉划花莲纹梅瓶
西夏（公元1038年～公元1227年）
该器造型小口，短颈，丰肩，肩部以下内收，近足处微外撇，通体刻划细线纹样。由双弦线纹自上而下分出四层装饰带，图案层次分明，主题突出。
烧造工艺采用北方常见的施化妆土方法，烧法上有刮釉叠烧、支圈垫烧等。器身装饰技法采用剔釉划花工艺，即先在坯体表面施黑釉，再将花纹部分釉层剔去，露出胎体，形成花纹，再入窑一次烧成。
三彩虎枕、三彩鞍形枕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西安市黄雁村出土、西安铁路公安处移交
白釉黑花卧美人枕
金（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1983年延安市黄陵县黄帝陵附近出土
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宋元。古人认为使用瓷枕有“明目益晴，至老可读细书”的功效。此枕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为金代物品。胎质坚硬细腻，造型装饰自然清新，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褐釉印花三鱼纹贯耳壶
元（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韩城市出土
斗彩饕餮纹方鼎
清·康熙（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
1973年榆林市绥德县出土
“斗彩”是将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制瓷装饰工艺。一般制法是先用青花在瓷胎上勾出纹饰的轮廓线，施透明釉，烧成淡描青花瓷器，再在青花线内填彩，入炉经二次烘烧，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此鼎造型优美，凝重华丽，是清代景德镇彩瓷中的珍品。
酱釉描金孔雀牡丹纹执壶
明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
1959年铜川市耀州区寺沟出土
描金工艺始于宋代，将金粉与水溶合后加人适量的橡胶水、铅粉混合，描绘在壶器上，经过低温烧烤，再用玛瑙等物抛光，使其发亮。此执壶通体施酱釉，描金彩，纹饰精美，壶底有青花铭刻“富贵佳器”4字，是明代壶形制烧造而成，应为一件外销产品。
釉里红僧帽壶
清·康熙（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
承袭隋唐多元文化风貌，宋代以来宗教在陕西颇为兴盛。佛寺、佛塔遍布城乡，尤其是陕北石窟寺、华山道观和道教全真派祖庭户县（今鄠邑区）重阳宫、西安化觉巷大清真寺，以及明末始建的西安天主教北堂，蔚为壮观，彰显了陕西在宗教文化传播上的地位。
降龙罗汉、伏虎罗汉、披风罗汉
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延安市富县直罗镇柏山寺塔出土
三彩观音送子造像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王月波捐
三彩佛香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鎏金弥勒佛像、白瓷观音像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馆藏、1991年征调
鎏金佛像
清（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
馆藏
钟山石窟
钟山石窟位于子长县安定镇东1公里处钟山南麓。始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其后历代均有凿修。现存5窟，坐北面南，总面积约500平方米。中央主窟平面呈长方形，面阔16.7米，开窟口3个，并建有5间歇山顶大殿年。窟内顶部为3个莲花藻井。中央佛坛高1.4米，宽11.5米，进深5米，坛边有8根石柱上承窟顶。佛坛上下有16尊高2至3米的圆雕佛像。窟四壁和坛柱四面浮雕大小佛像万余尊，雕刻细腻，极富神韵，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居中者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右手作说法印，左手附膝，脸形略瘦长，头上有螺髻，身着双领下垂袈裟。在释迦牟尼佛两侧站立着的是他的大弟子和二弟子。
右侧青年形象为号称“多闻第一”的弟子阿难。他善于记忆。佛左侧老年形象为号称“头陀第一”的弟子迦叶，“头陀”是佛教的苦行方式之一。
佛前方因原像被破坏造成面部不完整者为观音菩萨，另一为大势至菩萨，他们均盘坐在莲座之上。
八根石柱及四壁上雕满数以万计造型各异的大小佛像，整个雕刻接地连天，一体合成，万佛森立，庄严肃穆，色彩鲜艳，雕刻细腻、造型逼真、活灵活现、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浮雕佛像错落有致。
坛基下方，一侧为骑青狮的文殊菩萨，代表智慧，一侧为骑白象的普贤菩萨，象征理德。
镂雕七级象牙佛塔
明（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咸阳市旬邑县出土
此塔高35.9厘米，塔为六角仿木结构楼阁式，塔刹作宝瓶形，塔刹基座饰仰莲瓣纹。以下六层塔身，每一层顶部是翘角亭式。檐角有风铃，底是镂空雕栏杆，各层以中部的六面柱贯穿。
全塔六层雕刻人物五十六个，组成祝寿、拜谒、宴请、进贡、佛事等种种图案，其中的佛门人物表现出明显的俗化倾向。雕琢精细，虽人物体积极小，但刻画入微，神态各异，个性独具，极具时代特色。
仙人龟鹤纹菱花镜
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1956年征集
银棺
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咸阳市武功县北报本寺塔地宫出土
2024年5月1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
1970年10月，在西安城南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所在地）先后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近千件造型别致、纹饰华美、工艺精湛的器物呈现于世人眼前。这些器皿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外域风格，令人目不暇接、惊诧不已。它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探索唐代社会的重要窗口，加深了人们对光辉灿烂大唐文明的认知，丰富了人们对大唐盛世的浪漫想象。中国权威考古机构将其列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素面提壶银罐
本次展览萃选何家村窖藏出土珍贵文物319件（组），主要包含有金银器、玛瑙、玉器、钱币、玻璃器等。展览以简洁的形式，突出文物在展览中的核心地位，以“图示为主，文字为辅”的辅助展板，内容涉及唐代典章制度、宫廷宴飨、礼仪文化、社会风尚以及文明交流等方面，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
金银玉器作为唐朝皇室贵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贵重器具，不仅是统治阶级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成为上层社会进奉、赏赐的重要物品，同时也充当了政府赋税缴纳之物，直观地反映了唐代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唐代典章制度的生动体现。
玉带銙是唐代皇帝和官僚贵族专属之物，显示了唐人的身份等级与权力观念。何家村窖藏共出土10副玉带跨，是唐代玉带銙数量最多、最完整、最集中的一次重大发现，其玉质温润，纹饰优美，工艺精湛，是研究唐代舆服制度、社会生活、对外交往、工艺技法等的宝贵实物资料。
九环白玉蹀躞带
唐代章服制度规定，五品以上武官腰带悬挂小刀、算袋、针筒、砺石等七种用品，称为"鞢躞七事"。鞢躞带以革带上的环数和镶嵌物（銙）的质地来显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唐制规定天子用九环带，三品以上饰以玉。有学者推测，这副九环白玉鞢躞带的使用者为皇室贵族或三品以上官员，这为研究唐代舆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5副白玉带銙：伎乐纹白玉带銙、狮纹白玉带銙、更白玉带銙、白玉有孔带銙、白玉纯方带銙，其玉质洁白细腻，具有羊脂般的质感，应均为于阗玉制成。
白玉有孔带銙
斑玉带銙
骨咄玉带銙
“骨咄”，即珂咄罗，是中亚的一个小国，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史籍记载与唐王朝交往密切。
『金钱会』
唐玄宗将金钱赏赐发挥到了极致，经常举行名为“金钱会”的赏赐活动。史载公元713年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玄宗还在兴庆宫内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上演“金钱会”。唐诗《宫词》“花萼楼前意正浓，蒙蒙柳絮舞晴空。金钱掷罢娇无力，笑倚栏杆屈曲中”，描绘了当时抛洒金钱的热闹场面。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开元通宝”金钱30枚，“开元通宝”银钱421枚，二者皆是仿铜“开元通宝”制造的非流通货币，具有吉祥、占卜、压（yā）胜的功能寓意。
“开元通宝”金钱
“开元通宝”银钱
『唐代节日赏赐』
端午赏赐
中国古代民间有“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之说，端午赏赐当与祈福有关。汉代就已有端午日赐百官衣物的习俗，唐代沿袭之。皇帝在端午日，赏赐大臣衣服、金银器、药物等，派中使带着手诏送至大臣家中慰谕宣敕，大臣接受后要呈表以示感恩。
腊日赏赐
在农历腊日即十二月初八，皇帝常常将盛有高档化妆品或贵重物品的精美金银盒赏赐给文武大臣。金银盒外面用丝带扎出花结，上面书写着代表皇帝的“敕”字，让内侍分别送到大臣家，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耀。腊日获得赏赐的大臣，同样要给皇帝献上“谢表”。
素面银盒
鎏金鸳鸯纹银盒
赋税是古代维持皇室所需及国家正常运转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是维持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保障。何家村窖藏文物中有银饼22件、银铤（板）68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发现此类器物的总和。其中一些上面还有錾刻或墨书的文字，内容涉及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是研究唐代赋税、国库管理制度的宝贵资料。
『“租庸调”制度』
租庸调是唐代的一种赋税制度。“租”即田租，规定农户每人每年纳粟二石；“庸”是力役，户民每年替政府劳役二十日；“调”是户调，男丁据乡土所产缴纳特产。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拥有土地、财产的多少，均按人缴纳定额的赋税制度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的实施，在当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怀集”庸调银饼
“洊安”集调银饼
何家村窖藏出上了4件錾刻有铭文的银饼，均为庸调银。铭文中的“怀集”即今广东省怀集县，“洊安”在今怀集县西、唐代均属岭南道，是重要的产银用银地区。银饼上錾刻的铭文内容为县名、纪年、来源、重量、负责官员及工匠的职务、姓名，錾刻这些内容是为了考核查验，錾文的格式内容与唐代文献记载一致。这些錾文银饼反映出唐开元年间岭南地区已出现用银代替粮、绢缴纳税收的情况。
唐代进奉之风盛行。进奉的物品主要有锦绣绫罗、金银器物、药材马匹等，以金银器为多。进奉的金银器上刻有进奉者的地区、官衔、姓名、进奉数量等文字，以期得到皇帝的青睐。考古所见唐代用于进奉的金银器有金樽、银盘、银碟、银瓶、银奁、银壶、银盆、金铤、银铤等。
鎏金宝相花纹银盖碗
鎏金小簇花纹银盖碗
“拾两太北朝”银铤、“伍两太北朝”银铤
“伍两朝”银铤（下）
『银铤墨书及錾文』
银铤是财富的象征，唐代用于储藏和支付大额费用，或作为打金银器的原料。银铤錾文中的“十两”、“伍两”是重量记录；“太北”中的“太”指太府寺，“北”指“北内”，即大明宫；錾有“朝”的银铤，可能是“朝堂库”（官库）之物，应属中央铸造、国家库藏。
汉代以来“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理念，以及金银器昂贵的价值和华美的外观，使得唐代贵族对金银器皿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271件金银器皿，这些富丽华美、光彩夺目的金银器，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大唐贵族精致奢华的生活、延年益寿的人生企盼以及对儒家传统礼仪的尊奉传承。
先秦时期人们在为长者或尊者祝寿时常用觞来敬酒，逐渐形成“称觞祝寿”之礼，汉代时发展成皇宫里一种固定的礼仪。
唐代“称觞祝寿”仍然沿用，在元日大朝会、帝王宴会及生日会时群臣往往会行称觞祝寿之礼，民间在庆生、饯行等宴会上也流行此习俗。
鎏金蔓草鸳鸯纹银羽觞
器物内外满饰鱼子纹地，内底中心刻椭圆形蔷薇式团花一朵，内壁装饰折枝花四株，枝叶宽厚肥大，枝繁叶茂，花叶间装饰流云纹。
外壁两侧双耳下各装饰一只站立在莲瓣之上的鸳鸯和鸿雁，两端各有莲座一个，站立着相对而立的鸳鸯。双耳上錾刻小团花，四角点缀纹饰。纹饰雍容华贵，线条舒畅自然。器物采用捶揲成型，纹样錾刻。长方形片状双耳焊接于口沿之下。
羽觞出现于战国时期，有漆、陶、铜、金、银、玉等材质，因为双侧有耳，考古学界亦称其为耳杯，或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或作为明器用于随葬。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 2件唐代鎏金鸳鸯纹银羽觞，承袭了汉代耳杯的造型特点，是典型的中国式酒器。二者形制、大小、纹饰基本相同，造型圆润舒朗，制作细腻精巧，具有雍容华贵的皇家气象，正与宫廷宴会中称觞祝寿的用途相一致。
“沃盥之礼”兴起于商周时期，唐代仍然沿用，是举行祭祀、婚礼、葬礼、宴飨等重要礼仪活动之前的一种盥洗仪式，由专人负责，且“长者奉匜，少者奉盘”。
金银制作的碗、盘、杯、碟、或盛放汤饭酒水，或盛放果蔬肉味，琳琅满目的食物与精雕细镂的金银器皿相得益彰，觥筹交错间尽显皇宫贵族日常生活的奢华。“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正是这一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大唐万千气象在饮食上的一种反映。
素面银碗内底墨书标示的是银碗的重量，“两”、“分”为重量单位。唐代的一两等于今天的40～43克；“软”、“较软”、“强”是对重量细微差异的描述。
素面银碗
鸳鸯莲瓣纹金碗（🎈镇馆之宝）
鸳鸯莲瓣纹金碗是唐代皇帝和官僚贵族的食用器皿。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金碗两件，纹饰、造型均相同，两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半”、“九两三分”，是目前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华美的器物之一。
“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
金碗装饰主次分明，动静有序，是西方金银器工艺与东方审美情趣完美结合。
素面折腹银碗、素面小银碗
素面银盘
这组素面银盘，形制相近、大小相间、均捶揲成形、底部有同心圆的加工痕迹。
素面折沿银盘、鎏金雀鸟纹小银盘
鎏金双鱼纹银碗
碗内底以点装手法装饰凸起的首尾相呼应的双鱼，环绕以数片花草，并将纹饰鎏金处理，凸显了其中心地位。双鱼头尾相接，一正视一侧视，大头、阔嘴，有两根长须；身上有许多云朵状的斑纹。除碗底中心的圆形构图外，其余部分光素。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强盛的国力、开放的世风，使得唐代女性表现出不同于其它时代的精神风貌。她们自由奔放，求美逐新、既喜华丽霓裳，又好奇装异服，或云鬟高髻、满插簪梳、或皓腕金钏、翠绕珠环，甚至妆台奁具也是奢华无比。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各种女性饰品和用具，不仅是其身份等级和财富的象征，更是大唐女性绝代风华的明证。
在开前包容的社会环境下，唐代女性改善生活、美化自身的思想日趋强烈。她们追求美容美饰、插满花梳、簪钗的高髻，形制各异的簪饰，袒胸露臂的群衫，长裤革靴的胡服，圆领长袍的男装。这既是唐代女性审美观念的升华，也是自立、自信、自强精神的表现。
“满头行小梳，当而施圆靥。”——元稹《恨妆成》
镶金白玉臂环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红、黄、蓝宝石，均为天然的不规则形，大小不一，圆润透亮，有的有穿孔、凹槽，可能是用于穿系佩戴的装饰品；绿玉髓6块，其中1块切割琢磨成方锥体形状，均质地纯净温润，打磨光滑，无穿孔，应是镶嵌物。
黄宝石
蓝宝石
红宝石
绿玉髓
孔雀纹盝顶银方盒
孔雀纹盝顶银方盒是用来盛放贵重物品的方形盒子。周身布满了纹饰，正面两只孔雀对立于莲蓬之上，背面一朵荷花轻盈盛开。
唐代女性对于美的追求是全方位的，并不仅仅局限于首饰、妆容和服饰，还包括日常用具，无论是盛放化妆品的银盒，还是收藏首饰的银器，均在制作上精益求精，其造型、工艺、纹饰属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盒身一侧两只鸾鸟对立于高树之旁，另一侧两个儿童嬉戏耍闹。孔雀振翅欲飞、鸾鸟翩翩起舞，儿童活泼可爱。主题纹饰旁各色花草自由舒展，各种禽鸟凌空漫步，祥和生动的气息扑面面至。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23件大小不一的银锁。大者5件，长度约17~19厘米；小者18件，长度约9~13厘米。从装饰上看，17件表而有菱格纹并鎏金，其余为素面；从构造上看，23件银锁均属于金属簧片锁，由锁体、锁芯、锁匙三部分组成。这种结构的金属锁，始于汉代，一直沿用到近代。
鎏金棱纹银锁、素面银锁
莲瓣纹提梁银罐
唐代国富民强，是中国历史上的黄时代。开放多元的社会风尚，使得唐人的生活丰富多彩。何家村窖藏出土了许多反映唐代乐舞、体育、养生及唐人雅好的珍贵器物，彰显了唐代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与唐人健康、浪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唐代乐舞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元素，成为中国古代乐舞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乐舞丰富多彩。坐部伎、立部伎、胡腾舞矫健刚劲、绿腰舞优美柔软、丰富的表演手段和艺术形式集多民族、多地域、多类型风格于一体，伎乐作为器物装饰的重要题材，不仅反映了唐代乐舞的繁荣，而且映射出唐人对于乐舞的热爱。
鎏金伎乐纹八棱杯
工艺精湛，先铸造成型再通体鎏金，材质似铜。杯身八面各饰一手持乐器的乐伎，所持乐器分别是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鼓、螺、笳等。该杯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具有浓郁的粟特风格。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浇铸成型，地纹及人物细部采用平錾手法加工。杯身八面，以錾出的联珠为栏界，内有执排箫、小铙、洞箫、曲项琵琶的乐伎，还有两人抱壶、执杯，两人空手作舞，人物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卷檐尖顶或瓦楞帽的胡人。背景衬以忍冬卷草、山石、飞鸟、蝴蝶，鱼子纹地。
自古以来，生命的有限性使得长生不老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医疗技术和手段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服食丹药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大批医药文物，包含18种贵重药材和40多件医药器具。这些药材可能是信奉道教的唐朝上层人士用来炼丹的主要原料，而药具则为炼丹用具。这批医药物品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次发现，生动地诠释了唐代炼丹的盛行以及皇室贵族对长生的渴望。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些银盒中盛有大量丹砂，共计六种，唐人命名为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红光丹砂、溪州井砂，是古代炼丹的主要原料，具有“镇静安神、益气明目、健五脏、提精神”的作用。
银盒与“大粒光明砂”
银盒与“红光丹砂”
银盒与“光明紫砂”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镇馆之宝）
造型雄浑典雅，纹饰富丽堂皇，运用了捶揲、錾刻、鎏金、焊接等工艺，是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银罐腹部以鱼子纹为地，四面分别以两两相对的鹦鹉、鸳鸯为中心，分别饰以折枝花，并组成圆形图案。盖顶中心为宝相花。周围饰以葡萄、石榴、忍冬卷草纹。
这只胖罐罐体形浑圆，厚重饱满，表面俨然一幅绝美的唐风“拼贴画”。
素面金盒
迄今的考古发现中，唐代的纯金盒仅见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件。据“大粒光明砂”银盒盖内墨书记载，此盒名为“黄小盒子”，重“六两一分”，盒盖与盒底扣合紧密，出土时内装麸金。麸金是砂，具有“镇心安神、定惊除痫、避恶驱邪”的功效。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钟乳石共有3种，分别是上上乳，次上乳、次乳，银盒盖内墨书记承了钟乳石的品级、重量，“上上乳”是最好的钟乳石，次乳”在服用前需挑选。钟乳石有“安五脏、通百节、明眼目、利九窍；下乳汁、壮元气”等疗效，是炼丹的常备之物。
银盒与“次乳”
银盒与“次上乳”
『中国道教的炼丹术』
炼料术是古代炼制丹药的一种传统技术，萌芽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历经汉晋，隋代出现“内丹”和“外丹”之说，内丹术将对人体比作丹炉，以精、气、神为对象，通过自我修炼，使精、气、神在体内九转成丹。外丹术以丹砂、水银、黄金、硫黄、毗石等金石药剂为主要原料。或辅以草木合剂、动植物材料。经过炉火烧炼发生化学反应，最终获得具有“神奇功效”的丹药用来服食。唐代时外丹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服食之风盛行。
仰莲瓣座银罐
这件器物形制特殊，仅见于何家村窖藏。与银石榴罐结构大体相近，底部有一直径约0.5厘米的小孔，可能与银石榴罐在炼丹时配套使用。
银石榴罐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银石榴罐之类的文物仅见于何家村窖藏。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银石榴罐4个，颈腹相接处均有直径约0.5厘米的小孔，有塞，且有火烧痕迹，因此被认为是蒸馏器。炼丹术士常采用蒸馏之法，由朱砂中制取水银，即所谓“抽砂炼汞”。
桃形忍冬纹镂空五足银熏炉
熏炉由三部分组成，上层为半圆形盖，盖面镂刻三层如意云纹，中间铆接一个仰莲瓣宝珠钮；中层为一周忍冬桃状纹饰；下层为圆盘状炉身，有五个兽蹄形足，其间设置五根链条，使熏炉既可平放，也可悬挂。中层与下层结合处，焊有两朵起固定作用的如意卧云。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这件熏炉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银质五足熏炉形制相似，是唐代最为典型的金属香炉之一。唐代熏香文化盛行，不仅有塔形、豆形、狮形及圈足、多足等多种样式的香炉，还有香囊、熏笼等熏香器具，供不同场合使用。熏香不仅有祛秽除害、净化环境的实际用途，而且还是大朝会、敬神礼佛、祈祷发愿时举行仪式的必备之物。
素面圈足小银罐
素面平底小银罐
素面三足束腰形银罐
素面三足小银罐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煎药以使用金、银锅为上品的记载。道教外丹术中使用的银锅，文献称为“宝锅子”或“锅子”。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银锅5件，其中双耳银锅1件，提梁银锅4件。
素面双耳提梁银锅
素面双耳银锅
唐代狩猎之风盛行。唐人通过狩猎活动，既可强身健体，弓马不废，又可休闲娱乐，丰富其社会生活，以狩猎场面作为装饰纹样成为唐代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 在墓葬壁画、陶俑、铜镜及金银器中均可看到。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狩猎纹器物，题材丰富，画而生动，不仅表现了唐人纵马飞驰，弯弓搭箭的狩猎场面，而且彰显了好猎尚武、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狩猎纹高足银杯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镇馆之宝）
该壶造型别致，采用捶揲（舞马）、錾刻（马鬃、马尾、马蹄、马颈的绶带）、鎏金（壶身的舞马图案壶盖、拱形的提梁以及壶底的连接处）等多种工艺制成。
“小皮壶”拎、挂、手拿……使用场景的丰富度和现代的“三合一”包包有一拼。
壶身两侧各饰一匹翘首鼓尾、衔杯跪拜的舞马，栩栩如生的舞马形象印证了《明皇杂录》所载舞马衔杯祝寿的史事。
皮囊或马镫式壶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这件银壶是中原汉族与北方契丹族文化交流的典型物证，在唐代金银器中尚属孤例。
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以舞马为题材的唐代金银器。舞马是通过人的训练使马跟着音乐舞动的一种马的运动形式。
“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便是对舞马最精妙的解读。
狩猎纹高足银杯
器型属于罗马风格，杯体所饰缠枝花卉、狩猎等图案是中国的传统纹样，体现出唐文化兼收并蓄的时代特征。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在银杯外壁的八辦内相间排列着4幅男子狩猎图与4幅仕女图，生动地勾勒出唐人游乐消遣的生活场景。杯内底的摩羯、指鋬上的鹿、外壁的仕女及狩猎的男子，充分说明了这是一件融合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佳作。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批珍贵的中外钱币。其中的本土钱币，时代上迄春秋、下至盛唐，时间跨度长达千年。钱币类型多样，除唐代外，基本每个朝代都有一枚。堪称"中国古代钱币的标本库"。钱文篆、隶、行诸体兼备，成为研究不同时代书写艺术与风格的绝好物证。
唐代，繁盛的丝绸之路将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外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中不仅有大量的异域“舶来品”，还有许多融合本土与异邦智慧的创新之作，这些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互鉴的珍贵物证。
赤金走龙
有点儿西安博物院的鎏金走龙“mini版”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12条小金龙，长度比小拇指略短 。呈四足站立状，长吻细颈，颈部弯曲呈S形，它们头上有两条弯曲的长角，身披细密的鳞片，脊背拱起，尾巴前粗后细，延伸至尾端向上回勾，龙的四肢劲健有力，均呈行走的模样，气宇轩昂。这些小金龙用于道教祭祀仪式，有着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
开放的唐代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输入的外来物品承担了文化传播的角色。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中，造型独特的兽首玛瑙杯，小巧玲珑的带把杯，晶莹剔透的多曲长杯、玻璃杯，以及珍贵罕见的外来钱币，无不反映出唐人对外来文明的好奇、向往与包容。
素面高足银杯
唐代带把杯，有简形、罐形、八棱形、圜底碗形，杯把只有一种，即环形，附有指鋬。目前出土的唐代带把杯，除了部分器物直接来自中亚粟特外，还有部分其造型取自粟特，实为唐人仿制的作品。
掐丝团花纹金杯
素面罐形带把银杯
玛瑙在古文献中有“马脑”“马瑙”“码碯”等多种称谓。古代红色玛瑙多产于西域，是西域“七宝”之一。据文献记载，外域的康国、波斯都曾遣使向唐朝贡献过玛瑙器，吐蕃、渤海靺鞨还向唐朝贡献过玛瑙杯。来自西域的玛瑙深受唐皇室贵族的青睐，尤以使用殷红色玛瑙器皿为时尚。
玛瑙长杯
『来通』
来通（Rhyton）一词在希腊语中有流出、联通之意，故而用其来命名这种底端有孔、液体可自孔中泄出的兽首形长杯。来通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酒器，材质有银、瓷、玻璃、玛瑙等，样式多为角形、常以马、牛、羊、象、狮、豹等的头部形象作器底。
镶金兽首玛瑙杯（🎈镇馆之宝）
镶金兽首玛瑙杯无论材质还是做工都极为罕见。它是一件由整块玛瑙雕琢而成的酒杯。杯体呈弯角状，前小后大。首端似牛头，双目圆睁，炯炯有神；角似羚羊，向后盘旋，延伸至杯口。前端流口处镶金帽，可以拆卸。玛瑙杯既是一件珍贵的古代艺术品，也是唐代中西方友好交流的重要见证。
杯体由一整块缠丝玛瑙雕琢而成，杯流为兽首形状并插有金塞，无论材质还是工艺都极为罕见，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孤例。有学者认为这件玛瑙杯是外来器物，年代不晚于7世纪，也有学者认为是唐代工匠仿粟特式来通制作的，年代为9世纪前期。尽管学者们对这件玛瑙杯产地和时代的看法相去甚远，但都认为其造型源于西方的来通，可能是艺术品或特殊的礼器，而非实用品。
『多曲长杯』
3~8世纪、伊朗高原地区流行一种器身偏长呈曲瓣状的酒杯，由于这一地区当时主要受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故又被称为"萨珊式多曲长杯"。这种造型的酒杯经中亚东传至中国，唐代经过工匠的模仿与改造，逐渐变成了完全中国化的器物。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2件八曲长杯，器形和制作技法相似，有八个横向分层式的曲瓣和椭圆形矮圈足，具有萨珊多曲长杯的典型特点。
水晶八曲长杯
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唯一的唐代水晶容器，在古波斯地区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水晶制品。
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以和田白玉制成、口沿一圈很薄，从杯口至杯底，器壁逐渐增厚。
这两件八曲长杯制作工艺精湛，反映出唐人高超的技艺。
铛(chēng)是一种带柄的用于加热的器具，可用作温酒、煮茶、烹药。铫也称“铫子”，是有柄有流的小型加热器具，至今民间仍有“药吊子”的俗称。在道教外丹丹诀中，常见“铛”“铫”“铫子”。何家村窖藏共出土4件铛（chēng），1件铫。
双狮纹金铛
素面金铫
素面长柄三足银铛
凸纹玻璃杯
吹制成型，器壁上的环纹采用粘贴玻璃条的方法进行装饰，其造型、工艺及装饰手法在唐代器皿中甚为罕见，具有波斯萨珊王朝玻璃器的特点。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香囊是唐代熏香器中引人注目的类型，附有链子和挂钩，用于佩戴或悬挂。此香囊造型别致，设计科学巧妙，呈圆球形，上下球体以子母口相合，其内设置两个同心圆环和一个半圆形香盂，香料置于香盂中。
利用重心原理，香囊无论怎样摆动，香盂都不会倾覆。世界其它国家直至近代才发现这个原理，而中国最晚在唐代就已掌握了此项原理并熟练运用。
唐代世风开放，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中，东西方两种装饰艺术手法常常在同一件器物上交相辉映，和谐共融，使我们不得不惊叹唐人高超的金银器制造技艺和非的艺术创造力。
何家村窖藏出土银碗、银盒等器物的主题纹饰常见波斯萨珊式“微济式纹样”，即以神异性植物、动物或人物为中心，周围环绕联珠、麦穗，形成固定的圆框构图方式，这是波斯萨珊银器装饰图案的重要特点。
鎏金翼鹿纹银盒
鎏金犀牛纹银盒
鎏金飞狮纹银盒
鎏金双狮纹银碗
鎏金双獾纹双桃形银盘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鎏金熊纹六曲银盘
鎏金鸾鸟纹六曲银盘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造型独特，纹饰华美，工艺精湛。风格大气典雅、富丽堂皇，既显大唐风范，又具外域风格、令人惊叹。这批金银器堪称唐代金银制品的典范，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彰显了唐人兼收并蓄、精益求精、推陈出新的大国工匠精神。
唐代金银器制造曾盛极一时，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其制作工艺分为成型和装饰两大类。成型工艺主要有范铸、捶揲、焊接、铆接、编织等，装饰工艺主要有捶蝶、錾刻、镂空（刻）、贴焊、线刻、錾金、银嵌、掐丝、金珠焊缀、漆饰等。一件精美的金银器，从成型到装饰完成，往往综合运用多种工艺，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唐文化对外传播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工艺方面，唐代不仅引领了东亚的工艺潮流，更将中国独特的工艺文化传播到了日本、韩国等国家。同时，唐代还涌现出了许多留学生与留学僧，他们将中国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正仓院原是日本古代保管国家税收、政府财物的仓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光明皇太后为宪帝圣武天皇祈福，将先帝生前收藏的珍贵宝物奉献于东大寺供养卢舍地佛，并入藏正仓院，其中很多物品来自中国，大多是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借侶带回日本的。正仓院中的宝物一半以上来自中国、朝鲜等国，最远有来自波斯的宝物。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2️⃣“黑石号”沉船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一艘9世纪上半叶的唐代沉船，由出水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推断该船是一只唐代从中国出发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船。
出水的文物包括瓷器、金银器、铜镜及香料等大量唐代珍贵物品，其中部分金银器的造型、温室、工艺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极为相似。
3️⃣唐长安城对世界的影响
唐长安城示意图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布局图
日本平城京布局图、日本平安京布局图
4️⃣唐三彩的对外传播
唐三彩造现优美，工艺精湛，色彩绚丽，内涵丰富，是大唐文化艺术的结品。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唐三彩制品及生产技术先后传播到亚、非、欧各大洲，对许多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文化、手工制造业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朝鲜制造了以日常器皿为主体的“新罗三彩”
三彩罐
统一新罗时期的三彩高足盖盒
日本出现了备受皇室贵族或僧侣喜爱的“奈良三彩”
奈良时代的三彩多口瓶
平安时代的三彩鼓
“波斯三彩”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兼具中西文化艺术特征。根据装饰部位可分为主题纹样和附属纹样，主题纹样取材广泛，主要分为动物纹、植物纹和人物故事纹，装饰于器物的显著部位，直接反映装饰风格；附属纹样有联珠纹、三角纹、缠枝纹、卷云纹、叶瓣纹等，主要装饰于器物的口沿、底边和折棱等处，这些纹样均是器物断代的重要依据。
谨以此展览敬献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随即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将战火烧到鸭绿江。中国的国家安全存在从根本上失去保障的危险。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的国家安全存在从根本上失去保障的危险。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军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1953年7月27日，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地参与到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中，掀起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次组织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慰问团走遍朝鲜西部大战区，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士气和信心，被广大指战员亲切地称赞为“胜利的鼓舞者”。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抗美援朝时期文物，是陕西人民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缩影。
鉴往事，知来者。
中共陕西省委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动全省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社会各界通过时事宣传、爱国教育、和平签名、示威游行等活动，调动起全民的爱国热情，积极响应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捐钱捐物，用实际行动投身于抗美援朝运动。
为转达祖国人民对前线志愿军的关怀和敬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次组织赴朝慰问组，陕西均积极派代表参加。1953年4月，西北文化局从西北十六家单位抽调150人，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文艺工作团第五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慰问演出，他们冒着炮火来到前沿阵地的地堡坑道，用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为志愿军战士们带去了温暖与欢笑。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三六师全体指战员写给祖国人民的决心书
自制烟斗
避风油灯、用铁丝制作的烛台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文艺工作团第五团，走遍了朝鲜西部大战区，行程上万里，带回志愿军战士写给祖国人民近万封充满着真挚情感的书信和战士们精心制作的手工纪念品。一句句满含真情的话语，一件件用心制作的物件传递出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
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共同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变得更加紧密与牢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文艺工作团第五团在朝期间，不仅与朝鲜军民进行了热烈的联谊活动，同时还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当地受灾群众，这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人民之间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
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第九步兵师团近卫八六联队素描画
朝鲜人民军用炮弹壳制作的纪念品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交付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这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朝鲜人民军第319部队“胜利的记录”剪贴本
朝鲜人民赠慰问团“胜利”牌匾
朝鲜共和国英雄尚俊、尹时峰、申昌活的战斗事迹
全国政协赠抗美援朝纪念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证
【胜利的联欢】
本展览以赴朝慰问团的视角展开，讲述了朝鲜战争时期，西北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作的贡献以及对前线将士的全力支持。
抗美援朝文物展对面是文物修复
唐代壁画珍品馆是我国第一座唐墓壁画馆，也是国内最大、设施最为先进的唐代壁画专题陈列馆。
需另购票，票价：270元/人
唐代壁画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独具特色的珍贵藏品，绘画技术精湛，因年代久远，所存者甚少。展览运用了先进的意大利展柜等文物保护展览设备，展示了陕西省在壁画研究、保护方面的最新成果。考虑到展品的珍贵程度和艺术价值，也就理解相比其他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收费显得较高的原因了。
陕西近百座唐代皇室贵族墓中，大量精心绘制的壁画，有风格独特的建筑、简约传神的人物、特色鲜明的器物、简洁明快的山水与栩栩如生的动植物等，描绘了当时的仪礼规范、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形象资料。
陕历博从中遴选的近百幅精品在珍品馆展出。徜徉其中，观其美、品其韵，大唐的时代风采与文化魅力尽收眼底。
展馆馆门口提供鞋套，需穿鞋套参观。馆内不允许拍照，但可以观看一些临摹的壁画图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陕西历史博物馆”，介绍的非常详细。
包括各唐墓高清壁画，以及壁画揭取位置。
展厅首先介绍了墓葬里的壁画是怎样画成的以及
怎么揭取搬运的？
✔️壁画绘制步骤：整理墙面→涂0.4至2.3公分厚草拌泥（地仗层）→抹涂上0.1至1.8厘米厚掺有麻棉纤维的白灰（压光、磨平，上胶水）→起稿（用竹木签、颜料块起稿）→填色（用墨线勾勒轮廓定稿，然后以朱砂、赭石、石青、石绿、藤黄及墨等矿物质颜料填色）
✔️壁画揭取步骤：刷桃胶→贴纱布→切割分离→夹板固定
这些唐墓壁画虽无作者署名，但多出自当代宫廷画师之手。据《唐朝名画录》记载，唐代画家以绘制壁画而驰名者有百人之多，如阎立本、李思训、王维、周昉等都画过壁画，画圣吴道子一生曾绘制过三百多幅壁画。唐墓壁画的结构及风韵则与之相似相近。
高等级唐墓壁画共有的主要内容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种是表示宇宙及方位的四神图、天象图和十二生肖图等；另一种是展示墓主身份与地位的出行图、仪仗图和侍者图等。
李寿，字神通，唐高祖李渊堂弟。虽无显赫的功勋，但因他最早起兵支持李渊反隋，后被封为淮安王，死后陪葬唐高祖献陵。其葬具“三件套”（石门、线刻石椁、龟形墓志）为罕见精品，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院。
李寿墓全长44.4米，由墓道、五天井、四过洞、甬道、二小龛、墓室组成。壁画遍布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十分精美。自南至北分别为出行、狩猎、仪卫、列戟、建筑、农耕、歌舞、男女侍从等，东西两侧呈对称排列。
揭取下来的二十三幅，现皆藏于陕历博。
《新唐书·仪卫志》记载，唐代皇帝的仪仗分两种，一种用于外出的卤簿，名“驾”，一种用于居所或朝廷的仪卫，名“衙”。与此相应，高官显贵外出也都有一定规模的仪仗，在其居所或衙署也都设有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仪卫。仪仗出行有三种：步行仪卫、骑马仪卫、车队仪卫。若三种仪卫齐备，墓主生前的地位一定是十分尊贵的。李寿墓骑马出行图、步行仪仗图表现的应当是外出的仪仗，而仪卫图表现的应该是居所仪卫。
《骑马出行图》
揭取于墓道西壁。图中描绘的是墓主人出行队伍最前方的仪卫骑士，两组八人马队，均持四旌红旗，向南骑马疾行。画中四旌红旗招展，骏马嘶鸣，马上人物相互顾盼，神情各异，渲染出郡王外出卤簿的宏大场面。
这两名骑士，头戴黑色幞头，形态和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图中两匹马也描绘的生动传神，马头小，胸腹紧劲，腿细而长，蹄较大，是唐代优良马匹的真实写照。
《步行仪仗图》
天子9旒旗，太子7旒旗，王一级的配享5旒或4旒旗。
《仪卫图》
揭取于墓道东壁。甬道前部东西壁上方各绘一个身披彩带、手捧莲花、面向墓室的飞天，下方各绘一组面向墓室的仪卫。图中三人，前面一位头戴一梁进贤冠，身穿曲领宽袖红袍，左手按剑，右手前指。后面紧随的二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双手持弛弓，亦作行走状。
《演奏图》
绘于墓室北壁，五名跽坐的女伎分别持竖箜篌、筝、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笙。乐伎前有一舞伎，因残缺仅能看到舞裙飞动的一角。乐伎后立四名侍女，一捧杯，一持竹杖，一持弓，一拱手侍立。根据乐伎所持乐器来看，当属龟兹(qīu cí)乐。这九位女子都身着同一款式的红蓝相间的竖条长裙，乌发梳成整齐的发髻，仪态雍容典雅，一幅世胄贵族的私家伎乐女子演奏图跃然壁上。
《列戟图》
有7杆戟并排插在木质构架上，因墓道两边各有一幅列戟图，加起来共14杆戟。《唐六典》有明确记载：天子24杆，太子18杆，王14杆。这幅壁画佐证了史书的记载。
房陵公主为唐高祖李渊第六女，武德四年封永嘉公主，下嫁窦奉节，后改封房陵大长公主，下嫁贺兰僧伽。咸亨四年去世，终年55岁。
房陵大长公主墓，献陵陪葬墓。形制属于唐代典型的斜坡墓道带过洞天井墓。全长57.8米，由于破坏比较严重，墓内壁画大部分已脱落，只在最后一个天井、前甬道、前墓室、后墓室等处共存人物画二十七幅，内容主要为生活场景，均为姿态各异、相对独立出现的侍女图。侍女图大多头身比达1：8，标准模特身材，古人也喜欢“九头”美女啊。配上刚挺的绘画线条，自信的人物神情，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阳刚之美，在中国绘画史上甚为罕见。
《捧盒宫女图》
图中侍女头梳回鹘髻（很像现在女孩子梳的丸子头啊
，源于回鹘族而得名。回鹘族是现在新疆维吾尔族的前身，一直以来都与汉族人民有着密切来往），手捧盝顶盒，一种盛放贵重首饰的化妆盒。何家村窖藏中就出土了这样一件首饰盒。佛教徒称为宝函，1987年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骨舍利就是盛放在五重宝函中。
《执拂尘侍女图》
揭取于前室西壁北侧。侍女头梳回鹘髻，上身穿白色窄袖短襦，外加赭黄色披帛，下身穿红色条纹曳地长裙，脚着黑色云头履。侍女右手轻拈搭过胸前的披帛，左手执拂尘从左肩背举，向墓外趋步作奉迎状。
唐墓壁画中持拂尘的侍女形象很常见，仅房陵公主墓中就有两幅。另外在李爽、新城长公主、永泰公主等墓的壁画中，都有数人手持拂尘的形象，充分显示出这一器具在唐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手持五足盘侍女图》
揭取于前室东壁。侍女梳着回鹘髻，上衣下裳，襦裙，窄袖，肩披帔帛，脚穿云头履。托盘中摆放着橘红色和淡黄色的瓜果。据专家推论，这可能是柿子和木瓜。唐代出土的带足盘以三足居多，少数为四足，而这个五足盘在目前考古发现中极为军见，它的造型与粟特金银盘相似，应为输入品或受到中亚金银器影响的仿制品。
帔帛类似于当今女性的披肩，最早起源于西亚，被中亚佛教艺术接收后，传至中国，非常受唐代女性的欢迎，敦煌佛教造像中的也有很多。
《托盘提壶宫女图》
女子身穿翻领胡服，条纹灯笼裤收口，一脚蹬的软底鞋，左手托一多曲盘，右手拎着一只起源于波斯的鸭嘴壶（胡瓶的一种）。女性穿男装、穿胡服在当时可是一种时尚。
《托盘侍女图》
揭取墓前室西壁。侍女头梳回鹘髻，上身穿红色窄袖短襦，外加白色披帛，下身穿褐红色条纹曳地长裙，脚着黑色云头履。双手捧四足圆盘，向墓室中心作趋步状。
侍女手中所捧的圆盘，和前边托果盘侍女图中的银盘形制不甚相同。后者为圆形，足为卷曲式，与之相似的唐代银盘发现较多。而这幅图中的圆盘却为多曲形，足为环状足。目前带环状足的银盘尚未发现过实物例证，陶瓷器中有相似者，不排除是陶瓷器的可能，但盘身为多曲却常见于银盘上，因此这件盘表现的还应是银盘。
《提壶持杯侍女图》
揭取墓后室北壁西侧。侍女头梳回鹘髻，面形圆润，弯眉细目，嘴唇及面颊涂有鲜艳的胭脂。上穿白色窄袖短襦， 下着红色曳地长裙，肩披绿色帛巾。右手提长颈鸭嘴壶，左手举高足杯，趋步上前作敬酒状。
《持花男装侍女图》
侍女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棕红色翻领开胯胡袍，下着浅色条纹紧口裤，脚穿轻便线鞋。腰间系有革带，带上挂着鞶（pán）囊。左手置于胸前，右手举一枝萱草花，姿容健康而丰满，神情娴雅而专注。
鞶囊是用皮革制成的小包，也有用丝织品制成的，名称依然沿用鞶囊之称。鞶囊里面可以置放一些随身需要携带的物品，如手巾、印章及钱币等。唐代妇女喜欢使用香料，因此鞶囊里也存放香料。贵族妇女将其佩戴于腰际，随着摇曳的步伐，香气袅袅袭人。
李爽，京兆长安人，太宗高宗是的两朝元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官级为正三品。
其墓长24.5米，有三个天井，三个过洞，两个小龛，砖砌墓室。随葬有铜器、瓷器、玉饰件，仅陶俑就有二百一十二件。在墓道及墓室残存有二十五幅壁画，其中较完整的有十六幅，分布于甬道和墓室。多是仕女图、乐伎图，根据史料记载，李爽生前酷爱音律，墓葬中的壁画更多体现的是吉祥文化，也是那些曾经的美好。
《捧唾盂侍女图》
揭取于墓室北壁东起第四幅。画中的侍女头梳双环髻，身穿窄袖长裙，外套半臂，双手捧一件唾盂于腹前。
唾盂又叫唾壶，为承唾之器，先秦时期宫廷贵族就广泛使用，《西京杂记》卷六就记载有汉广川王发掘战国魏襄王冢，获得玉唾壶一枚之事。唾盂也是唐代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繁的器物，多用陶瓷制作，考古出土有瓷唾盂，亦发现有银唾盂，文献记载高官显贵有使用金唾盂的，如《旧唐书·郑朗传》讲文宗太和年间(827年-835年)风气奢靡，张元昌使用金唾盂。
《男装吹箫侍女图》
揭取于墓东壁第二幅壁画，为一男装乐伎形象。她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红色圆领袍服，绿色条纹波斯裤，裤口紧束，脚穿白色尖头便鞋，腰束蹀躞带并配一鞶囊。双臂抬至胸前，十指按持长箫作吹奏状。面容圆润，形象生动逼真。
新城长公主为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幼女，虽受父母百般宠爱，但婚姻生活屡遭不幸，生命多舛。第一次与魏征之子的婚约因故解除；第二次下嫁，夫君是长孙家族后裔，后卷入政变风波被杀；第三次改嫁韦正矩，但两人感情不合，龙朔三年（663年）新城公主病逝，年仅三十岁。唐高宗悲痛不已，无法接受妹妹的离世，盛怒之下将韦正矩斩首示众，并以皇后之礼将妹妹陪葬于昭陵。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以皇后礼仪下葬的公主也是仅此一位。
新城公主墓，昭陵陪葬墓，形制为长斜坡墓道单砖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墓室组成，总长50.8米。墓道、过洞、天井四壁下部及甬道和墓室壁面均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壁画。从绘画技法上看，是由多人分别绘制。
《侍女图》
揭取于墓第五过洞东壁。图中两位侍女，一位身着男装，双手捧一捆（六个）卷轴，另一位头梳单刀半翻髻，身穿袒胸窄袖白色襦衫、深青色束腰长裙，外套淡蓝色半臂，左手正抚摸着男装侍女所捧的卷轴，从二人面对面相视的表情来看，似乎正在商量着什么。
《侍女图》
揭取于第五过洞西壁。两位侍女头梳单刀半翻髻（单刀髻），身穿白色襦衫，外套浅褐色半臂，似乎正在悠闲地散步。
据专家考证，此发式是用假发装饰成形状似刀的高髻，假发一般是以马棕或是其他穷苦人的真发作为原材料，然后用黑纱缠在做好的发型支架上。
《侍女图》
揭取于墓室南壁。图中现存三人，左边第一位头梳双环花形髻，上插花钗，身着长袖短襦条纹裙。另二人头梳双刀半翻髻，身着短襦长裙，其中最右侧侍女左臂挟一茵褥，右手（仔细看，是六指，理论上不会被选进宫，所以是绘画过程中的低级错误，画师、画工、匠人，绘画水平参差不齐）指点着，似乎正向前面那位同伴说着什么。
人物均为柳眉细眼，樱桃小口，面部斡染出粉红色。造型上头大颈长，身材瘦削。绘画用色淡雅，着墨较轻，尤其是发髻淡中有浓，似乎是用黑纱包裹着的假髻一样，极具特色，这在唐墓壁画中极其少见。
新城公主墓是继长乐公主墓之后发现的又一座昭陵陪葬壁画墓。它的发现填补了唐墓壁画早期创新阶段（长乐公主墓）至盛唐成熟阶段（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之间的缺环。
李凤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五子，曾被封虢王，食邑一万户，史书有载，其人性格残忍暴虐。该墓于1973年发掘，是李凤和妻子刘氏的合葬墓，也是唐高祖李渊献陵的陪葬墓之一。
全长63.38米，由长斜坡墓道、四过洞、三天井、八小龛、甬道及墓室组成。墓内周壁都绘有壁画，顶部用白灰绘有银河和日月星辰。从其分布可以看出，墓道、过洞、天井的建筑壁画，象征着大门、过厅、庭院；甬道两侧的长廊壁画，象征着两庑建筑;墓室的建筑壁画，则象征着大殿，而全墓壁画分明是墓主人生前居住的深宅大院的写照。由此可以看出，墓内宅院化这个唐墓壁画的特点至高宗时期已基本形成。
墓内较完整的人物、花草画有十六幅，多为侍女图。该墓（675年）只比房陵大长公主墓（673年）晚两年，人物画的风格截然不同。
《执扇侍女图》
揭取于甬道东壁。图中两名侍女相背而行，一株初放的百合花点缀其间。右侧侍女头梳双丫髻，上身穿袒胸窄袖桔黄色短襦，襦外披米白色披帛，披帛一端从前胸搭过，飘于体侧；下着绿色垂地长裙，微露足履，双手持长柄椭圆形扇子，目不斜视，徐步缓行。左侧侍女头戴幞头，身穿翻领开胯胡袍，下穿条纹紧口长裤。她左手携衾裯夹于腋下，右手平持团扇，似乎正在听候召唤，欲趋步上前侍奉主人。
两侍女面部都有晕染，身材修长，并非盛唐时期丰腴的人物造型，可见初唐人物造型的特点，面庞稍显丰满。造型与西壁的侍女类似，绘制技术稍显笨拙粗糙。
《持花侍女图》
揭取于甬道东壁。图中绘两侍女，右侧侍女，头梳椎髻， 身穿窄袖袒胸粉红色短襦，土黄色披帛绕肩而过后令一端飘于体侧；下穿红色长裙，脚着云头履。右手举花枝，左手携长颈带流瓶。似乎外面正有奇景发生，她侧转身躯。回眸后望，神色惊诧。左侧侍女，头梳与右侧侍女类似的发髻，身穿窄袖白色圆领短襦，米黄色披帛通过双肩搭于手臂；下穿桔红色长裙，双手捧一含苞待放的花枝贴于胸前，漫立前视，从容不迫。
两名侍女，发式基本一致，服装颜色、款式也相差无几，手中都举着一枝花，但神态却不相同。一个前望，一个后视；一个若有所思，一个似有所顾。画面通过简单却有动感、前呼后应的人物造型，以及人物面容神色间的细微变化，使画面既可独立观赏，又可与左右其他画面连贯成一个整体，使观赏者不仅可欣赏画面上所表现的内容，又很难不去猜测画面上传达给观者但却没有表现的内容。
《侍女图》
侍女头梳单刀半翻髻，身穿白色圆领窄袖襦衫，白色披帛搭过双肩，左手轻托披帛右侧一端并使之垂于胸前。右臂抬起，右手藏于袖中。下穿土红色曳地长裙，脚着云头履，作前行迎接状。
《侍女图》
此图由三位侍女组成，前二女均头梳单刀半翻髻，上穿袒胸白色短襦。下系红色条纹长裙，脚穿尖头履。为首的面部已残，双手缠红披帛交于腹前。中间的左手竖执团扇，并将之靠于左肩，右手前伸作诉说状，白色披帛通过双肩搭在双臂。最后那位头戴幞头，身着红色圆领袍衫，下穿红色条纹紧口裤，脚穿线鞋。双臂抱一方盒于胸前，回首顾盼，似乎正被侧后方的什么事情吸引着注意力。
从其神态看，三位侍女身份地位似乎不太相同。为首者身材高大丰满，姿态稳重矜持，身份地位似乎较高一些。中间持团扇的侍女向为首者正在叙说或恳求什么，神态甚是谦恭。最后一位着男装的侍女，置身事外，回首顾盼，顽皮中显露出稚气尚存（像是工作中开小差的我
）。画家用不多的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三个不同神态的侍女，以及侍女们不同的身份、地位及年龄。虽无过多的背景，但却似有故事，有情节，让人回味无穷。
韦泂，唐中宗韦后的弟弟。他在7岁时，中宗被废，随父母流放，16岁死于容州。中宗复位后，他的遗体被还葬于长安。
韦泂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南里王村，全长31.1米，由墓道、天井、小龛、甬道及前后墓室组成。墓中的壁画大多已经脱落，仅存四神、楼阁、文吏、男侍、侍女及花卉飞禽等图案。
《云鹤图》
揭取于墓后室东壁。唐代，花鸟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科开始兴起，出现了专门以画鹤知名的画家薛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讲“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宣和画谱》 “善花鸟、人物、杂画，而尤长于鹤，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韦泂墓在后甬道顶部及后室四壁上部都绘有云鹤，其绘制年代正值薛稷知名时期，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应该都有薛稷的影响，只是还都是作为辅助题材出现的。
《仕女图》
揭取于后室西壁。仕女头梳高髻，肩披宽长的披帛，是贵族妇女“丰姿绰约”的典型形象。虽然与早其两年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较为窈窕的年轻女性形象不同，但与章怀太子墓前室南壁头梳高髻、蛾眉樱唇、体态丰腴的那位中年贵妇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说明八世纪初，仕女形象已经由窈窕向丰腴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从中年贵妇开始的。
《仕女图》
仕女头梳螺髻，体态、手势、眼神、着装似乎在彰显着一位贵妇的傲慢。此画非常细腻传神，头发确有＂毛根出肉＂的效果。红色晕染的运用让人物更富有质感，一个一千三百年前珠圆玉润的唐朝贵妇就这样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
《执胡瓶男侍图》
苏思勖是唐玄宗时的著名宦官，因军功累累，拜辅国大将军、又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4年)因病去世，时年八十余岁。
全长13.7米，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和甬道内共绘制了20余幅壁画，壁画大部分保存完好，题材有男侍、侍女、抬箱、乐舞、六扇屏风、朱雀、玄武、天象等。
《二人抬箱图》
揭取于甬道西壁。图中两位男侍从，面色红润、表情安然。他们头戴黑色幞头，上身穿土红色圆领袍衫，下身穿浅色长裤，足蹬黑靴，抬着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正向着墓主人所在的墓室大步前行。为了方便行动，还将前衣襟掖在腰带上，极富生活气息。
《乐舞图》
揭取于墓室东壁。揭取时被分割成为三幅。左右两幅是乐师图，中间为舞者图。
左侧黄毯上是一组由六人组成的乐队。前排三人均为跪坐姿势，分别手持琵琶、笙、铜钹；后排则站立三人，一人吹横笛，一人击拍板，还有另外一人左手平伸向前，口圆张，似在唱歌。
右侧地上亦放置一黄毯，上有一组五人乐队。前排三人均跪坐，一个人弹箜篌，一人弹七弦琴，一人吹筚篥。后排站立两人，一人右手平伸向前，手中并无乐器，另外一人则在吹排箫。
中间为一舞者。高鼻深目，满脸胡须，头戴白色尖顶胡帽，身着圆领长袖衫，腰系黑带，足蹬黄靴，立于黄绿相间的毯子上起舞。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扬起，左腿曲立，右腿提膝腾起，拧腰摆胯，仰身回顾。脸上露出扬眉动目的神情，作旋转而舞的姿态（胡旋舞）。
《乐舞图》如实反映了盛唐时期高官贵族的行乐生活，直观再现了当时流行乐舞的风貌，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
画面布局呈中轴对称式，主从分明，安排得当，三部分既独立成章，又紧密结合，合而为一。画中人物姿态各异，静中有动，虚实相生，疏密关系得到完美的解决，又增添了画面的生机。
人物形象壮硕健美，均是唐代男子的典型形象。人物描绘虽由寥寥几笔粗线条构成，但笔法准确、娴熟，笔笔传神，抓住了人物体貌和动作中最显著的特征，使之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画面使人如身临其境能强烈感受到其高昂热烈的气氛。
墓主是卫尉卿薛绍和太平公主的二女儿万泉县主，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外孙女。
其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砖砌双室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均绘有壁画，内容有青龙、白虎、门楼、牵马侍者、列戟、男女侍从、花鸟、狮子等。
《执笏男侍图》
在万泉县主墓第一天井东西壁分别绘有一幅列戟图，戟架前站立一名执笏男侍，表示从此开始进入内宫。执笏男侍高大瘦削，为宦官形象。
《端馒头男侍图》
揭取于墓甬道西壁。男侍披发，身穿绿色圆领袍衫，腰系黑色革带，佩鞶囊，双手端一平底圆形大盘里面盛放着馒头，似乎正准备送于主人食用。
《双环髻侍女图》
揭取于甬道东壁。图中侍女头梳双环髻，身穿黄色窄袖短襦、绿色长裙，肩披灰褐色披帛，从装束来看，为一年轻侍女，似乎听见呼唤，正欲扭身顾望，神态中透露出一丝稚气。
杨玄略，字子远，弘农人，晚唐宦官，宣宗、懿宗时曾任浙西、襄阳和淄青监军使，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加内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国弘农县侯。
其墓为砖砌单室墓，长约30米，由竖斜墓道、三过洞、三天井、甬道、墓室组成，毁损严重。在墓道东西壁绘有青龙白虎，过洞绘有男侍、马及牵马人，墓室西壁绘六鹤屏风，南壁绘朱雀，东壁、北壁绘有男侍、男吏。
《执笏男吏图》
揭取于第一过洞东壁。图中文官头戴进德冠，身着广袖朝服，腰系玉带，双手高拱于眼前，仰头躬身，神情肃穆地凝视着前方。从人物浓眉大眼、络腮胡须来看，是一个胡人形象。夸张的表情和动作颇有钟馗、摩诘的味道，无论造型还是侧面的表现方式在唐墓壁画中都极少见。
《朱雀图》
揭取于墓室南壁。唐墓中朱雀的位置基本固定，往往用较程序化的方式来表现，青龙、白虎一般绘在墓道的东西两壁，而朱雀、玄武则绘在墓室内的南北两壁上。朱雀雕刻在瓦当、石碑、石椁、门楣等处，常常受面积的限制，多以侧面形式出现，而这幅朱雀图以正面形式出现，则显得更清晰、逼真、舒展、自然。绘制时采用铁线描墨线勾勒，线条粗劲有力，通体施以朱色，朱雀头顶羽冠，曲颈，双目炯炯有神，瞪观右侧，张口挺胸，展翅跷尾，双爪直立于墨线勾勒的圆形物上，显得精神饱满，神态威武雄壮。构图明快大方、简单利落。
《击鼓伎乐图》
墓室东壁揭取。图中两位男性乐伎，均身着白色袍衫，腰缠红色长巾，足穿黑色长靴，作前行状。前面一位拍打着腰鼓，后面一位伸掌似乎也在拍打着什么。这种内容在壁画中少见，可惜头部均已残掉。
李重润（682-701年），中宗李显的长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大足元年遭谗言被武则天杖杀，时年19岁，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以太子身份陪葬乾陵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
其墓为高宗乾陵陪葬墓之一，规模宏大，等级很高，全长100.8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组成，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出土大理石刻欧体填金的哀册、金器、铜器、铁器、三彩陶俑、陶器等各类文物一千余件。十分难得的是，墓内尚存有四十幅大型壁画保存完整，壁画题材有青龙、白虎、仪仗、建筑、男侍、侍女、狩猎等，是目前发现的唐墓壁画中等级最高的，而且采用了整体揭取的方式予以保存！
《青龙白虎图》
揭取自墓道入口东西两侧，高达两米左右，气韵生动，虽已残损，但是近距离观赏仍然令人惊叹不已，时空穿越感油然而生！
《阙楼仪仗图》（🎈镇馆之宝）
揭取懿德太子墓墓道入口青龙白虎图后。
阙，是我国古代立于宫殿、祠庙、陵墓等前面的高台建筑，一般夹道分立于左右。最早具有侦查防御的作用，汉以后主要为装饰性礼仪建筑。一般分为单阙、双阙和三阙。三出阙是等级最高的一种建筑形制，只有皇帝居住的宫殿、死后藏身的陵墓才可使用。在唐墓壁画中大都是单阙或双阙，唯有懿德太子墓中的阙楼图为三重子母阙即三出阙，显然是“号墓为陵”而依天子之礼构筑的。
《阙楼仪仗图》共两幅，内容相同，分别绘于唐懿德太子墓墓道东壁和西壁。高2-3米，长约10米。揭取时被对应分为四小幅。
画面壮阔，人物众多，以山为背景，绘城墙、阙楼和即将出城的仪仗队。仪仗队分为步兵，骑兵和车队，侍臣列前，战旗迎风招展，阵容威严，人物极少有相似之处，展示了初唐绘画艺术的精湛造诣。士兵均着圆领长袍，戴黑璞帽，穿黑靴，长袍颜色按军阶等级分为红、黄、绿、赭，所有人均为侍卫装扮束。他们目视前方，恭候迎驾，人物的造型，衣纹的组织，线条的勾勒，都十分完美。是唐代壁画中场面最大的传世作品。
阙楼建于高大的台基之上，用飞廊或城墙与主体建筑连结，台基由砖筑成梯形，阙楼图丝丝人扣，雕梁画栋非常华丽。工匠以林木、山峦为背景，衬托出宫殿宏伟高大、庄严肃穆的气势。门阙制度是唐代建筑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阙楼高大宏伟，从上到下可分为庑殿形屋顶、屋身、平座、墩台４部分。
🏯东壁阙楼
出檐远，斗拱比例大，使楼阙显得高大雄伟；阙楼施以红色，加之主要连接点为金铜饰件，给人以热烈奔放和金碧辉煌的感觉。总之，巍峨的红色阙楼图，反映了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和懿德太子生前的显赫地位。
🏯西壁阙楼
🚩仪仗出行图
阙楼旁雄伟的城墙下有一支由196人组成的仪仗队，分步兵队、骑兵队、车马队3部分。卫士均头戴幞头，穿圆领长袍，腰佩箭囊。其后，在3辆豪华的马车前，排列着十几名侍臣。
紧邻阙楼的骑卫和步卫。
在大型仪仗出行图中出现山石、树木、城阙等背景环境的描绘，是中宗、睿总至玄宗时期皇室贵族壁画画墓的特点之一。
骑马卫队和步行卫队，骑士手持七旌旗向城门行进，仪卫皆配横刀、弓、胡禄。右图中仪卫手持旗帜有帛旒红旗和雉尾饰旒。以雉尾装饰的旗帜仅见于太子、公主等少数唐朝皇室人员墓中壁画，应是身份高贵的一个标志。
车队位于骑兵和步兵之后，有3驾赤色马车，上有红色华盖，车厢左侧插九旌旗旂，右插棨戟，应是皇太子金辂车。右辂车前还有2伞、2圆扇、2长扇。羽毛长扇即雉尾障扇，在唐代是天子使用的仪仗，反映了懿德太子“号墓为陵”后的特殊身份。
由于唐代建筑多为土木结构，经过一千多年历史演变，早已铅华褪尽难觅其踪。
讲解员讲解道，《阙楼仪仗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大型界画。作为中国画画种，界画是指采用界笔、直尺按一定的方法所画的画。与其他画种相比，界画要求准确、细致地再现所画对象，画面工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这两幅阙楼图，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界画作品，是研究唐代绘画的宝贵资料。
《阙楼仪仗图》的修复更是几代修复师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而才使我们能够欣赏到《阙楼仪仗图》的恢宏之势。致敬 🫡
《架鹞驯犬图》
绘于第二过洞。右边男侍左臂上架一只鹞子，侧转身体俯视一只黄毛猎犬。猎犬颈系项圈，左前爪搭在侍从腿上，神情机警地仰视着主人。
此犬长喙细腿，形似波斯犬。波斯犬来源于中亚，北齐时就用于狩猎，唐代中亚的昭武九姓曾多次向唐廷贡献此类犬以供时狩。
《宫女图》
分别揭取于前室西壁和南壁。图中侍奉太子夜寑的宫女做向前行走状，分别手持带盖托盏、瓶、烛台、浮尘等物品，步履轻盈，既有内管的严肃端庄，又有女性的文雅秀丽。
右侧宫女头梳高耸的单刀半翻髻，穿绯色长裙，佩戴组绶，肩披绿色披帛，足穿云头屐，身材高大，双手叠放于腹前。按唐制应是宫中女官。左侧宫女头梳丫髻，身穿绿衣长裙，手持串珠，形象较小，似为前者的随从。
图中宫女的头部可能因盗洞里渗水的冲刷而褪去了颜色，却让我们因祸得福地可以看到唐人绘制壁画的流程，起稿线与定稿线依稀可见。
《驯豹图》
绘于第一过洞东壁。图中四名侍从一手持圆头长杖，一手牵豹。其中两人深目、高鼻、多髯，似为胡人。
唐朝用于狩猎的猎豹多为西域进贡，驯养猎豹也许主要由胡人承担。反映了这一时期唐朝宫廷狩猎活动的兴盛。
章怀太子是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李贤。684年卒于巴州，神龙二年（706年）,中宗派使臣迎其灵柩，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追加李贤为皇太子，谥号"章怀"，将其妃房氏与之合葬。
章怀太子墓为斜坡多天井墓道双砖室墓。全长71米、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及前后墓室组成。出土600多件随葬品，壁画题材有狩猎出行、打马球、客使、男侍、侍女等。
墓中出土了50多组壁画和600多件随葬品以及两份墓志铭。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各种文物和壁画，对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及对外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客使图》（🎈镇馆之宝）
揭取于墓道东壁。画面中共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均穿着初唐时期的朝服，头戴笼冠，身穿阔袖红袍，白裙曳地，腰系绶带，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呈三角状站立。三人气度沉稳，雍容自如，神情肃穆，面面相对，似乎正在商讨事宜。后面三位，为首一人秃顶，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身穿翻领紫袍，腰间束带，足穿黑靴，推断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一人面庞丰圆，须眉清晰，朱唇，头戴尖状小冠，冠前涂红色，旁边加插鸟羽，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皮靴，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圆脸，身着圆领黄袍，腰间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应来自我国东北靺鞨族。这三位使者均躬身，毕恭毕敬，谦卑的神情中流露出期盼、等待之意。
《仪卫图》
揭取于墓道东壁。9名仪卫皆着戎装，头戴裹红抹额，代表了军人身份，身穿圆领白袍，系黑腰带，有的腰带了盘囊。仪卫腰佩横刀、弓和胡禄作为装备。壁画中表现的是用虎皮或豹皮制成的弓袋，即虎辗豹韬。
《狩猎出行图》（🎈镇馆之宝）
被分割成四块，画面以青山松林为背景，四十多个骑马狩猎者携弓带箭或持旗或持驯豹鞭，簇拥着主人纵马驰向猎场，殿后的还有两匹负重骆驼。画面由46个鞍马人物、两匹骆驼、五棵 古树以及青山组成。描绘的是皇家贵族狩猎出行时大队人马行进在山间野外的壮阔场景。
骑行在最前方的是几名执檛(zhuā，马鞭或驯兽的工具)的开道者。
两侧是多名打旗卫士，中间是大队人马，仔细观看，画中骑者均头戴黑色幞头，系红色抹额，束腰佩箭。穿各式短袍，有圆领或翻领，颜色有红、黑、白等。
在他们的手里，有执檛，有打旗，有抱犬，有驾鹰，有的身后马背上还载有猎豹等；在骑者的腰部都还佩有弯弓、箭囊等。
其胯下骑乘，有枣红色、杏黄色、白色和黑色等，马背上均铺有豹皮或虎皮，不尽相同。
《狩猎出行图》中的猞猁
《狩猎出行图》中的鹞
《狩猎出行图》中的猎豹和鹰
在队伍的后面，是几头辎重骆驼和五棵挺拔的大树。辎重骆驼与整个画面显得非常写实，逼真地再现了唐代皇家贵族外出进行大型狩猎活动时的场景。
最后，画面用苍劲的枯笔画出了五棵古树，显示出林荫山道古木森森，与鞍马人物、骆驼等殿后轻骑，形成了有藏有露及起、承、转、合的关系，使画面深幽空灵。巧妙运用斜坡墓道，使这支出猎的众多人马，像从古木参天的大道呼啸而出，奔向山坡。
全画犹如一曲优美的交响曲，由序曲引向主题与高潮，呈现出大唐达官贵族出猎的壮观景象。
千骑奔驰，腾空越野，飒沓流星，驰骋畋猎。
《马球图》（🎈镇馆之宝）
长8.9米，描绘了宫苑中骑马挥杆打马球的壮观场面。马球源于波斯，唐时传入中国。马球也叫击鞠，拳头大小，是骑在马上，用前端似月牙的球杆击球入门的多人竞技运动。唐太宗酷爱马球，所以唐时自上而下马球运动颇为盛行。
马球参与者–––前面五人手执球杖，正在驱马抢球。作者用娴熟的笔墨将人物、马匹栩栩如生描摹出来，激烈搏击的场面呼之欲出。
最值得称道的是首位骑枣红马骑手，他做出反身击球的这个漂亮动作，“牵僵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被完美再现。这幅壁画展现了唐代马球比赛紧张惊险的夺球场面。
马球观赏者、远山、树木
在山与树林的开阔处，马球手正激烈地跃马扬鞭，围绕马球往返穿梭，各显其能。
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凝眸这幅图时仍能感受到球场的激烈氛围，那杂沓的马蹄声铿锵有力，似乎穿正越时空，奔驰而来。 “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是蔡孚对《马球图》最传神、贴切的描绘。
《马球图》以场面最宏大，记录球类运动时间最早，构图最绝妙，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观鸟捕蝉图》
揭取于前墓室西壁。由三侍女、两只鸟、一棵树和一块石头构成，生动再现了三名宫中少女闲暇时观鸟、捕蝉极富生活情趣的瞬间。最左侧的侍女头梳高髻，左手托披帛，右手握长簪搔头，身穿圆领对襟衫、绿长裙，正仰着头看着天空飞鸟。中间的侍女着男装，头梳球形髻，穿圆领窄袖袍，腰系黑带，带上挂盘囊，下着裤和线鞋，她正蹑手蹑脚地去捉一只停在树上的蝉。最右侧一侍女，袖手立于树下。
《侍女、侏儒图》
绘于前室南壁东侧。唐代宫中及高官显贵府内常豢养侏儒充当俳优或做杂役。此图中右边身材矮小的男子即为宫内的侏儒。他与一身材肥硕的侍女和一着胡服侍女侍立一旁，可能系宫中的侍从。
《捧物侍女图》
揭取于甬道东壁。左侧宫女头梳高髻，穿小儒、长裙、高头屐，披帔帛，手捧一只有黄色衬布的方形食盒，其应为内官中的掌食。中间宫女着男装，头过幞头，穿圆领袍。右侧两位宫女手捧盆景，可能是掌管园。
左侧宫女回头望，中间宫女手捧盆花，其发饰、服饰与右侧侍女相同，唯小襦开口较低，袒露胸部。唐周濆的诗“慢束裙腰半露胸”便是这种袒胸装的写照。
《宫女内侍图》
揭取于前甬道东壁。宫女一梳高髻，双手挽披帛交于胸前，一穿翻领胡服，双手捧长方形器具，可能是装有账簿或文集一类的匣盒。旁立内侍位于内宫门前，手中的檛在这里已经具有了仪仗的意义，这位内侍应为典直官。
唐安公主，唐德宗李适的长女，唐顺宗同母妹妹，母为昭德皇后。从小聪敏，谨慎孝顺，很得德宗喜爱，下嫁秘书少监韦宥，并有一女韦氏下嫁李愬。遇到朱泚之乱，跟着父亲逃难。兴元元年（784）三月十九日，死于逃难途中，时年二十三岁。
此墓为土洞单室砖墓，有墓道、甬道及墓室。墓道东、西各开一壁龛。墓葬早年被盗，墓室四周及甬道均绘有壁画，内容有男女侍从、朱雀、玄武、花鸟，伎乐、天象等。
《男侍图》
高119 厘米，宽103 厘米
此图位于甬道东壁，图中两男侍均头戴黑幞头，身穿圆领袍衫，前面的一位双手举于胸前，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后面的那位双手举着马球杆，毕恭毕敬地尾随其后，身份似较低。整个画面线条简洁，用色极为清淡。
《花鸟图》
唐安公主墓墓室西壁整个壁面绘制的是一幅花鸟图，图中两侧的树梢相交于顶部，中间有一盆，盆周有斑鸠、鹦鹉等四只飞禽，或俯首饮水，或攀沿而栖。盆的左右上方各有两只飞禽展翅飞翔。周围有梅花、凤仙、金钟等花草。
画面清新、活泼，情趣盎然，充满大自然的生命活力。绘制时，先以浓淡有致的墨色勾出轮廓，然后敷彩晕染，用赭墨、花青、石青等色轻涂微染，整个画面色调柔和，清丽淡雅。
李仙蕙（684-701年），中宗李显第七女。神龙二年（706年）与故驸马都尉武延基合葬，陪葬乾陵东南，谥永泰公主。其墓长87.5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组成。
永泰公主墓是唐中宗李旦按照“号墓为陵”的埋葬制度修建的，出土随葬品1300余件。壁画题材有青龙、白虎、建筑、仪仗、列戟、宫女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唐代女性墓葬。
《宫女图》（🎈镇馆之宝）
前墓室东壁的粉墙以红柱分为南北两间，在红柱两侧各绘一列宫女相向而行。两列领头宫女均头梳高髻，手挽披巾的宫女率领。
北侧一列七人，手持包裹、团扇、烛台、方盒等，推测是侍奉公主夜寑的场面。图中手捧包裹的宫女著男装，头梳反绾髻。队尾手持团扇的宫女，头梳半翻髻，转向右侧，似与手捧方盒的宫女窃窃私语。
南侧的宫女群共九人，其中手捧高足杯的少女蛾眉娉目，身材苗条，头梳高螺髻，上身穿淡绿色窄袖短襦衫，淡绿色的披巾绕过两肩垂在袒露的胸前，绿色长裙曳地，同心结缕带由腰间下垂，神采照人，呼之欲出。在她的前面是一个背向外的宫女，内穿白色窄袖短衫，外穿红半臂，披巾和长裙均绛色，双手托方盘，头微微抬起，似在与回首的人交谈，她宛曲的发辫画得非常细腻而有质感，虽是背影而形象极为生动。
宫女朝向不尽相同，画面疏密有致，变化丰富，其优雅的“S”状曲线线型姿态最能代表武周时期仕女画的神韵。是唐代绘画中杰出的作品，也是唐墓壁画中反映侍女形象最完美的壁画。
《唐藻井图》
揭取于第三过洞顶部。由红色宽带相隔成若干个正方形，其内绘制一朵宝相花，宝相花由两个十字形花朵交叉组成，用红、绿、黑三种颜色平涂点缀，显得祥和、稳定。该藻井样式是唐代藻井的典型代表，常见于大型墓葬及佛教壁画中。
唐墓壁画从内容来看，有四神、仪仗出行、仪卫、建筑、列戟、狩猎、马球、客使、文吏、乐舞、内侍、宫女（仕女）、山水等，涉及到唐代社会的许多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和社会风貌，在纸本、绢本绘画真迹罕见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
该墓位于韦曲韦氏家族墓葬园区，墓主不详，为竖井式单室砖墓，规模较小，出土有陶俑等少量随葬品。壁画分布于甬道和墓室，内容较为丰富，题材有朱雀、祥云、男侍、侍女、野宴及六扇屏风等。
《树下仕女图》（六合屏风）
于墓室西壁揭取。此图总计六幅，为六合屏风图，屏条之间用宽约10厘米的红框相隔。由于面积较大，揭取时将其按屏条分割成了六块。
屏风作为实用与装饰功能皆有的家具，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屏风题材出现在墓葬壁画中，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是在汉代。唐墓壁画中，屏风较多见。屏风从式样上看，有单幅立屏，三扇、五扇、六扇、十二扇连屏，以六扇连屏为多见。内容有树下高士、树下仕女、侍女、乐舞、花鸟、山水、云鹤等。
六合屏风每条的主人都是一位装束相同的仕女。在柳绿草青的明媚春光中，仕女在男女侍从的陪伴下，或漫步、或弹琵琶，或小憩、或赏花、或抚琴等。
每条屏风中都以一棵柳树作为主要背景，周围衬托以山石、花草和飞禽等。
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这幅六合屏风图正是盛唐时期的作品。
春和景明，宜踏青。描绘出了唐代小姐姐一幅悠然自在的生活场景！
《唐乐舞绣绘壁画》
展馆的最后展示的是一幅气势恢宏，色彩绚丽的唐乐舞绣绘壁画。它的原件是方鄂秦先生于1987年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设计的大型秦绣工艺壁画，采用绘画与刺绣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了唐代宫廷乐舞的欢乐气氛，被誉为“壁画皇后”。
出口还有个影像资料厅，里面有《大唐记忆》的纪录片。也可以查一下小破站上的资源，看看更多关于唐代壁画的介绍。
注:壁画图片皆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和网络。
最后一个展厅是《壁上丹青 盛唐气象——“唐韩休墓壁画考古发掘与保护展”掠影》，也是收费的一个展厅。从早上九点开始入陕历博，一直到下午快五点了，时间原因就没去这个展馆了，等有机会再参观。
不过麻烦的是参观壁画馆还是得先预约陕博，也不知道下次预约上是啥时候，要是壁画馆直接购票进，和陕历博分开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