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国考古博物馆，是看着它建设起来的，感觉建了好多年，某一天路过，这里出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建筑，与南侧的鸟巢，一圆一方，感观对比很强烈。外观建好之后，又是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某一天路过这里，看到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字样出现在大门外，但还一直是不对外开放的，终于在2023年9月开馆，今年暑假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几次想去参观一下，在网上找到了预约的小程序，因为人数限制，很难约到。暑假结束，北京游客人数下降，预约成功，终于有机会一睹考古博物馆的风采。
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的国家级专业考古博物馆。地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以考古出土文物和珍贵古籍文献为依托，致力于展示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中华文化辉煌灿烂的中国故事，打造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历史文化客厅和展示中华文明的国家窗口。基本陈列“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集中展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01
中国考古博物馆共四层，一层是序厅，基本陈列分为四个专题，专题一文明起源，在二层；专题二宅兹中国，在三层；专题三大国一统和专题四和融万方，在四层。这个基本陈列全部看完还是要费点时间的，我是分两段时间看完的，第一次是下午3点多进的博物馆，4点半就开始清场，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浏览了序厅和二层的专题一文明起源。两天之后的周末，开馆不到一个小时就进去了，直接从三层的专题二宅兹中国开始，又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将剩余的展厅全部看完，直到手机电量报警，不得不离开。加起来，总用时4个小时，这里不少展品的二维码，微信扫一扫，就可以看到展品的介绍，也可以听，所以很费手机流量和电量，想仔细浏览这里展品的朋友们还是要备好充电宝的。
来这里可以地铁直达，8号线和15号都可以到达，奥森匹克公园站。附近有鸟巢、水立方、中国科技馆、新奥商业区等，是个北京重要的旅游景区。
历史大道
整个博物馆外形酷似一个“方尊”，进入博物馆一层，内部“天圆地方”的空间设计也体现中国人民对宇宙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理解，穹顶是漫天繁星组成的天幕，地面上“历史大道”，从十万年前到夏商周、到秦皇汉武、到唐宋元明清，一路向前直至今天，都在印证中国历史之久远。历史大道的尽头墙上是一面铜镜，也是寓意我们要以史为鉴！“历史大道”两侧还有考古挖掘的陶器陈列墙以及殷墟出土的车马坑，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马车，让人仿佛置身考古现场，寓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两具殉葬车马分列两边，左右墙上按照年代地层关系陈列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新中国成立伊始，1950处中国科学院就组建了考古研究所。考研研究所成立之初，即倾全所之力开展田野工作，首次发掘在河南辉县进行。这里展示的主要是初创阶段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调查、发掘出土的陶器。在河南辉县，夏鼐先生第一次成功剔剥出战国车马坑，在田野考古技术上具有重要意义。
红陶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
陶钵，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河南辉县琉璃阁遗址
陶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
就这里的处理方式而言，博物馆名称上面的“中国”二字，当之无愧。
两侧电梯，绕至二层，来到专题一展厅，这里展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沿着长江及黄河上中下游形成的各种文化，如仰韶文化（代表文物“陶人面像”）、兴隆洼文化（代表文物“玉玦”）、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庙底沟文化等等。
中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自距今170多万年的元谋人开始，历经漫长的演进，在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我们的先民走出了寒冷的冰河时代，沐浴在全新世温暖的阳光下，在劳动中逐渐学会了制作石器、烧制陶器、驯化动物、栽培植物和定居生活，开辟了人类从攫取性的采集狩猎经济到生产性的种植养殖经济转变的新纪元。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开始分化，私有制随之形成，社会的复杂化肇始文明曙光。
我们从哪儿来？怎样走到了今天？一直是人类的“历史之问”。在人们孜孜以求的探索中，国际学术界渐趋形成“非洲移民替代”与“本土连续进化”两种立论，并引发了“走出非洲说”和“多地区进化说”的持续碰撞。考古发现表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虽与其他地区的不同人群之间发生过基因交流，但自身的体质特征，如铲形门齿等始终是存在的。这些重大发现，对于揭开人类的源和流，提供了重要范本，以“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来定义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为现代人的进化模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旧石器石代，在我国境内发现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大荔人、山顶洞人等，这些人类化石虽然散落在我国不同省份和地区，但是它们时序相继，前后关联，足以证明我国早期人类演化发展的链条从未中断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要素也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在北方有小石片工具体系，在南方有大型砾石石器体系，这些石制品在原料的选择、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特点等方面一脉相承。无论是对众多人类化石的考察，还是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展开的研究，都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华大地是人类重要起源地之一。
雕刻刮削两用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4000～11000年），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
小南海遗址出土刮削器共96件，是数量最多形制最为复杂的石器。通常对刃部进行单面加工，个别的局部经过修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刮削器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地区广泛分布。
磨盘，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4000～16000年），山西沁水下川遗址。
磨盘均用板状细砂岩或石英砂岩加工制作，在下川遗址中出土数量相对较多，为当时生产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用具。磨盘一般与磨锤等配合用手食物研磨加工。
磨锤，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40000～160000年），山西沁水下川遗址
磨锤选自光滑且较硬的石英岩砾石，多为扁平圆体状或圆柱状，器形不大。磨锤一般与磨盘配合用以研磨之用。
提到距今2万年左右的陕西省宜川县龙王辿遗址，多数人会比较陌生，但说到壶口瀑布一定无人不晓。龙王辿遗址距离壶口瀑布仅一箭之遥，令人惊叹的是，近年在此处发掘出土两万余件石制品，包括精致的细石核、细石叶等细石器和尖状器、砍砸器、锤、砧、砺石、磨盘等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等，其中磨刃石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磨制石器，距今约26000～18000年。除了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还发现或许是最早的装饰品----“蚌饰”。人类活动的印记，表明在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序幕徐徐开启。
蚌饰，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6000～180000年），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
此物平面呈长方形，两侧为锯齿状，顶部并列双孔，可以穿绳系挂，作为装饰品使用。龙王辿遗址出土的这件蚌壳装饰品非常稀有。
磨刃石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6000～18000年），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
页岩制成，利用石材的层状节理剥片后琢打成舍形，顶端两面磨制而呈弧形刃。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刃部施磨的石器。它的发现表明我国华北地区出现的石质工具磨制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李家沟村西的李家沟遗址，保存有距今约10500～8600年的史前文化堆积，旧石器文化、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堆积层连续叠压，是中原地区发现的首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填补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之间的空白。磨制石锛和陶片的出土，将中原地区的磨制石器和制陶技术的起源向前推至距今10000年。
石磨盘，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9000年），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的东胡林遗址，发现有距今约11000～9000年的火塘、墓葬等遗迹，以及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谷物加工工具、陶器等文化遗物，还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全面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东胡林人”的生活方式、埋葬习俗、生产方式，对于探讨农业起源、华北地区早期陶器的出现、家畜起源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盆，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1000～9000年），北京东胡林遗址
位于河北省尚义县四台蒙古营村南的四台遗址，是包含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其年代为距今约10400～6400年，是探索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由流动性的采集狩猎向定居性农耕生产方式转变、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以及旱作农业起源等问题的关键遗址之一。
磨盘与磨棒，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400～10000年），河北尚义四强遗址
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的上山遗址，其年代为距今约11000～8600年。以上山遗址为核心的上山文化遗址群，发现了一万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迄今最早的定居村落和大量彩陶等文化遗存，以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考古学证据链。上山文化遗址群是东亚地区人类实现农业定居的最早考古学实证，是稻作农业起源和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的重大突破。
圆足罐，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600年），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的甑皮岩遗址，为洞穴遗址。该遗址考古学文化可分为五期，代表了距今约12000～7000年桂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深化序列。发现有火塘、墓葬与石器加工点等重要遗迹，以及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蚌器、牙器、水陆生动物等重要遗物。在第一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是目前中国最原始的成型陶器之一，年代距今12000年左右。
双边刃砍砸器，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2000～7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在华南地区，如广西临桂大岩遗址、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等，继承了华南地区流行的砾石文化传统，运用砸击法打制石器，普遍使用粗大的打制石器。石器以各类砍砸器为主。
蚌刀，新石器时代顶蛳山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形成早期国家文明的国家之一。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境内的原始先民开始定居，营造聚落。定居生活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原始艺术的进步以及陶器制作技术的提高。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异彩纷呈、各有特色，同时也发生了以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扩张和玉礼器的传播等为显著标志的大规模文化整合运动。彩陶的传播与演变，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开辟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先声。从距今5500年左右起，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普遍开始社会复杂化进程，最迟到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的曙光终于闪耀东方。
陶塑人头像，新石器时代小河西文化（距今约8500年），内蒙古敖汉榆树山遗址
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的贾湖遗址，其年代为距今约9000～7500年。该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居位区和墓葬区混杂；中晚期为环壕聚落，区域划分鲜明，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区。大型墓葬出现随葬骨笛、绿松石器、有刻划符号的龟甲等与身份等级有关的遗物。该遗址中还出土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家狗、猪及酒类遗存、稻作农业遗存等，在我国乃至世界农业和家畜起源、酿酒起源、文字起源、音乐史等邻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骨笛，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骨凿、骨匕和骨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木头营子村孟克河西岸一级台地上的小河西遗址，1987年进行首次发掘，共发掘3座半地穴式房址，出土素面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及细石器，与兴隆洼文化遗存有别，该类遗存被命名为小河西文化，其年代为距今约8500年。小河西文化是西辽河流域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的直接源头。
石铲，新石器时代小河西文化（距今约8500年），内蒙古敖汉小河西遗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玛尼罕乡孟克河东岸的榆树山遗址，与千斤营子遗址隔一洼地东西对峙，同属于小河西文化，其年代为距今约8500年，清理出23座房址及墓葬、灰坑等遗迹。房址平面近方形或呈不规则形，均为半地穴式建筑，面积14--96平方米，墓葬为土坑竖穴式，随葬品均为蚌饰、骨饰等小件饰品。
筒形罐，新石器时代小河西文化（距今约8500年），内蒙古敖汉榆树山遗址
大口陶尊，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公元前2600年），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
这件大口陶尊出土于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为夹砂灰褐陶，形体厚重，大口尖底，通体饰斜蓝纹，腹上部刻划一组符号，从上至下为“日、月、山”形。大口陶尊多出于墓葬，也有出自房址的。大口陶尊上的刻划符号意义重大，与殷商时期一些表意字的构成非常接近。
就世界范围看，中国是家养动物驯化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本土成功驯化了狗、猪、牦牛和鸡。中国最早的家猪遗存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年代为距今约9000～8500年。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家猪驯化起源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家鸡遗存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年代为距今约3300年，不排除在长江以南地区原鸡栖居地有更早家鸡遗存的考古例证，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鸡的原型可能来自家鸡。
家猪头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600年），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
中国最早的驯化狗遗存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年代为距今约10000年。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驯化狗的地区之一，不排除在长江以南地区有更早的考古例证。
中国最早的家养黄牛遗存在距今约5500～5000年的甘青地区和东北地区已有发现，如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武山傅家门和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
中国最早的家养瘤牛可能出现于距今约2500年的云南，由印度或东南亚传入，如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青铜贮贝器等遗物上有瘤牛形象。距今约6500年的长江下游地区存在对水牛进行管理的早期证据，中国最早家养水牛则出现于距今约3000年的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可能是由南亚传入。距今约4000～3500年生活在西藏拉萨曲贡、青海都兰搭里他里哈的先民们已经开始饲养家养牦牛。
中国最早的家马也出现的年代为距今约4000～3500年，甘肃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玉门火烧沟等遗址和西辽河流域的内蒙古赤峰大山前和上机房营子村遗址存在家马迹象。距今约3300年，马和马车遗存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突发式大规模出现，包括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陕西西安老牛坡等遗址。中国的家马是由中亚传入，也存在本土驯化的因素。
中国最早家养绵羊出现的年代为距今约5500～5000年，青海民和核桃庄、甘肃天水师赵村等遗址存在最初驯化或管理的例证；中国的家养绵羊是由西亚传入，也存在本土驯化的因素。
中国最早的家养山羊出现的年代为距今约4000年，青海民和喇家、互助金禅口、大通长宁等遗址和陕北地区的陕西神木石峁、神木木柱柱梁等遗址都存在最初驯化或管理的例证；中国的家养山羊是由西亚传入，也存在本土驯化的因素。
狗上颌骨，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中国、西亚和中美洲是世界三大主要农业起源地，中国先民本土成功驯化粟、黍、水稻和大豆。距今约10000年前，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目前发现最早的栽培粟、黍，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最早的驯化稻。距今约8000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炭化大豆。中国先民还引入了小麦。距今约5200年，新疆阿勒泰地区通天洞遗址出土中国境内迄今所知最早的小麦遗存，可能由西亚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境内。
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村西地的裴李岗遗址。以该遗址命名了裴李岗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200～前5500年。居住区和墓葬区已经分开。典型陶器有三足钵、三足壶、鼎等。石器大量采用磨制技术，有锯齿石镰、鞋底形石铲、四足磨盘等，展现出农业生产活动的特色。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及其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石镰，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石镰由细砂岩磨制而成，长条形，弧背、凹刃，刃部锯齿细密，柄部上角凸起。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通过原始种植获取更多的食物资源，石镰是定居与原始农业的产物。微痕和残留物分析表明，它很可能也用于切割芦苇和草，同时用于采集树上的水果和坚果。
双耳陶壶和三足陶壶，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位于河南省郏县水泉寨村东南高台的水泉遗址，发现有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的窖穴、陶窖、墓葬等遗存。公共墓地集中分布于遗址东部，有上百座墓葬，分为18排，中部有一红烧土坑将墓地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29号墓出土随葬器物31件，1件陶罐内发现有疑似小米的朽粒残迹。水泉遗址发现的公共墓地排列有序，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意味着社会分化已经出现。
石磨盘和石磨棒，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河南郏县水泉遗址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白家村东南的白家遗址，文化堆积以前仰时期为主，属白家--大地湾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5900～前5000年。发现有房址、墓葬、灰坑、兽坑等遗迹和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圜底钵和三足钵的口沿上普遍饰一周棕红色宽带纹，有的碗底饰彩，是我国北方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彩陶。
三足陶罐，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公元前5900～前5000年），陕西临潼白家遗址
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村的井头山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6300～前5800年，是目前中国沿海埋藏最深的贝丘遗址。出土有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动植物和矿物等遗存。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具有重大价值。
釜与支脚，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300～前5800年），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
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北辛村的北辛遗址，北辛文化（公元前5400～前4200年）因此而得名。出土有石刀、石镰、粟、黍、猪、狗等重要遗存。考古研究表明，北辛文化呈现出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但尚无明显的等级分化。
罐形陶鼎，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公元前5400～前4200年），山东胶州北辛遗址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金陵河西岸的北首岭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早期（公元前4900～前3800年）。该遗址与更早的白家遗址相比，面积增大到5万多平方米，且在村落中央建有广场。制陶技术也得到发展，不仅能够制作出各种形制较复杂的器类，而且能够描绘出丰富多彩的彩陶图案。
尖底彩陶罐，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公元前4900～前2900年），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
陶人面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公元前4900～前2900年），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
人面像为男性面部形象。脸部丰颐，鼻梁挺直，下颌微圆，顶部平，额前头发用绳纹表示，以黑彩绘出眉毛和胡须，眼睛及口部镂孔，双耳扁平，穿有小孔。
从黄河到长江，从高原到腹地，小山遗址、北辛遗址、北首岭遗址、半坡遗址、喇家遗址、庙底沟遗址、西坡遗址、雕龙碑遗址等宛如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神州大地。灿烂的文明之光，交相辉映在距今7000至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姿多彩的远古文化演绎着中国史前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多样性与交叉性概括这一历史 时期文明形态的表征，是不为过的；以“满天星斗”诠释这一历史时期文明演进的态势，是恰如其分的。正是基于此，我们找寻到了中华文明走向多元一体格局的源头。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村的兴隆洼遗址，是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地，其年代为公元前6200～前5200年，是国内第一个全部揭露出房址、灰坑、环壕等生活遗迹的史前聚落。发现有居室葬、聚组摆放的动物头骨等重要的遗存，以及中国迄今年代最早的真玉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
骨柄石刃刀，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200～前5200年），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
玉玦，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200～前5200年），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
圆环状的玉玦，有线切缺口，加工技术已十分成熟。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左右耳部，推测为耳部装饰。在距今8000年至距今4000年时，中国大陆的北方、南方和台湾地区，日本、朝鲜、俄罗斯滨海地区等都有玉玦的出土。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东南部的兴隆沟村西南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是一处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大型聚落，其年代为公元前6000～前5500年。首次发现兴隆洼文化的“亚”字形房址、成年男女合葬墓、儿童合葬墓等。遗址祭祀坑内出土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摆放成的“S”形躯体，对探讨玉猪龙的起源及中国崇龙礼俗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该遗址的发现表明，兴隆洼文化中期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繁荣期，为红山文明有形成奠定了基础。
人头盖骨牌饰，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200～前5200年），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村南山坡上的小善德沟遗址，是一处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000～前4400年）的居住址。该遗址地表分布有四排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中部有方形灶坑。出土遗物有陶器、玉器、石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现加深了对赵宝沟文化内涵的认识，也为赵宝沟文化的分期、分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玉玦，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000～前4400年），内蒙古翁牛特旗小善德沟遗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施工高家窝铺乡赵宝沟村的赵宝沟遗址，以赵宝沟遗址命名的赵宝沟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4400年。发现有房址、灰坑和祭坛等遗存。该遗址出土有饰几何纹、动物纹的陶器、磨制石耜、石斧以及家猪遗骸等，表明农业是赵宝沟文化的主要生业经济。赵宝沟文化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和用于礼仪活动的纪念性公共建筑，是继兴隆洼文化之后活跃在辽西大地的一支极具创造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陶罐，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000～前4400年），内蒙古敖汉赵宝沟遗址
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红山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4500～前3000年。主要分布在东、西辽河汇合处以西的大兴安岭南麓至燕山一带，即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东北部。陶器以饰“之”字纹筒形罐和彩陶罐、瓮、钵等为主。玉人、玉凤、玉龙、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等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玉器群十分发达。红山文化是研究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和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之一。
蜘蛛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英金河南岸坡岗上。该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其中红顶碗式陶钵、垂弧纹彩陶罐是红山文化中期的典型器物。
红陶钵，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500～前3000年），内蒙古赤峰蜘蛛山遗址
西台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牤牛河北侧坡岗上，包含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其中，以红山文化遗存为主，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300年。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两道方形环壕围绕的区域内，两道环壕一大一小，彼此相接，是首次发掘的红山文化方形环壕聚落，为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
折腹彩陶罐，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500～前3000年），内蒙古敖汉西台遗址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其年代为公元前3700～前3000年。已确认遗址点43处，发现墓地和礼仪建筑等多种遗迹，以“女神庙”最为著名。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的发现及成组玉器的出土标志着其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复杂化社会阶段，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该遗址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史前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掀开了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篇章。
箍形玉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500～前3000年），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东南部的兴隆沟村东北，是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中型聚落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该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代表了红山文化先民对祖先神形象的塑造与崇拜，体现了红山文化晚期成熟的信仰崇拜体系已经形成，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结合相关房址、灰坑和陶塑人像的发现，遗址应具有较强折祭祀功能，是一处特殊的红山文化聚落。
彩陶瓮，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500～前3000年），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
王因遗址闪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王因村南，是大汶口文化早期（公元前4200～前3600年）遗存，也是已发掘的大汶口文化各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该遗址明确了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文化面貌与葬俗，获得了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层位关系的证据，确立了两者的传承关系。
彩陶钵，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600年），山东兖州王因遗址
西夏侯遗址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西夏侯村西。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从地层关系上明确了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600年）早于龙山文化，为确定大汶口文化源于北辛文化，并发展成为山东龙山文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带盖陶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600年），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
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一处名为庙底沟的深涧旁，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公元前3900～前3600年）代表性遗址，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或称庙底沟文化）的命名地。该遗址下层以发现大量花瓣纹和回旋勾连纹彩陶而著名。庙底沟类型以豫、陕、晋三省为中心，辐射至大半个中国。其特点鲜明的彩陶传播与演变，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彩陶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900～前3000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
立鸟异形陶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200～前2600年），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
陶器形似瓶，中空，顶部饰有一立鸟形象，中部羽毛状对称装饰，器身有四个对称的圆孔。此器出土于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广场。广场由红烧土铺垫而成，中部有一处圆形烧火痕迹，应是氏族成员聚会和祭祀活动的场所。有学者据其出土位置和陶器上鸟的形象，认为其与太阳崇拜有关。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和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其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2300年。该遗址为长江下游超大型都邑，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为63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其规模宏大、要素齐全，被 誉为中华第一城和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古城以北修建了长10余千米的高坝和低坝，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形成了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石铖坯料，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300年），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钟家港遗址
陶双鼻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300年），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
关庙山遗址，位于湖北省枝江市关庙山村，包含大溪文化（公元前4500～前3300年）和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400～前2500年）遗存。发现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和灰坑等，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
扁腹彩陶罐，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公元前4500～前3300年），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
西朱封遗址，位于山东省临朐县西朱封村，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200年。发现有3座龙山文化大墓，出土了大量蛋壳黑陶礼器、玉器、玉冠饰及镶嵌绿松石的重器，是迄今为止龙山文化墓葬中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最丰富的“王陵”级墓葬，标志着龙山时代的海岱地区已经跨入文明社会。
黑陶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
玉冠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
此冠饰为两件组合而成。首部乳白色，呈扇形，上有形状不同的镂孔，并以浅线纹刻划出不同的纹路，左、右两侧的圆孔嵌圆形绿松石，下端正中磨出浅槽，可插入柄部上端的卯口处。柄为青绿色竹节状。
师赵村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师赵村西北。发现师赵村一期文化和仰韶、马家窑、齐家、辛店、寺洼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该遗址中的主要文化遗存为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500～前2000年）遗存，出土的完整陶器均为马家窑文化典型器，有人像彩陶罐、蛙纹彩陶钵等珍贵陶器。
蛙纹彩陶钵，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500～前2000年），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
此器直口，弧壁，平底，陶钵内壁绘完整的蛙纹。口沿绘一周黑彩。出土于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时期，此阶段制陶业最为发达。这件蛙纹彩陶钵完美珍贵，为此阶段彩陶艺术之珍品。
人像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500～前2000年），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石峁村，其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800年。石峁古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构成，有多种防御设施，面积达400多平方米。城内核心处的皇城台，总高度达数十米，台顶有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宫殿台基上有雕刻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和石柱。这都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黄土高原已出现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国家。
陶折肩瓶，新石器时代石峁文化（公元前2300～前1800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汾河东岸，其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大型中心聚落，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城址。陶寺遗址发现了迄今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遗址。陶寺城址内部功能区划在中国古代早期城市规划布局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重要考古发现表明陶寺文化时期早期国家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是中国夏、商、周三代辉煌文明的主要源头。因此，陶寺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支点。从遗址的位置、年代、规模、性质来看，很多学者认为它很有可能是尧所居的都城----平阳。
双孔玉刀，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朱书文字陶扁壶，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此器出土于居住遗址内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的灰坑内，已残。壶鼓腹部用朱砂写有一个“文”，与甲骨文形体结构十分相像。平腹的一面朱书两个字符，目前尚不能识读，有学者认为是“尧”，有学者认为是“邑”，还有学者认为是“唐”。沿破损处涂朱一周，表明在朱书时此壶即已残破。撇、捺笔锋清晰，推测用来书写的工具应为毛笔。
陶鼓，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此器出土于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墓中，共6件。泥质陶，鼓颈部细高，颈口外有柱状圆纽一周12枚，球形腹，近底腹外一周环列3个圆孔，腹底中央凸出一筒状孔。常置于罍鼓、石磬之侧。或为与罍鼓、石磬配套使用的乐器。
石磬，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此处为青灰色角岩打制成型，经过琢修。呈不规则多边形，股短阔，鼓狭长。股鼓相交形成约为160度的夹角，倨句下方对钻一个悬孔，孔内有绳索磨痕，显然是长期使用过。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是在当地采石并加工制造的。距陶寺遗址7公里的大崮堆山南坡，有一陶寺时期的石器制造场，曾出土有未加工完成的磬坯。
彩绘陶簋，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是陶寺礼器的一大特色。彩绘陶器因彩绘款烧结易污损而没有实用功能，专为丧葬等礼仪活动制造。簋是盛稻、粟等谷类食物的食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具有标志等级我身份、祭祀等礼仪内涵。
彩绘陶盆，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此器为敞口双层折腹盆。像两个单层折腹盆套接在一起，灰褐色胎，器表灰色陶衣，唇涂红。器表用红、白、绿三色，绘曲折形几何勾连纹构成的环带状图案。
在这里可以明显感受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区别。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大多数都是随形的，说白了就是大自然做个大概，自己简单打磨。这个时代制作石器的主要工作是捡。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是人类进行制作、加工的产物。新旧石器时代划分的最主要标志还是陶器的出现。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这张表格中的诸多文化都是新石器时期的文明，上面图片中的那些陶器以及蕴藏在陶器背后的文化现象是这座博物馆的灵魂。
三层的宅兹中国展厅，展示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物，以青铜器、玉石器为主，也是全馆参观重点，包括二里头（学术界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殷墟等遗址文物，其中妇好墓出图的文物更多也更完整（妇好是商代国王武丁的第三任妻子，我国历史上有文字（甲骨文）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其墓是迄今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死后庙号“辛”）。代表文物如“绿松石龙形器”（镇馆之宝）、“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铜牺尊”、“司母辛鼎”、“嵌绿松石象牙杯”等等。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民族风格、价值取向和文化格局的形成时期。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文化影响辐射四方。
商朝以甲骨文著称于世，“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周人于公元前1046年挥师东进，灭商后建立西周王朝，以丰镐为都，实行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也于此时最终形成。这一时期在政治上以家族世袭制取代禅让制，王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开创了王朝政治的先河。当我们走进夏商周的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加深切的感知。
陶瓮，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年代学，建立夏代和商代前期年代框架，确定商代后期和公元前 841 年前西周各王比较准确年代的综合性科研项目。断代工程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30多个单位约200位学者参与，采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进行，是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96年5月正式启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阶段性成果，提出《夏商周年表》。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大古代文明之一。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年表公认可依据的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此前历史尚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断代工程初步确定夏朝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 1046年，并排出商后期十二王大致在位年代和西周十王在位年代。
铜爵，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隨着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龙山时代落下帷幕，华夏文明逐渐由多元的古国时期进入一体的王期时期。在位于中原腹心地区的嵩山周围，新砦和二里头两个超大型都邑相继崛起。二里头文化似乎就是“新生王权国家”的代言，它以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开创了华夏文明新篇章，它拥有巨大的文化感召力，甚至势不可挡地向四周大规模辐射，其影响北达燕山以北，南至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岭南以南，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膏高原一带。何为中原？何来中国？二里头文化带给我们无尽思考。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长达 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作出营建东都这一重大决策的经过。铭文中留下了祭告上天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X）民”，意思是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天下之人。铭文中的“中国”即为洛邑所在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而二里头遗址恰恰就是洛阳盆地内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刘寨镇新寨（原名新砦）村的新砦遗址，因其富含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遗存而著称。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体遗存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750年。目前已发现龙山时代晚期至新砦期的城墙及护城河、大型夯土建筑、内壕及外壕等重要遗迹，基本确认新砦遗址是一处具有三重环壕的大型都邑性城址。新砦遗址作为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05曲腹陶盆，约公元前2050～公元前1750年，河南新密新砦遗址
二里头文化的玉礼器常见牙璋、璧戚、圭、戈、钺、刀等大型片状类有刃器，表现出高超的大型片切割制玉工艺，且武器类玉礼器作为仪仗用具，能够突显王权的神圣威严。二里头文化以牙璋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还展现出极强的传播能力。牙璋在龙山时代晚期见于黄河流域各处，至二里头时期开始对外传播，尤其是南向传播至长江中游、四川盆地、岭南等地区，乃至于越南北部地区也有发现，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玉圭，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此器为鸡骨白玉，方首钝刃，角略圆，形如铲。一面有不太清晰的绿色细线方格形沁痕，一端有两个对穿的圆孔，在两孔之间有一周不太明显的凹槽，腰部有凸弦纹两周。出土时上部稍有残缺，表面沾着大量朱砂。
龙形器
随着中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各地具有多源性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兽面形象固定下来，成为王室贵族礼器或威权物品得重要的装饰主题。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跃然欲生。龙身有铜铃，内有玉石铃舌。《诗经》中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尖尖”场景描写，与绿松石镶嵌器（龙形器或铜牌饰）、铜玲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当时铜铃呈古铜色，与蓝绿色的绿松石交相辉映，可以想见持有者的气派。
龙形器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原应粘㠌在某种有机物上。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巨头蜷尾。龙头置于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突出。以三节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眼晴为梭形。眼眶内嵌绿松石片，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晴。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类内蜷。绿松石片象征鳞纹，遍布全身。龙尾端3.6厘米，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使用具有高度集中的态势。黄河流域的玉器使用在龙山时期呈现出各地开花的状态，至二里头时期刚集中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大型片状玉礼器又集中出土于作为王都的二里头遗址之中，体现了二里头文化用玉的规范性与统一性。
石钺，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此器由粗白玉料制成，双面刃，中间部位有一大圆穿孔。两侧有六条突起的棱。
壁戚，器体顶端呈外凸弧形，两侧斜直，饰有对称排列的齿状扉棱，刃端为四连刃，中部有大圆孔。造型兼具璧和戚的特征，因此得名璧戚。带有齿状扉棱的璧戚是二里头文化的发明创造，在二里头文化中只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中，是贵族用以彰显身份等级的象征物。
玉璧戚，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礼乐相和，社会严格有序而不失和谐融合。乐是实现礼治的重要手段，乐在社会治理中有重要作用。二里头文化由铜铃、玉铃舌、石磬、陶埙、陶鼓座等多种乐器构成了礼乐器群。《周礼》中提到：“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铜铃、石磬、陶埙分属金、石、土音，反映二里头先民能够熟练运用不同材质的乐器进行演奏。且这些乐器多出现在高规格遗迹中，表明乐制已经形成，乐器成为社会上层人物代表等级地位的标志物。
铜铃和玉铃舌，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铜铃素面，顶部中间有两个方穿孔，夹一窄梁，一侧出扉，出土时已破碎，上面附着麻布。放置于墓主人胸腰之间，与兽面铜牌距离很近。
玉铃舌，两端粗细不同，粗的一端直径3厘米，细的一端直径2.5厘米。中穿一孔系从两端钻成。
利用青铜制作工具、武器类器物，是二里头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工具有锛、凿、刀、锯等，武器则有戈、钺、镞等。工具类器物多采用单范铸造造，器身整体平直，其中锛、凿类器物多无銎口，可能并不接柄，而是通过锤击工具顶端来使用。武器类器物中，铜戈器身近直，无阑，铜钺有器身窄长、刃部微弧和器身近长方形、刃部近直两种形制。铜镞的形制则很多样，且出现了带有倒刺的双翼铜镞。这些形制为商周时期的同类器物所沿用。
铜镞，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大口陶尊，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敞口，斜方唇，折肩，粗斜腹较深。肩部处壁饰二周凹弦纹及二周错向刻划纹，折肩处饰二周有斜向压印纹的附加堆纹，并等距饰四个带有双乳丁的宽横耳，上腹外壁划兽面纹及竖向凹槽，下腹外壁饰较细中绳纹。这是二里头遗址迄今发现的形体最大的一件大口尊。
大口陶尊细节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利用甲骨文字证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之后提出，“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辩证》指出：“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此后，徐旭生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也都根据文献资料认为商代之前肯定有夏代的存在。
仰韶文化发现以后，徐中舒先生通过研究认为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此后还有学者将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率队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起初，二里头遗址被定为早商都城。夏鼐先生给出了审慎的意见，他分析认为：“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977年，更多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公布，有学者据此认为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重要文化遗址。同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先生肯定夏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继续加以阐释，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者早商文化”的论断。
二里头文化陶器种类繁多，工艺复杂，陶坯的成型工艺包括手制、轮制、模制等多种方法：泥条筑成与拍打结合的手制成型技术运用于绝大部分的日用陶器，包括罐、盆、鼎、尊等器类；一些形体相对较小且对美观程度有所要求的器物，如爵、盉等，会采用泥条筑成与刮削相结合的成型方法；轮制拉坯成型应用于豆、觚、三足盘等对美观程度要求较高的器物上；模制技术则通常应用于袋装空三足器的足部。
刻槽陶盆，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文化居址中常见的陶器也会用于随葬，随葬器中有的还保留明显的使用痕迹。器类包括炊器、酒器、食器、盛储器等。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与墓葬的等级呈正比。随葬陶器多呈碎片状，可能为打碎后埋葬，陶器残片见于墓葬的两端、两侧或人骨之上。
大口陶尊，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二里头遗址揭露出一个规划有序、布局严谨、功能齐备、等级分明、礼乐初成的华夏王都，标志着东亚地区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的各大文化区中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逐渐成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开始形成。在考古与文献双重证据的坚强支持下，夏王朝的历史面貌正逐渐被揭开和展示。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约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左侧器物，微拱的弧形铜胎上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上，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晴，勾画出奇异的神兽形象。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右侧器物，圆角梯形，瓦状隆起，两侧各有二钮。以青铜铸成兽纹镂空框架，镶嵌以绿松石片。出土时绿松石片全部悬空（原来或有依托）。兽面两眼圆睁，弯眉，虎鼻状直鼻，下颌有利齿，身的鳞状斑纹。所嵌四百余块长条形、方形和三角形绿松石片，厚约0.2厘米，大者仅0.5厘米左右，排列致密有序，镶嵌十分牢固。
二里头文化开创的宫室制度、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和早期国家的运行方式，在商代进一步发展。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到安阳殷墟，大小都邑相继建立。作为维系等级制度的政治权力工具，青铜器被大量生产，助推中国古代青铜文化达到新高峰。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甲骨文不仅使商代晚期历史成为信史，而且也是最早成体系的中国文化载体及凝聚民族情感的载体。
司qiao母铜圆尊，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女墓
此器为大型盛酒器。圆敞口，束颈，下腹略内收，高圈足，腹、足处铸有扉棱。口沿下饰一周蕉叶纹，下接夔纹，肩部有兽头和短扉棱，兽头采用高浮雕的手法铸于肩上。腹、足各饰兽面纹三组。口内壁铸“司qiao母”三字。妇好墓出土司qiao母礼器共26件，均为酒器。推测“qiao ”是妇好的字，“qiao母”意指字为qiao的女性。
刻辞卜骨，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这件刻辞卜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南地17号坑，时代为商代。背部有凿、灼。刻辞内容有八组，大意是在戊午日占卜祭祀妣辛、父己、父庚的方法及所用祭牲的种类与数目。
象牙杯，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女墓
米黄色，杯身如觚，圆口薄唇，中腰微束，底较小。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有兽面纹、夔纹等，并镶绿松石。鋬为夔形头向上，尾下垂，饰鸟纹，镶绿松石。鋬靠杯身的一面，有上下对称的小圆榫，插入杯身。此器物为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出土时共2件，另一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因象牙制品对保存环境要求极高，该展品可能无法对公众长期展出，“能看到已十分难得”。这件象牙酒器，先是雕好杯身及手柄，然后将杯内外打磨平整光滑，再描绘好纹饰，接着用刻刀雕出各组纹饰，最后用配制好的绿松石镶嵌于表面。纹饰雕刻线条浅，结构十分巧妙。
考古研究所于1976年对妇好墓进行了发掘。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上有夯土建筑，疑为享堂，墓室长5.6、宽4、深7.5米，面积22.4平方米，内有二层台和腰坑等。墓中出土铜器、玉石器、骨器、象牙器、陶器等1928件（套）。其中青铜容器468件，玉器755作，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另有海贝6800余枚。青铜礼器210件，有“妇好”铭文的多达109件。
司母癸铜方尊，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司母辛铜方鼎，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妇好墓随葬一对司母辛铜方鼎，口沿下一周夔龙纹为主纹。铭文“司母辛”铸于口下内壁，意思是妇好的子女为祭祀亡母而铸此鼎，“辛”是妇好去世后在宗庙被供奉的庙号。此鼎重达117.5公斤，是不多见的商代大型重器。
妇好铜钺，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此器略呈斧形，长方形内，平肩，弧刃，两侧边外侈，并铸有“T”字形凹槽。肩下有两对称长方形穿，其下以云雷纹为地纹，上饰有两条侧身龙纹。其中一侧兽鼻上铸铭文“妇好”二字。
妇好扁圆铜壶，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此器为盛酒器，出现于商代中晚期。妇好墓出土的铜壶代表了早期形态。此壶颈部两侧有对称的贯耳供穿绳，腹部以三组兽面为主体纹饰。腹内底有铭文“妇好”。商代青铜礼器的兽面纹将神秘、狰狞的神性内涵发挥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青铜礼器沟通人神的功能。
妇妇铜方斝，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此为盛酒器。口沿有两个立柱，腹侧有鋬（pan，把手），足为尖锥形。妇好墓出土方斝4伯，圆斝8件。此斝口沿下饰蕉叶纹，其下饰夔龙纹，腹饰兽面纹。腹底铸铬文“妇好”，应是妇好生前用器。
妇好铜方罍，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妇好铜斗，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此斗呈方形，圆底，长斗柄。柄两侧有连续的阴线，末端呈三角形。斗腹饰目雷纹，较模糊。柄面饰两组蝉纹，以高浮雕的兽头相间隔，柄首饰蝉纹。柄背面近末端铸有铭文“妇好“二字。
鱼龙纹铜盘，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考古发掘发现商代晚期存在盘、盉同出的现象，推测这时期已存在周代所谓“沃盥之礼”，贵族宴饮之前以铜盉浇水洗手，用铜盘承接弃水。商代铜水器的数量相对较少，在铜礼器中居于次要地位。铜盘内往往装饰鱼、蛙纹，这件铜盘则装饰龙纹与鱼纹，都是以纹饰彰显水器功能。
铜分体甗，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兽形骨刻刀，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刀柄为动物作奔跑状，眼部刻成对穿的孔，或为方便随身佩带。尾端两面打磨成刃，用动物肢骨制作而成。
玉调色盘，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妇墓
盘内底染满朱砂，可能用作调色。朱砂是古代重要的颜料原料，早在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已为人类所认识、利用，也常在宗教、巫术活动中使用朱砂。妇好墓还出土了研磨朱砂用的玉臼、玉杵各一件，可能与调色盘配合使用。
刻辞卜甲，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3号甲骨坑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这块卜甲的刻辞内容大意是卜问先狩猎还是先举行伐祭。
玉殜，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殜又称扳指，是射箭时套在大拇指上拉弓引弦、保护手指的工具，逐渐演变为饰物。商周时期男子以“佩殜”作为成年标志。目前发现的商代铜、玉殜很少，当时主要使用木、骨、角质殜。好妇的这件玉殜制作精致，正面雕兽面纹，兽面下两个圆孔可穿绳，背面下端有钩弦的槽。
嵌绿松石铜柄玉矛，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玉鸮，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猫头鹰。这件玉鸮呈站立状，尾巴和足之间有槽，足下两侧各有一个未钻穿的小孔，头顶后有一上下对穿的小孔，可插㠌也可佩戴。
好铜甗，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此为蒸煮器。此甗形体较大，上部为甑，圆敞口，两立耳于方唇之上。腹壁较直，内收，形成束腰，与下部三柱足鬲相连。腰部有一略呈椭圆形的箅架，箅已遗失。口沿下饰一周六组兽面纹。口下内壁有“好”字铭文。腹足有烟炱痕。
大约公元前12世纪末或公元前11世纪初，活动于关中一带的周人迁至岐山脚下，在陕西扶风与岐山两县北部的周原兴建都邑，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和社会，此时期称为“先周”。公元前1046年周人挥师东进，灭商后建立西周王朝，以丰镐为都，推进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
组玉佩，西周（约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此组玉佩，由3件玉璜、4件玉管和148件玛瑙珠、管等组成的串饰。出于该墓棺内相当于墓主人胸腹部的位置。经套箱取回，在室内清理后，依样连缀复原。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碾子坡村的碾子坡遗址，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二期至周人迁岐前后，约公元前1200～前1100年，面积约50万平方米。198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多次挖掘，发现居址约5000平方米，墓葬300多座。丰富的遗迹遗物反映了周人灭商之前的文化面貌，使人们对先周文化的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中游两岸，年代从先周晚期至西周晚期，约公元前1100～前771年。据文献记载，文王迁都于丰，武王将都城扩大至沣河以东的镐京。其中丰京遗址约6平方千米，镐京遗址约10平方千米。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1933年，主要遗存有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陶窑址等，为探索周文化的来源、基本面貌、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
硬陶罍，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玉龙，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铜钺，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器身这宽扁的半环形，内侧为曲体龙 形，用八条弯曲的凹槽表示龙身，龙身外侧有三个圆涡纹。龙首下张含銎，龙身最内侧的一行凹槽、圆涡纹及上銎、下銎的凹槽内都镶嵌绿松石装饰。这种形制的钺是西周时期新出现的器型，存世数量仅十余件，多出土于侯、伯一级的高等级墓葬中。
玉琮，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为透闪石软玉，褐色。外方内圆，器作方筒形，中为圆孔，两端有射。器四壁雕刻有相同的鸟纹，玉琮与玉戈同出土于该墓东南隅的棺椁之间。这种四壁刻花纹的琮在西周玉琮中极为罕见。
铜牺尊，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此为盛酒器，器身为一站立状怪兽。兽首前瞻，顶有柱状双角。角内侧有一弯曲上翘之小叉。兽鼻隆起，耳细长而竖起。腿短而粗壮，短尾呈三角形。兽腹两侧各有一鸟形竖扉，鸟首向上，扉下有三角形小翼。四蹄侧面有爪形刻道。牺尊背部有盖，盖钮为一站立凤鸟，项背附着一卷尾虎，作行走状。胸前及臂部各附着一回首卷尾龙。器身上饰夔纹及兽面纹。盖内底及器体腹内底各有两行六字铭文。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河两岸的东周王城遗址，是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至周为秦所灭（公元前256年）期间的周代都城。195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其进行了长期钻探和发掘。城址南北长约3200米，东西宽约2890米。宫殿建筑群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发现两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以及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城址西北部有大面积的制陶、制骨、制石作坊区，东北、西南部为砖瓦作坊区，中心偏西处有冶铁作坊，南部为粮仓区。墓葬在城中部、东北隅、涧水西岸等地均有分布。20世纪50年代在城址中部的中州路一带发掘了260座东周墓葬，时代从春秋初期至战国晚期，为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断代标尺。
铜编钟，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
钟是中国古代打击乐器，大小不同的钟类乐器按音调高低相次悬挂，用木槌击奏，称为“编钟”。钟按照形制可分为甬钟、钮钟、镈钟，材质多数为青铜铸造，但在东周时期的江浙地区也可见釉陶制作。两周时期编钟是用作宗教祭祀、宗族宴享时的乐器，其编列数量与悬挂方法还在贵族阶级中起到分阶层、定名位的作用。
铜编镈，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
石编磬，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
磬是中国古代打击乐器，可分为单枚的特磬和数枚一套的编磬。磬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遗址出土石磬的外形与后世流行的石磬基本一致，但表面留有打制痕迹。至商周时期，石磬一般表面磨光，部分可见两面雕琢纹饰或绘制有彩绘。材质上除了常见的石质外，也可见用玉或似玉的美石制作。两周时期，编磬常与编钟同出，是两周时期乐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鼎，是炊器、盛食器，用以烹煮肉类，多为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形四足。鼎是商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鼎作为炊器、盛食器，是商周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器具，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待礼制活动时的礼器。所谓“问鼎中原”，反映了铜鼎作为商周礼器群的核心器类，并在特定场合下可以视作王权的象征。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可知，鼎在周代逐渐形成完备的使用制度，具体而言可分为四类：正鼎、镬鼎、陪鼎、鉶鼎。
铜鼎，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西安新旺村窖藏
此鼎外唇方折、直耳、圆腹，柱足。口下饰饕餮纹，填细雷纹，纹饰中有六条竖突棱。腹壁有两处补铸的块痕，内壁铸铭文两行。足饰兽面纹，一足下端稍有残损。底外有一层类烟炱。
汉字是具有相对固定的字形、字义和读音的符号系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体现，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汉字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基础，是维系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纽带。
新石器时代层出不穷的刻画符号无疑是成熟文字诞生前夜的原始“字库”，许多符号在字形上已与商代文字完全一致。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表意符号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前，史前刻画府号散布于黄河至长江流域之间的广阔土地上，承载着中国早期人类的信仰认知、社会交流和文化认同，是中国文字的雏形，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大溪文化刻画符号
仰韶文化刻画符号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
双墩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年代跨度在公元前5300～前5100年。在陶碗的外圈足内发现较多的刻画符号。刻画符号分为单线、双线和多重线三种类型。根据形状可分为象形和几何形两大类，象形符号有鱼形、猪形、鹿形、蚕形、叶脉形、花瓣形等，几何形有三角形、方框形、“十”字形、网形、圆圈形、建筑形等，二者共计数十种。双墩刻画符号时代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构成了双墩遗存的重要内容。
双墩刻画符号
形刻画符号，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300～公元前5100年），安徽蚌埠双墩遗址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成熟汉字体系的代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它的发现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将中华民族的信史向上推进了1000多年。因此，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划的意义。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也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2017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甲骨文，亦称“契文”“甲骨卜辞”等，通常是指刻写于龟甲和兽骨上的商代文字。1899年，王懿荣首次识别出甲骨文字，由此开启了对甲骨文字的收藏和研究。甲骨文主要出土于商代后期都城安阳殷墟，是商王朝保存下来的主要文字资料，主要是商王及其宗族的占卜记录，另有少量记事刻辞。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商代的自然生态、天象气候、宗法制度、社会经济、交通出行、外交征伐以及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嫁娶、宗教信仰等。为研究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而真实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元典。
刻辞卜甲，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
秦朝是中国文字发展的关键时期，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国家能用文字。汉代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后世所见的常用书体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小篆多用于特殊场合，隶书则活跃在日常书写领域，楷书、草书、行书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并逐渐走向成熟，中国文字的书体由此趋于完备。统一的文字系统促使文化越发昌明兴盛，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发展。自秦朝至今，虽朝代时有更替，汉字的字体也在不断发展，但其作为国家通用文字的传统从未改变。
骨签，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骨质遗物----骨签主要以牛骨制成，其上多刻有文字。1979年在武库遗址有少量发现，1986—1987年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集中出土，在已整理的64305枚中，刻字骨签达57644枚。骨签一般长5.8----7.2厘米，厚0.2----0.4厘米，上下两端呈圆弧形，下端稍尖，正面上部磨光，阴刻文字。刻文内容包括弩的编号、强度、射程及制作时间、地点、负责官吏和工匠名字等情况。
关于骨签的性质，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骨签主要是有关郡国工官向中央政府“供进之器”的档案记录；二是登记弓弩编号、强度、射程及制作信息以加强管理的标签；三是弩上所配弓体或复合型弓上的骨质弓弭或骨弭残片。
展示秦汉以来的考古发掘文物。其中“大国一统”展示秦朝以后的历史。
六合一统，盛世华章。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神州大地上繁衍生息，和谐相处。自秦朝统一全国后，历经多次王朝更迭，其间虽出现过短暂分裂，但国家统一的总格局从来没有改变。国家统一始终中华民族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经五千多年沧桑世变，中国因统一而强大，因统一而安宁，因统一而美丽。“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华儿女崇尚和坚守的精神依托。
“大一统”既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也是政治抱负。《公羊传.隐公元年》就记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孔子倡导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秦始皇开创大一统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历代有识之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境界，把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探索与实践。在“大一统”思想引领下，中国人形成独有的天下观和国家观，开创出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盛世景象。
汉魏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千米，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遗址。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在继承魏晋洛阳城基础上，吸收了南朝建康城规划，承袭了中华民族“择中建都”的理念，形成“完整”、“规整”的都城中轴线，开启了此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先河，并直接影响了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
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区，隋大业元年始建，至北宋历经多次大规模修葺，城内街道纵横，郭城划为众从里坊，形成棋盘式布局。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的里坊建制，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鹿形㠌贝铜镇，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河南洛阳后川汉墓
盘龙纹盖三足石砚，魏晋（公元220～420年），河南偃师杏园魏晋墓地
三彩鸳鸯盂，唐（公元618～907年），河南安阳西郊刘家庄遗址
1151年，女真人营建金中都，金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礼仪之所”，因此徙都北京。依照北宋汴京规制，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建。金中都承袭了传统都城布局形制，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皇城位于外郭城之内中部偏西，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形成“三重城”格局。大朝正殿----大安殿位于宫城中央，以大安殿为基点，向南依次为大安门、应天门（宫城正门）、宣阳门（皇城正门）、丰宜门（外郭城正门），构成金中都中轴线。
元大都是元朝都城，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环套而成，为“回”字形布局。皇城位于外城南部中央，皇城东部为宫城所在，北有御苑，西有都城池苑太液池等，市场在皇城北部。方形宫城四面墙中部各设一门，宫城内为前殿后阁的格局，都城的宗庙、社稷分列宫城东西两侧，大朝正殿在寝宫之南（即寝宫前面）。都城布局形制体现了“前朝后寝”“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理念，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最“接近”《周礼》的规制。南自外郭城正门（丽正门），向北依次的皇城正门（棂星门）、宫城正门（崇天门）、大明门、大明殿形成的都城中轴线，体现了中华民族风格都城的文化内涵，这条中轴线为明清北京城所沿用。
垂帘石，元（公元1271～1368年），北京元大都遗址
石狮子，元（公元1271～1368年），北京元大都遗址
白地黑花龙凤纹瓷罐，元（公元1271～1368年），北京元大都遗址
属磁州窑产品。直口，圆腹，下腹内收，平底。以白釉为地，施黑、褐色釉。肩部绘缠枝花卉纹一周。腹部一面绘龙纹，一面绘凤纹，寓意“龙凤呈祥”。
在中央，秦汉推行三公九卿制，秦始皇通过设官分职管理王朝，而汉武帝以尚书典掌机要，形成内朝。东汉时尚书台正式成为政务中枢。魏晋至隋唐，形成三省六部制，宋元向一省过渡，明初撤中书，废丞相，六部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最高行政机构，清朝经历了从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南书房、军机处的演变。在地方，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唐设立道州县三级制，元创立行省制，清分省道府县四级，行督抚制。
文吏俑，北齐（公元550元～577年），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头戴黑色平巾帻，面相方正丰满，额头宽阔；双眉弯曲起脊，鼻梁高耸，双唇微张。上穿粉白色圆领衣，外套朱红色高领广袖褶服，外罩两裆，下穿白色大口裤，足穿黑色笏头履。双臂交拱于胸前。
骆驼俑，北齐（公元550元～577年），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为政之道，始终把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作为重要目标，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西汉长安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近似方形，约36平方千米，是西汉时期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奠定了此后中国古代都城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它是在秦咸阳兴乐宫、章台宫、轵道等宫殿、道路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史载公元前201年“更名咸阳曰长安”。西汉、新莽、西晋、前赵、西燕、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等先后以此为国之都城。三国（魏）、大夏、后赵以此为陪都都城。唐代沿用其作为唐长安城禁苑。隋代在汉长安城旁修建大兴城，唐在大兴城基础上修建长安城。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约89平方千米，近似方形，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整个城市坐北朝南。全城以宫城承开门—皇城朱雀门----郭城明德门为南北中轴线，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居中位置，郭城内棋盘状分布有110个坊和东西两市，皇成为中央官署集中地，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听政之所，最早为太极宫；唐高宗以后移到郭城东北的大明宫；唐玄宗时期，再次迁移至扩建而成的郭城东部的兴庆宫。唐长安城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规整、最“标准”、最壮观的都城中轴线。封闭式里坊制的都城布局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对周邻国家都城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陶仓，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陕西西安龙首村2号墓
注壶，唐（公元618～907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
三彩镇墓兽，（公元618～907年），陕西西安西郊唐代墓地
为人面镇墓兽。头生独角，两边为肥厚的双耳，粗眉突睛，宽鼻大嘴，络腮胡须，具有胡人特点。肩有两翼，兽身通体施彩釉，蹲踞在高座上。
中国古代都城是古代中国发展的缩影。都城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对外交流中心。古代都城选址与建设是国家大事，“择中建都”是都城选址与建设的基本原则，自夏商周三代，历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时期，中国古代都城制度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和”理念。古代都城何止是一座“中心”，没有大一统，必定是一盘散沙，也就无所谓中心与边缘，“择中建都”是大一统思想的集中反映，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从未断裂的写照。
熹平石经，东汉（公元25～220年），河南偃师太学遗址
此块石经阳面为《尚书》中《皋陶谟》《益稷》《禹贡》三篇，阴面系《秦誓》《书序》《校记》的部分内容。熹平石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经的形式和内容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彩绘贴金天王俑，唐（公元618～907年），陕西西安郊区隋唐墓
1955--1961年在陕西西安郊区发掘了175座隋、唐时期的墓葬，二件天王俑出土于第203号墓葬。俑一头戴盔胄，一束发，均着铠甲。一手叉腰，另一手握拳前举或上举。两足分开，分别踏卧牛、卧鹿。底座较高均有一圆孔。俑的形象威武生动，装饰华丽鲜艳，脚踏动物和小鬼，是盛唐时期的典型特征。天王俑为镇墓俑的一种，多位于墓门附近，面朝墓门，位置较固定。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历代王朝的治道、治制、治具、治术既有成功经验又有惨痛教训，逐步形成民惟邦本、政得其民，设官分职、上下相维，从政有经、令行为上，要在得人、治吏为先，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以德，正已修身，富国强兵、存亡之道，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诸多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同时形成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治理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在统一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中华文明史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从未中断，与治国理政、兴国安邦的精深思想、宏大实践密不可分。
唐哀帝即位玉册，唐（公元618～907年），河南洛阳唐东都宫城遗址
共六枚，汉白玉质地，每枚刻苦4～7字，楷书，阴文，字内填金。两端各有一小圆孔，用以系绳编缀。该玉册为唐哀帝即位册文，出土于洛阳宫城应天门内残房基中。铭文为：“十五日丙午”，“百年重熙”，“祖业克绍”，“令誉播于区字比”，“宝图光践”，“夏文德以 戈”。
中华民族向来讲求修身正已立德，将其视为做人处事为官的根本。《大学》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主张“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为政以德”。立德修身不仅是成才立业之本，更是治国安邦之道。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君德教育思想。《尚书.洪范》记载了箕子以九个方面内容向周武王陈述治国思想的故事。周公构建起了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君德教育理论框架，成为后世君德教育的典范。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都提出了各自的君德教育主张。秦汉时期，以儒家“仁”为核心的君德教育思想一枝独秀。宋代，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主张“治天下者，以正心诚意为本”；而陈亮等人以追求事功来矫道德至上的偏颇。明中叶以后，李贽、王夫之、戴震对传统君德教育提出质疑，具有鲜明的反正统意识。
辟雍
上古时期，天子设学，建有辟雍。辟雍成为天子承师问道之所。古代中国步入阶级社会后，行礼乐、宣德化的“辟雍”“太学”陆续派生出来。《周礼》称，辟雍“所以明和天下”。《白虎通义》载：天子设立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雍通常设在王朝的都城，如长安、洛阳、北京等地。清代，尤其是乾隆末年以后，帝王还常常临雍讲学，各级主要官员、贡监生于国子监圆桥观听，称为盛典。临雍视学成为帝王树立德行、昭示教化的重要方式。
儒家强调“德”是以政的根本，也是治国最有效的方法。《论语》讲：“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荀子》讲：“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礼”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法则具有惩戒作用。春秋战国以降，“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子产“铸刑书于鼎”，邓析编“竹刑”，李悝定《法经》。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编订《九章律》。《唐律》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封建法典。《明律》要求凡是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清廷以律为主，律外有例，“洵不易之圭臬，风化之大防也。”
《春秋左传》，清 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春秋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8年间的史实。
《大学集注》，宋 朱熹撰，清 刻本
《大学》是一篇儒家文献，内容主要论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被尊为四书之一。
漫长发展进程中，历史用无数血与泪、刀与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富国强兵是国家民族发展之要，是生死存亡之道。从先秦时代起，中华民族就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富国保民之道。同时，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深谙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强大的军队、有力的国防，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铜弩机，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
《资治通鉴》，宋 司马光撰，明 嘉靖孔天胤刻本
是中国第一部编天体通史。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刘恕等编撰而成。该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记载了战国至隋唐五代十国间1362年的历史。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内容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资治通鉴》。
二十四史
中国是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古代的书籍正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历经甲骨、金文、简帛、古籍，绵延不绝，长盛不衰。特别是以古籍为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存世量就达几百万部之多，其中的史学古籍更是独树一帜。有以纪传体“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以及官修编年体、典制体史书；私家著史作品更是蔚为大观，不胜枚举；地方志、家谱等菱也给中国古籍增添了独特的风景。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收藏宏富，得益于各阶层的高度重视。上至国家政府，下迄坊间书肆，乃至文化名家，都积极参与古籍刊刻用以传承历史 、接续未来。期间虽也有战乱兵燹，天灾人祸，古籍却以顽强的生命力保存下来。我辈当更加珍惜！
“和融万方”聚焦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民族觉醒”展示鸦片战争后的救亡图存历史。
绵延千余年的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举，它浓缩了亚欧大陆历经18个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演进，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在商品流通、经贸繁荣的同时，人文交流、科技互动、宗教传播贯穿始终，在商品互通有无、文化多元交汇、文明包容共存中，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谱写了史诗般乐章，缔造出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同价值取向，凝练成“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要义的伟大丝路精神。
鎏金錾花九曲银勺，唐（公元618～公元907年），河南偃师杏园唐墓。
勺柄扁方修长，弯柄的末端做成凫头形。勺呈九曲花瓣状。器表以鱼子纹为地，錾刻尖瓣宝相花及雀绕花枝图案。蔓枝回转绚丽，结构细密流畅，鎏金工艺精湛。勺的内壁打磨抛光，明亮照人。
青釉人物瓷瓶，西晋（公元265～316年），河南偃师杏园魏晋墓地。
青釉，腹部圆鼓呈球状，圈足。长颈为胡人形象，跪坐于瓶腹之上，圆晴阔鼻，手臂置于胸前，双手持一圆形物。头上系风格状发箍，发箍于脑后系带。瓶腹部凸弦纹带下饰凤鸟纹及铺首形纹样。
鎏金铜马具，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墓。
其中鞍桥、鞍板的木质部分及辔具和鞧銮饰的皮革部分虽均朽毁无存，但所有鎏金铜饰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排列有序。这套马具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又最完整的实物资料，而单马镫的发现尤为珍贵。
石雕兽首，北魏（公元386～公元534年），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
石雕兽首是永宁寺本塔塔基座侧面的饰件，在汉魏洛阳城内对北魏建筑遗址的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兽首头部呈方形，头顶有双角，凸眼短鼻，阔口大张，齿、舌毕露，神态威猛。永宁寺石兽首与东魏、北齐的同类石刻相比，造型更为古朴雄浑，堪称北魏建筑石刻艺术的精品。
《史记》对“大宛”专设“列传”记载，突显费尔干纳盆地的重要性。2012年伊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考古学者对盆地东部的明铁佩古城展开发掘与研究，揭示出汉代大宛古城的真容。
中乌联合考古队在明铁佩古城测绘面积达到5平方千米，勘探面积达7000平方米，共发掘深沟、探方17处，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墓葬测年数据为古城外墙的废弃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联合考古证实，明铁佩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公元前后具有双重城垣的大城，有防御功能完善的城墙、城门、马面、壕沟等设施，大型建筑、手工作坊、道路、墓葬区的发现，改变了中外考古学界对古城性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
泥塑罗汉像，辽（公元916～公元1125年），辽上京皇城西山坡遗址。
这件泥塑眼部镶嵌黑色琉璃珠，全身彩绘贴金，跣足立于仰莲座上。泥像内部有木架支撑，用夹草棍粗泥塑形，表面上细泥压光后彩绘。这是目前唯一一批考古出土的泥塑罗汉像。
海上丝绸之路肇始于秦汉，形成于唐宋，繁荣于元明清，清末渐趋衰落。《汉书》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遣使远航，一直到达印度半岛的斯里兰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明中叶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期。1840年，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我国大门，在殖民主义者强权政治和垄断贸易下，海上丝绸之路最终被扼杀。在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多年发展史上，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以宝船和友谊，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缔造了“船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和沿线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贸易之路、和平之路、友谊之路。考古研究所在福建省平潭岛和海南省万宁、陵水和三亚东部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海洋始终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源远流长的中华海洋文明博大精深，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石和源泉。
位于海南省陵子县新村镇桐海村北约2千米处的桥山遗址，是海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史前遗址。遗址堆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堆积（距今5000年）以磨光红衣陶片、夹粗砂红褐陶片及双肩石器等为代表。晚期堆积（距今3500～3000年）发现有遗物大面积紧密分布的现象，应是古人某种特殊活动的遗留，对探讨海南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发现了海南地区首座史前墓葬，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支持。
盘口罐，距今3500～3000年，海南陵水桥山遗址。
唐代中晚期，海上贸易已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新唐书.地理志》曾记载一条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万公里，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1998年发现的沉没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的阿拉伯帆沉船“黑石号”，便沉没在此航线上。据推测，此船由国外航行至中国扬州，从扬州返航时装载了大量的瓷器等商品。
青黄釉彩绘双系罐，唐（公元618～907年），江苏扬州扬州城遗址。
1974年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出水宋代海船模型。
这艘海船是一艘从事远洋贸易的三桅帆船，用当时最好的造船木材制造而成。出水时只剩甲板以下部分，残长24.4、残宽9.15 米。复原后可达34米长，11米宽，船壳板由两层或三层板相互叠合，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泉州船多层板构造相吻合。这种面宽底尖的海船吃水深、稳定性好、不畏风涛，且容量大，能够装载大宗货物，并具有防止触礁沉没的先进技术----水密隔舱。船模以10:1的比例缩小制作，其中水密隔舱，货船、船员、船长水手生活区的布置，以及船上一切重要部件制作技艺均按真实海船进行制作。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侨余姚市三七市镇三七市村，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距今8300～7800年。2019年开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发现有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聚落遗迹。出土有人工利用后废弃的大量动植物、矿物遗存，以及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人工器物。该遗址是目前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沿海贝丘遗址，是目前中国沿海发现的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
海洋软体动物（贝），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6300～公元前5800年），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
该遗址发掘出经鉴定的海洋软体动物种类有牡蛎、泥蚶、海螺、蛤蜊、缢蛏、海月贝等，贝壳类堆积厚达2米。这些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大多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体现出井头山遗址浓厚而典型的海洋文化属性，这也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鲜明例证。
扬州城是唐代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隋唐大运河和扬子江交汇口的西北部。随着隋代邗沟的开通、唐代水路运输的迅速发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扬州发展成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转运港口，不仅是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连结处的国际贸易中转站。在8世纪以后的海上贸易中，扬州城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青釉玉壁足弧腹碗，唐（公元618～907年），江苏扬州扬州城遗址。
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基础，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宝库。实践证明，我们民族充满了探索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在世界文明的大道上，我们从未止步。植根于生生不息的历史沃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行稳致远，走向新的更大辉煌。
中国青铜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考古发现的目前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小型工具或饰物。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发现青铜礼器和兵器，此后青铜礼器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
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包括酒器、炊器、食器和水器，有精细的花纹。商代晚期已进入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形多样，浑厚凝重，花纹繁缛。器类以酒器为主，纹饰有多种形态的兽面纹、鸟纹，还有龙纹、蝉纹、鱼纹、牛纹等动物纹以及云雷纹、涡纹等几何纹。复杂的纹饰为浅浮雕，连同地纹共有三层纹饰。晚商青铜器从器形到装饰都显得神秘奇异，器物上出现铭文，通常记录作器人和被祭人的名号和族徽，也有关于征伐、祭祀和赏赐的内容。
西周青铜器最初延续晚商青铜器的特点和风格，但在器用制度上偏重食器，随后又增加了成组乐器。铜器纹饰中鸟纹增多并变得华丽，流行环带纹、瓦棱纹、垂鳞纹、窃曲纹等，简约的纹饰不同于商代的繁缛风格，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西青铜器上出现大量纪事体铭文，内容有周王的世系、诸侯的分封、拜官赐命、征伐记功、献俘大典等。这些铭文被铸于铜器上并传至子孙后代，其意义不仅关乎家族荣誉，而且涉及王室的重大政治活动和历史事件，青铜礼器成为显示等级、地位、特权，并陈设于宗庙宫室的重器。
东周时诸侯势力扩张，各国都有自己的青铜铸造工业，礼仪或日常用的青铜器被大量生产，以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春秋时期出现不少新式器形，生产工艺达到新高度。青铜器纹饰流行主题单一的龙类形象，同时出现描绘礼仪、战斗和生活场景的画像。青铜器铭文则主要记载诸侯和贵族的活动，春秋青铜器总体上风格清新。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青铜礼器多转变为生活实用器，铭文内容多为记录制造者的官名、人名或器物重量等。
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采用铸造方法大规模生产，并最终成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工具。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尊，盛酒器。侈口，腹部粗而鼓张，高圈足，形体较宽大。在中原地区流行于商至西周中期，西周中期之后主要出现在汉淮流域与江南地区。
铜方尊，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郭家庄遗址
卣（yǒu），盛酒器。椭圆体或圆体，大口，长颈，垂腹 ，圆足，有盖，颈部两侧多有提新梁，提梁两端常有装饰立体的兽首。流行于商至西周时期。
铜鸮卣，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大司空遗址
此器由盖、身两部分组成，器形似两个鸮相背而立。有绹形提梁。器盖上有两大角，小耳，尖喙，大眼。盖纽呈四阿屋顶形，上饰云雷纹。身器为鸮身，胸两侧有翅，胸饰鳞纹。两耳两侧各有对立的一对小鸟。底为四蹄形足。足间有饕餮纹，腹部正中有蟠龙纹，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纹。
铜卣，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郭家庄遗址
罍（léi），盛酒器、盛水器。敛口，斜肩较宽，深腹，小平底或圈足，器身最大径在肩腹交接处，肩上多带双耳。流行于商周时期。
铜罍，西周早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此器长方形器口，方唇，深弧腹，平底，圈足。肩部有半环形兽首耳，衔大圆环，下腹部一侧置半环形兽首纽。盖呈四阿攒尖顶式，宽面饰兽头，窄面饰圆涡纹。器颈和圈足饰兽面纹。肩上部饰简化兽面纹，盖内壁有铭文“史”。
觯（zhì），饮酒器。侈口，束颈，鼓腹较深，圈足较高，或带盖。形体较小，功能近同于觚，在酒器组合中有时会用作觚的替代品。出现于晚商时期，流行至西周早期。
铜觯，西周早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此器侈口，束颈，鼓腹，圈底，圈足。椭圆形盖，带环形兽首纽。盖面、颈、腹部和圈足有扉棱。饰兽面纹和夔龙纹，器盖和底均有铭文“史”。
斝（jiǎ），温酒器。侈口，束颈，深腹下有三足，多的鋬，口沿上有两柱。器形与爵有相似之处，但没有流和尾，且形体较大。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流行至西周早期。
铜方斝，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郭家庄遗址
铜斝，西周早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敞口，方唇，矮束颈，豉腹，分裆，粗双纽状柱立于口沿两侧，柱顶饰圆涡纹，中腰处饰四个叶形纹。颈腹间置半环状兽首鋬，下对应一足，器底和足上有烟炱痕迹。鋬首圆雕兽头呈牛头状，鋬上有铭文“史”。
壶，盛酒器、盛水器。直口或微侈，颈部较长，深鼓腹，圈足，有盖，多带双耳。流行于商周时期。
铜壶，西周早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直口，方唇，束颈，垂腹，圈足。绹索提梁。器盖上饰兽面纹，颈上部饰兽面纹，其风格同器盖。器底有“十”字形铸缝。盖内和器底部均有铭文“史”。
觚(gū)，饮酒器。喇叭口，长筒状身，细腰，斜坡状高圈足。通常与爵组合用以斟饮，尤其在商人墓葬中，觚、爵常等量配对而出。这一礼器制度出现于商时期，西周中期之后基本不见。
铜觚，商末周初，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铜方觚，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郭家庄遗址
爵，温酒器、饮酒器。一侧有流，另一侧有尾，深圆腹，一侧有鋬，三锥状足，流与口之间有两柱。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铜酒器，流行至西周时期。
铜爵，商末周初，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角，温酒器、饮酒器。口沿两端有尖尾，深腹下有三锥状足，多有盖。器形与爵相似，不同在于没有柱，且口缘两端皆为爵尾状，没有流、尾之分。主要见于商至西周早期。
铜角，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郭家庄遗址
簋(guǐ)，盛食器。侈口，圆腹，圈足，不同器物又有有盖、无盖、有耳、无耳之别，西周中期之后多有盖。簋常与鼎组合使用，鼎用以盛放肉食，而簋则用来盛放黍稷粮食。流行于商周时期。
铜簋，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瓿(bù)，盛酒器。敛口较大，口沿外侈，斜肩，鼓腹，矮圈足，器身最大径在腹中部，器宽大于高，整体宽扁。主要流行于商代。
铜瓿，商末，陕西长武碾子坡遗址
敦(duì)，盛食器。分器身、器盖两部分，上下扣合成球形或椭球形，器身、器盖上各有两耳、三足。这类器身、器盖扣合成圆形的敦，始见于春秋中期，流行至战国时期。
带盖铜敦，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
甗(yǎn)，炊器，用以蒸煮食物。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底有箅，用来盛放食物，下部为鬲，用来盛水加热，以蒸汽炊煮食物，作用相当于蒸锅。流行于商周时期。
铜甗，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
当卢，马具。呈圆形或长条形，背有纽，可穿于皮革之上，为马额中央的装饰。盛行于西周时期。
铜当卢，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0年），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
上部为兽头，圆目，阔鼻，口微张（双目、鼻翼及口均镂空），圆形双耳立于头上。中部兽面，下面为兽头装饰。
盔，防御性兵器，亦称“胄”。圆形顶，两侧向下延伸，作战时以保护头顶及侧面，顶端多有可插缨络的管。出现于晚商时期。
铜胄，西周早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戈，钩杀、击杀兵器。由援、内、胡、穿组成。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通行于商周时期。
铜戈，商末周初，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
刀，砍杀兵器，或为农业、手工业工具。有短柄翘首刀、长柲卷首刀等多种形式。通行于商周时期。
铜刀，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
矛，刺杀兵器。矛头由身、骹两部分组成，骹下一般有环纽。通行于商周时期。
铜矛，寺洼文化（约公元前12世纪中期～公元前11世纪中期），甘肃庄浪徐家碾遗址
剑，斩杀、刺杀兵器。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组成，剑身前端有锋，双面刃；剑柄前有格，后有首，可单手握持。出现于晚商时期，流行至战国时期。
青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湖南长沙战国墓葬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冶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古金属矿开采遗址中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科学内涵最为全面丰富的一处，开采于商代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至秦汉一直延续下来。地下采掘是以竖井、平巷、盲井联合掘进法进行深井开采，井巷互相贯通，层层延伸。遗址现象表明，商周时期中间的采矿开拓技术水平较高，在汉代进一步提升。
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有两种基本方法，即陶范法和失蜡法。陶范法是商周时代占统治地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需经外范模制、块范拼合、纹饰刻制翻印、泥芯支钉芯等多项工艺，保证器物铭文纹饰清晰，避免铸造缺陷。铸造可采用一次浇铸成形的浑铸技术，也可采用分铸、铸接、铸焊等手段，将各个部件连接成一个整体，以获得结构复杂的青铜器物。春秋早期，失蜡法的出现，实现了不需分范的青铜铸造成型。蜡料制模，外糊范料，烘焙时蜡料熔失，获得了从纹饰到形制上都更精美繁缛、立体透雕效果的青铜器。加之以精湛的青铜熔炼技术，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
陶范，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小屯
铅锭，商（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
2015年经发掘出圭于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H25贮藏坑，共293块，长度在10～70厘米之间。表面多孔隙，一些铅锭前端开有直径约4厘米的圆孔，部分背部或底部刻痕。大部分重量超过5千克，最重者超过40千克。含铅量在75%以上，并含少量其他金属元素，可判断是炼铅的初级产品。除用于制作青铜器之外，也用于制作随葬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