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间：09:00—17:00（周三闭馆）
预约：微信公众号“陕西考古博物院”免费预约
地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南路与终南大道交汇处东北侧
交通：
乘坐地铁2号线至韦曲南站B出口，韦曲南坐出租不到二十元到博物馆门口或换乘：
公交960路-周家庄站，向南步行约800米
公交738路﹣文苑路南口（陕西考古博物馆）站，步行约500米到达
334路/游9区间﹣香积寺村站，步行约2.3公里到达
2022年4月28日试开放，是中国首家考古专题类博物馆，收藏了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各个历史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的文物标本等20万余件。
陕西考古博物馆常设展览以“考古圣地华章陕西”为主题，分为“考古历程”“文化谱系”“考古发现”“文保科技”四个篇章。
“考古历程篇”主要展示陕西考古的诞生、发展和成熟历程，分为三个单元。
该单元讲述了中国考古学在金石学阶段的积淀过程。
雅好博古，格物致知。中国人收藏古物之好，始自周时，积习于汉唐，至宋代蔚然成风。钟鼎碑碣、稽古究原的金石学应运而生，被赋予了证经崇礼的时代意义。清代乾嘉时期，受风靡一时的考据学牵引，金石研究日益兴盛，方家竞论，名著丛出，飓然成为一门显学，为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准备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大量的研究资料。
（北宋）吕大临 撰 ，亦政堂藏板
清乾隆十八年重刻本
北宋时期，重文抑武，复兴礼制。士大夫阶层开始关注先秦礼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造纸、拓印、雕版及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和改良，为金石学和著述的流传提供了良好条件，直接催生了“金石学”。
吕大临成书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全书共十卷，比较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卷一至卷六为鼎、鬲、簋、爵等商周器，今本目列二百三十八器，实收一百四十三器（包括数量较多的同铭器）。卷七为钟、磬等乐器。目列十器，实收十五器。卷八为玉器。
博山炉香薰
2006年，警方破获一起盗墓案，盗墓头目叫吕富平。经查，这个吕富平盗掘的居然是他自己的祖坟，蓝田吕氏家族墓地。警方缴获了藏在吕富平西安家中的119件文物，于2005年冬盗自陕西蓝田五里头村的古墓。其中有大批精美的瓷器及青铜器，由于这批文物品质精美，品级极高，文物部门决定对该墓园进行抢救性发掘。
蓝田吕氏家族墓进行了系统发掘持续了4年，吕氏家族墓尊卑有序的墓地布局和大量丰富的随葬品引起了学界关注，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古器、仿古器的随葬。古器有鼎、簋、匜、盘、炉、玉璧等，多被盗掘。
吕氏家族蓝田太尉塬墓园是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园，揭示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精致富足而不奢华的日常生活及墓葬之礼仪。
汉 折耳带盖鼎
商 立鸟玉佩
北宋 青釉瓦棱簋
北宋 三足铭文敦
该三足铭文敦推定了吕大临墓主的身份
西周 球腹簋
器腹近球状， 圈足，腹两侧分置兽首环耳。装饰以凤鸟为主体，以扉棱或浮雕兽首为中，对称分布。腹部所饰大凤鸟纹，圆睛尖喙，羽冠较长，状如飘带，尾羽长而尾尖下垂。这件簋造型瑰丽，纹饰精美，具有极强的宝鸡地区地方特色。
簋（guǐ）本是食器，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后来在重要典礼时与鼎一同出现，逐步演变为非常重要的礼器。尤其到西周中期，簋的使用形成一套完备的礼仪规则，通常以偶数与鼎共同使用。
一只隆起成倒扣的圜底碗形的盖子，顶端中央为圆钮，表面以钮为中心，十字形区域分布四只华丽丽的浅浮雕凤鸟纹，乳钉为目，凤嘴内勾且尖利，凤冠、凤尾各自被饰出条长长的满是漂亮羽毛的样子，华贵、飘逸、灵动。
两只粗壮的象首形耳在器身两侧由口沿下侧伸出，跨过圆鼓鼓的器腹，接于圈足上方。
球腹簋拓本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文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有很多展出。
该单元在展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基础上，着重讲述陕西考古的开端——斗鸡台考古，以及逐步确立的中国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战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文化层、彩陶片等遗存，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并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
[瑞典]蒙德留斯 著 滕固 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
1926年，梁启超为欢迎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东来,而做的演讲影印版《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2018年美国艾金森夫妇捐赠。
1926年，李济、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遗址进行了首次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确立了一系列技术和方法体系，奠定了中国考古的史学倾向。
1931年，梁思永在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质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即“后冈三叠层”，标志着现代考古地层学在中国正式起步。
与此同时，1921年起，国内学术团体纷纷建立，陆续在陕西开展考古工作，为陕西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料。
考古发掘一般采用探方（沟）法，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区分相关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按照由晚到早的顺序逐层逐单位地揭露清理各类遗迹、遗物。
原始生土：指没有人为活动扰动过的原始自然堆积土层，土色一致，结构完整，颜色因地区不同可分为黄色、红褐色、深褐色等，通常不属于考古学探索和研究的范围。（展厅中采自2021年咸阳渭城区底张墓地）
五花土：指挖穿多种颜色的土层，融合回填后所形成的土，可分为墓葬五花土、建筑遗址五花土等。墓葬封土、建筑遗址等五花土一般经过夯打，有明显夯层。（展厅中采自2021年咸阳渭城区底张墓地）
夯土：指结实、密度大且缝隙较少的人工压制混合土块。田野考古中，一般通过夯土层的辨认确定人工大型建筑，如宫殿基础、城墙等。（展厅中采自2021年秦咸阳城6号宫殿建筑遗址）
红烧土：指遗址中经过火烧形成的坚硬土块，多出现于窑址、灶坑、建筑类遗迹中。（展厅中采自2020年咸阳秦都区永安堡村陶窑）
灰坑土：灰坑是考古遗迹中最为常见的坑状遗迹，因填埋古代人类灰黑色废弃堆积而得名。灰坑内丰富的包含物为研究古代先民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展厅中采自2021年泾阳蒋刘仰韶时期遗址H8）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
电子屏与游客的考古小知识互动，动画设计，适合大小朋友
在甲骨文、殷墟考古实证殷商史的基础上，以探索周秦初期文化为目标，国立北平研究院和陕西考古会于1934年起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为陕西考古之肇端，也成就了苏秉琦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考古学家。
前边圆盘的陶鬲碎片、展柜左侧成品的复制品都可以直接摸一摸，给游客十足的体验感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其反映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大量用于研究陶器、瓷器等使用周期短、变化较明显的器物。
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主要专著有《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的研究》、《洛阳中州路》、《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华人·中国人·龙的传人——考古寻根记》、《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从1934年起，他便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以考古项目为依托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考古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半坡遗址、周原遗址、秦陵兵马俑、法门寺、耀州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以及汉唐都城、帝陵等“大遗址”考古工作新理念、新方法的介绍。
陶钵、陶罐
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距今6800-6000年）
高陵东营遗址
彩陶盆、杯型口尖底瓶、彩陶钵
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距今6800-6000年）
铜川瓦窑沟遗址
御手俑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2000年秦始皇帝陵园K0006陪葬坑（文吏俑坑）
御手俑的职责是驾驭车马、保护车马进退得宜、主帅受伤可代其执掌指挥工具金和鼓。
该御手俑头绾扁髻，戴单板长冠，褐色铠甲，无披膊，下穿长裤，足蹬方口履，双臂前举作执辔驾驭状。是秦代战车的中间驾车手，车士俑居左右两侧。
文吏俑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2000年秦始皇帝陵园K0006陪葬坑（文吏俑坑）
文官俑的腰带上挂着两件文具，一件是小刀，一件是磨刀石。这是典型的文官形象，在这件陶俑的左臂和躯体之间，还有用来插竹简和简牍的小洞。
在秦代时还没有纸，文字都写在竹简上，做文字记录的官员，毛笔一般在头上插着，他们在听指示时，将简牍从臂下拿出，开始做记录，写错了就用小刀刮掉，小刀用钝了，就用磨刀石磨一磨，他头上戴的帽子显示了他的爵位在八级以上，他代表了政府的管理机构，这就是最早的“公务员”。
跽坐俑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1979年秦始皇帝陵园马厩坑
1979-1980年凤翔西村周墓
亚口父辛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1046年）
乳钉纹簋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彩绘骑马仪仗乐俑、贴金彩绘甲骑具装俑、彩绘骑马仪仗俑
唐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
1971年咸阳乾陵懿德太子墓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长子，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李重润于大足元年（701）与其妹永泰公主被武则天杖杀，死时年仅十九岁。中宗复位后于706年追封为懿德太子，葬乾陵。
三彩执壶
唐（公元618-907年）
1991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
鸿雁折枝花纹银杯
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
1994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韦洵墓
彩绘贴金武士俑
唐（公元618-907年）
1994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唐墓
彩绘贴金天王俑
唐（公元618-907年）
1991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
四兽铭文铜镜
唐（公元618-907年）
1995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唐墓
三彩双鱼瓶
唐（公元618-907年）
1994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唐墓
白釉执壶
唐（公元618-907年）
1991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唐墓
仕女坐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94年西安长安区南星王村唐墓
绿琉璃碗、蓝琉璃碗
唐 贞观二十二年（648）
1985年咸阳韩家村窦诞墓
窦诞为唐高祖之女襄阳公主驸马，授光禄大夫，两《唐书》均有传。
八环白玉蹀躞（dié xiè）带
北周 宣政元年（578）
1988年咸阳底张湾村若干云墓
北周若干云墓出土的八环白玉蹀躞带，由革带与钉在其上的带銙、扣眼、铊尾和带扣以及革带后所衬的鎏金铜片组成，以新疆和田上等白玉雕琢，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完整玉带。蹀躞带原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传统服饰，带具最初多见金属质地，在北朝后期出现的玉带，是高级贵族专用的服饰。
若干云为周武帝婿，官至骠骑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封任城郡公。北周宣政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579年2月4日）葬。
铜镜
北周 建德七年（575）
1996年咸阳底张湾村宇文俭墓
磨花玻璃碗
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
1988年咸阳底张湾村隋王士良与董荣晖合葬墓
北周 建德五年（573）
1988年咸阳底张湾村王德衡墓
楔形细石核、多刃刮削器、玻璃珠
早期金属时代晚段（距今2000—1600年）
2018年西藏阿里曲龙遗址布让曲拉地点
骑马人物岩画
早期金属时代晚段（距今2000—1600年）
2013年西藏阿里洛布错环湖遗址聂诺地点196号岩画
天将塔擦擦、单塔擦擦、三塔擦擦、吉祥多门塔擦擦
古格王朝早期（距今900—700年）
2016年西藏阿里曲龙遗址布让琼龙地点五区二号佛塔
金刚法菩萨擦擦、文殊菩萨像擦擦、观音菩萨像擦擦
古格王朝早期（距今900—700年）
无线电对讲机
生肖俑
唐 天宝三年（744）
2009年咸阳底张湾村豆卢建墓
兔、龙、蛇、羊、狗
豆卢建为唐万泉县主之子驸马都尉，葬于天宝三年。该墓罕见的在围沟内出土 11 件生肖俑，体量大且工艺精细，还出土文武官俑、武士俑、舞俑、动物俑、玉器等54件，为研究唐代墓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
组玉佩
唐 总章二年（669）
2004年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刘智夫妇墓
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20余座汉、唐墓葬。其中唐总章二年（669）司宰寺丞刘智与夫人尹氏合葬墓，出土、组玉佩、金铜装班剑等珍贵文物，是研究唐代舆服制度的珍贵资料。
这件组玉佩保存完整，采用优质玉石及水晶，还在鎏金铜卡扣上镶嵌琉璃，奢华程度为唐代组玉佩实物所仅见。
白釉杯、白釉四系鸡首壶、白釉壁雍砚、白釉贴花盘
隋 大业元年（605）
2006年西安长安区郭杜镇李裕墓
李裕（542-604年），字石生，陇西狄道人，今甘肃临洮人氏。祖父李弼，北周八柱国之一，先后追随北周名将朱天光、贺拔岳、候莫陈悦，屡立战功。后来跟从宇文泰，成为其肱股，北周官至太傅、柱国大将军、赵武公。裕父李曜，因其父李弼功高，被荫封为邢国公。李曜次子李裕，出身名门大族。开皇元年（581年）升为京兆尹，后晋身大将军、迁内史监、吏部尚书，开皇三年（583年）晋爵狄氏县公（正二品阶）。李裕政治经历简单，无大作为，“志轻轩冕，心狎林泉”。大业元年（605年）葬于长安县高阳原。
♦华县东阳墓地
墓地以周、秦墓地墓葬为主。周墓多为竖穴土扩单或双墓室，多直肢葬，少数墓葬有腰坑、殉人，部分有火葬迹象。其内涵包括周文化和商文化因素，标明两种文化在此地有过交流与融合；秦墓以长方形土扩墓为主，均屈肢葬。华县地处当时秦晋韩三国交界，秦墓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增多，为了解秦人东进的日程提供了可参考的年表。
铜簋、铜鼎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2001年渭南华县东阳墓地
铜簋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2001年渭南华县东阳墓地
铜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2001年渭南华县东阳墓地
镇墓俑
唐（公元618—907年）
2003年西安长安区郭杜镇唐墓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
唐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
2001年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李倕墓
李倕字淑娴，其五代祖为“圣唐神尧皇帝”，即唐高祖李渊，祖为豫章王李亶，父为嗣舒王李津，是李津的第二女。其夫侯莫陈氏为北魏贵族后裔。李倕病卒于开元24年(公元736年)，时年25岁。
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主要是夜光贝，也称夜光蝾螺）磨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
“文化谱系篇”用五个单元展示了陕西境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着重讲述现代人的起源以及古人类的交流与迁徙。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其文化标志为打制石器。距今约700万年前，最早的人科成员在非洲中部已经出现。目前最早的打制石器发现于330万年前的非洲肯尼亚。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南郑龙岗寺、洛南盆地遗址群、大荔甜水沟、南郑疥疙洞、宜川龙王辿等遗址的发现，构成了百万年以来陕西乃至中国古人类文化遗存的框架。
1963年和1964年，陕西蓝田陈家窝和公王岭两地分别发现古人类下颌骨和头骨化石，分别被命名为“陈家窝蓝田人”和“公王岭蓝田人”。古地磁等测年数据显示，“陈家窝蓝田人”生活在距今65万年前，而“公王岭蓝田人”生活在距今115万年前。
公王岭头骨化石是迄今为止东北亚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与人类化石共存的还有一些旧石器，在全球人类演化和石器技术发展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地位。
龙岗寺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汉江南岸，是汉水流域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距今150-7万年。该遗址文化内涵包括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汉代墓葬群、千年寺院建筑和近现代革命旧址五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经济价值，也是我国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超过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再次证明汉水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重型刮削器
旧石器时代
2014年南郑龙岗寺遗址
石核、石片
旧石器时代
2014年南郑龙岗寺遗址
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位于东秦岭陕西洛南盆地，距今80-3万年。1995年以来，考古学家在此处发现了300余处旷野旧石器地点和数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制品约15万件，是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最多的区域之一。
水鹿左下颌骨（12）、三门马右距骨（6）、黑熊左下颌骨（11）、斑鬣狗左上单牙（7）、虎右肱骨远端、第IV拓骨、第I、II指/趾骨（9）、大熊猫左右下颌骨（13）、剑齿象乳齿（8）、中国犀左肩胛（10）
旧石器时代
1997年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
刮削器、石片
旧石器时代
1997年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
石核
旧石器时代
1997年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
甜水沟大荔人遗址位于陕西省大荔县段家镇解放村，距今26-18万年。1978年，陕西省水利水电局工作人员在甜水沟发现一件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大荔人”，填补了中国古人类由“北京人”向“丁村人”过渡时期的空白。
大荔人头骨的多数特征和数据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而与早期智人一致，属于早期智人的较早类型或是处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时期。
旁边电子屏是五类测年技术方法
树木年轮法、放射性碳测年法及加速器质谱测年法、释光测年法、古地磁测年法、轴系测年法
疥疙洞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疥疙洞遗址不仅出土有距今3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化石，还发现有丰富的、共生关系清晰的小石片工业系统的石器，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石器、动物骨/齿
旧石器时代
2018年南郑疥疙洞遗址
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是秦岭地区首次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
龙王辿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镇，距今2.6-2.1万年。遗址出土了2万多件距今2-1.5万年以前的石制品及动物骨骼，并发现20多处用火遗迹，为探究黄土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探究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演进与环境变化等提供了科学证据。
石器、石叶
旧石器时代
2006年宜川龙王辿遗址
大约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我国陆续进入以磨制石器、彩陶、农业、定居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陕西新石器时代遗迹数以千计，以老官台、北首岭、半坡、姜寨、泉护村等遗址为代表。
双鋬（pàn）陶盆
前仰韶时期
1960年西乡李家村遗址
动物骨/角
前仰韶第三期文化遗存
2002年宝鸡关桃园遗址
关桃园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拓石镇官道塬村附近一处名为官道塬的黄土台地上。关桃园遗址的发掘对进一步认识老官台文化的面貌以及为文化序列的建立提供了宝贵资料。
关桃园遗址出土了苏门犀、麋鹿、梅花鹿、小麂、黑熊等多种野兽的遗骨，其中金丝猴骨占6%～8%，由于出土于灰坑内，判断为古人类的猎物。
♦老官台文化
最先发现于渭河下游的华县老官台遗址，研究者称之为“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发现的不同于白家文化的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典型遗址有老官台、元君庙、零口、北首岭等。
零口遗址位于西安临潼与渭南市交界处的零河水库左岸。南依黄土台原，北临渭河平原，面积2万余平方米，堆积有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及半坡晚期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古文化遗址。
骨针、骨镞、骨笄、骨锥
前仰韶时期
1994年临潼零口遗址
兽首双耳尖底壶、人面壶
仰韶时期
1984年南郑龙岗寺遗址
玉刀、玉铲、石铲、石刀
仰韶时期
1983-1984年南郑龙刚遗址
仰韶时期植物炭化籽粒
按下左边对应植物的按键，右边电子显示屏会自动弹出该植物的考古信息、生长特性、植物历史以及发现意义。
♦南寨子遗址位于潼关县城东南约0.6公里处的台塬上，面积150万平方米，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的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其内涵以庙底沟文化为主，同时还有半坡及龙山文化、汉代、宋代等不同时期遗存，是关东中部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庙底沟文化聚落。
♦鱼化寨遗址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街道鱼化寨村西北侧，是一处内涵丰富、保存完好的仰韶文化环壕聚落遗址。2002年10月至2005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鱼化寨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总发掘面积2861平方米，共发现各类遗迹531处，其中房址107座、灰坑255座、灶址29座、窑址1座、壕沟2条，以及土坑墓14座、瓮棺墓123座。
首次较完整地揭示了半坡类型居址的布局和特点。
仰韶时期
1959-1964年邠县下孟村遗址
折腹罐、彩陶钵、葫芦口双耳彩陶壶
仰韶时期
1988年合阳吴家营遗址
♦吴家营遗址
位于陕西省合阳县城西南约5千米的金水沟南边台地上。1988-198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以仰韶文化史家类型遗存为主，发现有疑似环壕的灰沟。
陶鼓
仰韶时期
1992年千阳丰头遗址
♦丰头遗址
位于千阳县柿沟乡丰头村千河南岸二级台地之上。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该遗址是1991年调查首次发现的，1992-1993年,配合宝鸡中(卫)铁路的建设施工，考古人员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陶鼓外形颇似一口水缸，口径约48厘米，高90厘米，腹径65厘米，口沿外侧突起14个舌耳，用于固定牛皮，鼓腹上钻有3个直径约6厘米的放音孔。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陶鼓。
这是仿制品，可以直接敲打出鼓声的，声音浑厚，余音不绝于耳。
♦泉护村遗址
位于陕西省华县柳枝镇泉护村、安堡村，是一处庙底沟类型（仰韶中期）区域性中心聚落。通过科学发掘与研究，建立了典型陶器的演变序列，确定了庙底沟类型的分期标尺。
彩陶盆
仰韶时期
1997年华县泉护村遗址
♦蓝田新街遗址
位于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揭露仰韶、龙山时期房址、窑址、灰坑等遗迹400多座，以仰韶晚期遗存居多。出土300余件玉笄、胚料、残损品和治玉工具，说明遗址可能存在玉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了5000年前的土坯和砖，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砖。遗迹中的地裂、喷砂现象，是陕西历史上首次通过考古发掘确认的地震灾害迹象。
动物形鼎
仰韶时期
2009年蓝田新街遗址
玉笄、玉料
仰韶时期
2009-2010年蓝田新街遗址
首次发现了5000多年前古人使用“蓝田玉”的珍贵资料，主要包括治玉工具和经过切割的玉料，玉笄、玉环等成品，胚料及残损品。这些玉制品及治玉工具的发现，为仰韶晚期先民开发利用“蓝田玉”提供了实物佐证。
石刀、陶刀
地震喷砂遗迹：发现于长安区斗门街道张旺渠遗址，平面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波折带状，剖面上窄下宽，裂隙内充满纯净细砂，底部与自然砂层相连。一般来说，能够产生砂土液化的地震烈度不低于里氏6级。该遗迹打破宋金时期灰坑，并被清代、冥国石器道路叠压，标明其年代不晚于清代。
♦横山杨界沙遗址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雷龙湾乡沙峁村张油坊组,坐落在村南杨界沙地带头道梁、二道梁两座山峁的西坡之上。历时4个月时间，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在联合进行考古发掘时，先后发掘出了杨界沙、大古界及王阳畔等3处文化遗址。这3处遗址很多房址大多已被破坏，只残留主室地面，门道痕迹仍清晰可见。很多地面都涂抹着一层厚度约0.3厘米至1厘米的白灰面，有的则是双层或三层白灰面。据考古人员介绍，这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经懂得了采用白灰面防潮。为认识和界定陕北仰韶晚期的文化内涵及聚落结构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
关中地区陶窖的发展演变
♦佳县石摞摞山遗址
位于陕西省佳县朱官寨乡，发掘面积约900平方米，出土龙山晚期早段、中段和商代遗存，为构建陕北地区龙山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丰富资料。
石摞摞山遗址首次确认了龙山时期的石城聚落，是石峁大型石城出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基础。为陕西境内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堡，对研究史前城市的形成、城垣的建筑方法、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等有着重要的价值。
横山瓦窑渠寨山石城青龙山发掘场景复原（复原比例1:4）
♦横山瓦窑渠寨山石城青龙山遗址
位于榆林市横山县魏家楼乡，发掘了龙山早期窑洞式房址6座，其中有一座保存最好，带有壁龛，地面上放置大量生产生活用具、房屋坍塌废弃，因而保留了当时的室内陈列。
♦扶风案板遗址
位于宝鸡市扶风县城关镇，发现了龙山早期的第三期遗存，文化内涵以罐形斝为代表。
♦临潼康佳遗址
位于西安临潼区相桥镇 发掘面积约3300平方米，发掘房址、灰坑、墓葬等大量遗迹和上千件文物。该遗址是关中地区揭露面积最大、遗迹保存最好、收获最富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大量规划整齐的连排式房址。居住面普遍涂有白灰层，大部分房址内有灶坑，部分发现储藏粮食的窖穴，门外东西两边有院墙，在院墙内侧有埋葬儿童的现象。
♦宝鸡石嘴头遗址
位于宝鸡市渭城区石坝河乡，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发现一座殉人墓且随葬品丰富，是首次发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大型墓葬。
♦白水下河翁棺墓地
位于渭南市白水县雷村乡，翁棺墓地位于下河遗址东北邻近河谷的台地前缘，共发现集中分布、层层叠垒、排列有序的儿童翁棺葬27座。多以鬲、圆底翁、三足瓮、折肩罐等陶器最为墓葬，是研究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布局及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
♦神木新华遗址
位于榆林市神木县大保当镇，发掘面积3300余平方米，发掘房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遗迹320座，出土大量双銴鬲、甑、斝、三足瓮和大口尊等石峁文化典型陶器。该发掘细化了陕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分期，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域龙山晚期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埋藏大量玉器的祭祀坑尤为特殊。
鹿角、骨制品、玉制品
龙山时期
1999年神木新华遗址
1950年代黄河库区水利工程考古，已在华阴、华县发现夏商文化的线索。1980年后西安老牛坡、商洛东龙山等遗址的发现，建立起关中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谱系，并识别出周人早期的文化遗存。清涧李家崖、城固宝山等遗址的发掘，使陕北、陕南的商代地域文化得以辨识。
♦老牛坡夏代遗存
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遗址西起袁家崖村，东至沙河沟，南及灞河二级阶地，北达安家庄村南，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一处以夏商文化遗存为主体的大型聚落。首次发现了以壕沟、房址、灰坑、墓葬为代表的陕西夏代文化遗迹，出土了双耳罐、折肩罐、单耳杯、带流罐、石璧等文物，显示了以平地器为特色的文化面貌。
这是在陕西地区首次发现的夏代遗址，属于夏代晚期。
♦商洛东龙山遗迹
已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房址15座、灰坑221个、墓葬75座，出土一批夏商周时期的石器、骨器、玉器、陶器和碎铜器，分别测定了夏与商的分期和商与周的分期。尤为重要的是，在遗址上部的发掘中，发现了40余座夏代早期的墓葬，其出土器物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在考古学术上填补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缺环，它将被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东龙山文化。
♦老牛坡商代遗存
老牛坡的商文化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与二里岗早商文化面貌、发展阶段一致，为二里岗商文化西进的结果。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有较大改变，地方文化因素增强，称为“老牛坡型”。老牛坡遗址发现的商代青铜冶铸作坊，是陕西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铸造中心遗存。
♦礼泉朱马嘴遗址
位于咸阳市礼泉县南坊镇，文化内涵与关中东部的北村、老牛坡等遗址发现的商文化有相似性，但也含有泾渭地区先周文化、陕北地区朱开沟文化等的因素，是商文化向关中西部发展形成的地方文化遗存。
玉璋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2013年岐山双庵墓地
玉柄形器、玉琮、玉龙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2013年岐山双庵墓地
中华田螺壳 商代灰坑
♦清涧李家崖遗址
位于榆林市清涧县高杰乡，发掘出土的鬲、甗、簋、豆、三足瓮等陶器及青铜銎内钺等文物极具北方文化特色，命名为“李家崖文化”，被认为是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记载的“鬼方”文化，其与商、周王朝均发生过关系。陕晋高原早年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也属于李家崖文化。
清涧辛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陶、骨、石等器物属于李家崖文化。重楼环廊式大型夯土建筑、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陶模、陶芯等遗存，显示着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地位，极大丰富了李家崖文化的内涵，也说明陕北商代晚期大量青铜器应为当地铸造。
♦城固宝山遗址
发现的遗迹、遗物显示了独特的文化面貌，与鄂西、渝东峡江地区商代文化有较多联系，被命名为“宝山文化”。其应与早期巴文化有关，并与商、先周等文化有一定的交流，填补了汉水上游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另外，城固、洋县一带早年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也属于宝山文化。
介绍了在陕西境内这一时段各文化类型，包括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和代表性遗址，同时穿插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介绍。
商人起源和早起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是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研究课题。中央、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及高校均投入巨大精力，开展了武功郑家坡、扶风刘家、长武碾子坡等遗址的发掘，使得先周文化及刘佳文化、碾子坡文化面貌大体廓清，文化谱系与西周文化的联系基本建立。
先周文化是指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之前周人创造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早周文化。先周文化的考古探索始于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调查。其后苏秉琦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了一批周墓，能分辨出一组先周时代的周人墓葬。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到关中地区调查周人都邑。1950年以后，考古工作大规模的开展，随着陕西丰镐、河南洛阳以及其他地区西周遗存的大量发现，西周时期的周文化为人们认识，先周文化也逐渐受到关注。80年代以后，关中地区的武功郑家坡、扶风刘家、长武碾子坡、彬县断泾、扶风壹家堡、礼泉朱马嘴、武功岸底、长安沣西等一批先周时期的墓地和居住遗址的发掘，为探索先周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周人灭商后，周原从区域中心转变为天下的中心之一，从普通聚落转变为有规划的早期城市。高大的城墙、复杂的路网、高效的给排水系统供养这来自不同区域的、数量巨大的居民。先进的文化、发达的城市经济和强大的政治控制力，强影响着王朝与天下的统治。以周原、丰镐为都城，周公庙、孔头沟等为采邑，普通遗址为村落的三级聚落，组成了西周王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
西周时期的陶器
周原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约33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的大型古遗址，出土了大量卜骨、卜甲，以及大量珍贵的国宝青铜器。
♦制骨业
制骨胚料、骨笄
2003年扶风云塘制骨作坊
♦玉石业
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石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本地生产，齐家制玦作坊是周原发掘规模最大的玉石业遗存，其生产贯串整个西周时期。石料主要有页岩、泥灰岩、石灰石和方解石。工具有敲击石、砧石、磨石、石钻、石锉、石锯、分割器等。
玉鱼（1&2）、玉鸟（3）、玉柄形器（4&5）、玉蝉（6）、玉龙（7）、玉伏兽（8）
2012年扶风姚家墓地
铜鱼（9）、马镳（10）、铜环（11）、兽首铜饰（12）、铜泡（13）、节约（14）
铜矛（15）、车軎（ wèi ）（16）、车辖（17）、车燧（18）
2012年扶风姚家墓地
原始瓷
2012年扶风姚家墓地
板瓦、绿松石、金箔、玉片、玉管、骨镞、骨笄、牙器、骨耜、海贝
♦铸铜业
就方鼎
西周
2002年扶风齐家墓地
2014年，在岐山贺家村发现一座西周时期车马坑，内埋有一辆精美的青铜轮牙马车。出土时，这套长3.13米、宽2.7米、高1.5米的马车在黄土中被压成了上千片碎片，车头部位还有4匹马的遗骸。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此设立专门室内实验室，为了完整保护这套青铜轮牙马车的信息资料，最大限度保存车舆的遗物和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用整体打包的方式，把它带回实验室。将实验室考古与现代文物保护技术相结合，进行检测、研究和保护。六年时间里，数十位专家参与保护、复原方案论证，近百名考古人员参加发掘清理，为铜轮牙马车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准确详实的科学资料。
贺家铜轮牙马车遗迹
马车整体的木制轮辆外包铜壳，其兽面纹车軎镶嵌绿松石，车厢装饰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构件和玉器及彩绘构件，极为精美华丽，堪称西周“第一豪车”。根据车轮上的痕迹判断，这辆马车很少使用过，它不是用来作战的战车，而是代表着某种西周高等级贵族的礼制，是仪仗用车，仪礼性质的车。这是目前所发现的第二例，也是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青铜轮牙马车”。
嵌绿松石青铜韅（xiǎn ）、铜翣（shà）、嵌绿松石青铜马络饰
西周
2014年周原遗址贺家车马坑
嵌绿松石青铜軎（ wèi）及辖、嵌绿松石青铜辕首饰、嵌绿松石青铜轶饰
青铜龙（车轼立柱下）
玉器组合（车舆四维）、青铜兽面（车舆后栏）
青铜兽面（车舆两侧）
“华彩出尘 素壁生辉”
“出尘”一词，一语双关，既有考古出土之意，也形容壁画出尘绝伦之美。“素壁”，指白壁，又作“粉壁”，频见于唐宋咏壁画诗中，在体现壁画流光溢彩和艺术水平的同时，又体现了壁画的绘制技法。
展览展出内容以时间为轴线，分为五个单元，第一单元以建筑壁画为主，讲述史前至秦汉之际的考古发现，同时简述建筑与墓葬壁画的渊源，第二至五单元分别展示两汉、十六国、隋唐、宋元时期的墓葬壁画。
距今四千多年的新时期时代晚期到秦汉之际，是壁画艺术发展的初期。多数绘制于宫室、城墙的建筑表面，只有少数连同残垣断壁幸存。到了西汉晚期，形同房屋的墓室流行起来，壁画艺术延伸至地下空间，成为考古发现古代壁画的主流。
几何形图案壁画
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距今4300-3800年）
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
陕西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数量居全国早期壁画之最。（壁画残块200多块，最大残块30厘米见方）（制作时以白灰打底，压印起稿，并绘出红、黄、绿等几何图案，线条流畅，反映了石峁文化高超的艺术水平。）
壁画残缺
彩绘陶楼
西晋（226-317年）
2002年长安区陕西师范大学新校区西晋墓
除了宫阙壁画外，大户人家也普遍绘制壁画。考古发掘墓葬出土的陶楼建筑模型，有的外表面会以彩绘装饰模仿壁画。
车马出行图
新莽—东汉（公元9—220年）
2003年定边郝滩四十里铺东汉墓群
这幅壁画位于墓室东壁，绿衣女子端坐在马车中，马嘴张开，鬃毛竖立，前蹄高举，漫步前行。描绘两个车轮，右侧高于左侧，体现汉代绘画“透视”意识的提高。
西汉时期，壁画已经完成了从宫室到墓室的转变。特别是西汉晚期，洞室墓的流行及“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地下世界模拟出了墓主生前居住的房屋，有厅堂、居室、耳室等结构，为壁画绘制提供了足够的“舞台”。所以壁画墓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且一经发现就以成熟的面貌示人。
邠王力士图
东汉（25-220年）
2000年旬邑百子村东汉墓
图像位于墓门外甬道东壁，力士束额，双目圆睁，方形大口，左手持盾，右手扬剑，头后墨书“邠王力士”，前上方朱书“诸观者皆解履乃得入”。有学者推测，这座墓葬在建好后可能向亲友或邻里开放过一段时间。
亭长女儿图
东汉（25-220年）
2000年旬邑百子村东汉墓
图像位于墓室东侧室墓壁，图为“亭长”的女儿站于树下。“亭长”另绘于墓门内侧的甬道，束额皂衣，佩剑持盾，左右把守着墓葬大门。此类画像在汉墓中经常见到，有学者将这一题材和镇墓文中的“魂门亭长”联系起来。
邠王与郭将军宴饮图
东汉（25-220年）
2000年旬邑百子村东汉墓
《邠王与郭将军宴饮图》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画师自画像，其中右二这位穿着红衣的人物旁边题字为“画师工”，说明他是一位画师，虽然面容残损比较严重，但历代王朝，明确出现画师的壁画非常少见，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画师自画像。
夫人宴饮图（局部）
东汉（25-220年）
2000年旬邑百子村东汉墓
图像位于墓室后室东壁，顶部饰朱红帷幔，间饰组绶，共11人，壁画展示的是第1-9人。除侍女外，皆坐于榻上。人物身份依次西壁宴饮图对应，包括邠王夫人、郭氏将军的夫人及孩子、小吏夫人乃至画师工夫人等，在郭夫人及孩子画像上部有长篇朱书题记。
这一时期的壁画题材还包括了天象星宿和具象的神话人物，一般绘制在顶部；而超越一般生活的车马出行图和圣贤故事，多绘制于前后墓室两侧壁面上半部；最后则为日常生活场景，如歌舞宴饮、农耕、庖厨侍仆、仓储庄园等，多绘制于前后墓室两侧壁面下半部。
十六国时期，政治动荡、民生凋敝，迄今未在陕西地区发现该时期的壁画墓。至北朝时期，关中和陕北相对稳定，墓葬壁画逐渐复苏。经过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壁画内容脱离了两汉时期的升仙题材，以写实性的内容取而代之，宗教色彩和胡风是北朝壁画的特色。
七人物图&门吏图
北朝（386-581年）
2011年靖边八大梁墓地
图像位于墓室北壁，画面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东、西两端的简约山林轮廓及奔跑的鹿和蹲踞的虎等动物。第二部分为东端山林动物内侧的门吏。手执环首仪到下端，刀首伸至右肩外，垂系细穗。第三部分为门吏至西端山林之间的部分，主要表现胡僧礼拜舍利塔的场面。该部分画面西侧为一棵大树，树西侧画面以舍利塔为中心，正面中下部为拱门，门两端偏上部分别有一个纵长方向龛。塔两侧上部为二飞天，侧身相对而飞。塔下部为一侧身而跪的胡人形象和六名立姿僧人。七人身后有一面西侧身吐舌而蹲的虎与一条侧身面西行走的龙。龙与东侧飞天之间有一组相对而立的动物，似书。六名立姿僧人下面可见体量较大的纵向细长茎莲花与桃形火焰纹摩尼宝珠图案，但大部被淤层覆盖，难以辨认。
仪仗队列图
隋（581-618年）
2005年潼关税村隋墓
图像位于墓道东壁，是其中的第二组人物。潼关税村壁画以墓道东、西壁绘制的仪仗队列图为佳，布局基本对称，两壁各绘有46人、鞍马1匹、列戟1架。人物皆为男性，服装整齐，神态各异。基本采用单线白描，只填黑红两色，线条流畅、技法纯熟。迄今为止，代表隋朝代人物化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齐与唐墓壁画之间的缺环，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携婴饲鸟仕女图
唐 景龙二年（708）
1988年西安长安区少陵原韦浩墓
韦浩是唐中宗韦后之弟，葬于景龙二年。墓葬全长41.5米，由长斜坡墓道、1过洞、1天井、4壁龛、2甬道、2墓室组成。墓葬壁画从前到后依次为青龙、白虎、狩猎出行、侍臣、房屋、天象、高士、男女侍者等。
图像位于墓室后室东壁，壁画有四人，画面残缺不全。左边侍女仅留下部分红色长袍，腰系带，挂小囊，左手提袋。中为持扇侍女和饲鸟侍女，一孩童饶于持扇侍女膝下，上有飞鸟前行，下有花草点缀，这一生动图景当时唐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侍女图
唐 景云元年（710）
1995年富平南陵村唐节愍太子墓
舞女图
唐 永昌元年（689）
1995年高陵马家湾村李晦夫妇墓
李晦为皇室贵胄，身生前身居高位，深得高宗信任。墓葬残长46.3米，由长斜坡墓道、7个天井、6个过洞、3条甬道、呈“品”字形排列的3个墓室和墓上封土组成。现存壁画内容有牵马图、列戟图、内侍图、仕女图、舞女图等。
图像位于西侧室东壁中部，舞女梳小髻，细眉凤目，肩部斜搭一绿色披帛，上身着红色窄袖长衫，外套橘黄半臂下系白色长裙。身体微倾，腰肢轻扭，双臂上举，慢甩小袖，从右腰部上搭于左肩的长披帛随风轻拂，给人以舞兴正酣之感。
陕西古代壁画的集大成者，非隋唐壁画莫属。以关中京畿地区分布为核心，隋唐壁画墓有明确的等级之分，是统治阶级制度及社会生活进行制度安排的一环。墓主通常是皇室宗亲、达官显贵，深邃的墓道和规格庞大的墓室为画师创造提供了空间，壁画题材多为墓主所属阶层现实生活的写照。奢华的墓葬装饰以及大量的随葬物品，不仅是对于逝者灵魂的慰藉，更体现了当时人们深信不疑的“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
文吏进谒图
唐 开元十二年（724）
1995年渭南蒲城惠庄太子墓
女吏图
卧狮图
唐 开元二十六年（738）
1994年富平李道坚墓
李道坚为唐高祖李渊的曾孙，祖父为唐高祖的第十九子鲁王李灵夔，其父为范阳郡王李蔼。李道坚墓为一座长斜坡墓道5天井单室砖墓，其外有围沟，属献陵陪葬墓。
图像位于墓室南壁最西端，卧狮双目圆睁，回首长啸，气势非凡。绘画线条粗细有秩、劲健有力。
出行仪仗图（数字复原）
唐（618-907年）
2022年西安浐灞生态区白杨寨墓地
展览中，还设置了沉浸式数字空间，用三维打印技术一比一还原了韩休墓穹顶壁画，令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栩栩如生。而石窟寺漫游等内容，则让观众仿佛“进入”玻璃封存的墓室，元代出土墓葬场景的高度还原，使得观众在石窟寺内获得“沉浸式”的参观体验，和对当时古人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的全景式了解。
韩休夫妇墓壁画山水图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独屏山水图，标志了中国山水画在盛唐时代已经成熟。（宰相韩休是唐代传世名画《五牛图》作者韩滉之父）
仕女图
北宋 元丰五年（1082）
2018年神木店塔镇高氏家族墓
仪鱼、伏听、金鸡、玉犬
北宋 元丰五年（1082）
2015年神木店塔镇高氏家族墓
这其中形象属于墓葬神煞，即古人丧葬观念中与吉凶相关的神祗，是北宋墓葬壁画中神煞形象组合的核心部分。出现这种形象组合的壁画墓墓主多为庶民富户。
仪鱼，人面轮廓浑园饱满，面色红润，鱼身部分用墨线勾勒，鱼鳍全部施以黄彩。
金鸡，浑身色彩鲜亮，以黄色为主，加以红色点缀，尾巴翘起，给人一种昂扬之感。
伏听，圆脸蓄胡，头戴黑色幞头，身着圆领袍衫，俯身态，头置于一手后，另一手撑地，神色悠闲状。
玉犬，犬身壮硕，双耳微起，咬牙咧嘴，怒目向前，姿态凶猛。
杂剧团（数字复原）
宋（960-1279年）
2009年韩城盘乐村壁画墓
墓主夫妇图
壁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社会的窗口。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蕴含的内容，大到社会意识形态、礼仪制度、风尚习俗，小到个体的生平经历、衣着器用、情趣品味，可谓包罗万象。它凝结了古人瑰丽的想象、细致的观察和高超的技艺，承载了来自数个世纪前乃至更久的艺术文化信息，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胜过千言万语，是无可替代的宝贵遗产。
陕西出土的壁画最早可追溯到龙山时期，最晚至清代。这些壁画年代久远，脉络清晰。展览现场，20件（组）深埋黄土多年、色彩仍然可辨的壁画依次呈现在观众面前，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湮没在时光中的往事……
“考古发现篇”分三个单元，主要介绍陕西境内各时期重点考古项目。
杨官寨遗址位于关中腹地，是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心性聚落之一。遗址功能分区清晰，防卫设施完善，已呈现早期城邑的雏形，代表了仰韶文化鼎盛时期聚落规划管理的最高水平，标志着早期文化发展的高度。
在遗址北区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很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城墙。居住区位于环壕内部，在聚落中央还发现了容积约1000立方米的中心水池，并附带95米长的引排水系统。
联体釜灶、陶釜
仰韶中期
2008年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北区
环壕深堑：是已发现的陕西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中最大的环壕聚落，也是迄今考古发现唯一一处庙底沟文化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环壕为人工挖建的防御设施。聚落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达24.5万平方米，壕沟宽8-13.5米，壕沟深3.3-5.8米，规模巨大，相当于34个标准足球场，其超大型的工程量是当时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体现。
衢通西门：西门门址由门道、门房、排水沟等设施组成。门道为挖筑环壕时预留的生土过道，宽2-4米。门道内侧发现两处房址，应属“门房”一类的带有防卫功能的设施。门道两侧的壕沟内摆放了大量的陶器，有镂空人面像覆盆、动物彩纹陶盆、涂朱砂人面陶器等，推测此处为举行仪式性活动的场所。
葬身阡陌：墓地位于遗址东部环壕外，总面积9万余平方米，约数千座墓葬，以偏洞室墓为主，多东西向，排列整齐，无打破关系，统一规划管理，是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
宗匠陶钧：仰韶晚期制陶作坊区位于遗址南端断崖处，由成排分布的房址和陶窖组成。房址为前窄后宽结构。共13屋，后室为窑洞式，门道的一侧或两侧多建有陶窖，附近还发现有储藏陶器的窖穴。除了70余件完整陶器，形制规格基本相同的尖底瓶18件，还有陶轮盘等制陶工具、半成品泥坯块等。反映了当时陶器制作的专业化、标准化水平。
浮雕蛙纹陶釜
仰韶中期
2009年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北区环壕
陶轮盘形器
仰韶中期
2006年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南区
血缘姻亲：根据墓地内死者的DNA全基因组、锶同位素、碳氧同位素等分析结果，结合遗址内出土大型陶祖现象，显示出当时男性在生产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系从外地嫁入，反映了族外婚的出现和男权社会的形成。
偏洞式墓葬：偏洞式墓葬是在墓道一侧掏挖洞室，置放逝者遗体。考古显示杨官寨先民80%使用这种墓式。此发现将偏洞式墓的出现年代提早了600多年，颠覆了之前对偏洞式墓起源、传播路线的认真。
尖底瓶是仰韶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甲骨文、金文中用来表示酒的“酉”字，被认为是尖底瓶的象形。通过对杨官寨遗址等尖底瓶内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了酒酸类物质，说明当时已开始酿酒。酒的出现可能与当时的一些宗教礼仪、宴飨活动有关。这一发现对探索社会复杂化和文明演进有重要意义。
环境考古分析，杨官寨遗址周边气候较为暖热湿润。肉食来源主要为家养的猪、狗等动物，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狩猎和捕捞活动。
马、鹿、鹤、獐、骨、猪、狗骨
仰韶中期
2008年西安高陵区杨官寨遗址
单耳陶杯（3）、陶杯（4）、陶器盖（5）
杨官寨遗址出土了狩猎、加工、纺织等石质工具，也有不少石环、石笄等装饰品，体现了先民们既重视生产也有爱美之心。
遗址位于延安市北郊延河左岸，核心区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中心区发现四座大型夯土高台，台上建筑中国迄今最早的四合院式宫殿和宗庙等礼制建筑。其中大营盘梁发现宫殿建筑与大量板瓦、筒瓦及奠基礼玉共存的迹象，表明芦山峁遗址是龙山时代早起的都邑遗址，是早期礼制与黄河文明的重要载体。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外城以及内城3部分组成。
面积超400万平方米的石城，相当于6个故宫，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它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中国北方地区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也是距今4300年前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史前石头城址，被誉为“华夏史前第一城”、“中华文明的前夜”和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
♦外城东门址
面积2500余平方米，由内外翁城、南北墩台、门道、门垫等设施组成，东城门保存完整、结构复杂、制作精良，被学者称为古代城市建造的奇迹。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闫文明甚至直接表示：“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它都有了”。
石雕人头
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距今4300-3800年）
2015年神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
石峁遗址出土石雕人头20余件，为我国首次发现。
外城东门墙内外及墙体倒塌堆积内，多处放置玉器，类似现象也见于皇城台，器类包括玉铲、玉刀、玉璜、玉钺等。这些玉器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内。
神木新华玉器坑复原模型
壁画（残片）、颜料杯和赭石、颜料棒、带颜料陶盆、石抹
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距今4300-3800年）
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
头骨坑
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
石峁遗址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砌筑石墙形成封闭空间，外城沿着内城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作为与内城相连又独立的外城，形成了两重城墙包围“皇城台”的布局。这也是4000年来中国至今应用最广泛的城市布局。
♦皇城台
底部面积约24万、顶部面积约8万平方米，最高处可达70米，呈平顶金字塔状，台体周边以高达数十米的护坡石墙堑山山包砌。考古工作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的核心区域，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
人面双虎石雕
2019年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神面石雕
简化双虎石雕
人面石雕
神面双虎石雕
卜骨
2017年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卜骨在占卜活动的使用，一般为羊、猪、牛的肩胛骨。石峁遗址发现大量的卜骨，虽不经整治，但灼点规整，兆痕清晰，多为羊肩胛骨。皇城台弃置堆积中数据最多，彰显出石峁社会的占卜兴盛和养殖发达。
收集骨料→祷祝：左手持骨，右手握点燃的圆柱形艾绒，口中念念有词→问卜：将点燃的火草放置骨面上，直至出现灼痕或兆裂纹为止→祷祝词念完后，将骨置于嘴边→突然将骨置于地（天地神灵听见）→捡起卜骨，用唾液沾黑灰于有脊面已现轻微灼痕处涂抹，便出现两道裂痕→卜骨用完后，将其及时处理，或放在陶器内保存起来。
陶鹰
在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型陶鹰20 多件，数量多，体量大，造型生动，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动物陶塑中十分罕见。陶鹰非实用器，可能与王权或曾在皇城台进行的宗教祭祀公共活动有关，反映出陶鹰在石峁王国中的重要性。
作力早期文明社会沟通人神天地的重要娱介媒介，皇城台出土的陶鹰、卜骨、石雕以及口簧、笛、哨等器物，大致勾勒出石峁社会上层阶级的情神追求和信仰图景，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王权与神权的统一。
最早的口簧就源于石峁，它沿着两条路线向世界传播，一条是欧亚廊道，一条是丝绸之路。
板瓦、筒瓦
高等级遗物：
石雕、玉器、铜器、海贝、鸵鸟蛋壳、丝织品、象牙和水晶制品、彩绘壁画、建筑用瓦等高等级遗物的发现，不仅表明了石峁社会生产水平与交流能力的发达程度，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皇城台的宫城性质与核心地位。
彩陶片、穿孔水晶块
鸵鸟蛋壳（残片）、象牙镯（残）、牙
海贝、骨贝、塑贝陶片
骨针制作过程
用头发丝连接起来的骨针
动、植物考古
黄牛、蒙古兔、雉、梅花鹿、猪、狗、山羊、绵羊、鳄等骨
石峁城城内目前发现有 10 多处墓地，其中与皇城台隔沟相望的韩家屹旦墓地清理了 40 余座墓葬，揭示出石墓葬的形制和葬俗，墓葬规模、葬具、壁龛、殉人及随葬品的差异，体现了石峁社会人群的等级分化。
陶器分期
沣河两岸的丰京和镐京均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丰京夯土基址位于客省庄西南、马王村之北，共勘探发现夯土建筑遗址14处，共同构成了沣西大型贵族建筑遗址区。
丰镐遗址共发现西周墓葬约3000余座，分布在张家坡、客省庄、马王、大原、新旺、曹寨、普渡、花园村等处。其中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包括一座“中”字形大墓、三座“甲”字形大墓和若干较大的竖穴墓，并有马坑、车马坑等。根据出土铭文确定，大墓墓主是数代并叔，这是丰镐遗址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
甲骨集中发现于庙王村西和祝家巷北，共出土8000余件。种类以卜甲为主，卜骨较少。龟腹甲居多，背甲少见。有字、无字兼有，以无字居多。背面钻凿，卜甲大都为长凿方钻，卜骨多猫眼钻。
在整治好的龟甲背面制作钻凿→在钻凿内施灼→观察卜兆，判断吉凶→契刻卜辞
高等级贵族墓地、低等级贵族和平民墓地
制铜作坊遗迹共三处，分别为折树棱北作坊核心区、祝家巷北和折树棱南废弃堆积区，共计20个铸铜堆积单位。出土遗物包括陶范、陶模、陶芯、铜渣、炉壁残块以及工具等大量铸铜遗存。年代从先周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晚期。
丰镐遗址发现多处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遗存，体现出西周时期完整的手工业体系和先进的织造水平，也是构成都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制陶和制骨最为突出张家坡、客省庄还发现有陶纺轮、骨纺轮、骨针、骨锥等与纺织有关的工具。
四耳簋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乳钉纹四耳簋是目前发现的此类器物型最大、铸造最精良的，器身对称分布的四个方形的环为“耳”，每两耳间有48枚乳钉，全部合计192枚，器身还有四道扉棱，顶端雕有牛首，全器共有28个牛首。
该墓地面积约24 万平方米，是目前以高领袋足鬲为标志的刘家文化最高等级墓地。
牺尊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两只牺尊通高为42厘米和32.5厘米，牺尊造型是综合多种动物形象的瑞兽。头部似食草动物，头上两柱形龙角之间有一对尖状鹿角相互交错。
尊身似鹿，两耳细长竖起。四肢刚健，但四足却长着食肉动物的利爪。一对似鸟翼、又似鱼鳍或鬃毛，从下腹部和两腿弯处伸出。前腿直立、后腿蹬地做弯曲状，看姿势似乎要撒腿狂奔，又好像在祥和地俯视着什么。
牺尊角、耳均饰有阴线云纹，翼上密布细线纹，颌下有小坑窝，后肢膝外有刺状突出，腹底均为素面，颈内充实泥芯。整件器物形体厚重精致，纹饰风格诡异奇特。牺尊造型独特，极为罕见，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和艺术观赏价值，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商代青铜器艺术珍品。
附耳龙纹鼎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器为深鼓腹，附耳，圆底，三蹄足。腹部上下依次饰夔龙纹、直棱纹、蕉叶纹、腹、足外铸有镂雕屏棱。
这件鼎造型端庄厚重，装饰层次分明，尤其是高大夸张的扉棱，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使器体在稳重中又显得立体感和张力感十足。
石鼓山出土的青铜礼器中，质量普通的产自当地，很可能是仿制殷墟中晚期质量上乘的青铜礼器，两区域间应该存在着技术交流。刘家文化高领袋足鬲与姬周文化联裆鬲的并存，表明这两群人共处于石鼓山区域。
青铜簠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方座簋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天罍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臣辰先父乙壶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木俑
西周晚期
梁带村墓室四角二层台上各站立1件木俑，在西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将我国古代墓葬殉俑的历史提早到西周时期。其不仅比孔子说“始作俑者”的年代早约300多年，而且提示了在杀人以殉已不流行的西周时期，以木俑代人殉葬可能并非偶然，此后在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刘家洼墓地均有类似木俑发现。
贵族墓
芮桓公墓级别最高，平面呈“中”字形，总长33.8米，出土列鼎7、簋7件，另有甗、盉、盘、盆、壶等。
芮国夫人仲姜墓呈“甲”字形墓，总长均为36米，出土列鼎5、簋4件。
芮桓公侧夫人墓呈“甲”字形，出土列鼎3、簋4件。
龙纹盉
春秋早期
龙纹盉通高25.5厘米 ，最宽处17.5厘米，盖略呈覆斗形，顶部有一虎钮，子口。器口为长方形母口，方唇，短束颈，腹腔呈圆扁鼓形，前有管状直流，流口饰一周四条蛇纹。后有龙首吐舌，下弯成半环形的器鋬，腹下附四鸟足。盖顶一周饰卷云纹，腹腔正背面均饰连体双龙纹，中间饰一生首，前后侧面均饰重环纹，龙首器秦呈长舌卷云状，两角中部凸一扉棱。
人形玉佩
玉牛、玉兽面
窃曲纹簋（前）、垂鳞纹鼎（后左）、青铜列鼎
春秋早期
芮太子鬲、芮公鬲
春秋早期
仲姜壶
春秋早期
仲姜甗
春秋早期
春秋早期芮国国君墓葬金饰
芮国国君墓葬，随葬金器共48件，主要为服饰件和佩饰，是目前已知随葬金器最多的两周墓葬。
梯形牌组玉佩、玉牌项饰
西周晚期
晋姞匜（yí）
西周晚期
晋姞匜高20.3厘米 ，长39厘米，器的前端为一槽流，后端设龙形罄，龙口街口沿，腹下有四扁支足。腹内底铸铭文三行十七字：唯八月丙寅晋姑作铸旅盘也其万年宝用。
晋姞盘与晋姞匜为一套完整的盥洗礼器。
晋姞盘
西周晚期
姞盘高17.4厘米， 口径37.2厘米，敞口，平折沿，双附耳以短梁与口沿相接，浅腹，圈足下承三支足。
盘腹部饰窃取纹，附耳饰重环纹，圈足饰垂鳞纹。盘内底正中铸有铭文，竖排三行十七字：唯八月丙寅晋姑作铸旅盘也其万年宝用。
垂鳞纹鼎
西周晚期
晋侯簋
西周晚期
澄城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两座“中”字形的墓葬，长眠着两代芮国国君，都被盗扰。
铜匜、铜盆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
奉匜沃盥
钟罄合鸣
编钟、编磬
春秋
这一整套乐器，有7件编钟、10件石磬，是目前所知春秋早期乐悬制度的最高级别，可见芮国贵族对音乐的痴迷。钟、磬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埋藏2000多年后，依然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
芮公鼎
列鼎制度
“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元士三鼎也。”——《公羊传》
铜鼎
春秋
这一组铜鼎的形状、花纹相似，只是尺寸大小依次递减，视为列鼎。在列定制度下，与列鼎相配的簋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鼎盛肉，簋盛黍稷，二者组合是宴飨的象征，为贵族等级的标志及礼器之主。
三鼎四簋墓
青铜盘、匜是固定组合，搭配使用！体现出一定的礼仪制度。
梁带村芮国遗址为芮国国君墓葬，随葬金器共48件（1800余克），包括有冠饰、佩饰、佩韘组合等几类，是目前已知随葬金器最多的春秋早期墓葬。
白水下河遗址中发现了这一时期陕西最大的房址，已经体现出了社会的分化
士一级贵族墓葬，随葬品总计230余件（组）。
变形兽纹小罐
该青铜小罐内残留物经分析有一水碳酸钙和反刍动物油脂，这一发现将中国先民制作美容面脂的历史提前1000多年，被认为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男性面霜类化妆品实物。
青铜小罐的发现，说明男子化妆的历史悠久。原来从春秋时期起，就不乏追求精致的男士了。
龙纹小罍、窃曲纹罐
小铜罐
器形小巧，制作精美，盖、器贯耳相对扣合，盖顶饰盘龙纹，上腹部饰夔龙纹，两首相对为一组，共两组，下部饰弦纹及三排垂鳞纹。口径5.5厘米，通高5.9厘米。
象牙削盒
铜盒及玉饰
出土的木质首饰盒，盒内存放有金手镯、金牌饰、红玛瑙项饰、铜珠串饰、削到等饰品，展示了文物出土背景信息。
♦马家庄宗庙遗址
蝉纹象牙器（残）
春秋中晚期
虎噬羊饰件、金环
春秋中晚期
金节约
春秋中晚期
♦ 孙家南头墓地
孙家南头秦墓中规格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形制为竖穴圹墓，长6.9米，宽4.2米，深10.2米。四壁设置壁龛6个，每龛置殉人1具。墓主为两椁一棺直肢葬，墓外有车马坑一座，埋藏木车3辆，车前驾马，车下殉人。陪葬器物丰富，共6959件。墓葬时代为春秋中期，墓主人身份为大夫级别的贵族。
♦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
遗址位于秦雍城城址区西部，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灰坑、晾坯场、水井和陶窖，出土瓦当、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及制陶工具。其中动物纹瓦当种类多，形象生动，富有特色，是战国早中期秦国制陶工艺水平的杰出代表。
陶如意、陶人
战国早中期
雍城周边中小型秦墓已发现有1149座，发掘317座，发现车马坑17座，出土各类器物3700余件（组），为研究雍城中小型秦墓的分布、形制、葬俗及时代变化奠定了基础。
彩绘双耳壶
战国中期
宝鸡凤翔区八旗屯墓地
1、2、3——铜壶
4、5、6——铜鼎
春秋/战国晚期
宝鸡凤翔区高庄墓地
介绍陕西境内极具代表性的秦、汉、唐遗存。
1977-1986年宝鸡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
铭文石磬
春秋中期
金虎饰
春秋晚期
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
铜带钩
春秋晚期
各类玉饰
春秋晚期
玉人、玉璜、玉琮、玉章（残）
战国至西汉
2016年宝鸡凤翔区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上畤”刻文陶片
战国至西汉
“畤”字陶文的首次发现
长期以来，对“畤”文化遗存的了解和认识均来自文献的记载，而缺乏可靠的实物证据。血池遗址“畤”字陶文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血池遗址“畤”文化遗存属性，各类遗迹、遗物更为历史时期考古学证史、补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血池遗址现发掘各类祭祀坑200余座，主要以车马祭祀坑和动物祭祀坑为主。车马祭祀坑是血池遗址中分布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内涵最为丰富的一类祭祀坑，表明车马祭祀是秦汉“畤祭”中一项重要内容。
车马祭祀坑
长发形竖穴土坑，坑长3.56米，宽2.54米，深2.96～3.08米。坑内有木箱，箱内装有车马一套（车一辆，马四匹），玉器一组（男、女玉人、琮、璜）及大量车马器。
秦二世铜诏版
一号宫殿遗址
一号宫殿复原模型（1：60）
夔龙纹大瓦当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1993年兴平横村彝山宫遗址
龙纹空心砖
秦
1980年咸阳渭城区牛羊村秦咸阳城宫殿遗址
“十九年蜀守”铭铜鉴
战国（公元前288年）
2017年咸阳渭城区坡刘墓地
铭文：十九年，蜀守斯离造，工师狢，丞求乘，工耐。
手工业遗存
大规模手工生产区，发现制陶、制石、制骨、冶金等作坊遗址。产业类别有分工，存在原料供给系统供给关系及对外贸易，显示帝国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运行能力。
石编磬集中发现于府库建筑内，共计约600余公斤，出土时均为碎块，石磬表面有火烧和砸击痕迹，表明曾造严重的人为损坏。侧面有“北宫乐府”、数字编号、音律等文字，是秦代设立乐府机构以及北宫的实物证据。
秦咸阳城周边中小型秦墓，上迄春秋中期，下至汉初，大部分与秦都咸阳年代相合。作为都城居民之地，三晋、楚、巴蜀、吴越、北方草原等多元文化器物的发现，是秦王朝强大、统一的历史见证。
铜扁壶
战国晚期
2019年咸阳渭城区周陵镇南贺墓地
铜钫
战国晚期
2017年咸阳渭城区坡刘墓地
铜提梁盉
战国
2017年咸阳渭城区坡刘墓地
铜扁壶
青釉蒜头壶
战国
2018年咸阳渭城区坡刘墓地
双马纹饰牌模（1）、双羊（2）、硬虎搏斗（3）、格里芬（4）、人物（5）
战国晚期至秦代
1999年未央区北康墓地
临潼新丰石凯铠甲遗存
2001年7月，在南距秦始皇陵约4.5千米的长条村废弃秦井中，发掘出土大量石甲片粗坯、半成品、废片、小石渣和石质砾石，伴出残断的扁铜条、残铁锈块等，为研究石质甲胄的制作工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制坯→加工→打磨→钻孔→浇铸铜丝→编缀
秦始皇帝陵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黄帝陵，也是规模最大、埋葬最丰富的帝陵之一。1974年以来，发现了墓室、墓上建筑、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及墙垣陵邑等遗址，发掘了包括兵马俑坑、跽坐俑坑、铜车马坑、动物坑、石铠甲坑、文吏俑坑、百戏俑坑等陪葬坑，基本究明了秦始皇帝陵遗存分布范围及内涵，为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跽姿俑
秦
2002年秦始皇帝陵K0007陪葬坑（青铜水禽坑）
跽姿是古人席地而坐时，上身挺直，双膝着地，臀部不坐在脚后跟上的一种坐姿。
跽姿俑左臂自然下垂，左手指并拢伸向下方。右臂上举，肘部微屈，上身直挺，双膝跪地，足尖抵地，似乎准备由踞姿向站姿起立。专家分析考证，此俑的形体姿势应该是正在击鼓、钟之类的乐器。
文吏俑（执钺）
秦
2000年秦始皇帝陵园K0006陪葬坑（文吏俑坑）
♦青铜水禽坑（K0007陪葬坑）
出土陶俑15件：箕踞姿8件，跽姿7件，并伴出小件骨器、青铜棒、银质甲形器等，还发掘鹅、鹤、雁三类青铜水禽46件，还出土少量动物骨骼。这一陪葬坑模拟秦乐府类官署机构以音乐驯化水禽的场景。
箕踞姿俑
秦
2002年秦始皇帝陵K0007陪葬坑（青铜水禽坑）
青铜鸿雁
秦
2002年秦始皇帝陵K0007陪葬坑（青铜水禽坑）
♦内城墙垣
由墙垣、廊房、散水等组成。出土了大量的筒瓦、板瓦、脊瓦、遮朽等屋面建筑材料，显示当时紧贴内城垣两侧建有廊房，硕大的建筑构件及散水基址表明了昔日城墙建筑的宏伟。
咸阳原陵区，位于秦咸阳城西北，在东西长进10千米南北宽7千米范围内，先后发现战国秦陵园四座。周陵镇秦陵和严家沟秦陵由两重园枪和围沟组成，内有“亞”字形大墓各两座，上召窖秦陵和司家秦陵由两重或三重围沟组成，内有“亞”字形大墓各一座。
骨架
战国晚期
2005年西安长安区神禾原秦陵外藏坑
铭文铜匜
战国晚期
2005年西安长安区神禾原秦陵
铭文：
私官二斗；
十五斤十五两，二斗；
今中府。
金柄铁削、错银铜器座（底面）及辅首
战国晚期
2005年西安长安区神禾原秦陵
♦宫殿建筑
汉长安城的宫殿包括城内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和城外的建筑宫，其中，未央宫是西汉帝王处理朝政和居住的地方，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宫殿之一。自1980年始，未央宫遗址的考古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对研究汉代宫殿的形制布局、营造技术以及汉代的政治制度都有重要的意义。
双身夔龙纹玉璧
西汉早期
1997年西安未央区枣园南岭墓地
金牌饰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2001年西安雁塔区缪家寨马腾空墓地
平面呈长方形，横剖呈拱形，长20厘米，宽8厘米，中间是一不规则长方形孔，用4块相互缀连的玛瑙板填补。制作工艺采用了锤揲、横压及镶嵌等。纹样题材为：人骑巨龙，人骑黄牛，人骑奔马和一头卧熊。整体造型及纹样风格明显具有中国北方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的文化特征，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体现了西汉时期地域间的文化交流。
玉饰
♦离宫别馆
秦汉离宫别馆是皇帝出巡时的居所，迄今发现六十多处遗址，重要的有淳化甘泉宫遗址、千阳尚家岭遗址、澄城良周遗址等。“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
瓦当、虎纹踏步、水管弯头、陶筒
♦仓储遗址
仓储制度是西汉国家管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央直接管辖的淳化甘泉仓、凤翔孙家南头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西汉储粮体系提供了重要实证。
彩绘陶囷
西汉
旁边玻璃瓶还有陶囷里存放的黍、稻谷等。
彩绘房形陶仓
东汉
2008年西安长安区北里王墓地
泾阳大堡子墓地北Ⅱ区
该墓为一座竖穴墓道洞室墓，南北向。墓室在墓道北端，墓道的东西南壁上分别有1个壁龛，最为特别的是在南壁龛内原位发现百余件彩绘陶俑和陶乐器，基本完整再现了汉代乐府场景。保存完好，共出土300余件（组）器物，为大堡子墓地发掘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的一座墓葬。根据墓葬形制、规模以及出土器物初步判断，该墓应为具有一定级别的西汉早期墓葬。
彩绘俑
西汉
陶编磬、陶编钟
翼兽形虡座、龟鸟形虡座
渭河桥遗址
2012年以来，在汉长城北渭河故道发现了3组7座渭桥。其中厨城门一号桥结构完整，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遗址中出土的古船是我国首次发现最早的木板船实物，填补了汉代船舶发现的空白。渭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渭河河道变迁及古代桥梁技术提供了新资料。
渭河桥石构件
秦汉时期
2015年西安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厨城门一号桥
西汉帝陵共11座，除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分别位于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意外，其余9座均位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自西向东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此外，还有“号墓为陵”的太上皇万年陵、薄太后南陵、赵婕妤云陵、许皇后的少陵、汉成帝半途而废的昌陵。
多年来的汉陵考古工作，确定了西汉诸陵的准确名位，探明了遗址范围与布局，厘清了形制要素与发展演变规律，有力地推动了西汉陵墓制度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兽面金饰、金环、金花饰、龙首金花饰、圆形金泡、金饰、金带扣、鸟首金饰
西汉
2019年南陵西侧外藏坑
门阙是西汉帝陵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位于陵园四墙正中，由门道、阙台、门壁及回廊、散水组成。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阙、东门阙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的“三出阙”，标志了中国古代“三出阙”制度的出现和定型。
♦礼制建筑
寝园是西汉帝陵恒定不变的形制要素之一，由寝殿、便殿组成，寝殿是寝园的正殿，便殿是寝园的别殿、侧殿。汉宣帝杜陵帝陵、后陵寝园的发掘证实：寝园多邻帝、后陵园附近，分东西两侧部分。东部为寝殿，由殿堂、回廊、散水、两门、六阶等构成。西部为便殿，分堂、室、院三组建筑。
♦陵庙
西汉帝陵建陵庙具有偶然性。长陵原庙是第一座西汉陵庙，开创了帝陵营建陵庙的先河。
♦外藏坑
外藏坑，或曰陪葬坑、随葬坑、从葬坑、府藏坑等。因位于主墓室（“正藏”）之外，故汉人成为“外藏”。西汉帝陵外藏坑集中分布于陵园之内，中期围绕帝、后陵“向心式”设置，晚期急剧减少。西汉外藏坑多为长方形竖穴，底部有木椁，其内放置各类陶俑、陶塑动物等。根据出土的文字资料，外藏坑象征地下官署机构，即文献记载的“百官藏”。
陶塑动物主要种类为马、牛、羊、猪、狗、鸡等，时称“六畜”。原身涂彩绘，有白、黄、红、黑等多种色彩。推测西汉帝陵外藏坑陪葬大量陶塑动物，象征先帝地下王朝是一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太平盛世。
♦塑衣俑
陶俑衣饰塑造齐备，通体彩绘。可分为三类，即侍立俑、跽坐俑、跽乐俑。侍立俑多为深衣曳地，也有少量着白色长襦者；跽坐俑或拱手掩面，俯首低眉，或双手持物，目光平视；伎乐俑扭腰翘袖，舞姿翩迁。
♦铠甲俑、骑马俑
陶塑躯体，木制臂膊。保存较好的俑，其兜鍪、铠甲痕迹清晰，左侧腰配有铁剑。是研究汉代军属装备及铠甲样式的珍贵资料。
♦着衣俑
俗称“裸体俑”。原为陶塑躯体，木制臂膊，通体彩绘，身着丝、麻衣物。在汉长安城的手工作坊中统一烧造而成。因集中出土于皇帝陵墓，推测是皇室等级的陵墓才可使用的随葬品。
车马饰
♦陪葬墓
西汉帝陵在陵园外多规划有陪葬墓区，据文献记录，陪葬西汉帝陵的有萧何、曹参、馆陶公主、苏建、卫青、霍去病、霍光、张安世、丙吉、董贤等。考古资料证明，高等级陪葬墓多对称排列于外陵园以外的东司马门道南北两侧，呈朝列参拜状。这些陪葬墓大多有围沟墓园，“甲”字形墓穴或附有外藏坑。
绿釉陶囷
西汉
1997年阳陵陪葬墓
彩绘陶囷、彩绘陶仓、彩绘陶壶
西汉早期
♦张安世墓
西汉中晚期列侯级别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全长65米，由斜坡墓道、3个耳室和砖木结构的前后椁室组成，两椁室均在土圹内夯筑、砖砌，前椁室内随葬车马，后椁室为主墓室。考古发掘中，首次还原了墓葬的构筑过程，再现了皇家“将作”工程的严谨设计和高超的建筑技术，为秦汉高等级陵墓构筑研究提供了详实资料。
铜漏壶
西汉
2009年西安长安区凤栖原张安世家族墓地
铜权、铜量
西汉
2009年西安长安区凤栖原张安世家族墓地
蓝田支家沟西汉墓墓葬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形制为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墓，平面为“甲”字形，总长度为53米。墓葬周围有墓园墙垣遗迹。出土器物丰富，总数达到3900余件（组），许多器物与西汉帝陵中的陪葬品相同。推测墓主人是汉昭帝的姐姐——鄂邑长公主。
陶甗
西汉
2010年蓝田华胥镇支家沟汉墓
双鱼分体陶壶
西汉
2010年蓝田华胥镇支家沟汉墓
该墓地共发掘汉墓24座，其中13座发现画像石，总数达56块。墓葬时代在东汉初期至中期，画像石题材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车马出行、生产生活场景等。以大保当汉画像石墓等为代表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汉画像石分布的四个中心之一，为研究陕北地区汉代经济、文化、生活、民族融合等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
墓门画像石组合
东汉（公元25-220年）
1996年神木大保当墓地
彩绘画像石门楣
彩绘画像石左右门扉
彩绘画像石左右门框
该墓地共发掘汉墓113座，墓葬形制多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和随葬墓，出土器物与关中地区常见器类相似，有少量北方草原风格的扁壶、小口壶等；彩绘陶发达，紫色、蓝色彩绘颇有地方特色；少见釉陶器。墓葬时代集中在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个别墓葬晚至东汉早期，对研究汉代陕北地区文化面貌、丧葬制度、民族关系、环境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
汉紫——中国特有的一种原料。
中国紫即汉紫，是战国秦汉时期人工制备的、唯一的单一紫色系硅酸铜钡无机颜料，与中国古代含铅玻璃的制造有密切的联系。
勉县金寨东汉墓封土位于椭圆形，残高约6米，为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由墓道、封门、主墓室、侧室及排水设施等组成。出土器物有陶器、车马器、印章以及1700余枚五铢钱，时代为东汉晚期。该墓的发掘，为研究陕南地区东汉墓葬形制、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绿釉陶熏炉
东汉
2009年汉中勉县金寨墓地
绿釉陶狗
绿釉陶灶
绿釉陶壶
西汉早期·竖穴土坑墓（西安东郊西汉窦氏墓）
西汉中期·竖穴墓道土洞墓（西安方新村开发公司105号墓）
西汉中后期·斜坡墓道洞室墓（西安白鹿原墓）
西汉晚期·斜坡墓道砖室墓（西安大明宫中央广场）
孝陵是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与皇后阿史那氏的合葬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地面未见封土和建筑遗迹，地下部分为长斜坡墓道五天井单室土洞墓，全长68.4米，与同类北周大、中型墓葬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帝、后陵志、十三环玉带、玉璧等随葬品，这些珍贵文物都是出土后的首次展出。
孝陵是目前唯一一座经过发掘的北周帝陵，填补了北周帝陵制度研究的空白。
孝陵墓室被盗严重，墓室随葬品仅剩帝、后陵志、皇太后玺及少量墓主随身装饰品。难得的是壁龛未遭盗扰，尤以第四天井东壁龛保存最好。龛内东壁分两排放置14件陶罐，东北角原放置有木箱，发掘时仅见朽木痕。其他空间放置各种陶立俑、骑马俑、镇墓兽、陶鸡、陶犬以及仓、屋、井、灶、碓、磨等陶明器。
“十六国”是源自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鸿私下撰写的《十六国春秋》而得名。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该时期自304年李雄和刘渊分别在汉地巴蜀建立成国（成汉）、在中原建立汉赵（前赵）时起，至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为止。此外，北方亦非仅十六国，它自北方所有大大小的政权中选出国祚较长、影响力大、较具代表性的十六国。
关中地区十六国墓主要发现于咸阳北原一带，在西安南郊、东郊亦有发现。出土文物中，以多枝陶灯为代表的生活用具类、以陶牛车为代表的出行仪仗类及十字陶女俑均具有鲜明时代特色，而组成的坐姿乐俑是贵族墓葬的基本配置。
十六国西陵县侯夫人墓中出土的一套完整的乐俑组合，乐俑皆席地而坐，神情专注地演奏乐器，所持乐器依次是笙、竖箜篌、节鼓、箫、琴、瑟、阮咸，这是首次在关中的十六国墓中发现竖箜篌。
彩绘陶门立俑
隋 开皇十二年（592）
2005年西安长安区小居安村隋郁久闾可婆头墓
出土于墓室外门甬道东西壁龛内，相对站立，两侧各有一件小陶立俑。门吏俑体型高大，表情肃穆，形象具有显著的北齐陶塑风格，体现了北齐雕塑工艺在隋代的延续和影响，是已见体量最大的隋代陶俑。
隋酒神驮囊陶骆驼
隋（公元581-618年）
2014年西安长安区茅坡墓地
2019年咸阳渭城区南朱留村北周乙弗静志暨隋豆卢愸合葬墓
骆驼两侧驮囊上各模印一组人物，形象相同。主体为一主二从的三人形象，居中男性成醉酒状。关于醉酒者身份，有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酒神随从西勒诺斯或萨提尔以及古印度的财神俱毗罗数种可能。陶骆驼应由隋大兴城内的明器作坊生产，但驮囊上模印图像则可能与粟特工匠相关，反映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该墓葬多天井土洞墓，坐北朝南，全长63.8米，由斜墓道、7个过洞、6个天井、4个壁龛以及砖石甬道和墓室组成。
随葬品大部分置于壁龛中，有镇墓兽、骑马俑、立俑、劳作俑以及动物俑，与关中地区隋代高等级墓葬几乎无差别。唯一一件贴金彩绘甲骑具装俑为隋代仅见，是墓主身份的体现。
♦隋苏统师墓
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出土陶瓷器、铜器及墓志等。
白釉辟雍砚
隋 大业四年（608）
白釉长颈瓶
白釉四系罐
白釉盂
透影白瓷杯
隋 大业四年（608）
2009年西安长安区韩家湾隋苏统师墓
透影白瓷是指胎体在光照下呈半透明状，胎釉如玻璃般熔为一体的白瓷器。
杯口沿后仅1毫米，是迄今为止仅见的保存最完整、纪年清楚的透影白瓷器，显示了当时高超的生产技艺，具有标尺意义。
长安窑址位于唐长安城西市附近，主要烧造唐三彩和彩绘陶制品。发现4座陶窖以及灰坑、水井等遗址。出土大量素烧陶器、釉陶器、陶俑和少量陶器标本。其生产时间为8世纪上半叶。产品应主要售卖于西市内的“凶肆”，供应城内居民。与东市发现的三彩窑，同属引进技术、调集原料、就地制作销售的产业模式。
朝元阁遗址是一处依山而建的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属于唐华清宫主要建筑之一。其利用自然山体修筑宏伟高台，建成楼阁式外观，既是皇家殿宇景观，也是实用礼制建筑，建筑规模和选址有着明显的高等级道教建筑特色，是李唐王朝道教精神信仰的外化体现。
元阁遗址是唐华清宫骊山禁苑内规模最大的建筑群，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唐代高台建筑遗址。
唐陵大遗址考古工作是对关中十八陵及永颐陵、兴宁陵、顺陵等21座陵园进行全面地调查、勘探、测绘和部分陵园建筑遗址的发掘。唐代帝陵是唐代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反应了唐代的思想文化和最高丧葬礼仪，以北朝和隋代陵墓为基础，兼采南朝陵墓的一些特点，将秦汉以来的陵寝制度发扬光大，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
♦蕃酋像
蕃酋像是唐陵陵园内一类特殊的石刻，象征当时一些域外君主、使臣或地方政权、少数民族首领的形象，一般置于陵园南门外与门阙之间东西两侧的蕃酋殿内，从唐初的太宗昭陵至唐末的僖宗靖陵均有设置，意在模仿皇帝生前的威仪，营造出一种万邦来朝的大唐气象。
蕃酋像头
唐（公元618-907年）
2019年富平唐丰陵西侧蕃酋殿遗址
蕃酋像（残）
唐
2002年礼泉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
通过蕃酋像服饰、装饰品等辨识其身份和族属。
♦唐丁陵
富平桑园砖瓦窑址位于唐丁陵西南1千米，共发现陶窖16组500余座。该窖场是甄官署下辖的官窑，主要为唐中宗丁陵的修建提供砖瓦建材。出土的遗物有普通砖瓦、青辊砖瓦、兽面脊头瓦、鸱尾等。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窑体数量最多的唐代砖瓦窖群。
♦唐惠陵
惠陵是让帝李宪（李成器）的陵寝，李宪是睿宗李旦的长子，玄宗李隆基的长兄。
彩绘陶跪拜俑
唐 天宝元年（742）
2000年蒲城三合村唐惠陵
让皇帝哀册（残）、恭皇后哀册（残）
唐 天宝元年（742）
2000年蒲城三合村唐惠陵
彩绘陶马
唐 天宝元年（742）
2000年蒲城三合村唐惠陵
♦唐僖宗靖陵
丰宁公主杨静徽，生于开皇三年，是隋文帝杨坚孙女，废太子杨勇之女。
该墓为单室土洞墓，始建于隋大业六年，用来安葬丰宁邑公主杨静徽；贞观八年，驸马韦圆照与之合葬。该墓有两套时代不同的随葬器物，这种跨越朝代的合葬墓非常罕见。
绿釉蟠龙博山炉
隋 大业六年（610）
1990年西安长安区韦曲镇隋丰宁公主杨静徽暨唐韦圆照合葬墓
此炉由炉盖、蟠龙立柱莲瓣炉身和炉座上下叠砌而成，绿釉瓷质地、仰莲瓣造型、蟠龙柱是此炉的三个显著特征。
双鸾双鸟葵花镜
唐
1990年西安长安区韦曲镇隋丰宁公主杨静徽暨唐韦圆照合葬墓
唐李晦（唐高宗李治堂弟，任秋官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夫妇墓就是一座形制非常特殊的贵族墓，它有暗室。迄今为止，在已发掘的两万余座唐墓中，仅此一例。前、后、西三个墓室，呈“品”字形分布，墓中出土的三彩陶俑，是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的三彩俑，釉色单一，显示出了唐三彩俑在创烧初期的原始特征。
三彩骑马俑
唐 永昌元年（689）
1995年高陵马家湾村唐李晦夫妇墓
三彩幞头拱手立俑、三彩风帽立俑
唐 永昌元年（689）
1995年高陵马家湾村唐李晦夫妇墓
♦墓志文
墓志文是一种固定格式的文体。由“序”和“铭”两部分组成，“序”是墓志文的主体内容，介绍墓主的籍贯、世系、仕宦经历、死因、享年、葬时葬地、賵赙等内容。序文之后有“铭”，用韵文赞颂志主的功绩，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悼。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井盖
唐 景云元年（710）
2013年咸阳渭城区邓村唐昭容上官氏墓
上官婉儿墓志铭
墓志最后一段为太平公主所写：“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甫瞻松梗，静听坟茧。千年万岁，椒花颂声。” 短短数句，庄严肃穆与柔婉悲哀兼备，以各种历史典故，写尽难以言说的情谊，说尽她对巾帼宰相的称许和痛悼。
罗婉顺墓志井盖
唐 天宝六载（747）
2020年咸阳渭城区龚东村唐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墓
罗婉顺，本姓叱罗，鲜卑人，为唐代龙门县令元大谦之妻。撰文者均为汝阳郡王李璡（jīn），墓志书丹者为颜真卿，书写时39岁，任长安县尉。
罗婉顺墓志是首例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书丹墓志，可以算是“墓志界”的艺术价值的“天花板”，因为它是大书法家颜真卿早期的作品。字体瘦硬秀逸，此时其书法风格尚未形成，该墓志的发现对研究颜真卿的书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颜真卿存世十几个碑版中，唯一一个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碑刻。
节愍太子李重俊是唐中宗第三子，中宗时发动宫廷兵变被杀。唐睿宗恢复太子之位，陪葬定陵。该墓地上有呈覆斗形封土、墓园及石狮、石人；地下部分为长斜坡墓道 4天井双室砖墓，墓室绘制壁画，配置石棺床，出土壁画和唐三彩工艺水平较高。
出土的唐三彩是陕西发现的唐三彩中的精品
♦哀册和谥册
唐代帝后陵、太子陵不使用墓志而随葬谥册和哀册。前者记颂墓主功德和追谥谥号，后者刊刻哀悼文。册页一般为玉石质，盛于石函或木函中。册页质地、尺寸大小和字口填色等皆有等级规范。
♦塔式罐
因盖钮形似塔被称为“塔式罐”，多彩绘陶质并贴塑仰覆莲瓣、兽首等装饰，多用于随葬，通常置于墓室西北角或与镇墓俑相邻，具有供奉礼仪形制。流行于唐、中唐时期，与唐代佛教的盛行密不可分。也有认为塔式罐及五谷仓，盛装谷物供墓主享用。
节愍太子谥册和哀册册页汉白玉质，字口填绿。盛于木匣，置于墓室。
彩绘立俑、骑马俑
唐 景云元年（710）
1995年富平南陵村节愍太子墓
该墓属盛唐时期，形制为斜坡墓道2天井的单式土洞墓，南北水平总长20.08米。出土随葬品20余件（组），有彩绘陶俑，铜饰件、塔式罐等，其中12件彩绘陶俑大多出自密封的壁龛中行，便面彩绘保存如新，形体高大，形象生动。
彩绘陶牵驼俑及骆驼
唐
2018年咸阳渭城区窦家村唐墓
彩绘陶牵马俑及马
唐2018年咸阳渭城区窦家村唐墓
斜坡墓道4天井的单室土洞墓，南北全长28.88米。该墓未经盗扰，随葬器物保存完整，共计152件（组），有陶俑、青瓷罐、金银器、铜器、铜镜、青石墓志等。出土的一组银、铜器物，显然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物，非常贴近唐人的日常生活。
竖穴墓道土洞式墓葬，全长6.2米、深4.2米。未经盗扰，形制保存完好。随葬品种类丰富，特别是出土的茶具、香具，配套完整，十分罕见。其夫苏顺为追思亡妻，亲自撰文并书写了墓志铭。
子母狮形熏炉盖
唐 贞元十四年（798）
2020年西安雁塔区月登阁村唐杜华墓
白釉执壶、龙形柄石铛
三彩带盖小罐、绿釉陶杯
宋元时期，长安周边大型墓葬急剧减少，完整墓园更属罕见。北宋吕氏家族墓、元代刘黑马家族墓是关中士大夫墓葬的典型代表。前者随葬精致的茶酒供奉之器，后者则以仪仗俑群为主，从北宋士人之雅到元代世侯之威，政治环境、社会礼俗变化生动呈现。
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墓园营造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北宋末年共埋葬吕氏嫡系家族成员5带人29座墓。该墓园规划严谨，布局完整，墓葬排列辈分清晰，随葬品丰富，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丧葬礼俗，也折射出这一阶层雅致的生活品味。
吕氏家族墓园面积约84000平方米，平面近似“倒酒瓶”装，以神道为中轴左右对称，入口位于西南端。墓园建有兆沟、神道、家庙等，设施完整。墓葬群位于墓园北部正中，遵循昭穆之序，自南向北横向分布4排，辈分明确，长幼有秩。
吕通墓志井盖
北宋 熙宁七年（1074）
蓝田吕氏家族墓园
铭文石敦
北宋 元祐八年（1093）
吕大圭夫妇合葬墓
吕大圭为墓园先祖吕通长孙，享年86年，是墓园中年纪最长者。作为“大”字辈掌门人，葬于墓园中轴线上，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布列均严守婚丧礼制，代表着吕氏家族的丧葬理念。
北宋吕氏家族墓的随葬器物，包括餐食具、酒具、茶具、香具、文房用具、闺阁用具、佛事用具、礼器、日常杂器九个大类，让优雅而闲适的北宋文人雅士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礼器
♦酒具
♦餐食具
青釉瓜棱腹注子及注碗
北宋 大观二年（1108）
2008年蓝田吕氏家族墓园
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青釉刻花牡丹纹鼓腹瓶
北宋 元祐八年（1093）
2008年蓝田吕氏家族墓园
♦茶具
出土茶具涵盖烹茶、点茶、散茶三种饮茶方式的所有器具，体现了北宋士人对茶祭之礼的重视，也是当时饮茶习俗的真实反映。既有常见的茶盏、盏托、执壶等，并罕见地出土了茶碾、炙茶铛（cheng）、煮茶铫子、铁鼎和茶筅等，是北宋茶具最完整的一次考古发现。
青白釉托杯
♦葬俗用具
♦香具
♦文房用具
子母狮镇
北宋 崇宁元年（1102）
净瓶
北宋 政和元年
青白釉熏炉
北宋 元祐八年
刘黑马是蒙元初期活跃在川陕地区的“汉人世侯”，祖父咸宁防城千户刘伯林金末降蒙古军，带领汉人武装，追随耶律秃花家族灭金伐宋，迁入关中。1253年，刘黑马受命经略成都路，大朝中统二年（1261）冬病逝，次年三月归葬长安。
骑马俑、色目人牵载物驼俑（双峰驼俑）、载物马、动物俑
元 大德六年（1302）
2009年西安长安区夏殿村
男（女）侍俑、扈从俑、马车及牵马俑
仙人龟鹤齐寿带柄镜
元（公元1271-1368年）
2009年西安长安区夏殿村
金嵌绿松石“天茄”耳坠、金累丝镶绿松石耳坠
“满池娇”金簪、螭虎纹折骨金钗、连钱纹折骨金钗
元（公元1271-1368年）
2009年西安长安区夏殿村
刘元振夫妇墓
刘元振为刘黑马长子，长期驻守成都，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病逝；大德五年（1307）十一月，夫人郝柔病逝。二人死后归殡长安，袝葬先茔。墓中出土的陶俑、模型等明器也可清晰辨识出属于两套随葬品。
耀州窑属于北方制瓷工艺体系，生产设施以半倒焰式馒头窑、半地穴窑洞式作坊为标志，主要有原料加工、拉胚成形、装饰施釉、入窑焙烧等工序。
“合土为坯”：制瓷原料来自当地，矸土原料经粉碎、淘洗、沉淀后，制成坯泥。
“转轮就制”：耀州窑作坊多为半地穴窑洞式，内有练泥储泥池、拉坯成型的轮盘、施釉的陶缸等设施。
各朝代耀州窑装饰标本
唐代瓷器品种有黑、白、青、茶叶末、花釉瓷，并有白釉绿彩、青釉白彩、素胎黑釉花和黑釉填白彩瓷等。中晚唐在越窑影响下，青瓷工艺发展迅速，耀州窑青瓷正式登场。
♦唐三彩
耀州窑三彩烧制始于8世纪上半。釉色主要为褐、绿、黄、白，以褐、绿色的单彩为多。产品多器皿类，并有龙头套兽、筒瓦等三彩建筑构件。
♦白瓷
釉色白中泛黄，碗、盘类较多。少量器物施以划花，并见白釉绿彩、白釉褐彩及白釉褐绿彩等装饰。
各朝代碎瓷片，可以亲自触摸，感受不同年代瓷器传来的手感。
♦黑瓷与茶叶末瓷釉瓷
黑釉动物瓷塑
唐
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
五代是耀州窑青瓷生产的第一次高潮期，涌现出造型精巧、仿金银器形制的茶具、酒具等高端产品，并创烧出粉青、淡天青、天青色釉，首开天青釉瓷风尚。大花大叶、仿金银器锤揲效果的装饰，开启耀州窑遒劲犀利之刻花风尚。“官”款瓷表明，其产品曾供朝廷或官府使用。
♦冯晖墓
墓葬位于咸阳市彬县底店乡，为斜坡墓道单砖室墓，墓主冯晖葬于显德五年（958）。该墓出土6件耀州窑瓷器，是迄今唯一耀州窑五代青瓷纪年墓，具有断代标尺意义。
耀州窑出土的“官”款瓷器
北宋青瓷工艺达到鼎盛，釉色微黄，玻璃质感强，素有“橄榄绿”之称。透明釉下满饰刻花和印花，刻花犀利潇洒，印花工谨雅致。装饰题材有菊花、牡丹、莲花、水波游鱼等。印花青瓷被各地窑厂仿制，耀州窑声名远播，并成为像朝廷烧制瓷器的贡窑。
黑釉酱斑纹碗
北宋
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
青釉狻猊香薰
北宋 宣和五年（1123）
2020年西安长安区杜回村孟氏家族墓
青釉刻花牡丹纹花口碗、青釉刻花牡丹纹套盒
北宋 宣和五年（1123）
2020年西安长安区杜回村孟氏家族墓
青釉“卍”字镂空盒式香薰
北宋 宣和五年（1123）
2020年西安长安区杜回村孟氏家族墓
延续宋代青瓷传统，规模、产区进一步扩大，单产品质量开始分化。青绿釉和月白釉瓷是近代耀州窑的精品瓷，造型风格浑圆敦厚、釉质如玉；内底涩圈的姜黄釉或褐黄釉相对粗糙，成本低但产量高。这是耀州窑适应宋金对峙、南北贸易阻隔环境下的产业发展模式。
青釉刻花婴戏葡萄纹梅瓶
金代（公元1127-1234年）
1998年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
♦李居柔墓
该墓位于西安雁塔区观音庙村，为竖穴墓道砖室墓。墓主李居柔前任陕西东路转运使，金正大三年（1226）入葬。墓内随葬品50余件，其中有耀州窑一套青瓷酒具4件，是金代青釉、月白釉瓷精品。该墓为罕见的金代耀州窑纪年墓。
月白釉玉壶春瓶
金代 正大三年（1226）
2014年西安雁塔区观音庙村李居柔墓
青釉盏、青釉倭角方盘
金代 正大三年（1226）
2014年西安雁塔区观音庙村李居柔墓
月白釉龙首杯
金代
1986年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
元代青瓷釉呈姜黄、青灰或青褐，刻花和印花装饰舒朗简率，装烧仍以涩圈内底叠烧为主。随着龙泉窑？钧窑青瓷的兴盛和扩张，元代耀州窑青瓷优势渐弱，产品向黑瓷、白瓷、白釉黑花瓷等多品种转型，青瓷名窑的历史逐渐走向终结。
姜黄釉刻花莲纹罐
元代（1271-1368年）
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
以黑瓷为主，兼烧白瓷、青瓷、白釉黑花瓷。黄堡中心窑厂受原料和燃料等因素影响，于明代中期前后停烧。陕炉窑厂继而成为陕西明清瓷业的中心。
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车（复原件）
在总体介绍文物保护工作后，分门别类展示了对陶瓷器、青铜器、复杂遗存、壁画、纺织品和漆器等的修复、保护与研究，重点展示了新技术、新手段、新材料在不同质地文物保护中的运用，向公众展示了文物工作修复者“巧手良医”的责任和担当。
彩绘陶天王俑残片
唐
2013年咸阳市渭城区窦家村
彩绘俑残片
彩绘陶镇墓兽（随色后&随色前）
唐
2013年咸阳市渭城区窦家村
彩绘陶天王俑
唐
2013年咸阳市渭城区窦家村
仕女图壁画、高士图壁画、牵马仕女图壁画
这座元代壁画墓位于渭南市蒲城县洞耳村。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对该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为至元六年（1269）张按答不花和李云线夫妇合葬墓。墓室和甬道全都绘有壁画。虽然壁画内容丰富，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只好做了原址填埋保护。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再次对这座元代墓葬进行发掘，由于用常规的揭取方法很难保障画面的完整性，于是考古人员创新性地采用更换支撑体的方式，对壁画墓进行整体搬迁。
洞耳村壁画展陈处挑高9米，观众仰头便能观看到整座墓室的完整壁画。这是一座八边形弯窿顶砖砌墓，墓室和甬道都以方砖砌筑，内壁砖表涂敷白灰，抹平光净，再绘施壁画。墓室壁画色彩丰富、保存完整，体现了蒙元时期精湛的壁画艺术。
墓顶周壁梯形格分绘四幅“童子戏花图”和四幅“火焰珠图”，交叉间隔。
东壁是“醉归乐舞图”
西壁是“献酒壮行图”
墓室北壁“堂中对坐图”，北壁屏风顶部有方形粉色板框，上书墨字款志：“大朝国至元六年岁次巳已，娘子李氏云线系河中府人，张按答不花系宣德州人，祭主长男闰童悉妇，二月清明闲穴个真。”
蒲城洞耳壁画720°沉浸式互动，利用三维声乐影像投影技术，使壁画栩栩如生。
彩绘漆箱
西汉
2009年西安长安区凤栖原张安世家族墓
泥银菱纹长裤
唐
1987年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
辅首衔环铜壶及铜壶内酒样
西汉
2007年西安市临潼区屈家村
彩绘立/卧姿铜鸿雁、彩绘立/卧姿铜天鹅
秦
2002年秦始皇帝陵园K0007陪葬坑
李倕冠饰、身体饰品
李倕字淑娴，是唐高祖李渊五世孙女，曾祖为李渊的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祖为豫章王李亶，父为嗣舒王李津，是李津的第二女。李倕与时任皇帝李隆基应为平辈远亲。
在李锤冠饰出土之前，出土的唐代之前凤冠不超过五件，而且大多都无法复原，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复原了的唐代女性冠饰，冠饰采用了铸造、捶打、鎏金、贴金、镶嵌、掐丝、金珠、平脱、彩绘等工艺，是唐代珠宝和工艺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和工艺水平，为考古学、艺术史和工艺研究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冠饰修复完成重量800多克，整体高约32厘米、宽约16.5厘米。使用了金、银、铜、铁、玛瑙、珍珠、琥珀、玻璃、螺钿、贝壳、象牙、宝石、绿松石等各种材料十余种，其中小型金质饰件250余件，珍珠410余颗、绿松石千余等。凤冠的表面，镶满了直径为1毫米至1.5毫米的金珠，珠光圆润，排列有序，粒粒可数。这些零件之间穿插着金丝银线，在阳光下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光彩夺目。
腰部配饰由72片鎏金青铜片组成，铜片做成三瓣花或四瓣花形的底座，先粘上羽毛，再嵌上宝石和珍珠，每一小组铜片之间用珍珠相连，组成网格形图案。
下身佩饰分左右两个组合，完全相同。应为长裙正面两侧的佩饰。由各种形式的金框宝钿饰件组成。右侧现存17组，左侧现存18组。
参观完陕西考古博物馆，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首次”、“唯一”、“最早”等展品描述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