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徽州 古韵皖南

作者:Sylvia 显示图片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何处觅徽州?

古徽州之域,早在秦汉时期即设郡县。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正式设立徽州,辖歙县、休宁县、黟县、绩溪县、婺源县、祁门县六县。此后历经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八百六十多年,除1934年至1947年,和1949年以来婺源划归江西外,徽州名称及“一府六县”的基本格局一直未变。

踏上徽州的旅途,有偶然也有必然。自从2012年登黄山访老街之后,让我念念不忘的倒不是“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自然风光震撼,而是皖南那片徽派建筑,是那个曾经名为“徽州”的地理概念与文化内涵。

暌违十二年,徽州你好呀!

山,云海变幻无穷,山石古怪嶙峋;水,清流千丈不辍,明镜百里接天。山水齐翕聚之处,歙也。
黄山山脉与新安江交汇之处,便是“歙”所特指的歙县。

自宋代设立徽州,歙县就是徽州府治所在,清代设安徽省,“安”字取自安庆府,“徽”字就取自徽州府。


歙县郡城的建城史是开启于隋末,歙人汪华,自号吴王,在皖南山区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歙县乌聊山下修筑郡城,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古城。


从空中俯瞰,古城的外轮廓既不四方规整,也不讲究中轴对称,而是依山就势,自然形成。乌聊山与城垣相连,减少工程量,同时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练江绕城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


古城西北侧的徽州府衙前是歙县人的活动中心,每周六夜市准时开市,各种展演也会不定期进行。每当最受期待的瞻淇鱼灯与汪满田鱼灯出场,府衙门口必定是人满为患。


府衙影响了整座城市的布局。以府衙为起点,中和街贯穿东西,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


与中和街相交的十字街连通各城门,在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街巷棋盘状伸展,随地形起伏,宛如飞鸟展翼。


古城阳和门外,便是许国石坊了。这座石坊又名大学士牌坊,俗称“八脚牌楼”。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为明代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许国所建造。许国石坊四面八柱,呈口字形,仿木构造建筑,结构严谨,布局合理。


石坊四周,许多游客抬头认真观赏每一块饰以精美雕刻的匾额、斗拱、雀替,12只狮子雄踞于石础上,形态各异。作为封建社会为旌表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石坊是最能诠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载体,被誉为“东方的凯旋门”。


许国石坊旁,一群前来采风的艺术生正支开画板,对着古朴建筑和来往游人专注创作,身后的一面长墙上写着:安徽歙县——一座没有屋顶的徽文化大地艺术馆。


许国石坊上的题字,都出自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之手。坊上题“先学后臣',意为读书做官,科班出身的许国是凭借才智而成为国家重臣的。“上台元老”中的“上台”即“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之一,本来是星象的名称,而古人常用以象征“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元老”便指许国历任三朝,是朝廷的重臣。


穿过阳和门,走过许国石坊,开始觅食早餐店。黄山烧饼铺前已经围满了食客,一个个小烧饼在日光下更显出美食特有的暖色调。忙碌的贩售档后,几位阿姨还在继续手工制作梅干菜烧饼。


黄山烧饼,在我印象中几乎是“舌尖上的安徽”。当年游历黄山时是否品尝过,早已忘却,但本科期间安徽好友每次回家后送来的那一小袋,足够让我记忆犹新。


同行好友的美食攻略家属性一键开启,带着我穿街过巷,在一处不起眼的居民楼前,发现了制作石头粿的人间烟火气。原来“粿”并不为潮汕所独有,不过此粿的确非彼粿,或许简单粗暴地称作徽大饼也可。

据说,过去徽商外出时,都会携带石头粿。石头粿馅料丰富,常见的有黄豆肉丁、笋丁等。馅料用面皮包上,用木碾推擀成圆饼形状,放在平锅中炕烙,每个饼上放置一块石头压着,使其内部油脂渗出,均匀受热。炕至熟透后取出,咬上一口,香气扑鼻,酥香味浓。


这一徽州传统面食,早在清代即负盛名,是本地有口皆碑的美食。因为制作中用石头压住,所以称为“石头粿”。到达早餐店门口已经为时不早,但仍有不少食客在店家那口大油鼎前排队,而食材余量早已告急。我正要离开,阿姨突然喊住了我:“旁边做好了的还有两块,就给你带走吧!”


阳光下金灿灿的梅干菜小烧饼,小巷子里捡漏式得尝的石头粿,热腾腾里满是香喷喷的徽州味。


自带韵律美的马头墙,高雅而灵动的门楼,精致又大方的脊吻,流露文化意味的格窗,我终于又见到了少年时代见过即难忘的徽派建筑,竟然萌生出一种与钟情故人久别重逢的亲切感来。


我宣布,吃完黄山烧饼或是歙县石头粿,就应该来一杯祁门红茶。


徽州府衙,这座建筑从古至今一直是徽州人的精神地标。


唐代以后,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徽州府治与歙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以乌聊山为界,府治与县治形成“城套城”的独特风格。


作为“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歙县的徽州古城成为徽州经济文化的集中区域。


府衙是徽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它的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时代变迁中,府衙损毁极为严重,仅遗留二堂及少量建筑构筑物。府衙的修复依据文物保护原则,采用“原工艺、原材料、原规制”的模式在原址进行。


明朝的《徽州府志》与清朝的《重修徽州府堂碑记》,是程极悦制定文物修缮方案的重要依据,府衙的结构逐渐清晰起来。


经过三年施工,徽州府衙重现人间。恢弘的仪门,微风的大堂,粗壮的冬瓜梁,高敞的屋顶,朴实雄浑的雕饰。以传统工艺修复的府衙,处处体现着徽州建筑的独具匠心,再现了古城曾经的辉煌。


黄山脚下峰谷丛生,让歙县人难以农业为生。严峻的自然条件,却孕育出灿烂的徽商文化。


“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式深宅大院,同城外见证繁华的竞渡千帆一道,使得徽州古城浓缩着距离当代中国最短路程的古代文明。


从府衙可以直接登上的徽州城墙,始建年代可上溯至东汉末年,至明成化、嘉靖年间形成现今形制。府城城墙、城门、谯楼、附属建筑及其遗址遗迹,展现了中国城墙功能系统与建造技术发展的重要技艺,是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代表性城墙之一。


军事防御的需要,确立了徽州古城的形制与地位,但真正让这座城市成为富庶之地的,却是数百年后崛起的徽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让徽州人几乎无法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外出经商。徽州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在历史坐标里,徽商文化几乎构建起了歙县的城市空间。


徽商兴起后,古官道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货的商贸通道,正是通过这些翻山越岭的石板路,徽州商人建立了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发展出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徽州“一府六县”的古官道以歙县的徽州府城为中心,形成九条出境驿路,村落则是古道上的天然节点。


坐北向南、轴线对称的徽州府署,主从有序,中央主堂,两侧辅助。从照壁至知府廨,各院落之间距离、比例,如同缩小的故宫,因此古建筑界有一种说法:府衙是缩小的故宫,故宫是放大的府衙。


三路数进,巷道纵横,布置整肃,分区明确,这是比较典型的官式做法。整个府署是一个廊院式布局,南北向,前临街衢。


府衙三重院落,东西两路与东、南谯楼及古城墙一道,成为徽州古城具有代表性古建筑群,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廉政教育、旅游接待、休闲娱乐提供了综合平台。


毋庸讳言,直到造访徽州古城时,我对它的历史厚度仍然知之甚少。这份厚度是什么分量呢?徽州古城曾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之首邑,始建于秦朝,自唐代以来,一直是郡、州、府治所在地,县治与府治同在一座城内,形成了城套城的独特风格,结构肌理极为完好。


据唐《元和郡县志》记载,东汉末年,乌聊山已有毛甘故城。宋《太平寰宇记》亦载“毛甘领万人屯乌聊,孙权遣贺齐平之,时歙县已治此”。汉末至隋.未见有变更县治驻地的记载。隋末义宁中汪华起兵保境,将郡治自休宁县万岁山迁此.并在毛甘城故址筑郡城。此后,至清末的近1300年中,一直为郡、州、路、府城。


可以说,徽州府衙是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沿革变迁的象征,也是融合山水园林、古典建筑、传统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徽州经典代表作。


以城墙的视角俯观府衙,依旧可见当年的恢宏与典雅。建筑布局以中轴对称、左尊右卑和前衙后邸为基本原则,保存着大量具有明代特征的木结构建筑实物,呈现宋代建筑风格,月梁、梭柱、平盘斗、丁头拱、覆盆基、编苇夹泥墙皆具,堪称徽派建筑的典范。


另一边的视角则仿佛照见了皖南居民的恬适自得,现代生活痕迹与古朴建筑聚落的交融,我们还将在徽州古城继续邂逅。


城墙上、谯楼下、牌楼边,涌动着假日的人潮。而穿行于徽派建筑群中,却总是分外安谧,似乎青砖黛瓦间便能聆听到历史的低语。


置身古城中,古桥如虹,古塔秀劲,民居、祠堂、牌坊“古建三绝”交相辉映,仿佛自己也融入了这新安山水诗画。


登临城墙,放眼徽州古城所在的歙县,北倚黄山,东临杭州,南连千岛湖,是古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歙县文化广博而深邃,具有整体系列性,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古建三绝”——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遍布歙县城乡,徽州古城城墙跻身“中国明清古城墙联合申遗”行列,中国传统村落148个、数量上雄踞全国县级第一。


歙县历来崇文重教、诗礼传家,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自唐以来,共出进士820人,经济学家王茂荫,新安画派奠基人渐江、黄宾虹,教育家陶行知等诞生于此。


走上中和老街,便偶遇陶行知纪念馆。原来,陶行知少年时曾在此读书,其崇一学堂旧址于1984年改建,馆名乃初建时,由胡耀邦亲笔题写。青灰色水磨砖砌成的纪念馆大门为南向中和街,门厅正中,正是陶行知全身汉白玉坐像。


10月,恰逢陶行知诞辰纪念133周年。这位伟大的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及爱国者,以歙县为起点,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早在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陶行知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这番话,放在今天,仍旧何其有力。


中午时分,逆着逐渐熙来攘往的游人群,走过摆着特色展演道具的府衙前门,走过贩售文创特产的“徽物集”,暂别徽州古城,去往城外寻觅“老底子徽味”。


午后闲庭信步,随处可感受徽州古城民居实体营造出的空间意象美,许多建筑及其附属构件皆具文化隐喻色彩,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空间审美意象。建筑空间所营构的文化想象,以及意象、意境、意蕴,都使得徽州古城成为后世研究自然山水和人间烟火最直接有效的景观标本。


20世纪著名的城市规划家柯布西耶认为,建筑是一种艺术和富有情感的现象,也是“纯精神创作”。徽州古城作为徽派建筑文化的代表,堪称“精神创作”的典范。


掩于青峰碧水之间的黛瓦粉墙、气韵生动的院落古街、层层叠落的马头墙和美轮美奂的徽派“三绝”(牌坊、祠堂、民居)和“三雕”(石雕、木雕、砖雕),共同构建出一个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


走过商业化的中和街,拐进古城内保有原始生活痕迹的小巷子,本土气息浓郁的徽州才扑面而来。


庭院深深,独处其中的阿叔正在“画锦鲤”——专注地绘制糊着鲤鱼纸的竹制支架,身后是一盏等比例放大版的鲤鱼灯笼,鲜艳而灵动。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800多年前,南宋词人辛弃疾便在《青玉案·元夕》里写下了元宵佳节独有的光影文化记忆。鱼灯的家乡,位于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一座典型的徽州古村落,“嬉鱼灯”的传统,从明朝建立时开始出现,到清光绪初期达到鼎盛。夜幕降临,鱼灯亮起,嬉游流转,流光溢彩,笑语熙熙,铸就了徽州人独有的浪漫与仪式感。


午后斗山街,不见人头攒动的旅人,而是绵延成片的徽派建筑,街巷质朴古典,徽韵蕴藏其中。徽商住宅及其雕刻别具一格,雅致细腻,意韵深厚。当地人对斗山街名称由来自有见解,如数家珍:斗山和西干山对望,西干山上有一处长庆塔,状似毛笔,斗山在其映衬下状似笔斗,因而得名斗山。


宋高宗问大学士汪藻“歙味”,汪藻答道:“雪天牛尾狸,沙地马蹄鳖。”

这是《徽州府志》所记载的徽州味道,可见早在南宋时期,用徽州特产做菜已较为闻名。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古徽州,原是徽州山区的地方风味,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历代名厨的辛勤创造、兼收并蓄、继承发展,徽菜已从山乡风味脱颖而出,成为一方风味特邑名馔佳肴,一个雅俗共赏、南北咸宜、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的著名菜系由此而来。


假日古城外,这家徽菜馆座无虚席,成为食客中的人气卷王。再度游览归来时,恰好撞上叫号,进馆直接先被这种展演型、沉浸式、体验感拉满的点菜吸引住了,这才是感知地方风味符号和饮食文化的有效解锁方式吧。


另一边的玻璃橱窗后,是各式徽州菜品展示,厚实砂锅里熬制着或许自带皖南山味的菌煲,隔壁薄薄的铁板上就是“臭名昭著”的徽州毛豆腐了。


前两个点菜签子选择之快,完全可以用“不假思索”来形容。于是,鲜字头食材滋养惯了的广东仔,古城外勇闯“老底子徽州味”神秘地带。


徽州毛豆腐据说是因朱元璋而闻名。相传朱元璋兵败徽州时腹中饥饿难熬,只有已发酵长毛的豆腐可以充饥,将士们将此豆腐放在炭火上炙烤,熟后味道竟然十分鲜美。转败为胜后,朱元璋下令随军厨师制作毛豆腐犒赏三军,毛豆腐就这样在徽州流传下来。


尚未煎制的毛豆腐附着着浓密的白色绒毛,这细丝的确拥有生命,是毛霉菌的菌丝,它将赋予豆腐新的活力。徽州独特的温润山区环境,引导着微生物们走上发酵的正轨,在豆腐内部,毛霉菌分泌蛋白酶,让大豆蛋白间接为小分子的胨类、多肽和氨基酸。一系列微妙的转化下,毛豆腐成就了异常的鲜美,这份浓郁的风味,是徽州人心目中家乡的味道。


相信这已经是改良版的徽州毛豆腐,被端到面前的,应该说是铁板煎蛋豆腐,还点缀着翠绿的葱花和一抹鲜红的辣酱,我已经全然忘却毛豆腐原本那长发飘飘的白衣少年时代。两面皆略焦的毛豆腐,裹满了铁板烧般的油烟感,咬开便是瞬间充盈口腔的豆香,内容物也比一般豆腐更加饱满。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咸口豆香中似乎五味杂陈,总有某种莫名的臭气萦绕不散。总体而言,口味甚重,风味交杂,即便是铁板油煎鸡蛋点辣酱的配置,还是无法掩盖怪味属性。


汪曾祺笔下的徽菜,“有特点”,味重油多,臭鳜鱼是突出的代表作——据说过去贵池人以鱼篓挑鳜鱼至徽州卖,路上得走几天,至徽州,鱼已发臭,徽州人烹食之,味极美,遂为名菜。


大自然是最好的酿造师。徽州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5至17摄氏度,平均湿度在70%左右,这些气象密码为蛋白质发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鳜鱼中的蛋白质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生分解发酵,使得臭鳜鱼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这种嗅觉与味觉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冲击感,成就了独特的徽州味道,可能早已成为当地人蕴藏于心的绵长家乡情结,而对于我这样的旅人而言,体验这种冲击感,感受这种食材在舌尖的震撼效应,从味蕾上“来过”这个包含文化深意的地理坐标,才是我品尝徽州臭鳜鱼的原动力。


端上餐桌的臭鳜鱼,难以名状的异味感并不突出,反而更多的是酱汁调和下的别样鲜美。鳜鱼肉质坚挺紧实,入口又鲜嫩十足,裹满了浓郁酱汁的鱼肉在舌尖果然是写实版的“五味杂陈”,微臭环绕下的异香,浓酱加持下的咸香,怪有一种吃长沙臭豆腐的快感。


这顿徽州菜显然是体验远大于味蕾的,走南闯北的舌尖尚能接受这些食材的特殊处理方式,理解祖国山河不同处的饮食文化魅力。对于习惯了食材原真鲜味的大多数广东仔而言,毛豆腐和臭鳜鱼的钟意程度就见仁见智了。



徽州府的繁荣,从这一道水坝走过来。


渔梁坝,位于古城以南1千米,横跨新安江上游的练江江段,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有“江南都江堰”之称。


绕徽州古城流过的练江,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春夏水丰,秋冬水枯。歙县人在此地筑起堤坝,即可涵蓄水源用来灌溉,也能提高古城的地下水位,便于城内打井取水。直到今天,渔梁坝仍在发挥防洪调蓄的功能。


宋朝,水利技术发展,渔梁坝由木构转型为石构,并产生了新的用途。


渔梁坝平缓了坝下的水流,让宽阔的江面可容纳300艘20到30吨的船只同时停泊。由此,水坝旁的渔梁村逐渐发展为货物聚集的转运码头。


明清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商帮随之崛起。从渔梁坝出发,顺着新安江,徽州商人得以把货物运往杭州、苏州等地,舟楫天下。


渔梁坝北近枫树山,南抵紫阳山,横坝长138米,底宽27米,顶宽4米,高约5米,坝身断面呈不等腰梯形,北、中、南设三道泄门,比坝顶约低0.3米,三个水门从北向南依次渐低,起着调节流量的作用,用于平常过水。


渔梁坝全部用清一色的坚石垒砌而成,每块石头重达吨余。通过最南端水门的江水直冲山壁,折向东北而下,不仅刹减了水势,又使北岸难聚沙碛。垒砌的建筑方法科学而巧妙,每垒十块青石,均立一根石柱,上下层之间用坚石墩如钉插入,这种石质的插钉称为“稳定”,也称元宝钉。


渔梁坝是许多徽州商人“梦开始的地方”,曾辉煌一时的徽商,抵钱塘、下扬州,都要从这里起步。如今,渔梁村蜿蜒的青石街巷,老宅的粉墙黛瓦,无不追忆着这座水运商埠昔日之繁华。主街与小巷,共同支撑起这座鱼形集镇,也支持起徽商纵横四海的商业贸易。古城,则借着渔梁坝下的新安江水,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徽州府城。


如今的渔梁古镇以渔梁坝为核心,体现其功能特征和文化内涵,构成一幅为新安江所特有的山水画卷,优美而壮阔,古朴悠远而余韵不绝。



离开徽州古城的当晚,与朋友在旅店门外小街上佛系觅食。平凡无奇的小街到了饭点尽显人间烟火气,随处可见男女老少食客围坐一角,大快朵颐,畅享徽味。我们走进一家人气颇旺的餐馆,简朴而不失雅趣的装潢,也像是走进古徽州里的寻常百姓家。


餐馆沿用大排档式的点菜办法,老板拿着小本子领着我在菜品海报和食材冰柜前挑选,又详细记下每一道菜和口味偏好。两杯徽茶过后,一道椒盐豆腐鱼便端上桌来。扁平小竹盘里的豆腐鱼金黄而略焦,外酥里嫩,鲜香可口,紫白色洋葱和红辣椒均切丁点缀其中,缓冲了一下视觉,也恰到好处地中和了椒盐炸鱼的油腻感。


后续两道菜便更是为中和徽州菜的重口味而专选,笋干火腿煲终于让我确信这里的确就离杭州不远,有点腌笃鲜的风格了,一口回归江南。腐皮卷着的是剁入了荠菜的鲜肉,切丝的笋干不失脆嫩鲜香,火腿、青菜和木耳的加入有效提味增鲜,使得砂锅中一切食材鲜味浓郁十足。


一碗之余,甚至感觉仲秋尚远,江南春天仍与我们同在。


安徽绩溪,是苏辙笔下“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壑正生烟”的水墨之境,也是千百年来中原士族躲避战火南迁,他乡变成的故乡。先人们开山拓路,打通了古徽州贸通天下的成功“捷径”。诗人汪国真曾赠诗于此: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里构筑出了中国农耕文明下典型的城乡格局:县在云中腹,民居山与溪。


绩溪境内,长两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17条,重峦叠嶂,溪流纵横,是绩溪县地理环境的写照。


绩溪地处皖南山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接合带,境内有海拔千米以上山峰40余座,湿润空气沿山坡爬升,凝结成雨,数十条大小溪流在此发源,密集成网,绩溪变得名于此。


“绩”,本义是把纤维接续起来搓成线,据《绩溪县志》记载,因县北的乳溪与翠溪时而并流,时而复合,形状如同纺线,因此得名“绩溪”。


绩溪古城始建于宋代,城市整体在皖南山区地形较为平缓的盆地中,环山而建。古人早在700多年前建城之初的规划,就充分遵从了这里地理、气候的自然规律,让绩溪古城街道格局与功能格局古往今来一直未变。


自汉代以来,为躲避中原的战火和灾难,士族和百姓沿陆路南移。绩溪是迁徙路线上群山峻岭中的第一个宜居盆地,外有崇山峻岭,内有沃土良田,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


章、周、胡三大姓氏都是外来移民迁徙的,躲避战乱的强族大姓在迁移过程中往往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


绩溪龙川,传世甚广的美谈先是“风水宝地”——东耸龙须山,西峙石笏山,天马山南旋,登源河北来,龙川溪绕村东流,汇入登源河,形成村落水口,村似船形,有如龙舟出海。


步入龙川,只见水街两岸,古民居鳞次栉比,村巷幽幽,粉墙黛瓦,马头昂昂,一派徽州古村落意蕴。国家级重点文物单位胡氏宗祠、奕世尚书坊和徽商胡炳衡宅,更是徽派三雕精品中的精品。


抗倭纪念馆(即少保府)真实记载了明代抗倭统帅胡宗宪的不朽功勋,正是他最早把钓鱼岛标注在中国海防图上。龙川澄心堂纸坊所展示的非物质文化遗存“澄心堂纸”,即“龙须纸”制作技艺,更已是海内绝版。


明代是龙川村发展的鼎盛时期,村内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且十分重视科举,成为著名的“进士村”,先后曾有十多人中进士。


龙川进士者,尤为著名的是官至太子少保和南京户部尚书的胡富,以及六十年后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的胡宗宪。


牌坊内外,古村落依山傍水,勾勒出徽州人生动的生活画卷。龙川水街长约500米,水街之水源于石金山麓,南流经岭里至岭外,折向东流,在凤山下入村,继而穿村汇入登源河。


河岸由青石和花岗岩石砌成,岸陡而直,沿河岸设有石踏步下河,以利居民浆洗取水,更有一处下河处,形同小码头,用青石和花岗岩砌成,为清代早期所建。


奕世尚书坊、胡宗宪少保府、徽商胡炳衡故居,均在龙川水街沿岸,既是承载胡氏家族精妙人文内涵的物化实体,真实客观而又形象生动,又是研究徽州宗法制度的实物资料。


龙川确乎是饱览徽派建筑艺术美感、领略徽州文化意蕴的优秀样本,在这里,徽风韵味古朴典雅,英才辈出更是点染了这片胜地的特殊光芒,赋予了其无可取代的历史厚度。



龙川胡氏宗祠建于明代嘉靖25年(1547年),清光绪4年(1878年)重修。宗祠坐北朝南,前后3进,以山带水,气势飞动。祠内装饰精美,尤以保存完好的各类木雕为最,有“徽派木雕艺术宝库”之称。


据《嘉庆绩溪县志》(1810年刊本)记载,绩溪县乡贤祠共祭祀15位乡贤,其中龙川有3位。龙川旧有“思敬堂”,便是族人思祖敬宗的圣地,并将龙川历代德高望重、有惠于乡里的族人名讳汇录于此,又据其中八人生平事迹绘图八,作为龙川乡土教育基地。


卸任后携夫人回归绩溪故里的他,彼时彼刻,一举一动,在今天仍为龙川族人所津津乐道。龙川景区内,不论大小商铺或生活居所,许多村民都在墙壁上悬挂着当时的留影,还有一些是冲印了单张照片直接贴上,就像存着至亲相片在家留念一样简单、亲切、自然。


喝上了一杯他返乡时的同款茶,清冽而自带草木之甘,初尝青涩,余韵不尽。


茶馆主人特别提醒:“喝完茶,再喝一口白开水都是甜的。”果然即便平平无奇的清水入口,萦绕舌尖尽是清甜甘冽,那韵味也不输品茶本身半分。


许多茶馆悬挂“三泰茶商”画像,正是他的父辈四代,均为龙川徽商。


胡氏宗祠的平面布局合理而又独特,它将宗祠的各部分及自然的龙川河合在一块,展示出传统徽派建筑驾驭空间的非凡技能,立面既具有徽派建筑的风格特征,又有自身的技艺展现,代表了徽派祠堂建筑的优秀成果。


宗祠梁架结构比例优美,既拥有不凡的建筑艺术审美价值,也有着独特的科学研究意义。宗祠内装饰艺术水平超群,技艺精湛,建筑上的雕刻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涵丰富,堪称传统徽派雕刻艺术中的极品。


素有“木雕艺术殿堂”之称的胡氏宗祠,大额枋、小额枋、斗拱、枫拱、雀替、梁驼、平盘斗、鬲扇、柱础,就连小小的梁脐,无一不精雕细镂。它们或用浅浮雕,或用深浮雕,或镂空剔透,或浮镂结合,极尽雕刻之能事。


宗祠前进7开间,门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上所筑的八戗角,气势雄伟壮观。宗祠门楼俗称“五凤楼”,取“丹凤来仪”之意。门楣上大小额枋全部精缕细雕,内容包含人物、麒麟、走兽,额枋边雕以荷花瓣。额枋与檐口之间设斗拱16个,底座为云纹雕刻,使整个门楼成为一个木雕画面。


匠师的技艺才华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在小额枋上,雕饰内容各异的历史戏文,文武百官,兵舍僮环,楼台亭榭,山水拱桥,结构对称,内容有别,雷同中求变化,严谨中求灵巧,表现了既威武庄严,又活泼亲切的情感色调。


鬲扇在徽派古建筑的装饰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但具有隔开空间、组合空间之作用,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其装饰功能。由于不是一个很大的平面,而是若干扇的有机组合,胡氏宗祠的鬲扇达128扇之多。


正厅祭龛前及其两侧的22扇鬲扇,裙板上精雕出一幅幅灵动的百鹿图,以鹿为中心,衬以山光水色、松柏翠竹、花草飞鸟,尽显其合理布局、清新画面、分明层次、生动气韵。


胡氏宗祠以徽派建筑风韵屹立在中国古代建筑之林。其丰富的建筑文化内涵具有典型的明代风格,以后又历经修葺,最后一次在清光绪二十四年重修,仍保持了明代徽派雕刻艺术的风格。宗祠建筑线条粗犷,作风淳朴,是徽派古建筑艺术集砖木石雕于一体的宝贵遗产。


宗祠之外,饱蘸皖南自然风光笔墨的山清水秀,再次独到地衬托出徽派建筑之美。


立足龙川,纵览绩溪,地缘政治上,绩溪是徽文化的核心地带,历史源渊上,绩溪又是徽文化孕育发展的有机整体。绩溪隶属徽州千年,决定了其与徽州文化有着深刻内在的源渊关系。


这里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活态的徽文化博物馆,也是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孕育了徽墨的神奇、徽菜的荣耀和徽剧的精粹,创造了“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徽商传奇。


自古就有“邑小士多、代有闻人”之美誉的绩溪,涌现出一批在社会历史进程中颇具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纵横驰骋,各领风骚。


临离开时,在一家文创咖啡店里,为几天后身居家乡的自己寄回一张明信片,盖章上刻着“徽州之源”“自在绩溪”——这已经成为绩溪的文旅宣传符号,也成为我感知绩溪的另一种维度。



在徽州文化的版图中,新安江被称为“母亲河”,它为自成一脉的徽州文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崇山峻岭,上游的练江穿歙县而过,向东汇入钱塘江,是徽州人谋求生存的水运商道。


千百年来,新安江从来就不只是一条商贸水道,它如诗如画,也入诗入画。


在歙县籍画家黄宾虹的画作《新安江纪游》中,江上远帆成群,船只往来不绝,两岸屋舍俨然,人烟仿佛。


诗画中的新安江,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对山水家园的全部想象。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宛如时间的长河,娓娓诉说古徽州曾经的起落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