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镇馆之宝和博物馆123层的盖章处
镇馆之宝-七孔骨笛
主展馆-1F-第一展厅 走向邦国
新石器时期(距今10000年~4000年）
这是一支来自8000多年前的笛子，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吹管乐器，被誉为“中华第一笛”。它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起源的时间和历史，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音乐史的发端，堪称中国古代音乐文明史的奇迹。它出土于河南中部淮河上游流域的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它以鹤类禽鸟中空的尺骨锯去两端关节钻孔制成，制作比较规范，从骨管上所留的等分符号分析可见，先民在制作时对骨笛的长度、口径及音孔的距离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这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为完整而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我们看到的这支骨笛全长23.1厘米，笛身钻有7个音孔，经专家测定，可以演奏出近似七声音阶的乐曲，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do、re、mi、fa、sol、la、si，专家曾用它吹奏了乐曲《小白菜》。依据近年来对骨笛复原件的研究发现，骨笛的音色优美、空灵，音阶完备，同时也有多宫转调演奏的可能性，这对我国乐律的研究很有价值。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七声音阶来源于西方，贾湖骨笛的出土，作为一个有力例证，证明了早在8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音乐水平已经是七声具备。贾湖骨笛，是中国音乐史的开端，开启了中华音乐文明之源。它特有的音色和音阶特质，唤醒了华夏民族远古音乐的心灵记忆。
乳钉纹红陶鼎
乳钉纹红陶鼎，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文物，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高22厘米、口径23厘米，为夹砂红陶，手工捏制而成。敞口，深腹，圆底，有三个扁柱形足，腹部饰有扁圆乳丁纹。系炊食器。裴李岗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距今9000—7000年，是分布于河洛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它的发现，为我们了解中原地区早期农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鼎。它的手工制作方法被称为“泥条盘筑”法，即首先把泥土淘洗干净，搓成泥条，层层盘筑成所需要的器形，再把器物表面修整均匀，打磨光滑，最后烧制。在鼎的内壁还留有泥条盘筑的痕迹。鼎的腹部乳钉既可加固器身，也能作为装饰。 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陶胎中有许多粗砂粒，这并不是陶土淘洗的不够干净，而是有意加入的，可以增加陶鼎的透气性能，使其在高温情况下不会发生崩裂现象。一个小小的发明，体现了先民的聪明才智，同时也证明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制陶工艺已经脱离了最原始的阶段，进入发展时期，也为今后中原地区制陶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花瓣纹彩陶钵
主展馆-1F-第一展厅
新石器时期(距今10000年~4000年）
花瓣纹彩陶钵，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文物，高12厘米，口径19厘米，1956年河南省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属于盛食器，类似于今天的碗。这件彩陶钵敛口，鼓腹，小平底，腹部以下骤然收敛，凸显出流畅圆婉的曲线美。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距今约7000—5000年，该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出土了大量彩陶，所以人们又将它称之为“彩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类型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在存在的千余年间，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非常大，其彩陶艺术达到了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正如这件花瓣纹彩陶钵，强烈的黑、红色调对比，简洁明快的线条勾勒，赋予器物丰富的内涵与生命力。细致观察会发现，花瓣纹的绘制有规律可循。花瓣中心的黑色圆点应是最先绘制的，以起到定位的作用，圆点之间由黑色弧形三角纹连接，留白之处便自然呈现花瓣纹。纹饰整体给人以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视觉效果，体现了先民对生存环境、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哲理层面的思考。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6征之一花卉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也就是说，以庙底沟为中心的区域曾生活着以花为图腾的部族，在古文字中“华”的本义就是花，“花部族”即“华部族”，后来华部族与夏部族在中原融合，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河村遗址出土的白衣彩陶钵（上图）和彩陶双连壶（下图）
彩陶双连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文物，高20.1厘米，底径5厘米，1972年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这件双连壶为泥质红陶，胎质细腻光洁，红衣黑彩。两壶并列相连，壶的腹部满饰古朴流畅的平行粗线条，点缀在平行线条间一竖一斜的短线，使整个器物在规整中不乏生动活泼。壶的内部也有巧思，腹部相连处有一椭圆形口相通，利用连通器的原理，使两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彩陶双连壶造型别致、构思新颖、风格独特，对研究远古时期的社会形态、生活习俗和制陶艺术有重要价值。如此独特的壶该如何使用呢?据专家考证，这件彩陶双连壶是一种饮酒器皿，应为重要礼仪场合所用，使用时两人各执一壶同时饮用。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会选择结盟，用双连壶共饮盟誓，象征着和平友好、平等团结，表达了远古先民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平等和谐的思想观念。这种习俗在今天的高山族、彝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仍有延用。还有人通过双连壶想到了在婚俗中常见的交杯酒。交杯酒源于先秦，代表了夫妻共饮，喜结连理的美好寓意，它是否与双连壶的共饮结盟有着文化传承关系，还需进一步考证，但这些方式都说明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团结、友好的民族精神自古有之，传承千年，历久弥新。
镇馆之宝-“妇好”鸮尊
主展馆-1F-第二展厅
夏商时期(公元前2070年~前1046年）
“妇好”鸮(音同消)尊，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酒器，商代晚期文物。高46.3厘米，重16千克，1976年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因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得名。 鸮尊，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拢，粗壮的双足与下垂的宽尾构成三点支撑，使器物显得挺拔矫健，气宇轩昂。 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它就是中国古代对猫头鹰类鸟的统称。在商代，猫头鹰被视为智慧的象征。昼伏夜出的习性、无声的飞行、锐利的喙爪使其拥有了勇猛、威严的形象，令人敬畏、崇拜，被视为神鸟。马承源先生认为“商代青铜器鸱(音同吃)鸮的图像，应看作是表示勇武的战神而赋予辟兵灾的魅力。”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生前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领军，征战沙场，战功卓著。考古发现，妇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多件青铜器上发现有鸮形纹饰，还有6件鸮形玉佩，不仅显示了妇好地位的显赫和武丁对妇好的宠爱，更是妇好能征善战的体现。 商代中原地区的能工巧匠以动物为题材，将丰富的想象进行合理地夸张，创作出集实用艺术于一体的国宝鸮尊。它通体满花的装饰有蝉纹、夔纹、云雷纹等八种之多，繁缛富丽的线条和立体造型巧妙结合，把这个夜的使者塑造的更加神秘瑰丽，反映着中原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 2018年，央视推出大型文化节目《国家宝藏》，妇好鸮尊作为中国上古文明的代表成为第一季“嘉宾”，古老厚重的历史文物被现代化的传媒技术赋予新的魅力。
龙凤纹玉璜
主展馆-1F-第三展厅
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龙凤纹玉璜，西周文物，长13.9厘米，宽4.2厘米，厚0.6厘米。1997年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长子口墓为西周初年大型贵族墓葬。该墓葬规模大、随葬品比较丰富。墓中出土了各类器物近2000件，其中不乏文物精品。这些器物大多表现出了商末周初的特征，龙凤纹玉璜就是其中之一。器呈深绿色，部分透雕，片状，璜的造型以龙凤纹为主体纹饰，高冠雕成伏首之龙，钩嘴、臣字目，身饰双阴线的卷云纹、鳞纹和羽纹，垂尾收足，璜的两端收为榫形。头顶、嘴和榫部各有钻孔，可穿绳佩戴。此璜两面纹饰相同。该器物将龙和凤的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集透雕、阴线刻、钻孔为一体，使整体造型自然流畅，是商周时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佳品，对研究商周时期的玉雕工艺和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骨排箫，1997年出土于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禽类腿骨制成，由13根长短次第的骨管排列组成，骨管的粗细略有差异。最长的一根骨管长32.7厘米，最短的长11.8厘米，这件排箫距今3000多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排箫实物。 殷墟甲骨文中曾有排箫之字，长子口墓骨排箫的出土，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同时也填补了商代排箫的实物空白。这件骨排箫编管规范、选材精细、制作精良，足以说明当时排箫这种乐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之高和使用之广，应是当时该地域的主要旋律乐器。而且一组4件的同时出土，对研究商末周初的吹管乐器编列、律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依据。
玉柄铁剑
虢国玉柄铁剑是我国出土的最早冶炼铁，距今2800年。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虢季墓），剑长20厘米，茎长13厘米，属西周晚期器物，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中华第一剑”。
玉柄铁剑
西周晚期
身长20cm、茎长13cm
出土时间 1990年
出土地点 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
距今2800年，打破了秦国铜柄铁剑2600年的中国最古老冶炼铁器记录。把中国铁器冶炼推进了200年。
虢季墓是“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当选理由是：“虢季墓……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 、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玉柄铜芯铁剑（即玉柄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七璜组玉佩
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三门峡发现了西周晚期等级较高的虢国墓——M2001号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为虢国的君主，名为虢季。在出土的3000多件随葬品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七璜组玉佩，它通长约126厘米，由七个由小到大依次递增的玉璜，间以左右对称双排两行的红玛瑙珠、料珠等串联而成。璜上饰有夔龙纹，玉佩上部与玉项饰连为一体，玉项饰由串管、红玛瑙珠及最上部的玉龙纹饰组成。据研究，大型组玉佩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西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治，大力强化宗法礼制，将用玉等级化、礼制化，由此形成了西周佩玉文化的特色。它的使用范围有可能仅限于公、侯等诸侯国国君及其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是身份、等级的标志之一。西周晚期的三门峡虢国墓地中曾出土大量的组玉佩与玉串饰，这件七璜组玉佩为虢国国君所有，出土时置于死者颈部至膝下，是人体主要佩饰，它选料讲究，工艺精湛，为研究西周的佩玉制度提供了实证。
镇馆之宝-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
主展馆-1F-第四展厅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在2003年我国发行的邮票《东周青铜器》中，有一件青铜器赫然位列一套七枚之首，它就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莲鹤方壶!莲鹤方壶，1923年出土于新郑郑国国君大墓。通高117厘米，重64.28公斤。壶身为椭方形，颈部两侧装饰了两条回首观望的龙形怪兽构成双耳，腹部四周四条翼龙仿佛正在缓缓向上爬行，底部两只张口吐舌、侧首回望的卷尾兽，似乎正在倾其全力承托器身。最精彩的还是上层盖顶怒放的双层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 《诗经》中有“清酒百壶”的记载。作为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壶常在宗庙祭祀、宴享宾客等重大活动中使用。莲鹤方壶体积高大，装饰华美，并非是普通的盛酒之器，很可能是郑国国君的陈设品，是主人地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垂鳞纹铜升鼎，春秋晚期青铜器，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一号楚墓，鼎高63厘米。该鼎敞口，平折沿，沿上有外撇的立耳一对，束腰，平底，三蹄足。两耳饰浮雕蟠螭纹，口沿外侧饰浮雕蟠螭纹带一周，沿下饰蟠虺(音同毁)纹带一周，上腰有绹索纹一周，腰下部饰浮雕垂鳞纹。在腰部和口沿之间等距分布有六个曲身卷尾，附壁攀沿的浮雕怪兽。鼎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主要器类，形状主要有圆鼎、方鼎和分档鼎(也叫鬲(音同力)鼎)三种。圆鼎在整个青铜时代都在使用，方鼎和分档鼎则流行于商代到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消失。鼎用来煮肉，也用来盛肉，是兼有饪、食两种功能的器具。煮肉时多将牲体分割成数大块或整体烹煮，这种鼎称为镬(音同获)鼎(简称镬)；将煮熟的牲肉用匕盛出，置于另外的鼎中，陈于席前，这种鼎叫升鼎(又称正鼎)；升鼎之外，加馔 (音同转)用鼎称为羞鼎(又称陪鼎)。这三种鼎只是功用有别，形状没有区分。我们之所以将这件铜鼎称为升鼎，是因为与其形状近似的王子午鼎铭文中自称为鼎升。(鼎升为一字，左右结构)该鼎的墓主人是孟腾姬，滕国女子，远嫁于楚，成为楚康王时期令尹王子午的夫人。滕国在今天的山东省滕县一带。
“黄君孟”铜鼎
主展馆-1F-第四展厅 逐鹿中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黄君孟”铜鼎为春秋文物，1983年出土于河南光山县城北侧宝相寺附近的黄君孟夫妇墓中，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并结合传世文献推断，这座墓葬的年代在春秋早期晚段。“黄君孟”铜鼎高27厘米，口径29.5厘米，腹径28.4厘米。敞口，平折沿，沿上有立耳一对，微束颈，鼓腹，圜底，下有三条蹄状足。腹部有一周凸棱，棱与口沿间有铭文一行十四字：“黄君孟自作行器 子孙则永宝宝”。“黄”指黄国，“君”意为国君，“孟”是黄国国君的名字，“行器”指国君出行所用器物，《左传·昭公元年》有“具行器矣”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黄国国君孟所造行器，希望自己的子孙得到庇佑”。 黄国是东周时期的一个小诸侯国，传世文献记载不多。春秋初年周王室权力衰落，南方楚国势力急剧膨胀，位于江淮流域的黄国成了周王室抵御楚国势力北犯的屏障。公元前704年，黄国与同在江淮流域的随国共同抵制了楚国发起的会盟。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楚国势力的进一步壮大，黄国于公元前648年被楚所灭。这件铜鼎向我们展示了两千六百多年前黄国的文化风貌。
楚简
主展馆-1F-第四展厅 逐鹿中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诗句中的“汗青”其实是指在古代制作竹简时为了便于书写和防止虫蛀，以火烤使青竹出汗的工序。在诗中成了竹简的代名词，用来借指史册。竹简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化传播媒体。您面前的就是一组记录着2400多年前历史信息的珍贵竹简——新蔡葛陵楚简。这组楚简为战国时期文物，1994年出土于河南新蔡葛陵故城楚墓，共出土竹简1500余枚，文字数量达8000多个，墓主是楚国重要的封君平夜君成。竹简文字属于篆体，书写流畅，章法自由，字形趋扁且向右上倾斜，部分笔画已有隶书蚕头燕尾之风，带有“笔隶体篆”的特点，是考证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简文内容大体可分为“祭祷”和“遣策”两大类，其中“祭祷”类楚简为首次发现。在祝祷文中还记载了楚族由中原南迁的过程，对研究楚族的起源、楚先祖的世系以及楚族迁徙具有重要的证史与补史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时间上看，葛陵楚简属于战国早、中期之交，弥补了楚简在时代上的缺环。从地域上看，葛陵楚简出土于淮河流域，对研究楚国腹地和东部疆土之间在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差异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非留竹简，方寸付苍天。”葛陵楚简为我们对楚国的历史、礼制、历法、葬俗、书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信息，用文字见证了春秋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
鸟兽纹贯耳铜壶是战国时期的一件文物，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河南汲县（今卫辉）出土。
壶体呈椭方形。上有盖，束颈，鼓腹，两侧有兽首贯耳，可穿带提携，耳下有浮雕双虎，张口对尾。器身以夔纹衬地，腹上部前后各饰浮雕兽面两个，中部为浮雕凤、虎、鹿等，四角及腹下部饰凸起的绳纹。盖面饰夔纹，四角各饰一浮雕蛙纹。所饰动物塑造得颇具灵气，栩栩如生。
青铜羽纹扁壶
战国
高34.3厘米，口径12.5厘米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
从中原地区青铜器发展序列来看，战国时期铜壶的基本形制多为圆壶和方壶。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这件羽纹扁壶，其造型独特，与游牧民族青铜器有相似之处。
石圭盟书
主展馆-1F-第四展厅 逐鹿中原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春秋时期，周王室没落，公室衰微，出现了“政在家门”、卿大夫专权的政治局面，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加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盟书又称载书，是古代为了某些重要事件而举行集会制订公约、对天盟誓的辞文。一般一式两份，一份藏在盟府，用于制约参盟各方；一份埋在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焦作温县西张计村附近发掘了一处春秋盟誓遗址，出土石圭万余件。完整的石圭近于等腰三角形，均呈薄片状。盟书文字为毛笔墨书，字体风格迥异，明显出于多人手笔。盟辞的行文方式一般是自上而下，由右及左。盟书大意为：“圭上有命，从今以后，某不敢不心悦诚服地忠心服侍主君，如果敢参与乱臣一伙，伟大的晋国先公在天之灵，仔细审察你，灭亡你的氏族。”经研究，石圭盟书的年代应当是在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前后，这一盟誓举行之时，韩、赵、魏三家尚未分晋，晋公表面上仍保持着权威，主盟人很可能就是晋国六卿中的韩氏宗主韩简子。目前，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东周盟书的只有河南温县与山西侯马这两地。温县盟誓遗址的发掘，丰富了人们对春秋时期盛行的盟誓制度的认识，为研究东周历史和古文字、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四神云气图壁画
武则天金简
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瓷瓶
主展馆-3F-第十展厅 东京梦华
(公元960年~1368年）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周杰伦《青花瓷》里这句耳熟能详的歌词中，天青色其实描绘并不是青花瓷，而是汝瓷。传说，宋徽宗赵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回味无穷，下旨给烧瓷匠人：“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于是乎，在工匠们的不懈努力下，才有了汝瓷这般颜色。这件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宋代文物，1987年出土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古代汝州)汝官窑遗址。它高19.5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8.2厘米。侈口，长颈，腹圆鼓，圈足。通体施天蓝釉，足端露胎。腹部刻有花叶纹，整器布满开片。“天下名瓷，汝窑为魁。”在北宋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中，河南不但独占其三，而且汝窑位居魁首。因汝瓷稀少，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李苦禅先生曾言“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尽美也”。在民间，更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件)”之说。传世汝官瓷，不足百件，且多为传世品，发掘器物极少。这件汝官窑完整器的出土，给全世界汝官窑传世器物的研究提供了标本。关于汝瓷的颜色，有文献记载：“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在汝官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它是唯一一件完整的天蓝釉器物，而且是极为少见的刻花作品，其稀世程度，可见一斑。它也是出土汝官窑瓷器中品相最好的一件，不愧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也是中国的稀世珍宝。
云纹铜禁
主展馆-4F-中原楚国青铜艺术
云纹铜禁，春秋文物。长131厘米，宽68厘米，高28厘米，重95千克，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铜禁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战国以后基本消失，是贵族祭祀、宴飨(音同享)时摆放酒器的几案。这件铜禁主体是透雕云纹，错综复杂，有玲珑剔透之感。禁体上部四周攀附12条龙形怪兽，它们凹腰卷尾，探首吐舌，面向禁中心，似拱卫铜禁，又似欲吞禁面美酒。禁体下部俯卧12只虎形怪兽，头饰高冠，张口咋舌，似不堪重负，气喘吁吁，又似垂涎美酒。奇特的构思，瑰丽的纹饰，彰显着神秘浪漫的楚风神韵。如此华美的几案，为何取名“禁”呢?禁者，忌也。商代贵族嗜酒成风，周王认为商灭亡的原因在于嗜酒无度，为维护统治，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规定王公诸侯非祭祀不准饮酒，民众聚饮处死。将摆放酒器的几案取名禁，其目的不言而喻。
云纹铜禁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失蜡法是我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之一，《唐会要》中有使用蜡模铸造开元通宝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使用失蜡法最早的文献。云纹铜禁的出土证明春秋中晚期中原地区失蜡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的云纹铜禁残破不堪，在没有任何修复案例可以参考的环境下，河南博物院文物修复工作者开始了艰苦的修复研究工作。没有合适的工具，自己打制，遇到技术难题，钻研、探索。清理断渣、分步整形、逐个补配。经过26道修复工序，历时两年11个月，最终将这件精巧绝伦、工艺复杂的云纹铜禁还原并呈现给世人，创造了中国文物修复史上的奇迹。2500年前，中原先民铸造了云纹铜禁。2500年后，中原文物修复工作者还原了云纹铜禁。您看到的这件国宝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彰显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大国工匠精神。
“王子午”鼎
主展馆-4F-中原楚国青铜艺术
“王子午”鼎为春秋文物，出土于淅川下寺2号墓，一共7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淅川县博物馆。铜鼎为圆形，浅腹束腰，束腰的部位有一周半圆形的腰箍，口沿部还攀附着六条勾头翘尾的怪兽，正在向鼎内探视。同时出土的还有配套取食的铜匕。鼎内铸有14行86字长篇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王子午施德政于民的业绩，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流畅押韵，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左传》记载，王子午又名“子庚”，乃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在楚共王时出任司马，是楚国的军事长官，曾经指挥对吴国的庸浦之战，大败吴师。楚康王时又担任楚国令尹，官职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在当时的楚国战功卓著，声名显赫，是楚国的高级贵族。王子午鼎在造型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极度夸张的轮廓线条，频繁地使用斜形、弧形线条的组合，以求得造型和空间上的变化。鼎耳呈弧线外撇，宛如一只大鹏奋飞的双翅，与中国传统建筑中四角上翘的飞檐有异曲同工之妙；腹部向内收缩，形成一个明显的腰形结构，令人不禁联想起“楚王好细腰”的名句；鼎足的外侧则使用内凹的弧形线条，造成鼎足向内收敛的视觉效果，使整体轮廓有“一波三折”之感。
龙耳虎足方壶
主展馆-4F-中原楚国青铜艺术
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原始社会就已出现了陶制酒器，商代贵族嗜酒成风。到了周代虽然推行禁止饮酒的政令，可王室贵族却无法抗拒美酒的甘醇，酒的文化不断发展。《诗经》中有“清酒百壶”的记载。铜壶在商代就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更为盛行。作为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壶是青铜礼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常常在宗庙祭祀、享宴宾客等重大活动中使用。这件龙耳虎足方壶为春秋文物，河南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作为古代盛酒器，龙耳方壶造型高大稳健，具有中原地区青铜器所特有的厚重大气的艺术风格。铜壶口沿上装饰花冠，透雕精美的蟠虺(音同毁)纹，壶颈两侧用龙形怪兽做成双耳，底部有两只虎形走兽承托器身。通体除腹部为素面外，其它部位均装饰大片的蕉叶纹和细密的蟠虺纹。铜壶整体造型魁伟气派，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突破了商周时期以粗线条装饰的狰狞恐怖的兽面纹格局，用一种更加轻松自由的形式取而代之。龙、虎形象生动怪异，耳部的双龙曲身卷尾、回首张望；足下两虎卷唇咋舌、表情传神，使庄严的器形蕴涵着动态美和旋律感。龙耳虎足方壶和早年出土的莲鹤方壶相比，虽是一南一北、一楚一郑，但却相映成辉、各具千秋，堪称是春秋时期青铜方壶中的旷世杰作。
神兽
主展馆-4F-中原楚国青铜艺术
神兽，春秋文物，高48厘米，长47厘米，宽27厘米，1990年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共出两件，形制基本相同。神兽造型十分怪异：龙首、虎身、龟足、蛇尾，张口吐舌，正侧首凝视，表情神秘。龙首上六条龙形小兽盘绕向上，巧妙地构成了神兽的触角，背部曲形架上站立一条龙形怪兽。龙凤纹饰遍布全身，以翠绿色的孔雀石镶嵌而成。楚国匠人用高超娴熟的青铜分铸方法，分别浇铸完成插座、怪兽、龙头等附件，使其能从神兽主体造型上随意拆下，又能重新组合起来，且不露丝毫痕迹。通体镶嵌的孔雀石，更是让整个器物显得碧绿华贵。对于神兽的用途，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从出土位置和造型分析，可能是悬鼓用的鼓架，也有可能是编磬架。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思想的怪异、神秘甚至是荒诞不经，通过这件神兽表现的淋漓尽致，呈现给我们神话般的浪漫与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