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内蒙古博物院，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丰富的馆藏和独特的展览，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内蒙古的千年沧桑，领略独特的旅游文化。
内蒙古博物院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原名“内蒙古博物馆”，1957年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而创办。2007年博物馆搬迁至现址，并正式更名为“内蒙古博物院”。这是一座集草原文化、历史文物、民族风情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院。新的场馆展厅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馆外广场上陈设有国务院向自治区赠送的“民族团结宝鼎”。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的上午9:00至下午5点，周一闭馆。实行免费预约制度，可以通过博物院公众号进行预约。请务必携带身份证以便入馆。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文物总数超过15万件，其中珍贵文物5600余件（套），国家一级文物650件（套）。其拥有丰厚的古生物化石、现生生物、历史文物、民族文物等资源优势，以“草原文化”为主题思想贯穿全部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形成“草原文化系列展览”，分布于博物院三个楼层的展厅。其中，二层的展厅分别为远古世界、亮丽内蒙古、飞天神舟、融合之路和数字展厅；三层的展厅为解放之路、北疆桦歌、交融汇聚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四层展厅为大辽契丹、边关岁月、文明曙光、廉政教育。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暑假期间，来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很多，而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所以进入博物馆，自助租好讲解器后直奔四层，从上往下看，避开人群。
契丹自916年建国，至1125年为女真金所灭，存续了20余年，是当时草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使者”，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陈列分为“契丹肇兴”“开放交融”“事死如生”“消亡之谜”4 个单元，讲述了契丹族从起源到消亡的历史与其创造的辽文化。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一，发端于现今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是鲜卑宇文部的后裔。北魏时期见著于史秉，并形成古八部联盟。隋唐时期势力强盛，五代时期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史称辽太祖，国号“契丹”。辽圣宗时期，改国号为“大辽”。终辽一代，“契丹”和“大辽”两个国号并用。契丹建国后，立国二百余年，先后灭亡后唐、后晋，吞并燕云，与北宋签订“湾渊之盟”，达到鼎盛。契丹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政策，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十二世纪初期，契丹政治衰微，宗教倾轧，国力日衰落。发迹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迅速崛起，于公元1115年建立金国，最终成为契丹的掘墓人。公元1125年，大辽国为金朝所灭，契丹逐渐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
契丹辽朝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在坚守游牧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汲取农耕文化、异域文化的精髓，创造了多元一体的辽文化。这种多元汇聚性，在陶瓷器、金银器、纺织品、玉石器级绘画艺术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辽代的马具制作是鞍马文化发展到辉煌的阶段。宋代《袖中锦》中记载：“定瓷、端砚、蜀锦、契丹鞍，并称天下第一。”
辽代上承李唐，下启金元，中交北宋，礼法中原，南北交融，兼通西域，呈现出“胡汉和谐建中华，兼容并蓄一枝花”的态势，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
骨鸣镝，“鸣”为响声，“镝”为箭头，“鸣镝”就是射出时箭头能发出响声的箭。据《史记》记载，鸣镝是匈奴单于冒顿所创的一种武器，具有攻击和报警的作用，一直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沿用。
黄绿釉鹦鹉形提梁壶，鹦鹉立于喇叭形座之上，背襄阳有提梁及注口，鹦鹉喙为流，腹中空，全身羽毛刻划细致。鹦鹉的喙、前胸、爪上黄色釉，其余均挂深绿色釉。此壶造型富于写实特点，形象栩栩如生。
四时捺钵表。
契丹居无定所，四时转徒。“捺钵”为契丹语音译，意为“行营”“行宫”。“四时捺钵”，主要是指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包括狩猎、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国事、处理政务、外交活动等内容。“春水秋山、冬夏捺钵”的捺钵制度，既是契丹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辽政权历史的一个缩影。
玻璃高足杯，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庆州白塔模型
原名“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城内。此塔修建于辽兴宗（1031-1055年在位）时期，用时两年半，是保存较好的辽代佛塔之一。塔身呈八角七级空心楼阁式，高74米。此模型按1：28比例复制。1989年对白塔进行修复时，在天宫内发现了经卷、经咒、佛舍得、银塔等文物。
唐宋时期，中原地区已形成完备的丧葬制度。契丹早期并无坟冢的概念，更未形成系统的礼仪制度。在辽政权建立前后，随着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日益密切，契丹人学习、吸纳了汉唐以来的丧葬文化，开始实行土葬，盛行厚葬观念，还结合本民族的传统，逐渐形成了一套系列而又特殊的丧葬制度。
祖州石室
石室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代祖州城的内城北部，俗称“石房子”，用七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支盖而成，是契丹族特有的一种祭奠性建筑，也是现今唯一保存下来的辽代石室。石室坐西朝东，高3.5米、宽4.8米、长6.7米。此场景按1：1.34的比例复原。
黄金覆面
该覆面由薄金片捶击而成，出土时盖于公主面部，呈半浮雕形，面部安详、平静、端庄。面具边缘一周有33个小孔，用细银沿着面具周边穿孔与头部连缀起来。作为殡葬服饰的组成部分，此覆面是死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辽代等级观念在葬俗中的反映。
彩绘木棺及棺座。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彩棺以红、黑两色为主色，雕刻有仙鹤、凤、缠枝牡丹和祥云等图案，多处贴金。棺木置于须弥座状的棺床之上。棺床由8层组成，上部有镂空的栏杆，栏杆上蹲六只铜狮子，栏杆下悬挂有上下两排铜铃，中间部位有四只两两相对的描金凤。虽然无法从墓志中明确解读墓主人的身份，但是彩棺上贴金之凤暗示着墓主人显赫的社会地位。
辽政权后期，皇室贵州相互倾轧，吏治腐败加剧，尤其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即位后，痴迷于游猎玩乐，荒废朝政，使其迅衰落。在金朝和北宋的联合围攻之下，辽政权于公元1125年灭亡。此前，耶律大石率领余部北上、西出，在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史称“哈喇契丹”，存续90余年，至公元1218年为蒙古西征军所灭。余众又在西亚建立“起儿漫”王朝，史称“后西辽”，后被旭烈兀汗国所灭。契丹后裔到底流向何方，学界多有猜测，尚无定论。
女真崛起。女真原为辽政权藩属，首领完颜阿骨打在统一女真诸部后，于公元1115年在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金。金政历经120年，鼎盛时期统治疆域辽阔，包括今天的淮河北部、秦岭东北大部分地区和罗斯的远东地区。金政权建立后，与北宋定“海上之盟”向辽宣战，公元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公元1234年，金政权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之下灭亡。
公元6-12世纪，辽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古代北方诸民族长期对抗纷争的无序状态，将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形成有机结合。中原传统的礼仪典章制度的实施，城市的兴建，农业经济的普及，儒学文化的影响，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发展。而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边疆的稳固与发展，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有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展览汇聚了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自春秋战国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精美文物，展示这一时期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再现了以中原农耕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和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升华的历史，展示了他们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做的贡献。
第一单元“城彼朔方（春秋战国时期）”展现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东胡、匈奴和此时中原诸侯国中史称“战国七雄”中的燕、赵、秦三国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设立的一些郡县城，成为草原上最早的城市，当时的屯垦戍边、移民实边政策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也为秦汉时期内蒙古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鹰顶金冠饰（内蒙古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鹰顶金冠饰由雄鹰站立的半球形顶和三段冠带组成，除雄鹰头及颈部由松石穿成可以活动外，均为金质。半球体刻有四组狼吃羊的纹样，冠带榫卯而成，接头处均刻有卧虎形象。整个冠饰组成雄鹰俯瞰狼吃羊的生动画面，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艺术风格。此件冠饰为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胡冠”标本，为研究当时活动于此的匈奴部落社会阶级构成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椭方形青铜鍑
椭方形腹，高圈足，半圆形双耳，耳上有圆形凸起。鍑是西周到北朝时期北方草原特有的一种青铜容器，便于草原游牧民族迁徙时携带及炊食。以青铜质地为主，少量铁质及陶质。
青铜当卢
当卢是古代系于马头部的饰件，起到装饰和保护马面的作用，这件当卢与一般单件小片的当卢不同，器型较大，呈上宽下窄的形状，可整个覆盖于马眼至马鼻之间的部分。当卢之上还浮雕有涡纹、三角纹等纹饰。
第二单元“长城万里（秦代）”主要展现距今2200年前的秦时期，秦朝建立后对内蒙古地区的管辖及匈奴雄起至衰落的历史概貌。公元前221年，秦国吞并六国，完成中原统一，秦朝建立后，匈奴仍南隔战国长城与秦抗衡。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北击匈奴，把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地区纳主秦朝版图。秦朝在这一地区筑长城、置郡县、修筑道路、迁徙人口、发展农业，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和开发。受到秦朝重创的匈奴北退700余里，转牧于阴山以北地区。数年后，随着秦朝的衰败，边塞的废弛，匈奴又渡过黄河，重新占据今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河南地”。
秦代车舆。
内蒙古博物院藏一批青铜车马饰，经科学研究分析和器物学比对，这批青铜车马饰件是战国晚期至秦代贵族车舆上的装饰件。现参照考古资料复原秦代车舆一乘，此车属礼仪性质，并非实用，车体及髹漆装饰为中原传统风格，而车身上的装饰件则充满北方草原地带的特征，当属这一时期活跃于今内蒙古查西部、甘肃大部地区的西戎部落。
青铜车马器
战国秦汉时期，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场上和社会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青铜车马器在以木质结构为主的车框架中起到保护、装饰等作用。车 等用以保护轴端头；方形、圆形、三角形等饰片用来装饰车轮体。此批车饰件的发现，为复原当时车辆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三单元“阴山障塞（汉时期）”主要展现距今约2200至1800年前的两汉时期，内蒙古地区汉治辖及匈奴雄起至衰落的历史概貌。
两汉时期，称雄于蒙古高原的北方游牧部族主要是匈奴和鲜卑，乌桓也在该地区留下了其历史足迹，他们与汉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汉初年，采取“和亲”政策，到武帝时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国力大增，于是开始北征匈奴，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边郡的管理，西汉时期修筑内外长城，阴山南北遍筑障塞，增设郡县，迁徙人口，发展农业，对这一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龙首青铜灶
器物为灶、烟筒、釜、甑分制组合而成。灶呈船头形，正面为长方形灶门。灶面上附三釜，一大二小，大釜上有甑，釜均为敛口，折腹，圜底。灶两侧各饰首衔环纹，平底下附四个相互对称的兽蹄足。后插烟筒，系昂首嘶吼的龙头造型。灶是中原定居民族生活必需品，在内蒙古长城地带的汉墓中，多作为冥器出现。这件铜灶是内蒙古地区迄今发现个体最大最完整的一件。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八拜乡格尔吐。
青铜钫
整体呈方口四曲棱形，口部略敞，直颈，方腹外鼓，平底，方圈足向上收分呈梯形，腹部两侧各饰兽面纹铺首衔环。钫，即方壶，古代的一种储酒器具。该类器物主要流行于战国末期至汉代。
青铜锺
锺小口微外侈，束颈，溜肩，鼓腹，圆圈足，平底。口、肩、腹部各装饰一周宽带纹，上腹两侧铸出对称兽面纹铺首衔环。《说文解字•金部》载“锺，酒器也。”此类器物盛行于汉代，多用于盛洒浆或粮食，与壶同形异名，兼作容量单位使用。本器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
镶宝石金冠饰
主体由一根圆形金条围合而成，搭接处用金丝缠绕加箍，周围用金叶、金丝、金片等编织成树枝及花卉状，上面镶嵌各色宝石，整体成花环状。镶宝石金冠饰造型独特，工艺繁复精湛。当为中亚地区文物，受到公元二世纪希腊化影响，此件文物的发现，表现了当时北方游牧民族通过草原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草原丝绸之路肇兴的见证物。
第四单元“敕勒长歌（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内蒙古地区以鲜卑族为主的多民族发展历史概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来活跃在敕勒川地区的匈奴、乌桓等北方游牧部族，多已迁入中原，鲜卑则分化出许多部落，并且各部日益活跃，成为蒙古高原较为强盛的部族。鲜卑等北方部族效仿中原政权先后建立多个地方性割据政权，相互兼并，最后，崛起于内蒙古东北部的鲜卑拓跋部，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政权，鲜卑族南迁进入中原，迅速汉化。
舞乐陶俑，北魏，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大学路
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线路图
从战国至魏晋南北朝的一千余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走向大一统、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极大地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其具体表现主要在文化和社会习俗层面。所谓“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正是形成魏晋南北朝文化异彩纷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内迁诸少数民族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基因移植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又为唐代的文化繁荣准备了肥壤活土。魏晋南北朝文化融合中外，会通南北，承上启下，推陈出新，成就辉煌，影响深远。
陈列主题思想定位为“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内蒙古地区60年来发掘出土文物及其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地区史前时代、青铜时代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展示内蒙古地区悠久灿烂的史前文明。
陈列分为“开天辟地”、“满天星斗”、“钟鸣鼎食”三个板块，分别展示内蒙古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不同特征。内蒙古地区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和金斯太遗址等。这些遗址从距今50多万年跨越到距今约1万年，反映出人类从“直立人”到“智人”的发展历程。
旧石器时代的内蒙古地区，森林茂密，河湖遍布，水草丰美，动植物资源丰富。原始人类在这里使用打制石器，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过着原始群居的生活。迄今为止，从山前坡地到河流阶地，从广阔草原到深邃洞穴，内蒙古地区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和金斯太遗址等。这些遗址从距今50多万年跨越到距今约1万年，石器制作技术从早期的石核、石片技术发展到晚期的石叶、细石叶技术，代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不同阶段，反映出人类从“直立人”到“智人”的发展历程。
大窑遗址，距今约50万--1万年，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保合少镇大窑村南，涵盖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三个阶段。其早期晚段、中期分布在四道沟地点下层，晚期分布在四道沟地点上层和二道沟地点。其中，旧石器时代晚期二道沟地点被命名为“大窑文化”。
大窑遗址地处优质燧石原料产地，吸引古人长期在此采集石料、预制石核、打制石片和加工石器，是国内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一处石器制造场。作为我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将内蒙古地区的古人类活动年代推溯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
大窑遗址四道沟地层剖面
0米-2.7米，主要包括1层至3层，约4万年，气候相对偏干凉。
2.7米-5.5米，主要包括4层至5层，约4万至8万年，温带疏林草原，局部有针叶林。
5.5米-11.3米，主要包括6层至10层，约8万至28万年，暖温带针叶、阔叶林。
11.3米-15.2米，主要包括11层至12层，约28万年至41万年，气候较温和湿润，为温带疏林草原。
15.2米-16.2米，主要为13层，约41万至50万年，半干旱草原气候。
大窑四道沟地点下部遗存与举世闻名的中国周口店“北京人”共处同一时代，但地理位置更北，表明当时的古人类已具有在更广阔区域生存发展的能力。
凹刃刮削器，旧石器时代，呼和浩特市大窑遗址出土。
萨拉乌苏遗址距今约6-3.7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大沟湾萨拉乌苏河两岸，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这里发现的“河套人”化石，属于晚期智人，体质已接近现代人。萨拉乌苏遗址以细小石制品为典型特征，以范家沟湾为代表。遗址中的烧骨、炭屑和具有人工痕迹的兽骨，说明“河套人”能够适应当时气候温暖、湖泊遍布、灌草丛生的自然环境，并从事渔猎活动，吃熟食，他们是出色的猎人。
动物烧骨化石。旧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遗址出土。
金斯太遗址距今约4.7万年至商周时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心旗阿拉坦合力苏木东海尔汗山，是洞穴遗址。洞口最宽16米，深24米，最窄4米。遗址上层为商周时期，下层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石制品整体表现出从小石器工业到细石叶工业的转化过程。金斯太遗址对于研究现代人类起源以及东、西方石器技术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作用。
小型石器，旧石器时代，锡林郭勒盟金斯太遗址出土。
三龙洞遗址年代最早为距今约5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苏木北部的三龙山上。出土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断块等，石器类型以厚石片加工的尖状器和陡刃刮削器最具代表。
刮削器，旧石器时代，赤峰市三龙洞遗址出土。
乌兰木伦遗址距今约7-3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岸。石器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锥、钻具、雕刻器、盘状器、石锤等，形体普遍较小，为小型石片工业组合。出土动物中以披毛犀牛数量最多，其次是普氏野马和河套大角鹿等。遗址中发现碳屑、烧骨等人类用火遗迹。
凹刃刮削器，旧石器时代，鄂尔多斯乌兰沐伦遗址出土。
距今约8400年至7000年前的裕民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6800年至6000年前，以制作和使用彩陶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人群，分别沿黄河和桑干河北上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逐步形成了仰韶文化鲁家坡和石虎山类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传承于仰韶文化，号称“史前移民浪潮”。距今5800年左右，内蒙古东南部的红山文化因素影响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特征的庙子沟文化。距今4500年左右，在庙子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老虎山文化。之后，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其经济形态逐步向草原畜牧、游牧方向发展。
细绳纹小口尖底红陶瓶
新石器时代，呼和浩特市白泥窑子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双唇扁杯口，下腹缓慢收窄，底部呈尖状，表面拍细绳纹。这是仰韶文化最为典型的器类之一。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其范围北部越过西拉木伦河，南界西段逾过燕山以南到达华北平原，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分布最为密集。
红山文化居民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建筑、制陶、玉雕、泥塑等手工业部门兴起，专业分工更细化。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用玉制度，文明的曙光逐渐显露。
小口红陶罐，新石器时代，赤峰市红山出土。
哈克文化距今约7000-4000年，同类文化遗存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广为分布，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海拉尔区哈克遗址为典型代表，是比较独特的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哈克遗址出土大量利用细石叶制成的精美石镞、石钻和石刃。显示出其细石器工艺发展至成熟阶段。哈克文化处于人类由狩猎、渔猎向游牧业的过渡时期，人类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玉斧，新石器时代，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出土。
赵宝沟文化距今约7200-6400年，主要分布在北起西拉木伦河流域，向南越过燕山到达滦河下游地区，西始大兴安岭，东到医巫闾山和渤海西岸。该文化在继承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总体是以使用石耜、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农业文化。
神兽纹灰陶尊
新石器时代，赤峰市南台地遗址出土。陶尊腹部阴刻网络地纹及抽象化的动物图案，依稀可辨两组鹿首、鸟身、鱼尾的动物，可能展示出代表不同部落的动物图腾聚合、交错的状态。这是赵宝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不同遗址出土了多件类似器物。它们可能是祭祀使用的礼器，反映了当时先民复杂、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原始宗教思想观念。
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7400年，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分布范围遍布西辽河流域，并向南越过燕山，向西扩展到河北省北部。该文化继承了小河西文化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处于农耕兴起的初始阶段，而渔猎经济仍占较大比重。
兴隆洼文化聚落一般选择在靠近河川或溪流的坡冈上，西拉木伦河以北、大凌河东支的上游一带以及滦河下游附近的大型聚落规模可观。聚落中的房址均组成若干排列，每排房址基本一字排开。兴隆洼文化还出现了具有环壕的大型聚落。兴隆洼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兴隆洼文化玦等玉器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玉器，体现了石玉制作技术的提高，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有别于不佩带玉器的人，反映了社会崇礼意识的提升。
石雕人像，新石器时代，赤峰市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石雕孕妇形象，有“女神像”之称。颅顶尖削，前额突出，双眼深陷，鼻翼较宽，颧骨丰隆，吻部略突，双臂下垂，腹部微微隆起，做弓身蹲踞状。下部加工成楔形，以供固定。以女神雕像为内容的祭祀活动，在西拉伦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表现出原始氏族社会对祖先的崇拜。
篦点纹筒形罐，新石器时代，赤峰市兴隆洼遗址出土。筒形罐是兴隆洼文化陶器中发现最多的器物，用作炊器、水器或储藏用具等。它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延续使用时间长达4000年，影响范围从辽河流域向西一直扩展到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器物类型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东北亚地区陶器类型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内蒙古东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经济取代狩猎--采集经济，并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分离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一时期，东部区遗址分布密集，原始宗教一脉相承，逐渐形成了以“龙”为代表的图腾聚化形象，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都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
玉猪龙。新时器时代。身体卷曲呈玦形，首尾相连或分开。头部较大，双耳竖立，多呈圆弧或圆尖状，双目圆睁，吻部前凸，嘴部微张。颈部偏上部位有1个圆孔。依据器形差异，分为二型。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内蒙古地区，与中华大地众多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已经先行步入了文明进程，并成为中化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经历了一个由高温湿润向低温干冷的渐变过程，导致农耕文明衰落和原始畜牧业兴起。青铜器的使用，方国、城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本地区进入文明阶段。距今3000年左右的西周晚期，大范围的游牧活动开始出现，畜牧业所占经济结构的比例日益增强。从此，内蒙古地区人类文明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内蒙古东部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是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早期青铜器，说明当地人类开始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北方民族步入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上层文化经济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以畜牧业为主。他们与周边文化交流广泛，进入青铜文明的兴盛时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约为距今4000-3500年，相当于从夏代早期到商代早、中期之交，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组织和防御设施完备，出现了中国北方最早的原始城市，在我国早期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嵌彩绘陶鬲
青铜时代，赤峰市大甸子遗址出土。泥质黑陶，平口，卷沿，深腹，三袋形空足，柱状实心足尖。腹部用红、白两色绘云雷纹，足施以黑彩。陶鬲唇沿嵌八枚白色海贝。海贝在当时作为货币使用，象征财富和地位。
立人柄青铜短剑
青铜时代，赤峰市南山根遗址出土。剑柄为男女祼体相背立人像，剑身呈曲刃柳叶形。据推测，这把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的男女人物形象，被早期北方民族寄予了超自然的神威，奉为崇拜和祭祀对象。锋利的短剑，不但代表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精神力量，而且承载着人们意欲获得先祖庇佑的美好期望。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与中原几乎相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晚期、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西岔文化出土了大批典型的中期北方系青铜器。生活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北方民族展示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同时吸收中原及周边青铜文化因素，开始步入青铜文明时代。其所创造的青铜文明为探寻早期北方民族游牧文化的产生提供了重要依据。
朱开沟文化时代大约相当于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至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朱开沟遗址而得名，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域。朱开沟文化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向半农半牧发展，为本地区的后续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首青铜短剑
青铜时代，鄂尔多斯市朱开沟遗址出土。剑身近似柳叶形，厚脊，双面刃，直柄，柄部缠绕麻绳。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与北方草原、中原殷商至周初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西岔文化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得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西岔遗址。西岔文化吸收了朱开沟文化的因素，并受到中原、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其经历了从畜牧业到游牧业的转化，对北方戎、狄等游牧文化的形成，也产生重要影响。
铃首曲柄青铜短剑。青铜时代。
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于壮大的历史进程。其中，作为中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古人类石器制作场大窑遗址，将内蒙古地区人类的历史提升到了50万年。新石器时代，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内蒙古东部区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为代表，从平行发展到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从而绽放出中华文明的曙光。到了青铜时代，内蒙古东部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北方国家早期形态“方国”的出现。此后，内蒙古地区经历了激荡交融的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秦汉一统的繁荣发展时期。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省以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地，并在呼伦贝尔市设有各自的民族自治旗，也是全国仅有的3个民族自治旗。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是勤劳智慧，开拓进取的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并在长期的狩猎、农耕及游牧生产生活中，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成为祖国民族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展厅通过展示清代以来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的文物，展现他们在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风貌，重点突出三个少数民族以狩猎和捕鱼为特征的生产生活，展示其独具特色的风尚礼俗。他们在开发建设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在保持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基础上，又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这对各民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积极作用。
关于达斡尔族的历史记载始于17世纪中叶。清代、达斡尔族英勇抗击沙俄的侵略，角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北部边陲，表现了他们英勇无畏的民族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达斡尔族生活方式与生活习俗既的传统狩猎文化特色，又具有农耕文明特征。达斡尔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桦树皮制作、刺绣、剪纸、纸偶等独具特色的艺术种类。
我国达斡尔族有132299人（2021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城等地。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十七世纪以前，居住于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人已经定居，从事农、牧、渔、猎多种经济生产。十七世纪中叶，达斡尔人由黑龙江北岸迁至大兴安岭东麓嫩江流域，成为嫩江流域农业文明的开拓者。后受清政府调遣，部分达斡尔人移居内蒙古呼伦贝尔、新疆塔城等地，逐渐形成了现今达斡尔族人口分布状况。1958年莫力达斡尔族自治旗建立。达斡尔族崇尚勇武，富于智慧，他们的民间文学、音乐歌舞、装饰艺术、体育游戏，无不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今天，达斡尔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开拓奋斗，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达斡尔族民居
达斡尔族的村庄大都依山傍水而建，风景秀丽。传统民居多为土坯或土垡为墙的“介”字型草房，二至五间不等，结构规整划一。居室以西屋为贵、南坑为上，坑面铺苇席或毛毡，多为长裴享用。其院子大多以红柳条编织的带有各种花纹的篱笆围成，布局严谨。马棚和牛舍一般都修建在离院落较远的地方，以保证居室环境的干净清洁。
达斡尔族的民间文学和传统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其内容丰富，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游艺等诸多方面，还有桦树皮制作、刺绣、纸偶玩具、剪纸等独具特色的艺术种类。达斡尔族喜爱的竞技运动包括曲棍球、摔跤、赛马、射箭、游泳、比颈力、扳棍、鹿棋等，其中曲棍球已发展成为我国有影响的现代体育项目。
红绒地彩色贴绣狩猎出行图绣片
我国鄂温克族有34617人（2021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17世纪初，鄂温克人居住在黑龙江上、中游一带，顺治年间大部分南迁大兴安岭东麓及嫩江流域，从事狩猎业和农业，清朝雍正年间部分鄂温克人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居住。由于历史上的不断迁徙，鄂温克族形成小集中、大分散的格局，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被分别称为“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他们在经济类型、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1957年统称鄂温克族。“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1958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
鄂温克族民居
鄂温克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兽皮、桦皮制作民族工艺，喜好赛马、竞射、颈力等民族体育娱乐活动。敖鲁古雅乡则是鄂温克猎民的游猎生活之地，国家稀有动物—驯鹿，在这里被驯化，并成为鄂温克猎民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伴侣，被视为吉祥、幸福、进取的象征，构成了“驯鹿之乡”----敖鲁克雅鄂温克猎民特有的文化习俗，鄂温克族成为中国境内唯一保留驯鹿文化传统的民族。
各地鄂温克族由于所处地域环境不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各具特色。如：游猎鄂温克族居于便于搭建拆迁的“斜仁柱”，饮食以兽肉、驯鹿奶及少量面食为主；游牧鄂温克族居于形似“蒙古包”的“乌儒格柱”内，饮食以牛羊肉、奶食品和米面为主；农业鄂温克族住土木结构房屋，饮食以稷子、荞麦、糜子等粮食作物和蔬菜为主。多数鄂温克族保留着采集野生植物和捕鱼为副食的习惯。交通工具包括驯鹿、桦皮船、滑雪板、爬犁、马、马车、牛车等。
狍皮套装
绣花卉回纹骨饰桦木摇篮
我国鄂伦春族有9168人（2021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北部小兴安岭地区。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使用汉语汉文。“鄂伦春”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为“山岭上的人们”，一为“有驯鹿的人们”。十七世纪中叶之前，鄂伦春人生活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1689年后陆续南迁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人世代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生，形成和创造了森林狩猎民族特有的生产工具、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完整地保留了狩猎文化及社会形态。1951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
鄂伦春族传统经济生产主要以狩猎为主，采集和捕鱼为辅。对于狩猎生产，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深厚的感情。1953年至1957年，鄂伦春族实现了定居，从单一的狩猎生产发展到从事多种经营和农业生产。近年来，旅游业也成为了鄂伦春族的新兴产业。
地弓
鹿哨
鄂伦春族民俗具有浓厚的森林特色。鄂伦春族的传统居所是便于搭建的“斜仁柱”，夏季覆以桦树皮，冬天覆盖犴皮围，很适于游猎生活的辗转迁徙。鄂伦春族的饮食主要以猎获的兽肉、鱼、野菜野果及少量米面为主。服饰及卧具多用狍皮、鹿皮、犴皮制作，形成精美的兽皮文化。水陆交通工具有桦皮船、木筏、马匹、滑雪板等。
民居
椭圆形彩绘桦树皮盖盒
木雕围鹿棋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自古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萨满教是中国北方民族和西伯利亚、东亚、北欧及北美地区原住民的原始信仰，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没有系统的教义教规。“萨满”一词源出通古斯系语言，意为“明白”“晓彻”。通古斯诸族认为萨满晓彻神意，是人神之间的使者。从一定意义上讲，萨满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精神、智慧、力量的载体，兼幻人、卜人、医师于一身。萨满通过跳神活动与神灵沟通，产生超自然神力，为本氏族消除灾祸，祈求丰收，并为患者驱邪治病，为求者占卜未来等。“萨满教专有的特性，在于奇特的仪式，服装、法器和萨满的特殊社会地位等方面。”
萨满服及神冠
巍峨绵延的大小兴安岭物产丰富，景色优美，充满神奇的魅力。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沃土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形成和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民俗民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传统生活日益发生着变化。当以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为已任，更加珍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更加珍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以此保护好民族文化，为建设内蒙古民族文化强区而共同努力奋斗，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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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翻开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篇章。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范例。《解放之路》--内蒙古革命史陈列，再现1840至1949年、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内蒙古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画卷。
晚清统治时期，内蒙古区域图
内蒙古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也使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行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强大的凝聚力量和光明的发展前景。1931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国的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地区也随之沦陷。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反法斯战争的序幕，内蒙古的抗日斗争也随之兴起。抗日战争胜得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实践。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1949年9月19日，内蒙古的绥远地区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和平解放。9月23日、27日，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先后起义。至此，内蒙古全境解放。
根据“四三会议”决议，内蒙古地区的各武装部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乌兰夫任司令兼政治委员。1948年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949年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立内蒙古军区。内蒙古骑兵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解放内蒙古、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祖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边疆，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秦汉以来，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交往交流效融的重要时期，多民族的频繁互动，文化的兼收并蓄，经济的繁荣发展，连疆的开发稳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此展厅通过内蒙古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展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形成的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考古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中华先民在这里劳动创造、繁衍生息。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距今约50万年，其后又有萨拉乌苏遗址，揭示出内蒙古从远古时期到距今1万年的人类历史。到了新石器时代，以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代表，开启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辽河流域，距今6500--5000年间。红山文化以出土祭祀性玉器，“之”字纹筒形罐、红顶钵陶器、大型泥塑神像以及祭祀建筑群为核心内容，以内蒙古哈民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红山文化“C”型玉龙、玉人像和泥塑女神像，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的中上游地区，距今6000-4500年间，以小口尖底瓶、彩陶盆、彩陶钵和绳纹罐为主要文化特点。在内蒙古以黄河流域的白泥窑子、海生不浪、王墓山、庙子沟遗址为典型代表。晚至青铜时代，在赤峰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二道井子城市聚落遗址，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发现的后城咀石城遗址，标志着社会文明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这一历史阶段，在与夏商文化互动影响过程中，已经形成较为发达的城市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青铜文化的产生，在内蒙古地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得到了充分的显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三角形、条形、涡旋纹彩惚纹样的趋同，青铜时代鼎、鬲、豆器型的传播与普及，形成了人类早期历史上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体现了内蒙古远古先民源远流长的向心、求同、共生的不懈精神追求。
西夏字“首领”铜印，11-13世纪，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林镇出土
镶宝石金冠饰，11-13世纪，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房村出土
秦汉至唐宋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两朝在内蒙古地区没置郡县，屯田戍边，南匈奴内附，汉匈和亲，互称“兄弟”；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南下，与汉族杂居，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隋唐时期，部分突厥、回鹘归附唐朝，多民族共处一域，各民族汇聚交融成为常态。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历史了较长时间分裂割据的状态，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推崇，中原传统的礼仪典章制度广泛实施，城市建设启用唐宋制度，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北部边疆地区，农牧业经济繁荣发展，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科技取得较大成就，东西文化交流通畅，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草原丝绸之路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钧窑“小宋自造”香炉，13-14世纪，呼和浩特市太平庄乡白塔村出土。
龙泉窑青釉荷叶盖罐，13-14世纪，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出土。
多民族的汇聚交融，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代长城、直道的修建，汉朝设置朔方（今巴彦淖尔河套地区）、云中（托克托县古城村）、定襄（和林格尔土城古城）、右北平（赤峰宁城黑城古城）等郡县，隋诏羁譍州府的建立，辽时期城市的大规模兴建，有力地加强了北部边疆地区的经营与开发。元明清三朝，是中国边疆得到进一步稳固拓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版图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元朝推行行省制度，设置了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湖广、岭北、征东等十一个行省，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漠北地区划归岭北行省，今内蒙古地区则属于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明朝在漠南地区设置九边重镇，并修筑长城，屯田实边，兴建城市，加强与北元政权的互市贸易，南北互动频繁，“隆庆和议”保障了长城内外的长期和平。清朝统一漠面、喀尔喀和漠西蒙古各部，实施盟旗制度，设置黑龙江将军、绥远将军、伊犁将军，有效地加强了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管理。
明时期全图
清时期全图
清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时期，自明末起，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归附后金（清）政权。清朝依照八旗建置在蒙古地区推进盟旗制度，并分为外藩和内属两部分，外藩中的内札萨克蒙古，简称内蒙古，指漠南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六盟。清代实行的设旗编佐政策，畜牧业经济获得平稳发展。随着垦荒出边的汉人涌入，使这里的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带动了手工业、商贸业的繁荣。此时内蒙古地区城镇纷纷涌现，它们既是商品集散地，又是经济、文化中心。与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紧密，各民族文化融合达到了新水平，各民族共同开发治理，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
女袍
乾隆“曙光堂制”青花花果碗
乾隆油口花卉藏草瓶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根植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舞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汇聚融合，为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生活在祖国北部边疆的各族先民，共同创造了多彩的历史文化，共同培育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勇于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
拓跋鲜卑为鲜卑中的一支，属东胡族系。约公元前1世纪时拓跋鲜卑先民从茫茫大兴安岭走出，向水草肥美、地域辽阔的“大泽”（今呼伦湖）进出。之后继续向西南迁徙，居阴山地区，肇建代魏于盛乐，播下心向华夏、渴望交融的种子。
此后鲜卑人更以前所未有的豪气，建都平城，结束了分裂割据的乱局，并成为被纳入正史序列、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迁都洛阳后，植根于邙山洛水间的拓跋鲜卑，通过易汉服、讲汉语、能汉通婚等诸多举措，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融汇起来，为隋唐的统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他们所遗留下的诸多文物典章，至今为巨人所瞩目；他们维护的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文化汇聚交融于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贡献力量。这次是由内蒙古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联合主办，内蒙古博物院承办，大同市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及区内十余家单位协办的这一展览，系列地展现了拓跋鲜卑从山林走向草原，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历程，提示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天成的发展进程。作为铸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列展览，这是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以拓跋鲜卑发展历程为主题的首次大型文物展览。
金龙饰，魏晋，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
拓跋鲜卑初起时是一个游弋于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猎牧部落。据史载，他们很早就开始从大兴安岭北部南迁，历经九难八阻，迁至匈奴故地，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于公元2世纪中叶加入由檀石槐建立的部落联盟，势力不断壮大；至3世纪中叶，其首领力微居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大黑河流域东部一带），吸纳乌桓、匈奴、汉人等组成部落联盟。4世纪初，首领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政权。
巍巍兴安，汤汤呼伦，茫茫敕勒，都留下他们迁徙的历史印迹。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互动中，最终脱颖而出，雄踞于中国北方。为其后南进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盛乐是拓跋鲜卑的龙兴之地，定都平城之后，北魏仍以盛乐为旧都，即夏都。北魏早、中期的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回到盛乐，祭拜皇陵金陵，在阴山之中建有行宫广德殿，形成了固定的北巡之俗。为了加强盛乐的军事防御，太武帝拓跋焘于5世纪30年代初于盛乐设置云中镇、朔州，管理盛乐及其以北的阴山、漠南地区。同时，北魏在贺兰山—阴山—燕山东西一线设置六镇，形成对盛乐—平城的拱卫之势。
洛阳位于黄河中游伊洛平原中心地区，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开启了历7帝、享国40年的洛阳时代。迁都是其汉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拓跋鲜卑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思想，使其与自身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创了北魏洛阳时代。据史籍记载，当时洛阳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西域百国千城，纷至沓来，商朝贩客众多，天下多货悉备，一派繁荣昌盛景象。洛阳成为北魏时期民族、艺术、宗教文化融合的熔炉。
北魏洛阳城由前代洛阳城基础上经过增改而成。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组成，规模宏大，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宫城正殿为太极殿。宫城外为内城，分布着从多官署、贵州宅第、朝廷祭祀城所和皇家佛寺。最外层为外郭城，街巷布局以里坊制为主，里坊区内还建置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北魏洛阳城的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对后世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设影响深远。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之根，是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血脉。历史上的拓跋鲜卑不断迁徙和发展，兼纳远近，不断革新，将游牧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融入华夏文明之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忆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的正北方，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就与祖国的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和载人航天发射场，创造了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的诸多第一。从“两弹结合”到“东方红”1号，从“神舟”5号到“天宫”1号，遥远星空不仅寄托着全国人民千百年来探索宇宙的美好梦想，也镌刻下中华儿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而作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神舟”12号的成功发射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内蒙古一直是我国飞天梦想的实践之地，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赠送的锦旗上所写：“飞船从内蒙古升空、航天员在内蒙古着陆”，这不仅是伟大祖国给予内蒙古的崇高赞誉，见证着内蒙古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责任与担当。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刚刚脱离多年战乱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国际上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必须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让新中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经过一系列细致的筹划，党中央决定在内蒙古最西部的额济纳旗建设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导弹试验靶场。这一战略决策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季、政府及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基地建设伊始，额济纳旗人民就以举家搬迁、三移旗府的奉献精神，为祖国建设国防基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面对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国防科技现状，科研人员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终于让祖国在世界航天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58年4月，中央军委集结的十万建设大军挺进大漠戈壁，拉开了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帷幕。尽管额济纳旗人民将世代居住美好家园留给了基地，但这里的自然环境依然比较严酷，广大官兵和科技人员不畏艰险，以“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信念，投身到祖国的现代国防事业中。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715个厂矿和各军兵种的通力协作下，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基地建成以来，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我国航天发射史上诸多第一，书写了一个个当代的飞天传奇，为我国奠定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开创了探索利用太空的强国盛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苏联在载人航天技术上的白热化竞争，让军备竞争走入太空。考虑到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都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中共中央暂缓了载人航天工程的脚步。然而，我国的载人航天研究工作实际上并未停滞，在大批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与大胆创新下，载人航天事业艰难前行，航天员的选拔、航天医学工程和航天基地的建设等研究项目一直在默默开展，为今后“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族人民依旧数十年如一日，全力支持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东方红1号卫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向好和航天技术的不断突破，载人航天工程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1992年2月，中央军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党中央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全面启动，发射场定在额济纳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航天城），内蒙古这片热土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又一次紧密相连。在“神舟”系列飞船的研制、发射与回收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至基地视察和指导工作，内蒙古各族儿女也用实际行动再次表达了这片热土对祖国航天事业的支持。
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难度大、涉及面广，主要包括航天员、空间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在内的诸多系统。其中的发射场系统和着陆场系统，选址在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和中部的四子王旗草原上。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随着载人航天工程各项技术难关的攻克，中华儿女漫步太空的日子日趋临近。自1999年“神舟”1号无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回收开始，我们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快。2003年“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回收，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之后的十几年更是捷报频传，我国掌握了交会对接技术和发射空间实验室技术，建成了货运飞船，建成空间站。除了载人航天项目的全面爆发，航天工程事业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航天事业前进的步伐不仅是中华儿女的骄傲，更是国家实力的综合体现。
建设长期有人驻守、正常在轨运行的空间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三个目标。自2011年9月29日，“天宫”1号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开始，我国的空间站之路开始它的前进之旅，并在太空开展地球观测与空间站地球系统科学、空间应用技术、空间技术和航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和试验。在2021年6月17日18时48分，“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而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的而立之年，我国空间站也在这一年建成，几代航天人的梦想迈入新的阶段。至此，我国的空间站之路已经实现从短期停留到中期驻留的跨越。这一跨越，凝聚着航天员们飞天逐梦的勇敢和执着，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内蒙古境内神舟飞船发射回归示意图
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依托其特有的地理地貌、大气物理等天然优势，与我国的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的建立、全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的奠基、到载人宇宙飞船陆上回收场的建立，每一步都包含着这片热土和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的鼎力支持。近年来，随着“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这片承载中华儿女飞天梦想的地方----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不再寂寂无名。在21世纪，航天科技商业化时代来临，内蒙古这片神奇大地将再次扬帆起航，铸就新的辉煌。
我国载人航天的主着陆场，位于内蒙古中部的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场。阿木古郎草场以独特的地理、气候和人文等天然优势，成为载人航天着陆场的首选之地，迄今已迎接包括“神舟”1号—11号共5艘无人和6艘载人宇宙飞船等航天器平安落地，迎接杨利伟等多名航天员安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内蒙古自治区地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具有结构复杂、层次公明、功能齐全的生态系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浩瀚的林海和广袤的草原，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和防灾减灾等方面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生态功能。
展厅以“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宗旨，以内蒙古的典型自然环境及典型环境下的动植物群为线索，采用单元主题式陈列，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突出内蒙古地区生物环境多样性的地域特色，让人们了解生存繁衍于内蒙古大地上的动植物类群，了解内蒙古地区丰富的生态环境。
陈列分别展现内蒙古的山川、河流、森林、草原、湿地、沙漠，其中第一部分总体讲述内蒙古自治区的自然地理、著名地貌，典型动植物群落；第二至第五部分则通过典型的生态类型和生活在其中的典型动植物，突出展示内蒙古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第六部分通过事例和代表性动植物讲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陈列让人们走进茫茫的大森森、大草原，感受人、动物，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激发大家增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从东北向西南斜贯于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和东北部与蒙古国及俄兄罗斯接壤，从东北至西南分别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等八个省、自治区毗邻。全区东西直线距离约24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约1700公里，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省级行政区。
内蒙古自治区拥有复杂多变的自然生态环境：莽莽的林海、无垠的草原、广袤的戈壁沙漠和众多的河流湖泊，为生物的生息、繁衍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多姿多彩的生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