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督军府旧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1号，史书记载该旧址原为晋文公重耳庙，北宋初年曾为潘美帅府，历代山西巡抚的衙门均设在此。民国五年（1916年），各省军务长官改称为督军，阎锡山任督军，因此称督军府。
山西督军府旧址占地面积35110平方米，主要由门楼、前院楼房、渊谊堂、小自省堂、梅山和玉堂春组成，是中国保存下来较完整的督军府旧址之一。内存有清、民国年间石碑5通、碣1方。
山西督军府旧址一直是山西政治中心，2017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搬迁，太原市组织实施综合整治配套工程，官方拆除与历史风貌不相协调的6处现代建筑，修缮南大门、渊谊堂、自省堂等历史建筑11处，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修建仿古建筑6处。建设晋商博物院.
中区为“天下晋商”专题展。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序厅、第一章“晋商源流”、第二章“海内称雄”、第三章“汇通天下”、第四章“万里茶道”、第五章“晋商精神”。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开篇，从晋商崛起发展的深厚基础、称雄海内的辉煌历史、汇通天下的商业奇迹、万里茶道的艰难玉成、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等五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明清晋商的历史画卷。
西区为游客休闲服务区。以园林建筑景观为基础，形成开放式的区域游园，叠山理水、植树造景，打造集休闲餐饮、文创产品、工艺展示于一体的服务空间。通过唐、宋、元、明、清等五个时代代表性建筑及非遗产品代表推光漆、瓷板画、木雕、壁画、麦秸画、珐华瓷、澄泥砚等，尽现山西传统工艺之绝美。
文物展品：我院收藏有与晋商相关的账册、器物、史料、文献、汇票、地契、钱币、茶具、典籍、墨宝、印章、瓷器、戥子、天平、老茶、招牌、家具、摆件、照片、镖箱、钱柜、字画、马车、轿车等共计12万余件。御书楼藏有从明清到民国出版的历史典籍1.2万余册，近4万卷。有经史子集和三晋名家大作，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最后的辉煌。
大门
晋商博物院的红色大门，原为清代山西巡抚衙门大门，民国时期将单层悬山顶改建为重檐歇山顶二层门楼，铺红绿琉璃瓦，檐下四周斗栱、额枋、梁栿均施彩画，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大门内两侧的工字楼为重檐歇山顶式砖木结构廊楼，原为山西巡抚衙门大堂两侧廊房，民国时改建为办公楼房，因抗战爆发未能完工，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竣工。地下室相互连通，解放太原时，阎锡山高级将领孙楚、王靖国、赵世玲等人曾在地下室藏身，后被解放军俘虏。
仪门
仪门又称“二门”，为清代山西巡抚衙门第二重门，取“有仪可象”之意，即礼仪之门，是典礼、庆贺、祭拜的重要场所。原为三开间硬山顶建筑，民国时期改建为异形歇山顶，并增筑西式石拱券。后因交通不便，仪门拆除，而今已在原基址上依据旧影像复建。仪门南边，立有两尊咸丰五年的石狮。
渊谊堂
渊谊堂原为山西巡抚衙门大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拆除重建为二层砖木混合建筑。主体建筑中西合璧，外观为两层，前出抱厦，二层悬挂“泽润蒸黎”匾。正立面为石质，由半圆形壁柱、圆拱门构成，中门上方有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石匾。
内署院
内署院，古色古香，原为巡抚内宅，又称“三堂”，供巡抚及家眷居住生活。民国时拆除内署，改建为二层木楼，称4号楼，办公之用。1990年，拆除4号楼改建喷泉广场。如今的内署院，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复建，是两进院落和东、西偏院布局，完善了山西府衙的建筑规制。
御书楼
御书楼是珍藏皇帝御旨、批文和重要文书资料的场所，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内藏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巡行路过山西驻跸太原时，为时任山西巡抚噶礼及山西文武官员御书御制诗23首、御书唐宋诗词14首、匾额9块、对联18副。民国时为图书档案室，新中国成立后为省政府图书资料室。如今，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御书石刻，复建了御书楼及其院落，藏有从明清到民国出版的古籍善本1.2万余册，近4万卷，包括经史子集和三晋名家大作。
自省堂
自省堂，又称“梅山会议厅”，于民国七年至民国八年（1918一1919年）建造，迄今逾百年，大厅可容纳500余人。“自省堂”由徐世昌题写，后檐悬有“可以栖迟”横匾，是傅山先生亲书，源自《诗经·陈风·衡门》中“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梅山
梅山，原为煤山，是明代巡抚都察院堆煤的地方，清代沿用。清光绪八年（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在此堆土筑成假山。阎锡山任督军时，改“煤山”为“进山”，并修建钟楼。钟楼为西式四层建筑，始建于民国七年至民国八年（1918一1919年），在解放太原时被毁。1952年，改“进山”为“梅山”，原地重建钟楼，仿哥特式尖塔，是整个院落建筑群中最高点。钟楼顶部有五角星，耸立云霄，每到整点报时，响彻全城，是太原的重要地标。
东花园（不开放）
东花园，由中和斋、内北厅、南厅、东偏院以及连通各院的长廊等组成，整体建筑坐北朝南，原为山西巡抚衙门内花园，因在抚院之东，前清时称东花园，是达官贵人休息游玩的场所。民国时期，阎锡山改为私人宅院，又称阎公馆。除了阎锡山及其家眷、秘书、侍从外，一般官吏不准随便出入。东花园正北，有坐北朝南的九间厅堂，称内北厅，亦称九间房，原为巡抚衙门东花厅，是阎锡山办公起居的地方。
勤远楼（收费茶室）
勤远楼，民国时期由阎锡山父亲督造兴建，为二层楼阁式建筑，用以接待外宾。日伪时期是伪山西省行政研究馆办公场所，解放后因年久失修、漏雨严重被拆除。如今，依据历史影像复建勤远楼，完善了东路格局。
西花园（游客休闲服务区）
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山西承接东西，连接南北。历史上看，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豪商大贾甲天下”，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
明清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超越群雄，富甲海内的重要地位，创造了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业奇迹。晋商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可追溯到炎黄始祖时期，经尧舜禹、夏商周、秦汉唐，下及宋辽金元，进入明清鼎盛时代。明清晋商的历史长卷，是一篇敢为人先、创造辉煌的英雄史诗，是一曲义薄云天、诚实守信的人格礼赞，是一部经世济民、儒贾相通的壮美篇章。
第一章：晋商源流
追根溯源，本章节主要讲述了华夏文明根祖的博大和雄浑，而晋商的起源与辉煌，从这里找到诠释和坐标。第一单元为“华夏文明底蕴深厚”，既展现了陶寺遗址的风采，也以青铜重器讲述了在古老的三晋大地上，晋商先祖创造的无价瑰宝；第二单元“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从远古人类徙居生息到有文字记载的沧桑历史中，山西大地孕育出无数英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因他们的存在而愈加丰富多彩；第三单元，“极临边境错居杂处”，主要介绍了山西与边关牧民互市的优势，并且以文物展陈的方式，介绍了山西商业逐渐繁荣的轨迹；第四单元“经商理财人文传统”，讲述了山西商人崛起的文化基因。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五千年文明从此开始。人文滥觞，山河激荡，在煌煌上古史中，山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华历史有多么丰富灿烂，山西历史就有多么悠远厚重。炎黄阪泉之战、实现华夏民族融合，并称华夏始祖，尧舜禹三都的历史脚步踏出华夏文明的发展轨迹。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三晋大地商品生产发达的盛世气象，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青铜器，典雅高贵、雕饰嘉美的玉器玉佩，纹饰优美、造型生动的高古陶瓷，见证了华夏文明根祖的博大和雄浑。晋商的起源与辉煌，从这里找到诠释和坐标。这些珍贵文物，都是山西—华夏文明发洋地的历史见证者，是五千年盛世伸业的华美篇章，折射出晋商辉煌五百年的伟岸身影。
华夏始祖
《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经“三战然后得其志”。炎黄融合，尊为中华民族共祖，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此后，尧舜禹的足迹踏出华夏文明的发展轨迹。尧都平阳(临汾)、舜都蒲坂(永济)、禹都安邑(运城)。传说时代已被40多年考古成果所证明为信史。古老的山西因此被称为华夏文明的根祖。持续辉煌五百年的晋商，正是在这片数千年文明的沃土上，孕育的丰硕成果。
青铜艺术是中国历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在殷商晚期及西周早期，青铜的冶炼制作技术达到顶峰，美轮美奂，精妙绝伦。青铜时代，是中国由原始迈向文明的标志，也是晋商鼻祖巨贾走上历史舞台、影响山西乃至全国发展数千年的开端。山西人经商，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多年遥远的古代。夏、商、周三代国都基本都在河东解州池盐的消费地区，盐池可谓三代文明之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有着密切关系，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晋商。山西河东经济发达，盐池之畔兼有中条铜山之利，青铜制造业蔚然兴盛，创造出光照后世的无价瑰宝。这里陈列的是从商、西周、春秋、战国及至汉唐制作的青铜艺术珍品，是全省公安战线一场特殊战役中“回家”的国宝重器。它见证了晋商先祖的伟大足迹，明清晋商辉煌五百年从这里找到渊源。
尊神敬天-商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商代青铜器主要是礼器，专用于王室和贵族的礼典、祭祀等重要活动。青铜器物的大小、形制和数量组合，是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象征。青铜器上铸有浅浮雕的纹饰，多以饕餮纹和云雷纹为主，形式复杂精致。青铜器被赋予沟通天地和支持政治权力的功能。商后期的青铜器，开创了中国青铜艺术极为辉煌时期。器形制作精湛，纹饰繁密精美。
制礼作乐-西周
西周青铜器，形制上沿袭商末式样，造型雄浑，纹饰精美，出现了很多带有长篇铭文的器物。商代礼制重酒器，周初转向重食器。鸟纹、窃曲纹、重环纹等纹饰瑰丽，极富灵动的旋律感。
钟鸣鼎食-春秋
春秋时期是青铜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青铜铸造业不再为王室所垄断，各诸侯国出现了不同的工艺与风格，流行蟠螭纹与蟠虺纹。青铜器造型由厚重变得轻巧，手法由象征趋向写实，纹饰由神秘高贵接近人间趣味，制作由礼器转向日用器为主。
群雄竞起-战国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青铜器陆续出现一些自己的风格。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青铜器的差别更加明显。许多新工艺更加流行，如失蜡法、错金银、线刻工艺、镶嵌宝石等都运用到了青铜的制作上。器物纹饰出现分化，一方面更加细密繁缛，另一方面则朴素无纹。器物上刻铭增多，铸铭减少，出现了“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工匠制度。
吉金新运-汉代
汉代为青铜时代的晚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传统礼制受到猛烈冲击，青铜器走向实用，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西汉中至东汉早期，是汉代青铜器最发达时期，也是汉代青铜器新风格最终形成期。最多见的青铜用器是鼎、壶、钫、尊、熨斗、带钩、铜镜。
余韵华章-汉代以后
东汉以后，随着漆器、瓷器的发展，青铜器逐步退出日常生活，仅有铜镜非常流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新出现了一些与宗教生活有关的铜器。宋代以后的青铜器主要利用新的工艺仿制商周汉魏时期的器物。明清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包括传统的泥范法，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失蜡铸造法。这一时期的铜器无论是货币还是生活器皿，黄铜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镜鉴千秋-铜镜展厅
铜镜，是中华民族青铜器中独成体系的实用器和工艺品，是古代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它萌生于新石器时代，兴起于战国，盛于汉唐，衰于宋代。铜镜是凝固的历史，一部铜镜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从远古人类徙居生息到有文字记载的沧桑历史中，山西大地孕育出无数英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因他们的存在而愈加丰富多彩
极临边境，错居杂处
山西与边关牧民互市的优势，并且以文物展陈的方式，介绍了山西商业逐渐繁荣的轨迹
经商理财，人文传统
山西商人崛起的文化基因
晋商上承华夏数千年文化之余脉，适逢设立九边军事重镇防御体系之所需，首得明朝开中制之机遇，顺时取势，借地缘及“盐粮两利”之优势，近水楼台，捷足先登，迅速崛起，称雄海内，开启晋商持续五百年辉煌的先河，以如椽巨笔书写晋商史诗般的神话。翻开浩瀚的历史长卷，晋商崛起于明初盐政的“开中法”，以“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雄健步代，登上历史舞台，朋合为帮，利以义制，傲视群雄，创造了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业奇迹，展现出晋商文化博大精深的璀璨风采。
九边重镇，历史机缘
明史记载：明朝建立后“元人北归，屡谋复兴。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九边镇驻扎了86万军队，34万匹战马，形成巨大的军事消费市场。
开中制度，巨大商机
明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上书朝廷，建议实行“开中制”，利用国家对盐业的经营权，“以粮还引，以盐养兵”。山西地处边塞，兼有河东盐池之便，“募商中盐输粟入边而给以盐引，始行于山西。”晋商“盐粮两利”，迅速崛起，成为明中叶之前势力最强的商帮。
明洪武初，即立盐法，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司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河东所辖解盐，初设东场分司于安邑，明成祖时，增设西场于解州。正统六年复置西场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场分司。洪武时，岁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弘治时，增入万引。万历中，又增二十万引。
所谓“开中”，就是国家利用手中的食盐专卖特权，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之地。
“开中制”是明代历史上一项非常重要的盐政制度，旨在解决边防卫所驻军所需粮饷而将盐政与边政相结合的一种召商代销制度。明政府掌控着食盐的生产与销售，以军需出榜召商。商人则先将粮食及其它军需物资送到明政府指定的边防卫所，以换取贩盐的专业执照“盐引”，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的盐场支盐，最后在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获取利润。此制度上承宋代的入中制，下启清代的纲运制，在中国盐政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宋太宗雍熙年间，因军需不足，盐与茶一样，亦实行入中制度。政府召商人输送粮草到边郡塞下，供边地军队使用，政府根据商人输运道路的远近，从优给价，发给交引作为凭证。商人到京师，凭交引或领取现银，或换取盐、茶等国家专卖物资。
朱元璋特意制定律法规定：“凡监临官吏诡名及权势之人中纳钱粮、请买盐引勘合，有侵夺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入官”，“功臣家中到盐引，尽行没官。”极大的震慑了官僚权势阶级妄图染指盐引谋利的企图，对开中法的实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开中制”乃利国之策，“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但善法恶行，逐渐走到反面。盐引厚利，成为从皇帝到官吏的权力浸染之地。本来盐引的数目要根据食盐的产能决定，并根据运粮成本和食盐利润决定兑换比例。但成化、弘治年间，由于私盐盛行，权贵等又随意向皇帝奏讨占窝、垄断开中，造成盐引的派发量大大超出了盐业的产能允许范围，迫使大量边地商人空有盐引，却无盐可领，只能在盐场等待新盐的产出。成化末年，仅两淮盐场就有五百余万盐引无法支取，甚至有守支数十年的情形。
变中求进，贸迁四方
明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推动修改盐法，提出纳银领取盐引的办法，变纳粟中盐为纳银中盐，被明孝宗皇帝批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叶淇变法“开中折色”。晋商失去边商优势，逆变中求进，困局中求存，推动四个战略转移：迁居扬州，移师江淮；贸迁四方，布局天下；巩固盐业，多业以营；朋合为帮，和衷共济。
扬州处于长江与京杭运河的交叉处，“聚南北之冲”。自古扬州多胜境，“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淮盐每年所发盐引占全国总量的二分之一，而两淮盐区临近扬州，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盐业集散地。扬州独有的繁华和富饶让人心向往之。“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重修《扬州府志》载：“(嘉靖)时西北贾商在扬者数百人。”嘉庆《江都县志》载：“扬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同治《两淮盐法志》载：“乔承统，山西襄陵人，明季贡生，父养冲，中盐卒于扬州。”“李承式，其先山西大同人，中盐于扬州。”“高邦佐，山西襄陵人，随父中盐于扬州。”“扬义，山西洪洞人，其先业盐淮南。”蒲州人王瑶“货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乃丰。’
史料表明，初期寓居扬州的商人中，以“秦晋商人势力最大”。同时，还有一部分晋商把行盐的重点放在长芦盐区和解州盐区, 并逐渐控制了这两个地区的盐业。张四维在《送展玉泉序》中记载：蒲商中世世代代守一业不变的是盐商。而盐商大多数是到淮扬一带经营，那里盐引壅积较少，凭引取盐较为便利。但也有展玉泉之父等人继续经营河北沧盐。当沧盐每岁只能兑现引额的十之三四时，商人纷纷离去，唯展玉泉之父坚守在青沧，并把盐业交给展玉泉经营。边商与内商分化后，沧盐得到治理，经营沧盐者可牟取大利，盐商又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人数比过去增加了10倍。但惟有展氏是世商，自然能获取厚利。蒲州人王海峰也是经营青沧盐的一个著名盐商。明人王世贞言：“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而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二方利。”
总之，边商衰落后，晋商又以内商面貌活跃于淮浙、长芦、河东等盐区，此外，还有四川、福建等地盐区。
明朝中叶以来，晋商除继续在上述地区活动外又向全国发展。黄河流域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成就了贸易“半天下”的格局。明人张四维对蒲州人外出经商地区曾概括为：西到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达淮海扬越，西南则蜀。
汉蒙互市，百货纷集
明朝前二百余年(1368-1570年)中，明蒙关系很不稳定，时战时和。和时则在边境开设马市互市贸易，战时则中断。蒙古族是单一的游牧经济，“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针线之日用”，都需仰赖中原地区。以大同马市为例，1438年(正统三年)开设，1449年(正统十四年)因“土木堡之变”中断。1462年(天顺六年)又逐渐恢复。后由于蒙古达延汗与明朝发生战争，遂废止。中断贸易后，蒙古地区出现了“无釜、无衣”的局面。终于酿成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率军一直攻到北京城下，大肆掳掠而去。1570年(隆庆四年)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内部矛盾愤而出走，弃蒙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力促双方议和，并提出进一步解决与俺答汗关系的八条建议，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支持。1571年(隆庆五年)双方达成著名的“隆庆议和”。开设马市为隆庆议和的主要内容，马市分官市和民市。从官市买进蒙古马匹，供应边镇军需，余下的即可贩卖到内地交易。民市，即蒙民与汉民的民间贸易。隆庆议和规定，马市每年举行一次，设在大同得胜堡、宣平堡、宣府张家口、山西水泉营(到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明政府先后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13处)，“官市毕，听民私市”。
隆庆议和之后，边地马市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宣府、大同、偏关三镇1571年(隆庆五年)官市马7030匹， 1574年(万历二年)27000匹，1583年(万历十一年)45000匹。可见贸易额一直在上升。民市发展更快。以1571年为例，上述大同等三镇的民市贸易马骡驴牛羊达24127头，其中马匹20980匹，约是官市的3倍。同时，官市所易马匹除政府留用部分外，还要转售商人一部分。同样以1571年为例，大同得胜堡易马1370匹，989匹给军马，余381匹转售于商人。马市为一年一度，期限一般为10-15天。后来，因民市贸易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明政府又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各边设月市，每月15日开始，市期2天。月市之外，又设临时的小市。到万历前后，随着官市衰落，民市发展，马市已经演变为各族间的自由贸易。
隆庆议和的结果，不仅确保了明朝长城沿线较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促进了蒙汉两族的经济交流，而且使农业生产、商品经济都得到一个安定的发展环境，使边镇地区“繁荣富庶，不下江南”。
钱币世界·钱币展厅
山西有三千年的货币发展历史。从货币产生之时起，就带有多姿多彩的丰富文化内涵。商周时代的贝币，春秋时代的“空首布”、刀币，秦汉以后的方孔圆钱，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蕴含着古代先民的工艺智慧和财富梦想。
佛雕艺韵·佛像展厅
儒道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单元，所谓“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是也。佛教雕塑艺术，乃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陈展的是北齐、唐、元、明、清时期的佛雕艺术精品。
陶风瓷韵·陶瓷展厅
陶器的制作有近上万年的历史。人类自从开始懂得制作陶器，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野蛮时代的最低级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在制陶艺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中国发明了瓷器。陶器和瓷器成为较为常见的社会生活日用器具，从烹调五味、盛容茶酒，到插花搁笔、安枕排灯，而且还提供艺术的享受。
道光初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横空出世，创造出一种充满商业智慧的全新交易流通方式，傲立于金融界。在本章节中，主要呈现了山西晋商开启中国现代商业金融先河的辉煌时刻。其中，第一单元为“日升月昌”，第二单元为“票号春秋”，第三单元为“票房智慧”，第四单元为“制度力量”，主要介绍了晋商票号创造称雄天下百年的金融奇迹。道光初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横空出世，日丽中天。“一纸之信符遇传，百万之巨款立集”，创造出一种充满商业智慧的全新交易流通方式，卓然傲立于金融界。随后迅即在平遇、祁县、太谷等山西和全国各地，爆发出强大的群体效仿效应，山西票号如雨后春笋，遍及大江南北，构建起全国乃至海外的金融流通网络，“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时人有评：“数百年来，中国商业之盛，莫过于山西票商”，晋商进入极盛时期，跃居海内最富。曲殿元《中国金融与汇兑》称：“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山西票号是晋商发展的里程碑，是晋商辉煌巅峰时期的伟大创造，对整个民族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开启了中国现代商业金融的先河。
票房智慧
一纸信符遥传，百万巨款立集。晋商票号在百年兴盛的岁月里，汇兑数百亿两白银，没有发生一起假票冒取之事，票房管理之严密和智慧令人惊叹。
镖局互商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乃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
张黑五，山西人，是镖师之鼻祖。此人面黑，兄弟排行第五，因武功盖世，威名远播，人称“神拳无敌”。史料记载，张黑五曾为乾隆皇帝的武术师傅。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张黑五在北京前门外大街创立兴隆镖局。后来的镖师们一旦看到远处山上有土匪，就大喊：“合吾一声镖车走，半年江湖平安回。”在山西方言中，“合吾”和“黑五”是同音词，可见张黑五的江湖地位。兴隆镖局之后，有会友镖局、成兴镖局、玉永镖局、昌隆镖局、广盛镖局、同兴公镖局、源顺镖局、三合镖局、万通镖局等，号称中国十大镖局。
镖局，就是专门为他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组织机构，即“受人钱财，凭籍武力，保人免灾”。清朝中叶，随着山西票号业的兴起，镖局主要业务即为票号押送银镖，形成了镖局走镖的两大镖系：银镖和票镖。民间传言，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栻等参与了镖局的创设。
日丽中天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创建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号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其财东为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大全，总经理雷履泰。西裕成在北京为同乡往平遥老家捎送银两、收取汇费(内贴)中发现重大商机，李大全决定出资三十万两，雷履泰附资二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日升昌问世的啼叫，引天下瞩目，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亘古未有的商业奇迹，谱写出灿烂辉煌的伟大篇章。晋商由此登上汇通天下、海内最富的历史大舞台。
日升昌票号创立后，一纸汇票传千里，几十万两银子立等可取，资金雄厚，业务繁荣，利润倍增。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等十八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等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两。同时期，晋商票号广泛设立，迅猛发展，形成平、太、祁三帮票号，分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本、朝鲜等地都设有票庄。票号兴盛约百余年，前40年(道光、咸丰)为晋帮票号垄断时期，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进入以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
蔚然兴盛
道光六年(1826年)，继日升昌后，中国第二大票号“蔚泰厚”隆重登台。介休财东侯荫昌延请原日升昌票号副经理毛鸿翙任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意气奋发，强势出场，一口气将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蔚”字五联号票号推向市场，总号址与日升昌仅一墙之隔。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 ：日升昌设立票号后，有同县人毛鸿翙者，为蔚泰厚布庄执事，见日升昌汇兑利厚，亦在蔚泰厚仿行其法，不数年间，亦获厚利。自是争相仿效，凡长江各埠之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营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
祁县合盛元开办于道光十七年(1837)，由茶庄改组而成，是“祁县帮”中最早的票号，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信用度和知名度，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安东、西安、开封、上海、汉口、安庆等处开设分号。续其后者为乔家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和孙家元丰玖票号。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伙友分设。志成信在外设有镖局，名曰志一堂，系运现银。有账可稽者在道光年间，且该票号在北京仍用志一堂名号，是志成信在太谷票号中为最古。志成信票号以巨额利润跃居票商之首，曾经创造每股分红超过万两的纪录。有记载的1903年每股分红15800两，是其它票号的数倍之多。
《记山西票号》： 票号多统称山西帮，唯此乃广义的派别。实则就其内部组织及地点关系而分之，可别为三派：一为平遥帮、一为太谷帮、一为祁县帮，均系发祥之所在地而得名也。
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19世纪的最后十年间，票号每年的业务进出总额约为8000万两，约等于或超过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总额。据《山西票号史》估计，1906年，仅日升昌14个分号，全年汇出、汇入白银就达3200多万辆。推算全国总分号400多个票号年汇兑额应在八亿两以上。可见票号金融实力之强，真正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目标。
制度力量
晋商票号创造称雄天下百年的金融奇迹，“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其辉煌的背后，是至今仍然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制度创新。这里最根本的是，有一位对当时的世界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与理解、充满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的博学鸿儒的参与。站在世界大师肩膀上的制度创新，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徐继畬，山西代州五台县人，晚清名臣、学者。道光六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扰、闽浙总督、总理街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跟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著有《温资志略》《古诗源评注》《退密需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等。成丰元年(1851年)，徐继畬免职还乡后受聘平遥超山书院山长，应邀帮助蔚泰厚票号建章立制，对东伙合作制中诸多语焉不详的习惯做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以文字典章的形式将不成文的习俗升华为具有科学性的规章制度，建立起具有票号独特性的《合约》《号规》《万金账》。
《合约》是由东家与拿柜签订的协议文书，是东家与掌柜合作关系正规化、制度化、契约化的表现，使掌柜的利益得到制度认可和保证。根据《合约》，财东有聘请和监督掌柜的权力，但票号的日常经营全权交由掌柜管理，财东不得插于。《合约》规定了出资人与经营层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是代理委托关系的基石。
《号规》类似于《公司章程》，既使掌柜的经营管理纳入正规化、制度化的轨道，同时也使一般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
《万金账》是以账薄为基础的产权证书，记录了票号的股份，分红与财务信息，反映了票号的股份构成以及各个股东在财务上的权益，一般以四年为一个账期进行结算。
《合约》《号规》《万金账》完整的建立，标志着山西票号治理结构制度体系的形成，它在山西票号发展史上和中国金融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身股制度这一“中国式股权激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才遴选、培养、挽留机制，成为中国本土独特的商业财富。
身股制度让不少大掌柜凭其自身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享受相当于一股银股的身股，即满身股，账期分红时则可获取总利润的十几分之一甚至于几分之一的高额利润。这是中国最早的对知识产权的认可，同时也是对身股享有者人力资本投入的认可。身股不断增加并直接参与分红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身股享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意气风发地率领全体伙友创造了山西票号长盛不衰的奇迹。
身股制度的核心在于将个人的劳动(包括大掌柜的经营管理能力，普通伙友的脑力和体力劳动)量化为人力资本，与银股的货币资本共同享有平等的分红权。
乔家大德通票号，在1889年第一个账期分红时，东家银股共计20股，身股9.7股。二十年后，银股仍然是20股，但身股已经从9.7股增发到23.95股，拥有身股者也从23位增加到57位，身股已经多于银股。
算珠妙法
万里茶道，是清代初期由晋商主导开拓，横跨欧亚，繁荣了两个世纪的著名国际黄金商道。从中国福建崇安开始，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进入现蒙古国境内。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到达恰克图，长约476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经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传入欧洲和中亚其他国家，全程约13000公里。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约100万两黄金。在中国茶叶史、东亚运输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是流光溢彩的千秋伟业。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发表重要演讲，将18世纪的“万里茶道”和新世纪的中俄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
千年茶道，万里飘香
千年儒释道，万古山水茶。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利用茶叶的国家，历史源远流长。神农尝百草得荼，周武王伐商纣时，茶叶已作为贡品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有荼的记载，西汉王褒《僮约》始有“买茶”与“烹茶”的记载。东汉佛学与茶完美结合，“禅茶一味”成为时尚。唐代茶业勃兴，饮茶成风，茶道盛行，茶叶生产和贸易长足发展。宋代设“茶马司”。明代茶叶随丝绸、瓷器漂洋过海，走出国门，享誉宇内。清初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晋商以此为契机，开拓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神农茶源：茶是原产于云南和四川等地的一种山茶科乔木。古籍记茶为荼：“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在《诗经》《广雅》等书中也有关于荼的记载。
汉魏茶饮：汉魏之际，佛教、道教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茶文化初步兴起。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西汉《僮约》有最早关于饮茶买茶种茶的记载。西晋杜育《荈chuǎn赋》为世界上最早的茶赋，文辞丰美，写出当时茶道生活之美，在中国茶叶史上有极高地位。
唐代茶经：魏晋南北朝茶饮文化之后，茶叶的发展在物质与文化丰厚的唐代得到积淀，使得“茶兴于唐”。这一时期，茶始有字，茶始成书，茶始征税，茶的饮用方式也从羹煮转变为清茶煎煮。
宋代茶韵：茶文化在宋代得到高度发展，走向鼎盛。茶道兴盛自上而下，且延及国外。宋代不仅形成了独特的品饮方式，讲究工艺精湛的贡茶“龙凤团茶”，还留下了颇多绝妙茶书典籍与文化作品。
元明茶事：元代回归纯朴，追求简约，其饮茶方式也呈现出一派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的景象。明代朱元璋“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对散叶茶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在技术革新、茶叶种类上形成特色。
清代茶市：清代不仅废弃了茶叶禁令，还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因此形成了更为讲究的饮茶风尚。“帝王嗜茶，茶为国饮”，茶文化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阶层。
武夷茶山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范仲淹《斗茶歌》)。武夷茶山位于武夷山南麓，介于北纬27°-28°之间。这里昼夜温差明显，雨量适中，湿润多雾，植被丰富，聚山水之灵气，“岩骨花香”，最适合茶叶生长。1762年，世界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瑞典人林奈在《植物种类》中将茶称为“武夷”。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柳永、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晋商云集，开拓茶路：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中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中国晋商商帮是万里茶道的策划者、开发者、建设者。他们主导的这条商道纵贯中国大江南北，横跨欧亚大陆，因此中国茶叶走向西方，走向全球，走出一条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伟大商路，也是一条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明之间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万里茶道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长卷。
下梅茶市
晋商从清代起在武夷山购买茶山，从事茶叶生产，并和下梅当地茶商联合经营，设茶庄、茶焙坊、茶库，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乌龙茶、砖茶，通过水路汇运至崇安县城。据《崇安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足见当时下梅茶市贸易的繁盛。
闽北山径
在下梅加工后的茶叶从当溪进入梅溪，西驶进入赤石村后，自崇安县城上岸，由脚夫担挑或用“鸡公车”推过分水关，进入江西。茶商们为了运输方便，在山径乡路上铺上了石板，筑起了石桥。200多年来，这条百年古道上漫漫石路，曲曲弯弯，运茶的脚夫成群结队，摩肩接踵，人流如织。
河口茶坊
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是武夷茶的重要集散地。信江出怀玉山，铅山河发源于武夷山，分别为沟通浙赣闽的要道。清初，随国际茶业贸易的兴起，河口的商业地位进一步加强。乾隆时，河口已是“商贾云屯雨集，五方杂处”。河口的兴盛，离不开茶叶的过境加工和转运贸易。鼎盛时期，茶庄、茶行和茶店随处可见。
两湖茶田
晋商输入俄国地区的茶叶，前期大部分来自武夷山。除了福建武夷茶叶外，还辅以少量的安徽及湖南茶。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 (1853)占领南京，闽赣等东南省份茶路受阻，晋商转向两湖交界地带，推广茶叶种植加工技术，遍至洞庭湖周围及西南安化县一带，使两湖区域成为中国砖茶主要产区。光绪时期，安化红茶经汉口销往恰克图年6万余箱。
羊楼茶砖
湖南临湘，地处湘东北，濒临长江南岸。从明代起，晋商在湖北、湖南就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明末，湖北云梦县“城内多山西商贾”，曾任总衙门大臣的徐继畲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叶》记载：“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地。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之法。”很快形成以羊楼洞为中心的外贸新茶源，这是近代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大变迁。
晋商遗珍
汉水茶程
明宪宗成化年(1487年)，汉水改道，由龟山北注入长江，江河相衔，沙泥淤积，年久形成洲岸，便有了汉口。扼长江、汉水两大水道的咽喉，东西南北交汇要冲，舟车商旅经行往复。明中叶时，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中华“四大名镇”。清人刘献庭说：“天下四聚，北有京师，东有苏州，南有佛山，西有汉口。”至乾隆年间已发展为“四方之孔道，九州之腹心”。“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繁”，“买不尽的河口，装不完的汉口”。羊楼洞生产加工的茶叶，北经蒲圻县赵李桥，至新店镇，纵穿30 公里黄盖湖。从古战场赤壁附近驶入长江，顺流150公里，一昼夜抵达汉口。汉口既是晋商运转茶叶的中心，也是晋商在华夏腹地的金融中心。
商会祖脉
总集百货，运销关外：茶船从襄樊北上抵达赊店。赊店北通汴洛之动脉，南达襄汉之津渡，东衢闽越之咽喉，西连山陕之要道。“地濒赭水，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舟楫车马，商贾辐辏，热闹非凡，是各种物资商品汇集储存、转运的贸易中心。四方陆路车流如水，潘、唐河道船似游龙。山陕商人将北方陆路运来的皮革、特产在此登船南下，南方水路运来的丝绸、茶叶在此下货北上，逐渐成为“九省十三衙”的通商大码头。“赊酒赊旗不赊义，食蔬食鱼不食言”。“拉不完的赊店镇，填不满的北舞渡”。
太行古陉
晋城泽州、长治潞州
晋商故里
从太行山一路向北，抵达晋商故里。从清早期到民国初的三百多年间，是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主要从事蒙古、俄国、东北、大西北的贸易生意，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骆驼牛羊马”，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艰难创业史。晋商回家，回总号交代，极品送茶庄品尝检验，诸事办妥，在祁县城外的鲁村经过分装后，带着茶货，走东口或西口向塞外而行。
晋商都会
晋商集萃
中国古都
北国茶埠bu
自黄花梁分道直至东西两口，继续北向进入张家口。明嘉靖八年(1529)，守备张珍于张垣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开筑，故称“张家口”。张家口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远古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野之郡”。历来为汉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各民族政权更替频繁。清朝时满蒙友好，张家口的贸易地位迅速提升，成为北方主要的贸易口岸。被称为“草原茶叶之路”的张库大道“始于明，盛于清”，成为我国连接蒙古、俄国的重要商道。古道悠长，风云百年，驼铃远去，旷古烁今。
戈壁驼帮
晋商驼队从张家口大境门出发，北上至归化和库伦。全线几乎为戈壁和沙漠。草原地广人稀，戈壁沙海漫无边际，晋商在茶叶之路上经受着恶劣环境的考验。
朔漠商会
恰克图城：恰克图位于贝加尔湖以南、库伦以北，中俄边界线的俄方一侧。清雍正时期，中俄两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开恰克图边境贸易口岸，迎来了发展契机。寂静的小镇不仅为中俄两国人所熟知，且名扬世界，被西方誉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中的威尼斯”，繁华近两个世纪。
中国城：自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两国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以晋商为代表建造的中国城与俄国建造的俄国城合称恰克图城，作为中俄贸易的唯一指定城镇。主要交易形式是以茶易皮，同时兼具绸缎、绫罗、瓷器等百货经营。恰克图建立一百多年来，中俄贸易空前繁荣，晋商商号如雨后春笋，一时间成为垄断之势。恰克图城的建立，再次巩固了晋商的翘楚地位。
俄国城
惠泽八方，风靡欧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食用茶叶的国家。明朝正德年间，茶开始传入欧洲，并受到热烈追捧，饮茶一度成为时尚。中国茶不仅改变了欧州人的饮食习惯，还丰富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内涵，拓宽了欧洲人的文化娱乐生活。
写在最后
晋商万里茶道，是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是一座巍然耸立、仰之弥高的历史丰碑。一切人间苦难，任何风险挑战，都没有挡住晋商万里跋涉前行的脚步。晋商是播种机，开发到哪里就将财富效应播种到哪里，市场繁荣、经贸发达、一方富庶。晋商是造城队，行进到哪里就将都市兴盛发展到哪里。茶路途经的下梅、羊楼洞、河口、赊店、张家口、归化、库伦等无不成为熙来攘往、人口集聚、人文互通的城镇中心。晋商是传道者，发展到哪里就将诚信为本、义中取利的商业价值观输送到哪里，远播异国他乡。晋商文化成为中华乃至世界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驼铃声已远，但万里茶道的时代价值仍在。贯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商贸交流，扎实推进中俄蒙万里茶道联合申遗，不断提升我省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再造新时代、新晋商的辉煌，为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作出无负于时代的贡献。
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凝聚而成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之道。这是晋商以商制胜的秘笈和法宝，是晋商之魂。晋商精神不仅对晋商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引领、推动、淳化和升华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商业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明末清初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顾炎武、傅山、戴廷栻等人，曾数次聚会祁县丹枫阁，对晋商发展予以深切关注，从真正意义上成为晋商理论的“相与”与精神领袖。胸怀博大的晋商，总是善于将时代的精华吸收为自己的精神营养。晋商精神是一笔财富、一块丰碑、一座灯塔，成为代代晋商砥砺前行、以商报国的强大力量。
诚实守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晋商把诚信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诚通四海，信达天下”。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经商乃“陶朱事业”，要有“管鲍之风”。“信义行天下，生财有大道”。以忠以信为事业，存仁存义做生意。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诚信不欺，笃守信用。晋商普遍崇奉和信仰关公“义薄云天”的崇高精神，“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成为晋商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坐标。它如隽永的长河奔腾不息，长期泽润着晋商的精神家园。
开拓进取
五百年晋商，一直没有停止开拓进取的脚步，不断拓展经营领域，“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不断开拓市场疆域，东西南北，海内海外、无处不占。“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不畏艰辛、自强不息，坚韧不拔、逐利四海。晋商发展到哪里，就把财富效应带到哪里，城市繁荣辐射到哪里。东北流传“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城”；蒙古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西北流传“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晋商的胸怀装的是天下世界。
和衷共济
晋商重视发挥群体力量，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晋商会馆的联络载体，关圣崇奉的精神力量，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形成朋合营利、同舟共济的商帮群体文化。晋商坚信“温良恭俭让，让中能取利；仁义礼智信，信内可求财。”追求“交以道，接以礼，一团和气；近者悦，远者来，四海春风”的商道境界。沈思孝《晋录》：晋商“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晋商大德通号规要求，“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量自重，无得放肆”。
务实经营
“晋风多俭”、“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笃信“细流渐积成沧海，拳石频移作泰山”，坚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善于培植优势，扬长避短，抢占先机。“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贵我贱，人少我多”。“无远不往，无深不至：其积如山，其流如川”。晋商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茹苦含辛、脚踏实地，审时度势、务实经营，以一砖一瓦之微，寸积铢累之功，建造起辉煌的商业帝国大厦。
经世济民
晋商以商报国、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每当国家有事、民族有难之时，往往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体现出晋商抱持经世济民大志，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家国情怀。《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晋商承古代贤士之风，明朝晋商大家王现留给后人的商训代代相传。“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将商人经世济民的情怀与士子经邦济世的抱负置于同一条等高线。每一次自然灾害都有晋商的巨资捐助，设粥棚、捐款、扶困。济贫、救孤、助学、修路成为晋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实现了“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回望晋商
曾经创造五百年辉煌神话的晋商，还是没有跳出盛极面衰的历史周期，在20世纪30年代整体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身居乡野，孤陋寡闻，孤芳自赏，漠视清末民初社会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固守失效的管控制度，失灵的信用方式，式微的盈利模式。落伍于时代，必然被时代无情淘汰。回望晋商历史，应当铭记：
必须创新求变，与时偕行：为前人之未为，谋天下之未谋，乃晋商灵魂之所在。失去创新精神和动力，陶醉于已有的成功，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墨守成规，成为时代前行的落伍者。“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辉煌没有终点，成功永远在路上。
必须捕捉机遇，顺势而为：历史机遇三次垂青晋商，却擦肩而过，坐失良机。先有袁世凯邀请晋商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被各票号婉拒。次有户部尚书鹿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力邀晋商票号参与组建，再被拒绝，错失良机。后有户部银行改组大清银行，邀请晋商票号入股，又拒之门外。“天予不取，必受其殃”，晋商之哀败已无回天之力。
必须开阔视野，择善而从：晋商票号建立于人格基础上的信用，在动荡的近代社会中风险加剧，制度缺陷凸现。拒绝接受近代商业银行新思想、新理念，无异作茧自缚，坐以待毙。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数次力倡各票号共同入股创办三晋汇业银行。但“进言者性欲急起而直追，听言者视为虚文而敷衍。迁就因循，日复一日，时机坐失”。“独我西帮票商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则人人提款，加以各省钱票折收，势益不支”。“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必须利以义制，强基固本：明代著名晋商王现曾有商训名言：“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名而有成。”晋商几百年发展史，若隐若显的官商结合如影随形，成为晋商伟岸身躯的背影。晋商票号汇通天下，达到辉煌的顶峰。清朝末期，票商业务重点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大宗，而且还为清政府量汇各种公款，导致票号畸形发展。清王朝大厦垮塌，信用体系崩溃，晋商血本无归，只得为其背书。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新一代晋商正在崛起。新晋商、新担当、新使命。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有晋商五百年兴衰成败历史的深刻启迪，在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山西必将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跨出一条新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称雄海内的晋商，不仅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商贸传奇和旷世繁荣，而且自身的精神世界也显现出极大的富足。他们承续中华传统文化之根脉，把艺术修为和艺术欣赏融入生活之中。提升文化修养，陶冶精神情操，丰厚生活情趣。艺术是生活的镜子。这里的每件展品都是晋商的遗世珍宝，虽然他们默然无言，却以楚楚动人之身，无不折射晋商丰沛多姿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境界！
十号楼：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督军府旧址馆（山西抗战博物馆）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现有馆址两座，分别位于：太原市为民服务中心A706（太原市档案馆内）、太原市府东街101号督军府旧址10号楼。反映抗日战争历史、成果的综合性专题博物馆。烽博同太原市档案馆共同申报了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山西抗战实物陈列展览”。该展览也成为烽博基本陈列之一。
“山西抗战实物陈列展览”展陈总面积420m²，展线长度119米，展览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序厅、第一部分“民族危机”、第二部分“共赴国难”、第三部分“中流砥柱”、第四部分“伟大胜利”。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指示精神为工作指导，运用大量抗战实物、历史照片和珍贵影像资料相结合，深入阐述山西抗战对全国抗战的伟大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