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博物馆:武汉地区出土文物精品展

作者:萤火虫 显示图片

武汉博物馆:汉绣展 @https://www.mafengwo.cn/i/24150419.html
河湟陶韵:青海彩陶艺术文物展(武汉博物馆临展)@https://www.mafengwo.cn/i/24323651.html
湖北省艺术品收藏家协会瓷器展(武汉博物馆临展)@https://www.mafengwo.cn/i/24323653.html
墨韵雅趣:当代书画作品展(武汉博物馆临展)@https://www.mafengwo.cn/i/24323654.html
武汉博物馆:武汉地区出土文物精品展 @https://www.mafengwo.cn/i/24323775.html
借古开今:余信钢中国画作品展(武汉博物馆临展)@https://www.mafengwo.cn/i/24324040.html




武汉地区考古的回顾
开拓(1949年至1978年)
武汉地区正式的考古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配合武汉地区的基本建设,先后清理了数百座古代墓葬,发现了大批各时期文化遗存。此阶段最重要的收获是盘龙城遗址的发掘,不仅揭示了江汉地区商周时期灿烂的青铜文化,也将武汉建城历史追溯到3500年前。
发展(1979年至2000年)
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地区考古工作也迎来新契机。1984年武汉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立(1997年更名为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全面负责武汉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此阶段主要工作仍然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先后清理先秦时期古文化遗址近5000平方米,历代墓葬800余座,宋代制瓷窑址5处,出士各类珍贵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丰硕的考古成果构建了武汉地区历史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
壮大 (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本着“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工作方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方面配合武汉地区基建项目开展考古工作,勘探面积超过400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近20000余平方米,发掘墓葬1000余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套);另一方面对明楚王墓、湖泗窑址群、盘龙城遗址等进行主动性调查和发掘,为武汉市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放鹰台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南岸和东湖南端的西岸滨湖,面积约10000平方米。1965年,1997年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800平方米。放鹰台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主,也发现有西周时期、宋代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遗迹以墓葬、灰坑为主,出士器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还有掺杂着稻壳的红烧士块。其中陶器以壶、罐类器较多,器壁上多有突棱或折棱,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从屈家岭下层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一直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900-4200年。





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手武汉市黄陂区盘龙湖畔。
1954年防汛取士时发现。遗址总面积3.95平方千米,其中核心区面积1.39平方千米。遗址年代最早为夏王朝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商代时期,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盘龙城城址。盘龙城城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城外发掘了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和手工作坊遗址,出士了大玉戈、青铜大圆鼎、青铜钺、绿松石镶金片饰件等3000余件精美文物。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已知等级最高、遗迹最丰富的商代早期遗址,距今己有约3500年历史,被誉为 “武汉城市之根”。





鲁台山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西南距盘龙城遗址约20公里。遗址面积125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生活居住区,南部为墓葬区。1977-1978年,为配合滠水改道工程,在鲁台山遗址南部清理了5座西周时期贵族墓和30座东周时期中小贵族及平民墓。从出土器物上看,鲁台山可能为西周“长子”国所在地,东周时期是一处重要的楚城。








“公大史”青铜方鼎
此鼎出士于鲁台山遗址西周墓。鼎为长方形,平口,立耳,浅腹直壁,平底,四桂足。外壁四隅有扉棱,主体纹饰为双尾龙纹和乳丁纹。内壁铸:“公大史乍姬登宝尊彝”九字铭文。





常福工业园春秋墓
常福工业园春秋墓位于武汉市蔡甸区常福工业园区内。2011年在基建工程中发现两座竖穴士坑墓,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并在西边台地上又发现三座士坑墓。五座墓葬共出土了鼎、簠、盘、盉等青铜器11件(套),其中鼎、簠上有铭文。从出土文物判断,其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丁家咀战国楚墓
丁家咀战国楚墓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光星村丁家咀湾北部。2009年因修建武咸城际铁路发现,由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夏区博物馆进行抢救性发掘。墓葬均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其中1号墓为一椁一棺三箱,2号墓为一椁一棺五箱,随葬品主要有仿铜陶礼器、漆木器、竹简、铜箭镞、铜饰物等。丁家咀战国楚墓是武汉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楚墓,也是目前鄂东南地区己发现最大的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也是鄂东南地区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武汉地区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丁家咀楚简
丁家咀楚简依据其内容,可以分为卜筮祷祠记录和遣册两大类。卜筮祷祠简均出自2号墓,约490字,内容可以归属为疾病贞。贞问的事主为“娄君”,即2号墓的墓主。1号墓出土遣册简残留7字,2号墓出士遣册简约210字,简文的内容主要与车器、乐器有关,也有部分关于礼器及丝织品等的记录。










铜鼎,战国,汉南区沌口出土











权为古代的度量衡器,为称重之用,相当于今天的砝码。这套青铜权为圆环形,一套共7枚,大小相次,重量从小到大以近似1:2的比例递增。这套环形青铜权出士于武汉市新洲技校汉墓。它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度量衡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原始青浇弦纹瓿
原始瓷是在制陶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瓷用瓷土作胎,并在器表施釉,烧成温度高达1200度左右,使器壁坚硬光滑而不渗水,为后来青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件瓿为水器,出士于武汉市新洲区肖家洼西汉墓,器形端庄,纹饰流畅,制作精细,属于典型的早期原始青瓷。




江山湾墓地位于武汉市新洲区辛冲街寨山村江山湾。2016年,为了配合城市建设,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洲区博物馆对该处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共发现两汉时期墓葬4座、窑址2座。其中,2号墓随葬有鼎、壶、钫等铜礼器。秦汉时期,墓葬中已不再流行随葬铜礼器,王莽时期实行托古改制,包括依托《周礼»进行礼制方面的改革,但多见于文献记载,考古材料较为少见,2号墓铜礼器的发现正是王莽礼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实物例证。






“长宜子孙”铭文镜
该镜出士于武汉市新洲区红山咀汉墓群。镜为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叶纹间有“长宜子孙”四字铭文。两周短斜线纹圈带之间为主纹,一组为羽人戏龙,一组为白虎逐羊,一组为二兽相峙,一组为二鸟相对。据《中国铜镜图典》考证,此类镜“最早出现在王莽之前,最盛期应是王莽时,其下限一直可能到东汉中叶”。



流芳孙吴墓
流芳孙吴墓位于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街道关山村砖厂附近,于1998年发掘。此墓是一座多室砖墓,由封土斜坡墓道、排水沟、券门、甬道、南北耳室、前室、南北侧室、后室和后完组成。封土堆残高5-6米,墓道斜长14米,排水沟长约130米,砖砌墓室通长13.8、宽12.7米。墓砖朝墓内一侧均装饰几何纹或叶脉纹。随葬品为一套模型明器,均为青瓷器,共47件,包括青瓷坞堡、牛车、碓房、鸡舍、鸭舍、羊舍、骑马俑、武士俑、操作俑、女侍俑、舞乐俑等。这些器物是当时封建庄园经济,士族门阀豪强地主拥有大量部曲、田客、奴仆、仪仗的真实写照。












“将军赵濯私弩”
弩机是木弩的铜质机件,装置于弩的后部,以增强射程和杀伤力。这件铜弩机出士于武汉市洪山区石咀村一座大型券顶砖室墓。弩机板机两侧刻有铭文“郎史缪曜私弩、将军郑贵私(弩)、将军赵濯私弩”。从刻铭看,这件弩机至少被三个人使用过。这种武器刻铭特点反映了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度。







青瓷莲花尊
武汉市武昌区何家垅南朝墓出土。喇叭口,长颈,弧腹下敛,假圈足外撇。唇沿外壁有两相对的桥形系。颈部用凸弦纹分成两段,上段饰宝相花和兽面纹相间,下段贴瑞兽。肩有竖向六系。腹上部刻划缠枝莲纹,腹中及下部各塑一周重瓣仰莲,瓣尖微上翘。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部分脱落。此尊造型流畅、装饰纹饰丰富,是我国青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武昌隋唐墓
解放以来,武昌城东的雄楚大道、武珞路、中北路等千道两侧的岗地上先后发掘了隋唐墓葬近两百座。这批墓葬大体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墓葬形制多样,以带有多个耳室或小龛的砖室墓最具特色,随葬品种类丰富,出士有大量陶俑和模型明器;后段墓葬形制简单,随葬品数量急剧减少,以陶瓷容器为主。武昌隋唐墓墓葬形制特殊、出土遗物精美、发展序列完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是研究隋唐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丧葬习俗气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灰陶女俑,隋,武昌区岳家嘴出土





武昌隋唐基出士陶俑
武昌隋唐墓出士陶俑主要包括镇墓兽、镇墓武士、十二生肖、人面鸟身、人面兽身、双头兽等护卫墓主人的镇墓神怪俑,骑马俑、武士俑、文官俑、牛车、鞍马、骆驼等象征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出行仪仗俑,伎乐俑、男仆俑、女侍俑、操作俑等供墓主人享乐的家居生活俑。这批陶俑大体可分为灰陶俑、白陶俑、三彩俑等三类。灰陶俑主要见于武昌地区,应该是武昌本地烧造的。白陶俑除武昌唐墓有出土外,湖南的长沙、岳阳、常德等地的隋唐墓中也有大量出土,应该是湖南地区烧造的。三彩俑则来自中原地区。







津水路五代墓
津水路五代墓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梅家山。2006年修建津水路时发现。此墓是一座券顶砖室墓,墓室平面近正方形,东西内长2.11米,南北内宽2.05米。墓中出士遗物较多,有瓷、木、铜、铁、石等类器物共32件。根据出土塔铭和相关文献记载,墓主为五代杨吴国高僧超惠大师。超惠大师祖籍河南南阳,游化到鄂州黄龙山,创办黄龙院,后被迎奉至江夏弘扬佛法。





白釉花口碗
此碗出士于武昌津水路五代墓。花瓣形口,花瓣呈弧形和尖角形相间,浅腹,矮圈足。通体施白釉,釉面匀净,明澈丽洁,器胎微微闪黄,胎体轻薄,质地坚实、致密,瓷化程度高,器型规矩轻巧。此器型在国内出士的同时期器物中较少见,故宫博物院藏有类似一件器物,但尺寸略小于此件。这件白釉花口碗,无论从器型、胎釉、质地来看,都堪称五代白瓷中的佼佼者。






湖泗窑址群
湖泗窑址群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因在湖泗公社首次发现而得名。目前己发现窑场超过200座,其主要分布在梁子湖、张桥湖和斧头湖等湖塘沿岸的低矮台地上,遍布江夏区十多个乡镇,是湖北地区分布面积最大的窑场之一。湖泗窑创烧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北宋前期,北宋后期逐渐衰落。湖泗窑产品以民间日用瓷为主,器类有碗、罐、壶、盏、钵、盘、碟、瓶、盒、炉、枕等十多种。釉色以青白釉为主,亦有青釉、白釉和酱釉。装饰综合运用刻、划、剔、雕、镂等多种工艺,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湖泗窑址群的发现填补了长期以来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窑”的空白,充实了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内涵。









影青釉弈棋瓷枕
瓷枕,是我国古代盛夏消暑纳凉的主要寝具之一。它起源于隋代,流行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明清时衰落。这件湖泗窑的宋代弈棋瓷枕,构图巧妙,场景生动,集实用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是同时期瓷枕题材中唯一一件体现了湖泗窑精湛的烧造工艺及艺术想象力。







韩氏嘉金饰品
元代金器在全国出士较少,此套金饰品出土于周家田元代韩氏墓,共7件,其中双龙莲花形金钗2件、镂空镶绿松石金耳饰2件、鸳鸯戏莲金簪1件、宝相花金簪1件、双龙戏珠金栉背1件。这套金器运用了掐丝、锤揲、编缀、镶嵌等多种复杂工艺,色彩鲜亮、制作精湛、富贵华丽,深受北方金、元习俗的影响,是元初以来女性首饰文化的集中反映,为研究宋元时期金银首饰和元代民俗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周家田元代韩氏墓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滠口镇刘集乡,于1985年发掘,是一座元代早中期砖室墓。墓葬形制为带后龛的平顶砖室墓,左右并列三室。墓的东室刻有铭文“韩门萧氏淑真二小娘之墓”,推测萧淑真是韩氏之妾。西室随葬一组金首饰,推测西室墓主为韩氏大娘子。出土陶罐、瓷碗、金钗、金簪、金美饰、金栉背、银条脱、铜镜、铜钱等文物20余件。



明代楚藩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避免重蹈元末军阀割据的覆辙,決定依靠宗室子孙加强对地方的掌控与制衡,实施分封制,将皇子封于全国各地,以形成“诸子各有茅土之封,藩屏王室,以安万姓”的局面。其中分封在武昌府的是其第六子朱桢,国号“楚”,是首个分封在长江流域的藩国。自洪武三年(1370年)始封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张献忠起义军灭国,楚藩盘踞武昌达273年,可以说“一部楚藩史相当于一部明朝史”。





金发簪、金耳环,明,东湖高新区朱鲁湾出土








翠青釉碗
翠青釉是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官窑创烧的一种色泽温润、釉色青翠如嫩竹的青釉,为永乐时期所独有。翠青釉瓷器均造型规整秀美,胎体致密,厚薄适中,通体青釉素裹,不另加装饰,釉面玻璃质感强,釉中隐含密集的小气泡。常见的器物有盖罐、高足碗等。这件翠青釉碗出土于楚昭王朱桢墓中,是目前国内所见唯一可以确认的翠青釉碗出土实例。


二妃山明代楚藩宗室家族墓
二妃山明代楚藩宗室家族墓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二妃山2007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对该地域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1座。墓葬分为士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出土文物260余件。根据所出墓志,墓主为崇阳靖简王朱孟炜第六子镇国将军朱季垛夫妻及其后裔。墓主身份、长幼关系及卒葬年代明确,为明代墓葬断代及丧葬制度研宄提供了重要资料。




蓝釉描金鸡心执壶
蓝釉瓷出现于元代,至明宣德时期达到一个高峰,被推为上品。此壶器型规整,胎质致密,釉面光润,内壁及足心白釉略发青,外壁施以纯色的蓝釉。壶身多处描金,以蕉叶纹、海水纹、龙纹等进行装饰,在光线映照下隐约可见残留的暗纹。这件执壶是明代瓷器中的精品;不仅作为外销瓷出口海外,而且也用于王府购置用瓷。目前国内仅存两件完整器。





豆青釉盖罐
此件豆青釉盖罐,内外壁均施豆青釉,足底及唇部露灰黄胎,属龙泉窑系产品,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一件。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类似的盖罐,两者除大小有区别外,形制完全一样,带有明显的元末风格。


“天顺年置”款青花瓷碗
据史料记载,明代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年)三朝,由于战乱频繁、政局动荡,加之景泰皇帝偏好铜胎珐琅器,导致此时期瓷器烧造严重萎缩,至今极少发现署有这三朝官窑款识的瓷器,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瓷器生产面貌认识不清。此碗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署有空白期年号的瓷器,弥补了学术界对此段瓷器史认识的不足,也为研究明代早中期陶瓷史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