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东北的辽宁是一片写满神奇的土地，这里既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
距今28万年前，人类开始在辽宁大地繁衍生息，逐渐从蒙昧迈入文明。距今5000年前，红山先民创造的文化预示着辽河流域文明的曙光，青铜时代的方国文明奠定了华夏民族统一的基础。秦汉以来，匈奴、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等族此消彼长，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汇中走向融合，创造出丰富的历史与多彩的文化。
辽宁是远古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较完整的发展序列，其文化特征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相近。其中金牛山人向早期智人的进化程度和小孤山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水平，均居于人类进化史的前列，成为辽河文明的先导。
金牛山遗址位于营口大石桥市永安乡西田村，距今约28万年，是中国东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人类洞穴遗址。金牛山人以洞穴为居所，已懂得通风取火，能用石英岩制造较小的工具。遗址发现属同一个体的大部分人类骨骼化石，其头骨和肢骨特征比同时期“北京人”进步，表明金牛山人已能直立行走，跨入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进化的过渡阶段，是人类进化的罕见标本，被评为1984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金牛山人头骨复原像
距今一万年前后，以磨制石器的使用、原始农业的产生、陶器的发明为标志，古人类跨入了新时期时代。辽宁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50余处，其中8000年前后查海遗址出现的礼玉和龙崇拜观念，使辽宁地区率先进入“文明起步”阶段，5000年前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祭祀遗址群，是中华大地较早升起的文明曙光。
查海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濒临辽河支流饶阳河源头的一处山坡台地上，距今约8000年。该遗址揭露出50多座房址成行排列，房址间有窖穴，中部广场上摆塑一大型龙形堆石、10多座墓葬和祭祀坑，遗址四周围以环壕，形成一座完整的史前聚落，被誉为“辽河第一村”。
筒形罐
查海遗址出土玉器全部选用透闪石软玉类，器型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以及斧、锛等工具，已掌握了以管钻法钻孔的技术，开启了东北地区制玉工艺的先河，对后期红山文化的玉器有深远影响。
玉珏
距今5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多元并进”格局。辽宁西部山区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规模宏大的“坛庙冢”祭祀礼仪性建筑，成组的女神像和以龙、凤、人等为题材的成套玉礼器，表明此地已形成一处史前宗教圣地和政治中心，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已产生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率先跨入古国时代。
女神头像出土于女神庙王室西侧，用黄粘土掺草禾塑成。大小接近真人，面部磨光并涂朱，五官比例和谐，微笑欲语，头顶有发髻或饰物，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尤其是双眼用玉石镶嵌，下唇贴蚌片代齿，更显神秘。“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女神头像（复制品）
白玉猪龙
双鸮玉佩
距今约4000年以前，中华大地经过古国时代各地部族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进入夏商王朝与周围方国并存的时代。辽宁地区既有“与夏为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又有高台文化、马城子文化、双砣子文化等多种类型的其他青铜文化，构成商周北土的不同部族方国。这些文化各具特色，又与中原夏商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是后来东北不同系统民族文化的源头。
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100年至3500年，相当于中原夏到早商时期，分布范围北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南抵永定河，中心范围在燕山北侧。该文化拥有呈立体分布的城堡群、彩绘陶器、仿铜陶礼器及成组玉器，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礼制已经形成。夏家店下层文化是雄踞燕山南北，与夏为伍的北方强大方国，可能与文献所记北土“燕亳”有关。
彩绘双腹罐
在辽西大凌河流域发现多处窖藏商周青铜器，均为社稷重器，其中的燕侯器说明周初燕国势力已达辽西，箕侯、伯矩和圄族器，也见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且有接受燕侯赏赐的记录，说明这些器物的主人是周初活动于燕地的“殷遗民”，他们服事于燕侯，但仍保持着原氏族组织，且等级较高，是周初封燕后对当地殷遗民采取宽容统治方式的表现。
“史伐”卣
饕餮纹大圆鼎
鸭形尊（复制品）
带铃铜俎（复制品）
卷体夔纹蟠龙盖罍
牛纹罍
“鱼”尊
在商末周初，辽宁地区还存在着一种北方式青铜文化遗存。这类具有浓厚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器，以兵器、工具及马具为主，便于携带，适于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立雕的动物形象极为生动，富于个性。这类青铜器从黑海沿岸到蒙古高原均有发现，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主导性文化。大约在公元前两千纪末，一些游牧民族由今内蒙古中南部向东迁徙，直至辽宁及以东地区，形成一条以内蒙古长城沿线为时空范畴的文化传播带。
人骑马纹柄青铜短刀
青铜铃首剑
鹿首铜刀
从西周至战国时期，东北南部流行以T形柄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由于这类短剑以辽宁地区出土最多、且时代早晚连续，故被称为“辽宁式铜剑”。这类短剑多为墓葬随葬品，伴出有多钮铜镜、车马器等，其分布远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或与东北古代“濊”、“貊”族的活动有关。
青铜短剑
人面铜牌
鳐鱼形铜饰件
蟠虺纹铜盉
彩绘陶钫
蛇衔蛙铜饰件、蛙形饰件
圆形柿蒂纹滑石饰件
金柄青铜短剑
石棚是与曲刃青铜短剑有密切联系的遗存，主要分布在沿辽阳、海城、营口、盖县到辽东半岛南端一线，一半坐落于山岗顶部，顶盖宽大厚重，最长者可达8米余，其功能当与祭祀有关。
战国晚期中华大地呈现出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态势。随着燕国势力的东进，东北南部纳入燕国版图，辽宁地区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中原王朝加快了开发东北的步伐，辽宁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迹遗物，证明辽宁已经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枢纽。
公元前三世纪初，燕昭王遣大将秦开却东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其中辽东、辽西郡和右北平郡的部分地区位于今辽宁境内。又修筑燕北长城，防御东胡等游牧民族的骚扰，辽宁地区正式纳入燕国版图。
划纹灰陶盖壶、灰陶豆
姜女石遗址位于葫芦岛绥中县万家镇的渤海之滨，为秦始皇东巡所建行宫，汉代沿用。该遗址利用海湾地势，以石碑地遗址为主体，黑山头、止锚湾遗址为两翼，恰如“一宫两阙”面对海上“谒石”（民间俗称姜女石），体现了皇家的威严和气派，以及中央政府对辽宁的开发和经略，也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象征。
夔纹大瓦当
汉代沿袭战国秦朝以来的规制，在辽宁地区广置郡县，并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增设玄菟等四郡。西汉初，为了发展经济恢复国力，全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辽宁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尤以辽东郡最为突出，至东汉时期已一跃成为东北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铭文砖
夫余是东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汉初开始生活于东北中部的松辽平原及辽宁北部。在这片平坦肥沃的土地上，夫余人生活了700余年，并不断向外扩展，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夫余自立国以后，与汉王朝保持亲密的臣属关系。1956年发掘的西丰西岔沟墓群，出土了大量西汉早期的珍贵文物，包含了夫余、汉族等多民族文化因素，反映了当时东北地区长城沿线居民各族交融、农牧业并蓄的生活方式。
骑士捉俘虏铜牌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范围政权更迭纷繁。汉魏之际，辽宁境内“三郡乌桓”和公孙氏政权分别割据辽西和辽东，后都为曹魏所代。两晋时期，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建立“三燕”政权，高句丽则占据辽东山地。南北朝时期，辽宁东部地区被高句丽占领，辽西地区则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政权。这些政权和民族间的碰撞、兼并，加速了经济文化交流，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活力。
“晋乌丸率善佰长”铜印、“白狼之丞”封泥
青铜虎子
东胡族系的慕容鲜卑部在曹魏初入居辽西，于公元294年定都“棘城”，其后在与鲜卑宇文、段氏两部及夫余、高句丽的相互攻战中逐一取胜，于337年建立前燕，342年定都龙城（今朝阳）。350年开始进军中原，与后赵、冉魏、段氏、匈奴、前秦等政权一争雄长。370年灭于前秦，于384年复国为后燕，退保辽西。至409年后燕为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所取代。北燕亡于436年。
花树状金步摇
金铃、金耳坠饰
鹿纹三足铜罐
鎏金镂空铜鞍桥包片
鸭形玻璃注
玻璃杯
铜大勺
金䥡刀柄
公元436年，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据有辽西，在“三燕”龙城（今朝阳）始置“营州”。此地北接契丹，东邻高句丽，为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在此进一步融合。同时，佛教在“三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向东传播。现存的义县万佛堂石窟，为分布最北的北魏石窟，反映了当时佛教艺术的发展水平。
石雕佛造像
刘贤墓志
武士像
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立国，后定都“纥升骨城”（今本溪桓仁县五女山山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5世纪初占据辽东、玄菟两郡，427年迁都平壤，直至668年唐收复辽东。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留下的遗迹遗物，生动展示了这一世居“高山深谷”的古代民族，在吸收中原和临近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化面貌。
鎏金铜冠饰
鎏金铜钉鞋掌
毋丘俭纪功刻石
桓仁米仓沟将军墓半景复原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灭北齐高宝宁残部，得辽西龙城（今朝阳），置营州。隋炀帝时期，废州设柳城郡，并“盛兴屯田于柳城之外”。唐朝建立后，在隋柳城郡故地设立营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年），提升为都督府。唐玄宗时期于营州城内设置平卢军，后又升为平卢节度使，兼领契丹、奚、室韦、靺鞨等羁縻府州，营州进一步成为唐政府经略东北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釉陶舞马俑
男石俑
三彩角杯
骨雕人物、鸟雁饰件
龙纹石棺板
釉陶昆仑俑
契丹族属东胡鲜卑族系，公元916年，由出自迭剌部的部落联盟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后改辽、大契丹、大辽）政权。历史上，辽宁地区是辽王朝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北地区是辽代一部分后族和皇族的领地，成为辽朝的腹心重地之一。辽东地区主要为汉人和渤海人聚集区。辽西地区是奚族故地，也是与皇族或后族通婚的世家大族的聚居地，辽代的辽宁佛教兴盛，儒学普及，经济、文化发达，考古发现的大量辽代遗迹遗物，反映了契丹族曾经的辉煌和辽文化的独特魅力。
双翼马纹鎏金银饰件
双鹿纹鎏金银饰件
鎏金银扞腰
鎏金银双面人头铃
绿釉双孔鸡冠壶
青瓷飞鱼形水盂
三彩釉印牡丹双蝶纹海棠式长盘
玻璃杯、玻璃钵
龟背纹四象镜
迦陵频伽纹铜镜
石经幢幢身
人面纹瓦当
鎏金铜铃
伏听
俑伏身地下作谛听状，唐宋墓中即已出现，属压胜性质神煞类明器。据成书于金元时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自天子至庶人墓中，皆置仰视、伏听。辽墓中置伏听较少见，是其趋同汉制的又一反映。
鎏金银面具
契丹贵族死后，面部常覆有金属制成的面具。面具按照死者面部特征、性别及年龄，用金属薄片加工打制而成，质地分为金、银、铜和鎏金银、鎏金铜五种，材质不同，身份不同。这种葬俗可能与契丹人信仰萨满教有关，也可能与契丹社会崇奉佛教有关。
石雕力士托棺
龙舟形金簪
引马图砖雕
契丹族最初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建立政权后逐渐信奉儒释道三教，并以佛教为主、儒教为用、道教为辅，佛教尤以圣宗、兴宗、道宗时期为盛，佛寺、佛塔遍布境内。佛教建筑继承唐代粗狂豪放的风格，又体现出草原民族的艺术特色，主要有四方三进式的佛寺和八角实心的密檐塔。辽宁境内至今保存有辽代著名寺院奉国寺和诸多佛塔，出土了大量的造像、佛画、刻经和法器等佛教艺术真品。
石雕罗汉像
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舍利石棺
摩尼宝珠
鎏金银菩提树
兴起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于公元1115年建立“大金”，定都上京会宁府（近哈尔滨阿城）。后灭辽破北宋。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定名中都。1214年，金宣宗因受蒙古人所迫而迁都南京（今开封）。1234年，金朝灭亡。金朝统治时期，长期居住在辽宁大地上的女真、契丹、渤海、汉等民族，均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辽宁地区的民族融合。
北宋卤簿钟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装壶
元朝时期，辽宁地区在元政府劝农政策的推动下，通过辽阳行省的管辖，以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农耕、商贸及手工业等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疆域的扩大和驿站的开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使得辽宁地区的文化展现出独特的风采。
三道岗元代沉船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南铺村南约5.5公里的三道岗海域。1992-1997年夏，进行5次正式的水下调查与发掘。该船船体已基本朽烂无存，出水遗物613件，其中瓷器599件，品种有白底黑花、白釉、黑釉、孔雀蓝釉等。
白釉黑花婴戏纹罐、白釉黑花龙凤纹罐
白釉鱼藻盆
汉、蒙古、女真、高丽、回回等民族间密切交流，辽宁地区的文化蓬勃发展。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辽宁境内各教派呈现兴盛的景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佛教影响日益深广，道教全真派势力则在辽西迅猛发展。
兔形铜镇纸
力士像铜带具
随着明朝的建立，辽宁结束了自辽金元以来游牧、渔猎民族统治达四百余年的历史，重新纳入到以汉人为主体的大一统政权之下。塞外蒙古、女真势力的威胁，促使明朝的军事重心逐渐向东北转移。对辽宁而言，这是一个边患日甚却又相对安宁的时期。明政府通过“筑城关、辟马市”等措施，使辽宁成为中央政府抵御北方民族南进的重要屏障和控制东北亚地区的经略中心。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开发，辽宁地区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宗教兴旺、文化多元的局面，为女真的再次兴起奠定了基础。
辽宁地处燕京（今北京）东北，以其山川形胜，成为中原地区“北防蒙古，东控女真”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居九边重镇之首。明政府在辽宁采取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制度实施管理，先后设置辽东郡司和奴儿干都司，以羁縻的方式将长城外面的蒙古、女真各族置于帝国的管控之下。随着奴儿干都司的内迁和撤销，辽东逐渐想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演进。
王治道墓石像生
竹节铁炮
铜鎏金接引佛（阿弥陀佛）像
道教女官铜像
链式铜坠饰
1989年发现的铁岭喜庄子女真墓里，出土的一套典型的靺鞨-女真系组合坠饰，为女真萨满教法器。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在辽宁东部山区不断发展壮大，拉开了明清鼎革的序幕。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经过五十余年的奋战，由辽左一隅长驱西进，开创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康雍乾时期，清政府灭南明、平三番、收台湾、定新疆，成功抵制沙俄的入侵，迎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有清一代，辽宁的繁荣富庶程度远超前代。康熙、乾隆等皇帝先后数次东巡祭祖，其间，盛京城（今沈阳）几经重修扩建，彰显陪都的繁华与皇家气派。
清世宗满汉文谥宝
汉满蒙文宽温仁胜皇帝信牌
海棠山摩崖
萨满神冠
七星神剑
覆钵式石塔
蓝碧玺朝珠
石蓝缎地绣五爪金龙袍
最初对辽博感兴趣，是因为历代书画，想看簪花侍女，想看天青烟雨，想看瘦金体的《书蔡行敕卷》，想看狂草的《古诗四体》，想在笔墨之间遨游古今。但美的事物总是可遇而不可求，时隔八年两次到辽博都没赶上书画展，留点遗憾给第三次补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