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博物院位于成都市青华路5号，与杜甫草堂和浣花溪公园毗邻，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我们提前在网上预约，出示川府健康通绿码后，刷身份证进入博物院。
四川省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展馆分布在上下三个楼层中。
虽然馆内设施比较陈旧，却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拥有32万余件馆藏文物，其中珍贵文物5万件。
距今5300多年前，新石器中期的《彩陶瓶》，红色陶瓶上有着黑色的波浪状曲线，十分优美。
《银扣彩绘鹰爪足漆杯》。
彩绘漆器是最具彝族风格的器物，鹰是彝族的图腾崇拜之一，以鹰爪为足的高足杯，因鹰爪难得而高贵。红、黑、黄三色是彝族的本色，代表了彝族崇尚的勇敢、热情、尊贵和光明。
在藏传佛教文物馆中《鎏金铜面具》给人深刻印象。
这件护法神形象的面具，头戴骷髅冠，冠饰上嵌有绿松石和珊瑚珠，额前有彩色丝穗。护法神怒睁三目，呲牙卷舌，令人心生畏惧。
东汉时期《抚琴俑》。
石俑头戴圆帽、盘腿而坐，膝上放置一琴，正在抚弦弹奏。石俑双目炯炯有神、面露微笑、神情仿佛十分沉醉，生动的形象打动人心。
镇馆之宝东汉时期《宴饮百戏图石棺》。这座石棺看不到死亡的阴影，除了底部，其他五面都刻有汉代人理想中的生活场景。
最大的惊喜是恰逢《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及吴越文化为主的数百件青铜重器齐聚一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长江上游青铜文明，三星堆出土《跪坐铜人像》，长发向上竖起，形象十分生动。
长江上游青铜文明，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象首耳兽面纹铜罍》夺人眼球。
此罍用象、蟠龙做装饰，通体云雷纹与兽面纹，如此繁奢精美的礼器，应当是品阶高贵之人才能拥有。
长江中游青铜文明，随州市博物馆国宝级藏品，《擂鼓墩二号墓编钟》，湖北省随州擂鼓墩二号墓。
36件的组合几乎占据展厅两面墙体，气势逼人。
这套编钟被称为曾侯乙编钟的 “姊妹钟”。两套乐钟(镈钟除外)合计100件，百件编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的宏伟的编钟系列。
黄河流域青铜文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镇馆之宝，春秋时期《秦公镈》。
秦公镈造型雄伟，镈身遍布精美繁复的纹饰，飞龙和凤鸟比翼。镈器身上刻有135字铭文，无言的文物向后人讲述着久远的历史。
四川省博物院的常设展馆独具四川地域特色，其中远古四川馆、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馆、四川民族文物馆、藏传佛教文物馆、万佛寺石刻馆等，向观众展示了源远流长的巴蜀文明。
万佛寺石刻馆和陶瓷馆因内部改造闭门谢客。
常设展馆还有张大千艺术馆、书画馆等。
张大千艺术馆收藏了川籍画家张大千绘画作品近400幅，是国内藏有张大千作品最多的博物馆，但许多精彩藏品并未展出。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晚唐伎乐菩萨二身图》。
张大千于40年代初远赴敦煌临摹壁画，用时两年七个月，临摹了276幅敦煌壁画，不仅使敦煌石窟艺术走向世界，他本人的画风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创立了泼墨彩画风格。
在四川民族文物馆中，我了解到四川是多民族省份，世代居住着藏、彝、羌、苗、回、蒙古、傈僳、满、纳西、土家、白、布依族、傣、壮等十四个少数民族。看到了记录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文物。
彝族是四川省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约210万。
彩绘漆器是最具彝族风格的器物。
《涡纹彩绘漆木盔》，贯穿漆器的红、黑、黄三色是彝族的本色，代表了彝族崇尚的勇敢、热情、尊贵和光明。
《银扣彩绘鹰爪足漆杯》。
彝族的传统信仰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
鹰就是彝族的图腾崇拜之一，是神的代表。彝族人做法事时，常用鹰爪作为驱逐妖魔鬼怪的法器。
以鹰爪为足的高足杯，因鹰爪难得而高贵，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拿出来使用。
《释比推算日子的画谱》。
羌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活动的记载。
羌族相信万物有灵，信仰多神，自然崇拜是羌族信仰的主要内容，羌族房屋顶部供有一块白石代表众神。
羌族的巫师在羌语中称为“释比”或“许”，被尊奉为是可以连接生死界，直通神灵的人。
四川是我国第二大藏区。四川博物院的藏传佛教文物反映了一千多年来佛教文化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在藏传佛教文物馆中《鎏金铜面具》给人深刻印象。
这件护法神形象的面具，头戴骷髅冠，冠饰上嵌有绿松石和珊瑚珠，额前有彩色丝穗，有些遮挡了额头上的第三只眼。护法神三目怒睁，呲牙卷舌，令人心生畏惧。
《木面具》刻画的形象与鎏金铜面具相似，能更清楚的看到额头上还有第三只眼睛。
在远古四川展区看到了四川盆地的远古文明。
距今5300多年前，新石器中期的《红陶罐》。陶罐器型规整，感觉加个盖就是四川泡菜坛。
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晚期的《彩陶罐》，彩陶上有一些神秘的条纹。
距今5300多年前，新石器中期的《彩陶瓶》，红色陶瓶上有着黑色的波浪状曲线，十分优美。
两汉时期以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陶塑艺术为代表的汉代陶石艺术，主要用于墓室建筑构件和雕刻和墓前标志性石刻，是当时厚葬风俗的产物，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为画像石、画像砖的大量生产创造了条件。
秦统一巴蜀后，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四川盆地得到迅速传播，陶石艺术在安定富庶的四川开始盛行。
四川画像石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主要以浅浮雕、透雕和半圆雕为主，简洁明快，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在汉代陶石艺术馆，通过生动形象的陶石艺术作品，看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四川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画像石棺是四川汉代常见的葬具，画像集绘画与雕像于一体，内容再现了汉代的生活场景，生动表达了人们的生死观、宇宙观。
蜀人相信“灵魂不死”、“死后升天”，因而陶石艺术中没有生命消亡的恐惧阴影，而是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镇馆之宝东汉时期《宴饮百戏图石棺》。这座石棺除了底部，其他五面都刻有汉代人理想中的生活场景。
我们看到的这一面是宴饮百戏图，图上刻画了欢乐的宴饮图。
画面中共有六组人物，左面是主人夫妇及杂耍的艺人，几位艺人在表演各种高难动作。
中间下半部分是五位已经到来的客人正在用餐，上半部分是两个人在楼上向下观望。
右面下半部分是仍有客人乘坐马车前来赴宴，上半部分厨房里的厨师还在忙碌。
东汉时期《双阙》。
在汉画像砖中出现最多的建筑是阙。阙古时指城门或皇宫大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称为城阙或宫阙。
阙砖出现在陵墓前入口大门处，是人们心目中的“升天之门”。
阙分为单阙、双阙、凤阙等。
这座双阙中间老人叫“大司”，意为在门口恭迎墓主人踏上升天之路。
东汉时期《朱雀.铺首墓门》。
铺首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门饰，汉代建筑的大门多以神兽装饰铺首，以作驱妖避邪，保卫家宅安宁。
朱雀在古代被认为是引导方位的神鸟，很多铺首采用朱雀与铺首衔环的组合。
门扉出现在墓葬中，铺首也一并保留，转化为画像刻于墓门上。
东汉时期《翁仲像》。
古代陵墓前都有石人石马，其石人就叫翁仲。
传说中翁仲是秦朝大将阮翁仲，身高三丈，异常勇猛，受秦始皇之命出征匈奴，屡建战功。死后铸其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
后来翁仲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铜像或石像，成为中国两千年来上层社会墓葬及祭祀活动重要的代表物件。
汉代除了石人，也流行随身佩带玉翁仲饰佩，用于辟邪。玉翁仲常雕刻为长须大袍立状老者，头戴平冠有孔穿绳便于佩带。
画像砖是汉代砖制墓室中用于装饰的图画转。四川画像砖一砖一画，真实生动地展示了汉代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
东汉时期《鱼筏》。渔民划着筏子在水上捕鱼的场面给人一种紧张的感觉。
东汉时期《播种》。四人在挥锄奋力刨地，两人跟在后面撒种，画面生动形象。
东汉时期《导车》。
汉代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车马，车马图也是汉画中的流行题材。
画面上一辆有顶盖的马车正在飞奔，车夫回眸看向车中的官吏模样的主人。
东汉时期《骖龙雷车》。骖（音can）在古时指驾在车辕两旁的马。
用龙驾车，车轮是云纹，显然是王宫贵胄。感觉画面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
东汉时期《三骑吏执吾》。画面是三位骑马飞驰的小吏，好像正赶着去办很重要的事情。
俑陪葬的习俗在汉代大量出现。
四川东汉陶俑以生活气息浓郁、姿态活泼生动、造型夸张浑厚著称全国。
形形色色的石俑，塑造了各行各业的人物形象，十分吸引人的目光。
东汉时期《抚琴俑》。石俑头戴圆帽、盘腿而坐，膝上放置一琴，正在抚弦弹奏。
石俑双目炯炯有神、面露微笑、神情仿佛十分沉醉，生动的形象打动人心。
东汉时期《执铲箕俑》。男子垂眸微笑，左手执箕、右手持铲，正要去劳作。
这尊《说唱俑》的形象十分滑稽。
这尊《说唱俑》的形象令人捧腹。这是复件，原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三国时期《庖厨俑》。
厨师面前的操作台上摆放中鱼、肉等食材，还有饺子。原来饺子的历史已经超过1700多年了。
三国时期《托盘献食俑》。
东汉时期《持镜俑》。
石俑执圆镜于胸前，憨厚的笑容使人感到这是一个淳朴单纯的人。
东汉时期《陶楼》。
这座二层建筑使我们看到了汉代的建筑样式与基本布局。顶脊、瓦檐、梁、柱、门、窗、墙完整精巧，二层平台还有人在抚琴，给人生活安定富足的感觉。
此行最大的惊喜是遇到《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
参展文物几乎覆盖长江全流域，上起商代，下迄秦统一，以青铜器为主，包括金器、玉器、漆器在内共518 件套。其中一级文物多达209件。
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及吴越文化为主的数百件青铜重器齐聚一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古蜀文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在商代、西周时期先后绽放出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
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巴、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并存的两个最重要的古国。
巴国是周王室建立的姬姓封国之一，为周文化的一个分支。大约春秋晚期，巴国迁徙到四川盆地东部，后人所谓“巴”即因此而来。四川盆地东部地区是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以川东、渝东峡江地区为中心，与蜀文化相互融合、交相辉映。
巴蜀青铜文化不断吸纳中原、周边、甚至远方的文化、与自身传统融为一体，孕育出神秘、辉煌且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特征，是长江流域代表性青铜文明之一，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这里再次看到了三星堆标志性的青铜人面像。
三星堆博物馆藏品，商代《铜人面具》，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博物馆藏品，商代《铜人面具》。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博物馆藏品，商代《带金面罩铜人头像》。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透过这些仿佛天外来客的青铜人面像，仿佛看到了繁荣富庶的古蜀国社会，古蜀人独特的审美与神秘的宗教信仰使三星堆青铜文明在世界青铜史上熠熠生辉。
三星堆博物馆藏品，商代《跪坐铜人像》，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铜人长发向上竖起，与在三星堆博物馆见过的《立发铜人像》有相似之处。
三星堆博物馆藏品，商代《铜神树》，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三角形底座每面各有一个跪坐铜人，相貌威严。
三星堆博物馆藏品，商代《铜眼型器》，出土于三星堆遗址。表达了古蜀人的眼睛崇拜。
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也是四川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古蜀国都邑，已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大型祭祀活动场所和大型生活居址、多处集中墓地等遗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的建城石提早到距今3000多年前。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已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品，商代晚期至西周，《镂空眼型器》。金沙遗址出土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型器有所不同。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品，商代至西周晚期，《石虎》、《跪坐石人像》，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坑，用于祭祀活动。
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西周时期《象首耳兽面纹铜罍》，出土于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
罍（音lei）是盛酒器。
此罍用象、蟠龙做装饰，通体云雷纹与兽面纹，生动立体、霸气外露，令人震撼。
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战国时期《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出土于成都市百花潭中学。
这种壶是战国时期的一种酒器，壶身通体用金银嵌错出纹样，器身上布满的4层图案，内容丰富多彩，栩栩如生刻画了战国时期的狩猎、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等场景。
画面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场面，最珍贵的是由水战图得知中国春秋末期形成了新军种水军，是研究战国时期的实物资料。
四川博物院藏品，战国时期《带盖蟠虺纹铜缶》。
虺（音hui）在古书上是一种毒蛇。出土于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公社木淳墓。
缶在春秋战国时是重要的礼器。铜缶是一种盛水或酒的器皿。
缶还有乐器的功能。
绵竹市博物馆馆藏，战国时期《提梁铜壶》。出土于绵竹市清道乡金土村。
壶身上有着精美的纹样，感觉外观造型十分优雅。
成都博物馆镇馆之宝，战国时期《狩猎纹铜壶》。出土于成都市青羊小区。
器身除了几何菱形纹、蟠螭纹、云雷纹等纹饰间隔装饰之外，以图画性内容作为装饰是春秋晚期铜器的一大发展。壶身上镌刻着精彩的狩猎场面，猎手有的持弓、有的舞剑、有的使用长矛在与虎和鹿等动物等搏斗，画面生动、细腻精美。
绵竹市博物馆馆藏，战国时期《龙纹兽钮四耳铜豆》。出土于四川省绵竹市清道乡金土村。
豆为盛食器。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品，战国时期《虎钮铜淳于》。出土于重庆奉节永安镇遗址。
錞于是古代乐器“四金”（錞于、镯、铙、铎）之首，击打时，声震如雷，回音良久。
据说奏响錞于可以鼓舞起古代巴民族军士的“天性劲勇”。
但如何演奏錞于，却早已经失传。
论起古老的乐器，淳于应是编钟的前辈。
巴文化青铜乐器中，以淳于、钲、编钟等为主，淳于、钲在四川盆地东部及周边区域极为流行，是巴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其中虎钮铜淳于是巴文化最具代表性和文化标识的青铜器。
四川渠县历史博物馆藏品，战国时期《铜钲》，出土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城坝遗址。
钲（音zheng）是古代行军乐器。形状狭长似钟，有柄可执，击之而鸣。
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就指铜钲。古代军中以敲击铜钲为退兵信号。
淳于和钲是互相配合使用的军乐器，用以指挥军队的进退。
淳于和钲彰显了巴人尚武好战的文化风貌。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品，战国时期，《夔龙耳带盖铜盥缶》，出土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罗家坝33号墓。,
夔（因kui）在古籍中是蛇状怪物。
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南下，势力进入江汉地区，催生了湖北盘龙城约300年的繁荣与发展，创造出比肩中原的青铜文明。
以盘龙城为中心，长江中游沿岸及其他商代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湖北省博物馆藏品，商代时期《铜盉》，出土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
盉（音he）是古代盛酒器。
湖北省博物馆藏品，商代《铜斝》。出土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
斝（音jia）是古代饮酒器。
盖上的立鸟头上顶着龙角，器身上雕有扬着鼻子的象，十分霸气。
随州市博物馆国宝级藏品，《擂鼓墩二号墓编钟》，湖北省随州擂鼓墩二号墓。36件的组合几乎占据展厅两面墙体，气势逼人。
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势力逐渐衰弱，楚国多次讨伐曾国，迫使曾国臣服于楚国。作为楚国附庸，曾国的文化逐渐拜托周文化影响，趋同于楚文化。但在音律上仍然保留自己的传统。
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的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1981年,在曾侯乙墓西侧的擂鼓墩二号墓，又发掘出一套36件编钟。
经专家鉴定，这套编钟与曾侯编钟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
从编钟的音高分析，二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有别而自成一体，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五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
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 “姊妹钟”。两套乐钟(镈钟除外)合计100件，百件编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的宏伟的编钟系列。
随州市博物馆藏品，春秋时期，《曾侯舆编钟》，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文峰塔1号墓。
文峰塔1号墓出土的编钟完整的有5件，残破可复原的有1件，无法复原的有2件，还有2件带铭文的编钟残片。
钟铭记录了三件事实，1、曾先祖在周初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征伐殷商，始封江汉之地。2、周王室衰微，曾国依附于楚国。3、吴楚之战中，吴师入郢，曾候救出楚王。
湖南商周时期青铜器出土的地点几乎遍布全省各地，其中湘江流域出土青铜器最多，由此联想湖南在商周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已经十分发达。
长沙市博物馆藏品，商代《兽面纹铜铙》，铙（音nao）为古代击乐器。兽面纹给人威武霸气的感觉。
周礼记载，“金铙以止鼓”，表明铙是军队中用来指挥进退的器具。古代军队作战，常以鼓为前进的号令，而敲响青铜铙时，鼓声停止，将士们收拢队形停止进攻。
铙不仅有军旅指挥上的作用，还用于祭祀、宴乐。最初的编钟即是由铙演变而来。
岳阳市博物馆藏品，商代《兽面纹铜罍》。
器身上的兽面纹精美霸气。
吴城遗址位于江西樟树市，吴城文化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赣中等地区。这一带的历史文化遗存呈现了3000年前的南方青铜文明，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观点。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商代《兽面纹虎耳铜方鼎》，出土于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双耳各卧一虎。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商代《兽面纹分档铜鬲》，出土于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商墓。
鬲（音ge）为炊煮器，此鬲为祭祀礼器，造型小巧、纹样精致。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商代《兽面纹提梁圆腹铜卣》，出土于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商墓。
卣（音you）为古代盛酒器，外形口小腹大。
感觉器身的兽面纹少了几分霸气、多了几分婉约。
春秋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着众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中姬姓的蔡国和偃姓的群舒（舒鸩、舒庸、舒蓼等国）历史文化遗存的青铜器都独具特色。
安徽博物院藏品，春秋时期《兽首铜鼎》，出土于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五里乡。
这件铜鼎外观很奇特，像是一只鼓着肚子的小动物。从兽首看有些像兔子，角饰雷纹，腹部两侧饰有蟠龙纹，给人萌萌的感
觉。
安徽博物院藏品，春秋时期《蔡候申铜簋》，出土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蔡侯墓。
器盖的形状让人联想到石榴。
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青铜文明。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镇馆之宝，春秋时期《秦公镈》，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太公庙。
镈（因bo）是镈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节奏性强，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与编钟、罄组合使用，形体特大的镈用以指挥乐队, ,常用于贵族在祭祀或宴飨等礼仪场合。
秦公鎛造型雄伟，侧旁的飞棱形状是飞龙和凤鸟，镈身遍布精美繁复的纹饰，两条带状花纹中间四个区段，雕有龙与凤鸟。
镈器身上刻有135字铭文，大意是，秦代自先主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后，才受封列为诸侯，“赏宅受国”。我立志效忠周王，经营好先辈留下的疆土，造这套乐器请天下诸公欣赏，望天下太平，万寿无疆。
专家又从铭文和秦武公的功绩，考证出铸鎛的人是秦武公。
此鎛因此被称为秦武公鎛。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品，西周《伯各卣》，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竹园7号墓。
卣（音you）通常指带提梁的青铜酒器。
同时出的有两件伯各卣，一大一小，此件为小者，还有一件尊。三件均有相同铭文，这也符合当时尊、卣配合使用的习惯。
这件卣器盖内和器身都有相同的铭文:伯各作宝尊彝。故此卣名为伯各卣。
伯各卣装饰相当奢华霸气，提梁两端是羊首，，梁上有二个牛首，器身有龙纹和兽面纹，还有有卷角翘出。
在四川博物院，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璀璨的瞬间，享受到文化盛宴。